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中晚期兴起的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中，诗社领袖对于成员有一番精心挑选。晚年被王世贞列于“广五子”的山东籍作家李先芳，早年因和李攀龙、王世贞的同乡、同年纽带，论诗交往密切，按其本可以加入后二者所组的复古诗社，然终其一生却始终未列诗社核心排名之内，成为当时文坛一桩公案。目前对他被摒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如《皇明诗选》认为“伯承殊孟浪，宜其见轻于同人”及“为七子先驱，而其后不振”，言其被斥与个人才力不逮和性格疏浪有关;另一种则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为代表，归咎于诗社内部的排挤。然结合作家自身的复古文学观点和梳理与李攀龙、王世贞的交游始末，除名因素更应从他提倡“句工最下”的拟古路径、“无裨实用”的复古旨趣和与严嵩交往等方面着眼。以下试以李先芳为后七子的“论诗知己”到“畔我族类”的具体过程析而论之。
一、 “论诗知己”：李先芳入社的先机优势
李先芳（1511—1594），字伯承，号东岱、北山，山东濮州（今河南范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为新喻县令，历户部主事、刑部主事、郎中、尚宝司丞，两考进少卿，然傲睨御史，被谪亳州同知，稍迁宁国同知，又以奴视僚属罢归。家计富饶，晚年广构园林，以饮酒读书，游宴赋诗度日，著《东岱山房诗录》《李氏山房集》《读诗私记》等书。嘉靖文坛中，李先芳秉持“文轶先秦体，诗传大雅吟”的复古观点，并且有不俗的创作才力，王世贞记“其于歌诗，业已彪炳”“从伯承游，好伯承五七言近体也”便可略见。而在此诗才基础上，加之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同乡、同年的联系，李先芳很早便成为二人的“论诗知己”对象。
其先，李先芳、李攀龙早于认识王世贞前，就已同谢榛、靳学颜、殷士儋在北京结有山东籍贯的同乡诗社（见李先芳《同李比部谢山人约游西山兼呈殷内翰》、于慎行《明故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北山先生墓志铭》、李攀龙《附寄答》）。嘉靖二十六年李先芳中第后，又与同观政大理寺的同年王世贞交好，元美初以晚辈居之，视伯承为长者，言“余齿最劣，托载末乘。公不余少，有倡必应”（《祭李伯承尚宝文》），记录最初提携之事。稍后，李先芳延引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至此三人在京师开启了一段密切往来时期。嘉靖二十七年冬，李先芳外任江西新喻县令，虽分隔两地，但他们三人并不减交往热度，李先芳时有《初秋答王比部见寄次韵》《答李于鳞王元美二比部》《寄李沧溟王凤洲二比部闻与谢山人游西山》，李攀龙有《春日见怀》，王世贞有《答伯承新喻》《寄李新喻伯承》《怀伯承》《春日同李比部有怀伯承明府》《有怀伯承因答于鳞》和尺牍《李伯承》多则。并且在此期间，三人诗学互动紧密，如李攀龙《送新喻李明府伯承》记“文章稍近五千言，雅颂以还十九首”“才子新传《白雪篇》，江城忽借使君贤”，王世贞《答伯承新喻》“毋深簿书意，期尔细论文”，李先芳《初秋答王比部见寄次韵》言“掌上仙人劳寄字，席间野老未忘机”等。嘉靖二十八年冬李先芳回京入觐（见《庚戍元日入觐》），按例驻扎城外，王世贞又写下《濮阳李明府自新喻再寄予诗，兹以觐事驻城外，属时禁方严，不得出视，怅然有怀》二首，入京后李先芳再作《初至京，喜王元美夜访》，诗言“先问长途好，徐陈近事非”“执手语刺刺，夜分尤未归”，陈述挚友相见情景。翌年李先芳返归新喻之际，李、王等人再次为之送别，分韵赋诗，以表交谊。
频繁文字交流外，另一有力证明三人早期深厚关系的还见王世贞为李先芳辩诬事件。据王氏《送孙元之明府之新淦序》记录，李于任职新喻令之际，曾被指责耽于文艺而不事政务，“日伯承有所不合，而众毁之者盛，曰新喻令，令而诗乎已哉，吏晨环令案，问一言冀获当而去，而令愀然斥，下之亡为败”。对此风闻，王世贞当下为之辩白，言“吾思其毁伯承此耳，亟言之而予不信”，又言“伯承深于诗……而何以诗厉政者”，主张深于诗经的李先芳必当勤政爱民，绝不可能有斥下等厉政行为，解释传闻为虚。对于王氏的这次仗义举动，李先芳多年后仍感念言“往昔江右之役，赖诸公白其事，至今不忘”（《寄徐子与书》）。
据上所述，李先芳确曾在较早的一段时期内与李攀龙、王世贞论诗唱和，关系亲密，是后二者重点交游的对象。李攀龙早年诗中多称伯承为“知己”，如“回首风尘知己少，重看芳草恋音徽”“把酒论知己，裁诗懒就官”（均见李先芳《东岱山房诗录》附录，李攀龙诗集不存），王世贞诗也有“平生寡所识，识君恨不早。到处诵新诗，山东李白好”（《赠李伯承新喻令》）的赏音评价。故对于李先芳来说，加入李攀龙、王世贞其后所结的复古诗社，他本具备“论诗”和“知己”等实力人情的雙重先机优势。
二、 “句工最下”：与李攀龙拟古途径的分歧
李先芳得益于前期关系，理应可以加入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龙、王世贞组成的复古诗社。然恰恰相反，无论是第一次结社之际，还是之后成员的几番出进，李先芳皆不列选其中，同时三人交往亦于此时转向疏离。限于篇幅，仅以李先芳与李攀龙来往文献列举：从嘉靖三十年到隆庆二年（此年伯承为于鳞亡母道旁设祭，关系缓和），二李互见作品只有嘉靖三十二年共同探望徐中行，李先芳作《人日同李郎中夜集徐比部宅，怀王元美，得天字》、李攀龙作《人日与伯承集子与宅，得胡字》;同年李先芳为户部南下征粮，双方唱和有《定兴别李于鳞》《留别李比部》和《真定道中遇伯承户曹》《（留别李比部）附赠别》;其后李先芳还作《送李于鳞还顺德》《送顺德李太守入觐》《寄怀李于鳞学宪》《秋夜别徐少参兼寄李于鳞王元美二宪副》等诗，但这些诗歌在李攀龙诗集中均不见相应回复;后者直至嘉靖三十八年方有《赠符台卿李伯承出使东藩》《寄伯承》《李伯承谪亳州》三则，复见联系。对比前期来看，后期零稀的诗歌尺牍已显示了双方疏远的事实。考其原委，除去异地任官、家居等空间因素阻隔外（详见三人年谱），其余更多涉及他们的交游摩擦。相关记载中，李攀龙言“及伯承所贻新刻，并多出入，畔我族类”“其人袅袅自爱”，王世贞言“伯承视足下及仆，仅杯酒然诺交”“众大欢，呶詈之，虽濮阳亦稍稍自疑引辟去”，邢侗所撰《奉训大夫濮阳李公行状》也提及“先生辛巳向予言‘余为诗成而于鳞始学诗，余见于鳞于元美而元美悦。元美竟称五子而余见汰。余归，独往独来而五子疏’”，均反映了关系破裂的情况。
导致三人由亲密转为疏离，时有纷争的原因，首先与李先芳、李攀龙文学复古思路的差异相关。二李虽同提倡复古，但内在师法路径大不相同。结合李先芳作品来看，李氏主张从诗歌内容的“性情而作”（《重刻熊世选诗后语》）和风格的“气骨雄浑”着手学习古诗，其言“夫诗贵雄浑固矣，乐府尚自然，汉选尚厚，魏尚健，下逮六朝尚靡，盛唐重气脉，然必以和平为体，而浑雄在其中。近人尚奇，类以率露为雄浑而步趋之，是学唐而得元也”（《答王元美论诗》），言“诗以气为主，句工最下，譬人气壮则声自洪，骨健则神自爽也”（《评胡庐山诗》），而对于时人以章句模拟古诗的做法，判其下乘：“传曰：‘诗人之词奇而葩，盖含蓄以为奇，闲远以为葩，隽永以为趣，非徒章句之工尔已也。’”（《青门先生北游稿小引》）“今之学唐诗者，非李杜十二子不谈，然犹以未足也，掞奇使气，类用断章隐语以骇人，自信前无古，后无今，美则美矣，非唐诗也。”（《陈玉叔诗序》）在李先芳看来，拟古创作中若仅是章句仿效而忽略内容和气骨，那么便会本末倒置，作品徒具其形而神不相似，是谓“读诗至陆谢而下，苦其不入，谓其轻命脉而理肤腠，工典缀而乏天成也，亦性相反耳”（《与王元美论诗》）。而这种重视诗歌内容和风格，视文辞仿效为“句工最下”的师法观点正与李攀龙的复古观念产生巨大分歧，后者拟古路径恰是从章句入手，追求诗歌的文辞声韵法式与古诗肖合，如其《古乐府序》言“拟议以成其变化”、《送王元美序》言“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皆是明确申明。针对二李不同的师法路径，王世贞也有相关评述说明：
历下于鳞妙其事，数要世贞更和，其高下、清浊、长短、徐疾，靡不宛然肖协也，而伯承稍稍先意象于调，时一离去之，然而其构合也。夫合而离也者，毋宁离而合也者，此伯承旨也。（《李氏拟古乐府序》）
王氏文字清晰指明了双方复古理念的差距，二者对诗歌“意象”和“调”在创作中孰先孰后问题上产生分歧，所谓“意象”，即指诗歌的内容风格，“调”为章句法式。李攀龙倡导从诗歌格调入手模拟古诗，追求肖合，而李先芳则更认同诗歌意象气骨是拟古精髓，即使为之放弃外在形式肖合也并无不可。
理解两者南辕北辙的拟古路径后，再看彼此争论记述，李攀龙尺牍中有“辱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答李伯承书》），又“李伯承走示新刻十本，寻为读之，推意就辞，未合而战，遂劣长驱，沾沾自爱也”（《与王元美》）。前篇尺牍中，“洋洋雅音”牵涉李先芳“贵雄浑”的诗风体现，李攀龙对此指责有“盈”的弊病，暗示其创作没有严格按照古诗的章句法则，一味以气为主，洋洋洒洒，有失古格。后篇再次与王世贞讨论到李先芳“推意就辞，未合而战”的创作问题，表示对其拟古路径不从章句入手的不满。针对李攀龙的批评，李先芳亦作《与李沧溟论文》予以回应，“昔人有曰文以气为主者，有曰文以理为主者，然必气为主而理贯之，理气具足，不求工而自工者，六经之文是也”，“有摘奇剪采，发潜钩深，而剔险捉怪，茫然莫侧其端倪者。嚼之如蜡，投之如石，幻如鬼烁如石火，自负以为举世无知，古人鲜到，譬之借东邻之拳以击西邻，而不知先自挞其目矣”，指出以纯事章句进行复古，则往往多是邯郸学步，诗歌必会出现空具华丽形式而缺乏真性情，格调不高等问题。同时援引“理气具足，不求工而自工者”的六经之文，再次说明“理气”（内容和风格）优于章句的序次，反驳李攀龙的师法观点。由此，二李关于复古法式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共识，上文李攀龙对李先芳“及伯承所贻新刻，并多出入，畔我族类”等極其强烈的排斥措辞，正是源于此点纠纷。故推知，李先芳与李、王二子交游疏远的因素首先在于他们不同的文学拟古观点方面。
三、 “无裨实用”：追求生活化的复古文学旨趣
除去互为抵牾的文学拟古路径外，李先芳与后七子关于复古动机旨趣也存有差异。王世贞文集中有两则记述：
而是时有濮阳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济南李攀龙也，因见攀龙于余。余二人者相得甚欢……于是吾二人者，益日切劘为古文辞。众大欢，呶詈之，虽濮阳亦稍稍自疑引辟去。而徐中行、梁有誉来已，宗臣来已，吴国伦来。其人咸慷慨自信，于海内亡所许可。（《王氏金虎集序》）
伯承视足下及仆，仅杯酒然诺交。新喻事起，足下过仆，弹指出血，刺刺不休也。伯承竟惩创收桑榆耳，于鳞自忘之耶？（《与李于鳞》）
按王世贞所说，七子组社之前，李先芳便在他与李攀龙倡导复古被众人诋毁之时“自疑引辟去”。这一杯酒之交的举动成为三人疏远的另一导火索。那么，缘何李先芳会“引辟去”？笔者认为，这首先确有李先芳投机怯懦的原因，另外则着重与他们相异的复古文学旨趣有关。
“后七子”在嘉靖时期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其不仅是致力振兴诗坛，还有借诗名扩大影响力，获取更多政治资源的潜在目标。相较之下，李先芳拟古旨趣并不复杂，他仅是将拟古创作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最表明此种立场的见其自撰诗集序言“诗本空言，无裨实用”，“仆自弱冠举乡书，落魄十有六年，猥以声韵自娱足老也”，“吏事始抵寡过，不时记述，眺德披写裹素，故态尚存也”（《东岱山房诗录序》）。在李先芳看来，诗歌是他五次落第时寄托哀怨的情感倾诉方式，是为官闲暇时寄情度日的娱乐生活内容，于他来说，诗歌更体现“缘情”的特征，而少与事功联系，故言“无裨实用”，而创作中强调和学习诗歌的古典审美特征只缘于他的“文字癖”（《寺中李翰撰见访》）。故这种思路下，当李攀龙、王世贞以复古振兴文坛和力图政坛作为而被攻讦之时，他没有坚定地拥护和支持。归根究底，是因为较于李、王二子将文学复古运动作为用世诉求和毕生事业，李先芳没有类似目标，对他而言，文学复古纯为日常文字癖好，不足以为之牺牲更多的利益。李先芳的这种生活化复古旨趣不仅影响到作品鲜有反映民情、政治及以蕴含强烈感情引发共鸣的内容（此点也是后人多评价其才力不殆的原因），更是与后七子产生了重大分歧，单就他“无裨实用”的复古文学旨趣来说，已然不能满足进入后七子核心群体的条件。
四、 “词客高才能授简”：李先芳与严嵩关系
李先芳与李、王二子的摩擦，还与他对首辅严嵩（1480—1566，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暧昧不抵抗的态度相关。李先芳与严嵩的交往始于其任职新喻令时期，因治域毗邻分宜，嘉靖三十年李先芳在严嵩生辰时有《原寿篇寿介翁国师七衮有二序》，言“萃天伦之乐事，履天下之全福，历考古今名相未之逮云”，除外李还作《钤山堂》恭贺严嵩新居落成。严嵩方面，先有《再赠李伯承明府》以示回应，诗以“词客高才能授简，美人佳政在明弦”“定有天书催入召，飞凫阙下望来旋”，夸赏李先芳的诗才和鼓励仕途升迁，其次在嘉靖三十八年李先芳任职尚宝司奉使德藩之际，严嵩还有《送符卿册封德藩便过濮阳》（李先芳《濮州志》卷六，严嵩诗集不载）诗歌赠别。严李的这些交往引起了后七子群体的侧目，吴国伦《濮上李尚宝伯承》所记“虽从贵介游，戚施非其性。折节求友生，洋洋雅音正”，即隐晦嘲讽了这一往来关系。
严嵩自嘉靖二十七年替任夏言为首辅后，伙同其子世蕃窃柄朝政。关于李先芳是否依附严嵩的问题，本文认为没有。一为李先芳后期京师任官时的密友高岱持坚决反对严嵩的立场，若李氏依附，二人不可能成为好友;另李先芳自嘉靖三十七年调任尚宝司少卿后，职位并没有更高的升迁，当不为严党。李先芳其时更多是采取了避立的政治立场，面对这位权贵，既不愿同流合污，也没有勇气对抗。其晚年所撰《三安人圹记》言“既擢户部，即历西曹，再迁符玺卿。贰时，严氏擅政，其子世藩为寮长，安人知余粗率，惧相临有隙，趋余求去”。另于慎行《墓志铭》“浮堪避世，不干进取，有以自适也”，陈文烛“肃皇帝受厘西内，垂拱无为，先生出入周卫之中，掌在符节，绝少朝参，与避世金马门，含毫柏梁台者，何异哉”（《东岱山房集序》），都表明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李先芳寻求了自隐和避立的态度，而这种保守态度是其与后七子之间的第三点冲突。众所共知，后七子群体皆明确反对严嵩，成员们先后因严嵩而被贬官或家居，如吴国伦、宗臣因帮助杨继盛治丧，得罪严嵩父子接连被谪于江西和福州。嘉靖三十八年，王世贞父王忬更因严嵩诬陷构狱，次年被杀。七子成员坎坷遭遇同时，李先芳却反其道行之，对严嵩态度暧昧软弱，这足以引发后七子的愤慨。李攀龙写与李先芳的尺牍中直言“今复虑伯承不安西署，急将生议论及，又不欲伯承暗投”（《与李比部伯承》），王世贞写与李攀龙尺牍言“予怀伯承计已到，规之，勿令入他道”（《报李于鳞》），又与宗臣尺牍言“伯承亦遂飞鸟依人”（《宗子相》），都暗示了三人关于此点的纠纷和随后的疏远。
综上可以看到李先芳从李攀龙、王世贞的“论诗知己”演变到“畔我族类”的具体过程，前者与后二者在性格、仕官、文学践古路径、复古旨趣和选择性交游等方面都大不相同，因而产生诸多纷争，这些足以使得李先芳不能进入后七子的诗社核心。对其被摒七子诗社的这桩公案，不应只以其才力不逮、性格疏放来一以概之，也不应以钱谦益所记“伯承晚年每为愤盈，酒后耳热，少年用片语挑之，往往努目嚼齿，不欢而罢。邢子愿以台使按吴，访弇州而归，伯承与极论其始末，语已目直上视，气勃勃颐颊间，拍案覆杯，酒汁沾湿，子愿逡巡不敢应”来臆测（按钱氏此段有史源错误嫌疑，《小传》原文言“余闻之卢德水如是”，即是通过卢世见闻得知，卢世则是转邢侗言。但比对邢侗《行状》原文，李先芳并无钱氏描述之态），三子的交游和纷争，李先芳被摈七子诗社的原因，实际是涉及复古文学群体内部的不同政治立场及拟古动机、师法途径的分歧所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