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花园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拜厄特小说《花园里的贞女》中的核心意象。以往研究强调了这部小说与经典花园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尤其关注了花园的女性象征，但是大都忽视了其中的花园书写与共同体形塑之间的联系。如果将小说置于英国自身的花园文化传统，尤其是放在“英格兰大花园”的共同体想象传统中加以审视，就能发现花园意象在这部小说中的复杂内涵。它在呈现“快乐英格兰”这个经典的“乌托邦”幻象的同时，也传达了文化与环境的双重焦虑，以及在焦虑背后蕴藏的希望，即以包容和开放心态正视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通过历史传统和自然风土两方面的深度连接以实现英格兰花园的复兴。
关 键 词：拜厄特 《花园里的贞女》 花园 焦虑 共同体 Byatt 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garden anxiety community
花园意象早已成为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象征，这在莎士比亚屡屡使用的“英格兰大花园”①隐喻中可见一斑。然而，“花园”常隐含着一个复杂的文化命题，英国作家拜厄特(A.S.Byatt，1936-)正是这一命题的积极探索者。花园意象几乎出现在她的每部作品里，其中又以《花园里的贞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1978)最为典型。该小说的中心事件发生在一个都铎风格的大花园里，其他重要事件也都与花园相联系；此外，小说中的大量花园意象跟《圣经》和《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1596)等许多作品形成了互文关系。
国内外对于《花园里的贞女》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花园与女性、情爱之间的隐喻关系，可是英国学者凯尼恩率先拓展了视野，认为小说中的朗罗斯顿花园是对乐园原型(伊甸园)的戏仿，既展示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又暗示了诱惑与堕落(Kenyon 62)②。另一位学者凯莉则认为朗罗斯顿花园还影射了其他乐园原型，如《圣经·雅歌》中的“新妇之园”/“关锁的园”、《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中的玫瑰园、斯宾塞(Edmund Spenser)诗歌里的阿多尼斯花园等(Kelly 75)。他们都认为拜厄特在作品中反复借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意象(如围墙花园、封闭的喷泉)和莎翁作品中的语言，以此追忆一个失落的天堂，即一个思想和语言自然相融的乐园(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3)。上述两种研究都已经注意到《花园里的贞女》与经典花园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却未能把小说置于“英格兰大花园”的文学想象传统中加以审视。事实上，透过花园意象，我们可以领悟拜厄特对民族共同体的复杂思考。
迄今为止，学界分别对英国文学中的花园传统和共同体建构传统已有不少研究，但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我国在英国花园传统研究方面最具声望的胡家峦先生曾经结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规则花园(formal garden)的园林特点，来审视英诗中的乐园隐喻以及几种典型的园林意象和境界(38-39)，却没有深入探讨英国文学作品中蕴含的“英格兰花园”隐喻和现代性反思传统，更未涉及与这种反思相互交织的共同体情结。与此相仿，不少国外学者曾把目光投向花园意象，尤其是指出了英国文人最初对理想花园的想象主要来自于宗教、欧洲古典文学中的乐园原型和园林意象。③然而，有一点常被人忽视：随着英国历史文化的变迁，文学中的花园想象与现实中的风土灵韵相交融，文学家们日益被“英国的风土”所牵引(Ackroyd 449)，而风土精神(genius loci)意味着历史纽带和家园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正如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所说：“英国文化想象中最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天地间的召唤，一方天地水土养育一方人”(448)。这风土精神也贯穿于拜厄特的全部作品；她在《花园里的贞女》《占有》《尤金尼娅蝴蝶》《孩子们的书》等小说中多次将英格兰比喻成一个大花园，其实就是在从事共同体想象。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花园里的贞女》为主要聚焦对象，来审视作者是如何借助花园隐喻来从事共同体的想象。
一、花园里的怀旧狂欢
在拜厄特笔下，“英格兰大花园”(the Garden of England)既非纯现实，也非净土。她在《孩子们的书》(The Children's Book，2009)中多次提到了这个概念，并借书中人物汤姆之口把“英格兰大花园”描述为空幻的“镜中花园”(Byatt，The Children's Book 364)。她在一次访谈中也坦言，自己当年也曾被女王登基时席卷全国的“英格兰大花园”热潮所感染，但后来发现，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绪”虽然动人，但“脚踏实地做事，并把事情做好，却更有价值”(qtd.in Harrod and Adamson 71)。
不过，《花园里的贞女》中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小说的主要事件都围绕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盛况展开：时值战后的萧条年代，人们普遍期待女王会像伊丽莎白一世那样，开启一个黄金时代，而两个“伊丽莎白女王”之间形成的张力却令人回味：同是一个“花园”，同名的先后两个主人/女王，先前的那位开创了大英帝国黄金时代，后面的这位能重启黄金时代吗?小说的标题与战后英国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绪形成了一种反讽距离。不过，这是一种带有温度的反讽，它饱含“共同体情结”，又充满了文化/政治焦虑：战后英国多民族共同体是否仍然能成为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所说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Tnnies 19)，甚至成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所说的“深度共同体”(the deep community)，即人与人、人与自然、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之间深度沟通的共同体?(Williams 65)
加冕典礼发生时，小说中主人公波特一家和许多邻居聚集在索恩太太的客厅里，观看电视直播。当女王出现在闪着雪花点儿的灰色电视屏幕上时，电视亮光映出了围在电视机前波特一家人的轮廓，好像是一幕温暖宁静的家庭小景(Byatt，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239)④。小说还专辟一章，全文转载了《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题为《新年的曙光》，称加冕典礼是“我们民族神秘重生的盛事”(152)；又插入了报联社(The Press)的一则电讯，欢呼“我们的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即将到来!”(239)可以说，这些描述都带有重塑共同体的渴望。
在作为小说叙事焦点的布莱斯福德镇，当地大乡绅克洛维为振奋人心、扫除战争留下的阴霾，筹办了一个盛大的“不列颠节”。他希望举办一个充满“音乐、鲜花和午夜狂欢”的节日，要包括传统特色的“仿古骑士比武会”和“鹅市游园会”(65)。他走遍约克郡，为“不列颠节”造势。他要“把真正老英格兰的美食都搜刮出来”，到处赞助重修教堂古迹，修复破败的老式农舍和民居，还打算将郊外具有都铎风格的屋舍都配上都铎风格的树篱，以及都铎风格的玫瑰(65-66)。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府邸朗罗伊斯顿花园，克洛维精心复制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风貌。这片园林，包括其中的花卉、香气和布局，都是完全以与培根的《说园》(“Of Gardens”，1625)一文为蓝本打造的(128)。最后，他请求大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帮助大地回忆起它那古老的芬芳与美丽，让薰衣草、桂足香、菊蒿、三叶紫罗兰和石竹花这样的真正古老、芳香的花卉把大地变得更加可爱”(65)。显然，他渴望重温“英格兰大花园”的旧梦。而这场旧梦狂欢的高潮，则是在朗罗斯顿花园上演的寓言诗剧《阿斯特莱亚》。
把《阿斯特莱亚》放在一个大花园中演出，颇具深意。戏剧以罗马神话中的正义与贞洁女神阿斯特莱亚(Astraea)为名，意在赞美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如前所述，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童贞与花园意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世纪后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如波提切利、拉斐尔的作品等)中，童贞玛利亚经常身处封闭的花园(hortus conclusus)；而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到了伊丽莎白执政后期，圣母崇拜渐渐被“童贞女王”崇拜所替代(刘淑青 188)。更重要的是，阿斯特莱亚不仅贞洁，还是具有权威与力量的正义化身。这也是伊丽莎白一世所具有的特征。这样一个纯洁与强大的传统形象，也许是战后衰落中的英国特别需要的心理安慰。
然而，“花园庆典”并非清一色的正面描述，而是夹杂着忧虑和反讽。以《阿斯特莱亚》为例，艺术家、文人和演员们在排练期间谈诗论艺，乍一看像充满智慧的“柏拉图学园”或“缪斯的花园”(283)，可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喝着克洛维慷慨提供的各种好酒，在鲜花和树林间游荡、争吵、求偶、寻欢作乐，仿佛置身于纵欲的酒池肉林，与斯宾塞笔下的虚假乐园“福地”(Bower of Bliss)⑤别无二致。
小说中还有不少其他场景也牵扯着“花园之梦”。例如，波特家大女儿斯蒂芬妮的婚礼是在学校的师园(Master's Garden)举行的；小女儿弗雷德丽卡考上剑桥大学，其庆祝酒会是在学校花园旁古修道院回廊里办的。杯觥交错的场面与花园景象交相辉映，既散发着英国传统文化特色与文学气息，又暗示花园常常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理想交往场所。然而，这些美好的花园场景背后都暗藏了对现实的嘲讽。例如，剑桥大学毕业的斯蒂芬妮有意嫁给了一个智力平庸的助理牧师，无声地挑战了父亲的权威；波特为弗雷德里卡考上剑桥大学举行的花园派对，则是为了向长女与女婿复仇(381)；而看似文化盛会的花园派对，却因波特儿子马库斯在父亲重压下精神失常不欢而散。
总之，在浪漫的花园表象之下，是一幅幅英国家庭与社会的焦虑图景。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学中蕴含的“转型焦虑”可以看成是作家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⑥那么进入20世纪后，上述文化批评语境得以延续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裂变和“进步的异化”(弗莱 8)，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共同体的缺失和文化的断裂造成了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上的“认同危机”(霍布斯鲍姆 208)；同时，科技上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对新时期的各种困境，和其他具有共同体情怀的作家一样，拜厄特也在小说创作中频频流露出她对民族前途的忧虑。细加分析，作者的焦虑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有关民族身份的文化焦虑和有关岛国生态的环境焦虑。须要说明的是，这些焦虑只是战后英国民族文化心理——关于如何重塑民族共同体的忧思——的不同侧面。以下我们就分别加以探讨。
二、花园里的文化焦虑
由于小说用了不小篇幅来描写“花园庆典”中的传统复兴，因此一些评论家指责它过于怀旧，批评者中甚至包括拜厄特的妹妹、著名作家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后者直言小说家的责任在于书写当下，正视这个“丑陋、难以捉摸而且瞬息万变的时代”，而不是沉溺于过去，逃避现实(qtd.in 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9)。但本文此前已经指出，作者在呈现“第二次黄金时代”的表象时，其实是与之保持距离的。这种距离从小说的标题起就拉开了。换言之，小说中举国上下的怀旧情绪和各种复古活动，未必代表作者真实的政治理想和审美趣味，其中可能包含着作者微妙的反讽态度。事实上，叙事者在描写了花园狂欢之后，突然采用了倒叙，让弗雷德丽卡在20年后回头来看，发现这些只是战争浩劫之后英国人民的愿景表达，但“他们的希望却像哈姆雷特的绝望，找不到自己的客观对应物”(241)。20年后回想起来，她更能理解普鲁斯特的感叹：“真正的乐园通常都是逝去的乐园”(242)。
小说不仅暗示了“乐园”的虚幻，还直接挑战了“童贞女王”的神圣形象。在“花园狂欢”15年后，《阿斯特莱亚》的编剧亚历山大端详着国家美术馆中陈列的伊丽莎白一世肖像(Darnley Portrait)，看到了一种“双重性”：“那张煞白的脸看起来既年轻气盛、不可一世，又苍白暗淡、瘦骨嶙峋，任何年龄都有可能，沉重的眼睑下那双黑眼睛既充满智慧，又拒人千里”(13)⑦。这让亚历山大心情复杂，“崇拜与反崇拜、爱与恐惧”兼而有之(13)。
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对“花园”和“童贞女王”的反思，很好地表达了英国的文化焦虑：历史深处的辉煌记忆，真的是英国人的乐园所在吗?他们该如“闭园贞女”般坚守纯洁无瑕的民族文化吗?可以说，英国长期以来面临着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焦虑：“英格兰花园”的“开放焦虑(anxieties of violation)”和“封闭焦虑(anxieties of isolation)”(Staley 3)。英国作为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岛国，四周被海洋包围，“英格兰大花园”的观念显然跟这种相对独立、安全的状态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英国被迫接受大量来自旧殖民地的外来移民，还有数百万美国大兵的涌入；而“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则带来了美国式现代商业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对英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在这样的时局下，英国不得不主动打开“英格兰花园”的大门，于1966年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Joppke 233-237)。
小说开场便出现了多元文化的杂糅：1968年的一天，英国国家肖像馆的展厅里人头攒动，有披着纱丽和袈裟的印度移民，有身着军服、刚从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有一身银色紧身衣、皮靴和迷你裙的“硬橡胶女郎”(rubber-hard girls)，还有身着英式风雨衣(mackintosh)、英国粗呢外套和英国开司米衫的美国游客。混在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中间，亚历山大感到忧心忡忡，“这一切都变得不真实”(11)，紧接着他还抱怨说英国伟大的幽默感受到了美国式自我意识的杂交。此外，美国货的影响也十分彻底，连英国乡村也早已用上了美式牧场围栏(66)。
对于现代多元文化的入侵，在英国社会内部，乃至家庭内部，传统精英文化的抵抗十分激烈。小说中波特家的父亲比尔是当地文法学校的英文部主任，饱读诗书，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实际上却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力图将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纯正英语与正统文学的堡垒，凡是和他眼中正统文学无关的“流行小说、音乐、娱乐”都被严令禁止(135)。当他敬为神圣的英语纯洁性受到挑战时，他一怒之下，居然用斧头砍倒了花园中那棵美丽的白蜡树，以泄胸中之愤(Byatt，Still Life 289)⑧。比尔这一斧，砍出了英国人的现代焦虑。优秀的英国文化还能保持自己的纯洁吗?这正是小说题目《花园里的贞女》所强烈暗示的主题。以往的评论大都只从性别视角解读，关注“童贞女王”的扮演者弗雷德丽卡如何通过“破贞”来争取自己的自由(Kenyon 72-75)。但从文化的角度看，这里的“贞洁”显然还隐喻了“文化纯正性”的问题。小说中描写的一系列“英国文化复兴”活动，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
事实上，拜厄特本人对英国文化所受到的冲击并非熟视无睹。她曾公开表示要捍卫英国文化的正当性(Chevalier 9)。她在另一部小说《占有》(Possession：A Romance，1990)中也探讨过美国文化入侵给英国人带来的文化焦虑：一位追逐财富、地位和知识的美国教授为了占有英国维多利亚诗人的书信手稿，跟英国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文化遗产之争”。
然而，比起多元文化引发的不安，封闭和僵化所带来的文化困境更令人焦虑。斯特利在《岛国花园》一书中指出，从吉尔达斯到马维尔，英国作家一直意识到各种岛国危机，而且封闭焦虑始终和“英格兰花园”的隐喻交织在一起(Staley 17)。包括拜厄特在内的许多英国文人和艺术家都在试图突破这一焦虑。前文提到的另一位当代作家阿克罗伊德就坚信保守、封闭并非英国文化想象的特点，英语语言、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创作均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多样性特点(Ackroyd 448)。事实上，英国园林本身自古就融合了来自文学、绘画、建筑等多门艺术的灵感，又借鉴了东方园林的元素，突破了以规则、对称、封闭为特点的古典园林风格，拆除花园的篱墙，逐渐走向与山水田园融为一体的自然风景花园(landscape gardens)。
英国园林从封闭的花园发展为以自然为园的开放花园，反映了英国文化突破“封闭焦虑”的努力。拜厄特的这部小说中同样有各种危机四伏的“封闭花园”：要突破的既有现实中的围墙，也有隐喻层面的囚笼。
比尔在家里的文化专制，使子女视家如地狱(200)，最终导致他们情感发育不良，后来个人生活与人际关系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他因为英语的纯洁性受到侵蚀，愤而砍倒了花园中孩子们最心爱的树，使自家的花园反而成为他们的伤心之地(Byatt，Still Life 127)。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虽然花园是这部小说无处不在的主要意象，波特家的花园却很少提及。本应是波特一家人情感寄托的花园居然基本缺席，其反讽意味不言自明。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弗雷德丽卡逃离朗斯顿花园的情景。在戏剧节结束的晚上，这个高墙围筑的都铎花园陷入荒唐淫靡的狂欢，弗雷德丽卡无法忍受，独自落荒而逃，就在大门关上的瞬间，她突然感觉自己“就像被赶出了伊甸园”(395)。不过，与其说她是被赶出了乐园，倒不如说是突破了原先“封闭的花园”。
但在围墙的外面，却有空旷的“原野花园”。小说第12章的标题为“苗圃园”(Nursery Garden)，该章着力描写的却是开阔的、充满野趣的约克原野(119)。波特家三个孩子最初对自然的认识和留存的美好记忆都与这个“花园”紧密相连(Byatt，Still Life 362)。对他们而言，这个没有边界的花园才是一个与父权重压下的家园相抗衡的自然乐园。这个“原野花园”对于弟弟马库斯的意义尤其重大。马库斯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不善言语，这使比尔深感自己的语言正统后继无人，因此时常迁怒于儿子。也许正是为了化解内心的封闭焦虑，马库斯常去约克荒原玩一种“自我伸展”(spreading himself)的游戏：躺在开满野花的原野中心，不断向四周扩大视野(27)，在意识的无限扩展中，他能看到世界化为各种色彩丰富的图形和线条，然后“一切归于秩序”(337)。这样的伸展游戏能让马库斯暂时逃离父亲“语言的牢笼”，让意识在空旷的天地之间获得自由。但与此同时，无限的幻景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孤独与恐惧感(spreading fear)(118)。
关在高墙围绕的花园里保持纯洁，会造成闭塞和压抑；拆掉围墙全面开放，却可能在广袤的世界里迷失自我。进退皆忧，何去何从?不难发现，小说人物经历的身份危机和生存危机并非仅仅只是个体问题，也折射出集体的文化危机。在花园的隐喻里，小说把一个全球化冲击下的两难选择摆到了读者面前。不过从小说的主要叙事来看，似乎开放的声音占了上风，这其实折射了全球化浪潮中英国文化心理的趋向：纵有千般焦虑，也得开放；在开放中守住花园底色，或许民族共同体还有生机。
三、花园里的环境焦虑
与上述文化焦虑互为交织的，是拜厄特对于英格兰花园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这种焦虑延续了前辈作家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所作的拷问与深思。拜厄特在书中提到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万物合一”的自然有机观(organic philosophy)贯穿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和社会政治理想，因为他们坚信人的感官直觉、情感信念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Byatt，Unruly Times 157)，拜厄特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内心与这些浪漫派诗人之间在情感上的共鸣，“在万物彼此融合的想象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Byatt，Unruly Times 272)。从浪漫主义诗人到罗斯金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整体性的思考(有机生态观)，再从爱略特提出的“渐进式改良”(meliorism，gradual progress)的社会进步模式，到莫里斯构想的人与自然环境、工作环境有机融合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⑨，这些深受拜厄特尊崇的作家对人类与自然万物的总体关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是，随着战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文化裂变的加速，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了。
在波特家的孩子们眼里，或者对于约克郡的居民而言，约克原野是他们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花园。春天来临的时候，草原上缀满了星星点点的白色蕾丝花、金盏菊、金鱼草、蓝盆花和罂粟等各种英国野花。马库斯在被送进疯人院的时候，依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母亲牵着他的手，在约克草甸上一一识别各种野花的名字(Byatt，Still Life 362)。然而，就在这个英格兰花园里，却先后出现了三位入侵者，即火车、推土机和核爆炸预警塔。这些“闯入花园的机器”给当地的英国人带去了无尽的恐慌和焦虑。
正如英国学者萨格鲁所说，“后现代小说中出现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总是跟无序、混乱和喧嚣联系在一起”(Saguaro 73)。首先入侵约克原野的就是被狄更斯称为“怪物”、“魔鬼”和“死神”的火车(转引自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53-67)。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距离工业革命完成机器制造和机械化改造已经过去近百年。然而，铁路向乡村、荒原的延伸从没有停下脚步。在小说开篇，亚历山大经过小镇边上的一座铸铁桥，他驻足观望火车给荒原带来的冲击：“一列列火车直冲南北，呼啸而过。咆哮而出的蒸汽，一路喷洒在原野和开着杜鹃花的堤坝上；蒸汽中夹杂着无数细小的碎石砾，还喷在路边跳沙坑的男孩的脸上，灼热刺痛。凡是被蒸汽喷洒而过的地方，无论是杜鹃花的叶子还是男孩的皮肤上，都留下点点黑色的污渍”(24)。对于性格极其敏感的马库斯而言，荒原本是他从小朝夕相伴的“童年花园”，但是“这突如其来的火车彻底让他陷入了崩溃”(28)。
约克原野上还传来挖土机的轰鸣。为了建造北约克大学，整个朗罗斯顿花园和约克原野的一部分都成为工地。当马库斯在一个美好的夏日骑车经过原野时，发现挖土机正在吞噬大片的草地和野花，在“魔爪”的肆虐下，“在空中掀起一阵白绿色的尘雾，朵朵伞状的欧芹花从天而降”(Byatt，Still Life 289)，瞬间化为乌有。
拜厄特小说中的生态噩梦并非空穴来风。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英格兰花园里一半以上的森林已经惨遭清理，将近半数的灌木丛林被连根拔起；连曾经石楠丛生的荒原都有将近四分之三被开发；千年沼泽也难逃厄运，数十个物种已经绝迹，更有上百种动植物濒临灭绝(罗伯特 10-11)。
波及全球的核危机则更直接地威胁着英格兰花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命。小说中，就在女王加冕、全国普庆的时刻，丘吉尔首相却提醒英国人：“蘑菇云在我们和太阳之间漂移”(239)。在拜厄特的另一部小说《巴别塔》，即“弗雷德丽卡四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中，除了火车和推土机这两位入侵者，约克荒原又入驻了三个白色巨型球塔，也就是菲林戴尔核爆炸预警系统(Fylingdales Early Warning System)(Byatt，Babel Tower 356-357)。在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吹口哨的女人》中，弗雷德丽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焦虑：“也许他们会将我们连同原子弹一起引爆，随着蘑菇云一起飞上天；或者，他们会用凝固汽油弹炸裂地壳，或是用农药灭绝飞禽和鱼类”(Byatt，A Whistling Woman 145)。
弗雷德丽卡所描述的这幅“世界末日图”反映了当代英格兰人面临的严峻生态危机。拜厄特在自己改编的北欧神话集《诸神的黄昏》(Ragnarok：The End of the Gods，2012)中也表露了类似的担忧：“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正急速将自己推向灭亡的深渊，小不点儿眼中生生不息的田间野草，如今多半都已在现代耕作方式下灭绝。再也看不到成群的水鸟盘旋飞起，看不到画眉衔起蜗牛摔向石块，就连麻雀也已从花园中销声匿迹”(Byatt，Ragnarok 168)⑩。此处，拜厄特再一次揭示了英格兰花园正在遭受的环境浩劫。
四、从“乌托邦”到共同体
曾经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快乐英格兰”(Merry England)已经成为记忆中的花园幻境，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环境频遭破坏。战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英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内部人心相背，曾经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日渐缺失。其实，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一书中早已预见了“日不落帝国”的危机：英国人的财富“能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但是“英国人的精神却在空洞与浅薄中日益衰落”(74)。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进步和真实的幸福呢?进步的异化和文化断裂引发的种种焦虑是否还有化解的可能?
如前文所述，《花园里的贞女》开篇呈现了英格兰花园里的狂欢热潮，这样的举国庆典与复古追忆处处闪现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绪，似乎大英帝国即将重启黄金时代。然而，仅凭“幼稚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冲动(伊格尔顿称其为“坏”的乌托邦，“bad”utopia)并不能化解一个没落民族的文化/环境焦虑。只有“从所处时代中寻找能够潜移默化改造现实社会的力量，从而搭建连接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即立足于伊格尔顿提出的“好”乌托邦(“good”utopia)构想，才能重塑理想的未来(Eagleton 22)。
不难发现，伊格尔顿的乌托邦思辨与19世纪以来的社会学家(以滕尼斯为代表)提出的共同体构想在本质上趋于一致。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美好愿景的提出和实践的推动，同时也离不开与历史传统的对话和沟通。在历史上，有不少社会学家和文学家们，他们在从事共同体想象时不仅把它看作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化解现代社会焦虑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文化实践。(11)在英国历史上，花园文化因为承载了个体和民族集体的记忆，从而成为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实践。斯特朗曾经感叹：英格兰在失去了宗教和君主这两大凝聚民心的威力时，“花园却在这个岛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再度让我们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活动走到了一起”(Strong 213)。
这些年来，英国的园艺大师和作家们确实在现实和想象的两个维度上朝着共同体这一目标走到了一起。拜厄特的花园书写正是从艺术审美的维度阐释了滕尼斯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共同体观念。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且“跟艺术有着亲缘关系”(Tnnies 80)；至于共同体建构的基础，除了相同的地缘、血缘两大支柱之外，人们还因为相通的文化、理想、信念等精神和情感因素凝聚在一起(Tnnies 27-29)。正是在这一点上，拜厄特跟滕尼斯有着契合之处。她将融入英国民族血脉的花园文化作为情感纽带，试图重新激活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不仅如此，拜厄特还拓展了共同体中的“有机性”内涵，在她的花园想象中融入了“开放性”内涵，意在体现民族共同体“动态的、不断生长的、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76)。在拜厄特看来，英格兰花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自然共生的状态，还应实现人与自然、外部世界的和谐共处，即构建一个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从自我走向万物共存的生命共同体。
诚然，在《花园里的贞女》这部小说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一系列危机四伏的花园意象，其中包括堕落腐化的朗罗斯顿花园、地狱囚笼般的波特家花园以及遭受现代文明和核威胁的约克原野，但是拜厄特在这些花园背后潜藏的担忧正是出自她对英国社会、政治、文化深切的关怀。她把触角伸向了英格兰花园之外更广阔的天地，英格兰花园焦虑可以看成她那大生命共同体有机观的一部分。在小说中，她借生物学教师卢卡斯之口，对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圈作出了严厉的批判：“我们人类只是大生命有机体中的一部分”(145-146)。
虽然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足以和异化的英格兰花园相抗衡的园地，但是可以看到作者在“贞女的花园”里已经埋下希望的种子。和《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1872)中的多萝西娅一样，姐姐斯蒂芬妮以她的爱心和善意默默影响着周围的家人和受难者，她对自然和花草的钟爱为冷漠的波特家庭生活融入了一份温情。斯蒂芬妮毕业于剑桥大学文学专业，在嫁给社区牧师丹尼尔后辞去了文学教师的工作。然而她并没有因为离开了深爱的文学世界而心灰意冷，华兹华斯的《颂歌》、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等不朽篇章不断滋养着她的生命，使得她依然能在与文学传统的深度联结中逆向而行(negative capability)。她一方面积极地投入教区的志愿者和慈善工作，时常从原野里摘来风铃草、雏菊、蕾丝花、犬蔷薇等英国的野花，用来装点教堂里面的花坛，让这里成为构建社区共同文化的温馨家园(375-377)；另一方面，斯蒂芬妮在孕育孩子的同时，在家中后院培育着一方只有“两块桌布”大小的花园。在这个“玫瑰、鸢尾、向日葵和虎皮百合”竞相开放的五彩世界中，儿子威廉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花园成为孩子初识世界的天堂(Byatt，Still Life 286-287)。
值得一提的是，威廉的取名也蕴藏着深意：斯蒂芬妮在医院分娩时一直带着华兹华斯的《颂歌》(“Immortality Ode”，1807)，在给孩子取名时她首先想到了“威廉”这个名字(Byatt，Still Life 119)；而家中这个伴随着威廉成长的小花园可以看成《颂歌》中童年自然乐园的缩影。与此同时，斯蒂芬妮还常常在花园里招待那些来向牧师丈夫求助的落难者(内莉、格里和莫里斯)。在她耐心的开导和宽慰下，这些“流浪者”在花园的小憩中重获了向死而生的动力。由此可见，“童年乐园”/“避难者花园”虽然天地有限，却寄托着作者对美好共同体无限的想象。在那里，花园既是孕育生命与希望的场所，也是联结自我与历史、社会和自然的情感纽带。
可以说，这样的共同体情怀正是华兹华斯、罗斯金、莫里斯、爱略特和默多克等作家笔下代代相传的花园文化传统中不灭的灵魂，也是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中贯穿始终的精髓。自称为“自觉现实主义作家(self-conscious realist)”(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22)的拜厄特深知，英格兰花园只是人类大花园中的一部分，只有融入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考量中，才有可能走出各种困境。
综上所述，拜厄特在展现花园狂欢的同时，揭示了美好“乌托邦”幻象所掩盖的当代身份认同危机，以及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多重焦虑。虽然在《贞女》这部小说中她没有过多涉及化解焦虑的出路，却没有在焦虑中丧失希望。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哈里森对“花园”的阐释来加深理解：“‘我们的花园’绝非一方逃避现实的私密空间，而是大地上的社会群体之中的一片土壤。那里培育的是救世的文化精髓、伦理美德、公民道德。弘扬这种‘忧思’德性始终是我们的园丁的天职”(Harrison x)。英国文学中的花园传统同样具有这种“忧思”特质，而拜厄特可以看成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不仅如此，《花园里的贞女》在质疑“欢乐英格兰”表象的同时，已经提出只要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同心协力，以包容和开放心态正视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通过在历史传统和自然风土两方面的深度连接，就有可能实现英格兰花园的复兴。
注释：
①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格兰花园”通常带有政治寓意，参见Marvin Spevack,The Harvard Concordance to Shakespear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1973,p.466。
②陈姝波也谈到伊甸园主题被作者用来隐喻现实生活中的两性世界，但是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它无疑衍生出滑稽的效果(9)。
③See A.Bartlett Giamatti,The Earthly Paradise and the Renaissance Epic,Princeton UP,1966; 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Oxford UP,1973; Ilva Beretta,"The World's a Garden":Garden Poetry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Almqvist & Wilksell International,1993.
④参见Byatt,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239。后文凡引用该作品的引文，随文标注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做注。
⑤《仙后》第二卷中有一个名为“福地”(Bower of Bliss)的园林，是一个充满感官诱惑和罪恶的花园。拜厄特博士论文的选题即是“关于《仙后》和《复乐园》等诗篇中的花园诱惑”，参见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xiv-xv。
⑥从卡莱尔开始，阿诺德、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等人先后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机械时代”的焦虑，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批评的语境。参见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第232页。
⑦译文参考陈姝波第34页。
⑧继《花园里的贞女》之后，拜厄特创作了弗雷德丽卡四部曲中的后三部，即《静物》(Still Life，1985)、《巴别塔》(Babel Tower，1996)、《吹口哨的女人》(A Whistling Woman，2002)。
⑨详见殷企平，《“文化辩护书”》，第184-195页。
⑩译文参考A.S.拜厄特：《诸神的黄昏》，姚小菡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附录。
(11)盖尔纳(Earnest Gellner，1925-1995)、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都坚信“文化实践在定义并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Anne Helmreich,The English Garden & National Identity:The Competing Styles of Garden Design,1870-1914,Cambridge UP,2002,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