近代西方国家为了殖民扩张，刻意制造“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并把它们转化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对立，鼓吹所谓的“西方优越论”，包装和美化自己的侵略行为。这种话语渗透比暴力征服更为隐蔽、更具迷惑性。由于对“文明”、“进步”的“制高点”的操控，所谓“西方优越论”的隐蔽话语常常被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不假思索地接受，使自身的历史叙述落入“文明”战胜“落后”的话语陷阱。
“西方优越论”自古有之
从源头上看，“西方优越论”的话语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埋下根基。在古典作家的观念中，古希腊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拥有最高程度的文明，离希腊越远，文明程度就越低，边缘地区是文明到达不了的地方。希腊人把人类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在两者之间建构了一道想象的界线，把空间的不同区域转化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之分。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曾说，“我生来是人类而不是兽类，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实际上，“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希腊人“发明”出来的，其目的是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确立希腊人的优越性。
为了维护自身的优越性，古希腊一直在寻找文化和地理上的他者。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人居世界”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个部分，这种洲际概念被用来区分“文明”和“野蛮”。古典作家习惯于把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演绎为欧洲与亚洲的对峙、“文明”与“野蛮”的敌对。尤其是被西方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他在总结希腊人与波斯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宿怨时写道：“波斯人声称亚细亚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是属于他们的，但欧罗巴和希腊民族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在希波战争中，希腊对波斯存在傲慢与偏见，认为波斯人是专制的、野蛮的，他们不仅是对希腊“自由”的威胁，更是对“文明”世界的威胁。
不仅如此，“文明”与“野蛮”的话语还成为希腊对外扩张的重要依据：由于“野蛮人”无法独立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需要希腊人来改造，后者统治前者是“正当的”。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写道：“没错，希腊人应当统治野蛮人，而不是野蛮人统治希腊人……他们是奴隶，而我们生来是自由的人。”这种“文明”战胜“野蛮”的优越性论调，成为后世西方对外扩张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思想根源。
所谓“西方”（Occident）和“东方”（Orient）的两分法，也是西方从古希腊文化中继承下来的，被用作建构“西方优越论”的依据。西方人自称为“文明”世界，而东方则被视为“野蛮人”的世界。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自己是唯一的文明地区，东方是“异教徒”和“野蛮人”的居所。对于西方来说，东方是形塑理想自我形象的他者，西方从这种对立和对比中获益，从而确立和凸显自身所谓的“优越性”。然而，这种所谓的东西方概念显然不是客观、公正的划分。
在中古欧洲，“文明”与“野蛮”的话语具有更加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欧洲人对自己以外的世界形成了极其顽固的刻板印象，把来自外部的威胁视为蛮族和异教徒对文明世界的攻击，这些外部的他者包括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等。欧洲与非欧洲的对立通常被置换成“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所谓“文明”与“野蛮”话语的内在逻辑是，欧洲自诞生起就优越于其他地区，它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方面的成就“证明”欧洲是最好的大陆，“欧洲之所以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领先地位，是因为人类的思想在这里取得了最大的进步”。这种“西方优越论”的话语霸权到近代以后就直接转化为赤裸裸的殖民扩张主义。
为近代殖民扩张辩护
在15世纪之前，以“文明”、“野蛮”为核心内容的“西方优越论”话语主要在欧洲范围内流行，其影响力也基本局限在欧洲。新航路开辟后，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这些原本局限于欧洲的“地方性”话语获得了武力加持，被以强制或隐形的方式兜售到世界各地。就非欧洲地区而言，所谓的亚洲、非洲、美洲等名称并非当地人原始的自我称谓，而是从欧洲人那里获得的。在欧洲人强大的文化攻势下，非欧洲地区纷纷经历了“自我东方化”，接受了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烙印的区域身份。
在“西方优越论”的驱动下，欧洲人形成了过度的自信，自命不凡地认为欧洲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地区，肩负着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的使命，以“拯救未开化之人的灵魂”。1898年，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在一首诗中写道：“肩负起白人的重负，派出你们最优秀的后代。”这种论调意在为殖民主义辩护，人为制造文明的高低优劣之分，进而为欧洲征服和统治世界提供“合法性”。而且，西方殖民者把殖民和干预行径美化为“输出文明”，鼓吹“文明托管论”，认为殖民地人民管理不善、治理较差，而西方最适合充当“野蛮人的监督者”。
在“西方优越论”话语运作下，欧洲和西方被视为理性、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化身，从而掌握了意识形态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空间概念置换为时间概念，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空间差异”被转化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时间距离”，西方被设定在线性时间序列的高级阶段，而非西方地区处在低级阶段。由此，西方即欧洲，掌握了“现代”的解释权，被视为进步、理性和现代性的代表，而东方即亚洲、非洲等，被斥为停滞、蒙昧和传统落后的象征。美国学者罗伯特·威廉姆斯指出，“在征服土地的过程中，欧洲的西方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为支撑，即西方世界的宗教、文明和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一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
为了证明所谓“西方优越论”的合理性及其悠久历史，西方世界还建构了一套看似完整的历史谱系，认为在事关人类发展道路的竞赛中，西方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其他地区的野蛮状态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注定。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一书中指出，“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外教育中我们都被教导，存在着一种被称作‘西方’的实体。人们把‘西方’视为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和文明并与之对立的社会和文明。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从小就相信‘西方’拥有一个完整的谱系。根据这个谱系，古希腊孕育了罗马；罗马孕育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孕育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孕育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孕育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与政治民主的结合，反过来又孕育了体现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权的美国”。在此种叙事之下，历史沦为某种用来划分道德高低和文明进步等级的手段。显然，这种线性发展谱系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带有误导性甚至是极其危险的。
为了确立对东方的优势地位，欧美知识界积极为西方霸权进行舆论造势。19世纪初，欧洲出现了一种专门研究东方国家文化或人种的学问，被称为“东方研究”，包括对伊斯兰、印度、中国等的研究，目的是论证欧洲文明主宰世界的“合理性”。二战后，为了争夺第三世界，美国社会科学家积极为美国的全球冷战政策服务，提出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以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为榜样，为“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这也是所谓“区域研究”在美国兴起的背景。
不断制造“假想敌”
西方世界炮制和推广“西方优越论”，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贬损和妖魔化对手，不断制造“假想敌”，制造区域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从中获利。为了凝聚内部力量，西方不断制造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形象。正如亨廷顿所说，“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在他看来，东方存在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证明西方的“优越性”。研究后殖民问题的重要学者、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和南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罗纳德·英顿说：“没有印度传统这一漆黑的岩石作底座，就显现不出欧洲理性的光辉与明亮。”
西方寻找“假想敌”的步伐从未停止，它被归纳为一种“从柏拉图到北约”的历史传统。可以说，制造东西方之间对立并把东西方之间的区别绝对化，是欧洲和西方的拿手好戏和一贯作风。吉卜林写道：“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之间永不交汇。”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创始人兼编辑欧文·哈里斯写道：“‘西方’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而是一个被高度人为建构的概念。它需要一个威胁生命、公然敌对的‘东方’的存在，才能使它自身存在并维持统一。”在西方制造的区域对立和对抗中爆发了大量流血冲突事件，如希波战争、十字军东征、近代殖民征服等，自古至今，从未间断。
进入21世纪，西方仍在使用“文明”与“野蛮”的话语制造区域对立，如所谓的“邪恶轴心”、“失败国家”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抱团结盟进行对外扩张，以意识形态和选边站队来割裂世界，例如“北约”东扩、强化“五眼联盟”、组织“印太同盟”等。这种状况的根源是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迷信零和博弈，在国际社会中大搞“圈子文化”和集团政治，拉帮结伙对“假想敌”实施战略遏制和打压围堵，导致区域对立和对抗愈演愈烈。
当前，西方寻找“假想敌”的目标主要有二：一是对可能挑战西方霸权地位的国家制造“修昔底德陷阱”，将之拖入与西方竞争的持久消耗之中；二是对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国家，动辄挥动制裁甚至干预的大棒，采取极限施压或推行所谓“颜色革命”，迫使其倒向西方阵营。西方国家自以为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深刻反映其狭隘利益的“价值观”来区分远近亲疏，挑起国家和区域间的对抗，结果是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全世界愈发分裂。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暴发，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应对气候变暖，从维护世界和平到抗击全球疫情，都亟需抛弃区域隔阂、加强合作，搞区域对立和对抗是没有前途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根本途径。“西方优越论”反映了西方国家看待他者的傲慢与偏见，不仅有悖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潮流，也必将成为导致西方文明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严重痼疾。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