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封雍齿”事件
汉六年，天下初定，刘邦大封功臣，然而当时诸将争功不决，部分将领未得行封，引发不小骚动。为解除诸将争功的潜在隐患，张良便向刘邦献出奇计。《史记》《汉书》都记载了刘邦与张良之间的对话，只是措辞稍有差异。按照《汉书·张良传》的说法：
上居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乃忧曰：“为将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先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四十，后文省称《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由刘邦与张良的对话，可知雍齿与刘邦素有旧怨，且此旧怨为“群臣所共知”，正因此，急封雍齿果真如张良所料，确实收到镇静群臣的效果。
雍齿“造怨而先赏”（班固《幽通赋》），不仅于当时产生奇效，也为后人提供了先例。据说袁绍与杨彪、孔融等有旧怨，想借曹操之手除之，曹操即援引“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王沉《魏书》）的故事，试图敲打袁绍。不过由后来杨彪之子杨修以及孔融的下场可见，曹操虽能劝人却不能自劝，纵有先例在前，面对与汉高祖相似的处境，要同样做出“爵仇”（谢瞻《张子房诗》）的选择，无疑有相当的难度。“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这也正是“封雍齿”一事不断被后世追念，却鲜有后人效法的原因所在。
“封雍齿”事件如此出奇，也常令后世史家心生疑窦。刘知幾读到《史记》《汉书》此段记载，便疑：张良明明发现“群小聚谋，将犯其君”，但“默然杜口，俟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耶”（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二十《外篇·暗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司马光也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六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诸如此种疑问，着眼的终归是这件事如何被记载，并不足以撼动“爵仇”的事实。这一事实最为奇特之处，不在历史叙述的曲折离奇，而是个中情理背离人事之常，其底色固然是政治权谋，于人性无疑也是严酷考验。
二、 欧阳詹、薛季宣为雍齿补撰封册文
依照惯例，古人行册封之事应有正式文书。例如《史记·三王世家》即全录汉武帝册封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的三篇文书，《汉书·武五子传》也抄录了这三篇封策文。作为断代史的《汉书》，其卷帙反较通史的《史记》更为浩繁，此中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汉书》载文变多，尤其收录更多诏令、奏议之类实用文章（参见吴福助《汉书采录西汉文章探讨》，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封雍齿”事件，《史记》《漢书》皆不吝笔墨叙述原委，但雍齿封侯的正式册书却未见司马迁、班固二史。降至唐、宋，后人发现此处历史“留白”，于是为前人补撰封册文：唐人欧阳詹作《补〈汉书〉封雍齿册文》（据《全唐文》卷五九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无独有偶，宋人薛季宣亦有一篇《补汉封汁防侯雍齿册文》（据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十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全宋文》卷五七七七亦收此文，辞句颇异），二文均是补写汉代初年那篇理应存在却不见史籍的封册文。
雍齿封侯之所以会引起唐、宋人的回应，固然有旧史未见其封册文这一文献上的理由，但以文学眼光审视，此事本身就给定了一个极富吸引力与挑战性的写作命题，即赞美仇人。《史》《汉》明文：“雍齿，高帝之仇。”（《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汉书》卷四十《王陵传》）可见汉高祖对雍齿怨念极深。至汉十二年冬十月，刘邦击黥布，还归途中留沛，答复沛父兄所言“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仍对雍齿之叛念念不忘：
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及“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不久之后刘邦“为流矢所中，行道疾”，于夏四月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夸张点说，刘邦几乎至死都对雍齿的背叛耿耿于怀。“封雍齿”自始至终只是权宜之计，封侯并不意味着对雍齿仇恨的忘却。尽管事实如此，在封册文中，绝不能将汉高祖的真实心思以及“封雍齿”的真正目的原原本本流露出来，否则就会自反册封之义，而这也是补作的要义所在。
欧阳詹补册文，起首即云：
臣节贵忠，后德贵公。忠则为其主所自尽，公则于其人罔以私。咨！尔雍齿，尔有臣节孔明，予以公心奖尔。其敬听予言罔惑。
高祖命雍齿守丰，魏王招之，即反为魏守丰，雍齿之于刘邦，实在称不上“忠”。欧阳詹不可能不知雍齿一度投魏，但既以“忠”来嘉奖对方，就不得不对其污点事迹字斟句酌。或因此故，补册文追溯刘邦得天下之前雍齿所作所为，没有一字明言“入丰于魏”之事：
呜呼！昔嬴氏不臧，流毒四海，天将剿绝厥类，假手于予一人。尔主项氏，昧厥命，木蠧猪突，附振旁挠。予在泉未跃，用困于彭地。尔为厥主来戕予，实有必戮之志。……于时尔为楚臣，予为汉人，予则尔仇敌，尔宜讨之，予罔攸憾。
甚至不以雍齿为“魏臣”而以之为“楚臣”。彼时刘邦攻下丰，雍齿遂奔魏，之后魏王豹跟随项羽入关，雍齿亦从，或以此故，欧阳詹认为可以将雍齿目为“楚臣”。以此为基点，雍齿的所作所为便可解释成为其主项氏效力。至于刘邦与雍齿的关系，则是立场不同使然，所谓“予则尔仇敌，尔宜讨之，予罔攸憾”。身份一变，矛盾随之转移，雍齿非但不是“汉”之叛逆，反倒成了“楚”之忠臣，即“尔能致身于厥主，孰若尔贤德”是也。
册封“楚”之忠臣雍齿，貌似吊诡，却又在情理之中。经由表彰雍齿对“故主”项羽的忠心，便愈发能够体现汉主“于其人罔以私”的“公心”。熟稔历史的读者，不难看穿封册文故作反语。然则，反语中也有真意在焉，亦即册封雍齿就是为了标榜公正、安顿人心，而再也没有比先封“楚臣”更能达成此一目的。欧阳詹这篇册文的高明之处，即在于将雍齿视为敌对阵营的忠臣，不仅没有过分扭曲事实，更难得的是，借此巧妙地表现了史实。
不同于欧阳詹直接补写册文，薛季宣先以小序勾勒雍齿生平经历：
高皇帝肇兴丰、沛，命将雍齿居丰。雍齿以汉之微，入丰于魏，载以赵将从平诸侯。齿旧用财豪里中，屡（《全宋文》作“庸”，疑误）窘辱高皇帝。皇帝奠都栎邑，诸将病艰尽封，留侯请邑诸汁防，诸将咸说。惟六年，皇帝使御史大夫昌，庙立赵将军齿为汁防侯（按：此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写法，本传作“什方侯”，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汁音什，防音方”，古字可通，二称实质无别）。
此序大体以分见于《史记》《汉书》纪、传、表的雍齿事迹捏合成文。所谓受命“居丰”“入丰于魏”“以赵将从平诸侯”“屡窘辱高皇帝”“留侯请邑诸汁防”云云，均与司马迁、班固所记合辙。
不过，薛季宣似乎并不满足于直接拼合史料，而是以“考史”的态度，极力搜寻他处所记相关人、事，补充更多历史细节。据载，汉五年，天下大定，“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遂“入都关中”（《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至七年，“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封雍齿在汉六年，刘邦已都关中但未徙长安，故薛氏将“封雍齿”的背景定为“皇帝奠都栎邑”。史书但谓高祖“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未曾指明丞相、御史具体何人，薛文径称“御史大夫昌”，“昌”即周昌，时为御史大夫。尽管只是地点、人物之类看似无关宏旨的细碎笔墨，薛氏却一丝不苟“补”入雍齿履历中。此种严谨的史家姿态或可解释：为何同样代雍齿补撰册文，薛季宣却未像欧阳詹那样，题作“补《汉书》”，而是泛称“补汉”，不拘于《汉书》还是《史记》，甚至隐然将对历史记载的“补足”置换为对历史本身的“复原”。
与小序一样，薛季宣在封册文中也未回避雍齿“入丰于魏”的事实：
朕往于田，肇基自丰、沛，繄藉乃丕烈，兴兹丕祚。厥后入丰于魏，时惟朕计之失，非尔之辜。
虽则如此，却将这一反叛之举完全归咎于“朕计之失”，自揽其责，减轻雍齿的过失，此又与小序“雍齿以汉之微”之说大异。册文表示：
众大正于四方，实万夫之力，是凭是赖，尔将赵众以来助，克树乃丰功，肆予有万邦。
亦不言其过，但言其功。纵使如小序所说，雍齿“屡窘辱高皇帝”，册文也以宽宏之度量包容：
时乃德，朕懋乃绩，嘉（《全宋文》作“思”）乃旧事，尔之窘我，则惟我之休，尔之诟我，亦底予于道。
显然小序与册文同叙雍齿与刘邦之间旧事，但因发言的立场不同，前者站在史家的角度，后者扮演皇家代笔人，故而说辞及其中蕴含的态度判然有别。经由极具反差的两个文本，“封雍齿”事件的悖论性得以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薛季宣屡称雍齿为“赵将军”或“赵将”。这是缘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汁（什）方”条及其“侯功”曰：“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史记》卷十八）意谓雍齿再度加入刘邦阵营时，他的身份是赵王张耳麾下将领。《汉书》表文亦如是言（《汉书》卷十六）。至于雍齿由魏入赵的本末，则文献乏征，以致清人梁玉绳怀疑《史记》此处“赵将”应作“魏将”（《史记志疑》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前引欧阳詹则以雍齿为“楚将”，恐皆后人想当然之论。薛季宣直承《史》《汉》的记载，措辞看似“可疑”，实是尊重历史叙事背后庞大的史实“冰山”，在更高程度上努力追求补旧如真。
三、 补作的蓝本
如何为曾有背叛之举的仇敌写一篇称颂功德的封册文，不仅是补作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当时就可能代笔的文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时的作者真实受到当代人的忌讳，与之相比，后代补作者较能放开书写。不过，当时作者或许无须过多考虑此篇封册文该以何种语言文字写就，而语言文字却成为后代补作者难以回避的“障碍”。
为突破语言文字的“障碍”，欧阳詹与薛季宣两篇封册文皆以摹拟古文的手段来补作。
先看欧阳詹所补文辞。曰“咨！尔雍齿”，乃沿袭《尚书·尧典》“咨！汝羲暨和”，《尚书·汤诰》“嗟！尔万方有众”之类句式。所谓“天将剿绝厥类”，脱胎于《尚书·甘誓》“天用剿绝其命”。另如“予一人”“兢兢栗栗”“念之”云云，更是《尚书》的固定语汇。欧阳詹拟《尚书》文字如此之甚，林纾业已道破此作“力摹周秦”（《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欧孙合集》，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薛季宣补作的文辞亦有所本。起云：
於戏！赵将军齿，受兹赤社，朕承天序，惟崇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为汉藩辅。於戏！念之哉，恭（《全宋文》作“龚”，古字通）朕之诏。
末云：
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侯其戒哉！
此与《史记·三王世家》所载三篇封策文句样同出一辙，兹以封齐王闳之辞为例：
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史记》卷六十）
载入《三王世家》的三篇封策文，亦为《汉书·武五子传》全文抄录，句样一以贯之，唯措辞略有出入，其中最明显的一处差异在于：《史記》中的“朕承祖考”，《汉书》写作“朕承天序”（《汉书》卷六三）。由此可以推知，薛季宣为雍齿补撰的封册文当以《汉书》所载三王封策书为蓝本。
汉武帝册封三王所拟文书，本身就是仿照《尚书》文辞写成，服虔注《汉书》时即点出其文“如《尚书》诸诰”的特质（《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引）。如此来看，如果说欧阳詹是直接模仿《尚书》文辞，薛季宣的模仿对象则是“《尚书》体”文字，两篇补作虽然取法相异，却又殊途同归。有了《尚书》与《汉书》现成的文章模板，欧阳詹与薛季宣方能以更为贴合的文体风格，补出史书阙载的文本，从而嵌入汉初历史的风云中。
相信不会有人将欧阳詹或薛季宣的补作真的放进汉代史书之中，无论他们如何竭尽心力，令笔下的文字逼近历史，终究不过是摹古或谓仿真的文学创作。诚然，缺失的历史永远无法“复原”，缺略的记载也难以原样“补足”，但是只要拿起文学的笔，或许就可以在史实的“冰山”下描绘出更多可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