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世界中，金石与金银分处文明两端——前者承载三代礼制，后者不见经传。为搜求金石，李清照自言首先舍弃金银珠饰：“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落难时也奉夫命：“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 对比士人对金石的执着守护，世间对金银的态度始终重在当下—盛世推陈出新，追求时样，乱世则为保命之资，变卖求生，盛衰都不在意对古代器物的保存。因此，宋代以来金石谱录层出不穷，却鲜有古代金银器传世，更不曾出现过一部金银器史。

为金银立传需对古代文献与工艺技法了然于胸，又能用清隽的文字描述繁华奢靡，还要对市井生活的气息和颠沛流离的苦难有深切的同情。难为的事，扬之水自会去做。二十年来，她走访各地文博考古机构，所观金银器数千件，结合文学和图像进行考据定名，探究设计理念与风格的演变轨迹—古人如何驾驭他们的想象力，在“创造”与“成规”，“ 辉煌”与“黯淡”之间交替前行，成就绵延四千年的金银匠作传统。繁华落幕时常伴随着人口的离散、传承的断裂、器物的窖藏乃至销熔。社会复苏又推动匠人开创新的传统，工艺美术史与社会生活史始终交融。

考古揭示古人的做法，包括器物的制作流程与使用场景。名物探究古人的说法，在“物”与“文”之间架设桥梁。两者共同构成扬之水的研究方法。中国金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代文明初兴的时代。从北端的游牧社会到南端的城市文明，贯通阿尔泰山脉、中亚绿洲、阿富汗、伊朗高原的“黃金轴线”是早期中国金银器造型与技术的主要来源。希罗多德笔下的黄金是欧亚草原社会中王权的象征，斯基泰国王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守护上天赋予先王克拉科赛司的四件金器。草原流行的斗兽纹样来自西南亚文明中古老的狮噬牛造型—其杀伐外形之下，蕴含着天象、王权、季节轮转和生命周而复始等人类永恒的主题。

金饰与冶金术一起通过高地龙山社会与北亚牧民猎户间的交往进入河西走廊、河湟、岷洮等地。此后，青铜与玉器逐渐成为三代礼制的核心。在中原周边，三星堆与金沙的金面具、金璋，大河口的金璜、金瓒，都用黄金来烘托或替代铜玉造型。西周的灭亡开启了金石与金银彼此交织的历史。关中的沦陷导致西周贵族宗庙中的青铜重器被掩埋或劫掠。金带饰、金虎、金甲、金权杖、金柄铁剑等戎族金器则通过与戎为邻的秦、晋、虢、芮等国进入东周社会，成为春秋贵族生活中的时尚，与青铜礼器地位的逐渐下降同步发生。

农牧社会间持续的互动使草原和中原匠作传统在东周时代逐渐合流。随着都市的繁荣和匠人的流动，中原作坊开始娴熟地生产具有北方技术和造型特征的金银器物，催生出灿烂的战国秦汉金银器传统。匠人们不但从仙道传统中引入云气纹，而且广泛使用来自北方的错金银技艺，于佩饰、兵器、车马饰等方面尤为繁盛。在编钟、铜鼎上鎏金的做法使这些礼器变为豪奢的象征，与来自戎族的鎏金带扣、天马当卢并出于西汉王侯大墓中。自匈奴引入的斗兽纹带扣，已经化身由官方作坊制作的瑞兽龙纹金带扣，成为汉晋王朝赏赐周边政权的礼物，并出现以玉仿金的作品。来自波斯文明的凸瓣纹银盒，自西汉时也已通过海陆贸易进入中国。同时，金银首饰开始出现于《陌上桑》这类诗歌中，接续《诗经》以来人与物之间互相衬托的传统。

两汉之后，来自中亚和草原的摇叶、步摇冠、带扣等造型，斗兽、格里芬、缠枝卷草等纹饰，金粟攒焊工艺等异域元素，在魏晋南北朝社会蓬勃发展。通过中亚粟特商人的贸易网络，来自波斯的金银酒器在贵族阶层中日益流行。同时，佛教的流传进一步拓宽金银在宗教领域的使用。三代青铜礼器传统则在这个时代悄然退场。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的鎏金小银鼎已成为墓主高悝的炼丹器具。

“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唐诗中的金银器具与人与酒异彩交映。来自寺塔地宫、贵族墓葬、窖藏等考古发现共同显示，本土制作的波斯与粟特风格金银器已经成为时代风尚。隋唐陶瓷对波斯金银器造型的模仿也折射出民间对异域奢侈品的向往。出身粟特胡商家族的何稠，以其“巧思过人”仿制波斯锦袍、琉璃等舶来品，说明参考的样式多出自近世。何家村窖藏中唐人的复古造型鎏金銀耳杯，也是用卷草纹、宝相花装饰。从何家村到丁卯桥，重要唐代窖藏都以金银器为主，与西周陷落时遗留关中的青铜礼器窖藏显著不同。这些宝藏的遗弃，多为中晚唐战乱的产物，例如安史之乱、泾原兵变，以及田神功对扬州番商的劫掠。历次动荡都对当地社会世代经营的商业网络造成灾难性破坏。金银窖藏的反复出现，器物纹样与造型的延续，又揭示金银匠作的复苏与传承。

晚唐匠人也在吸收融汇波斯风貌的基础上尝试本土造型与纹饰。镇江丁卯桥出土的“ 力士”铭文金银宴会用具，已完全不见胡风。其中一套自铭“论语玉烛”银鎏金龟负筹筒，银筹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任劝十分”铭文，尚存唐人诗酒行令时“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的豪迈。在这个“今朝不醉明朝悔”的绚丽时代，法门寺地宫中的金银器成为皇家礼器的象征，三代古器却经历“风霜兵火，湮沦摩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在韩愈等人心中，复兴儒学道统已迫在眉睫。

爪哇黑石礁晚唐时代阿拉伯沉船上载有数万件装饰异域纹样的长沙窑瓷器和种类繁多的金银器，包括由唐代作坊仿制的波斯与粟特造型作品。这些金银器高超的技术水平与艺术成就显示至少在黄巢劫掠广州番商之前，扬州、广州等地金银匠作已经恢复到其巅峰状态。繁峙上浪涧村窖藏出土“ 高骈进”金花银酒海，是这位诗风“雅有奇藻”的晚唐名将进奉朝廷之物。大概在黄巢攻陷长安后自府库散失，流落到滹沱河畔，正是“先勇而后怯”的高骈拥兵自重，坐视不救的结果。

唐朝灭亡后，唐代风格、造型与纹样在辽代金银器中得以延续，与草原风格的金银镶嵌兵器、饰物、马具等器具一起构成中古时代北方金银器传统。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高士图鎏金银杯，把西域造型与“竹林七贤”合为一体带到契丹文明中。宝山二号辽墓杨贵妃《颂经图》和《寄锦图》壁画上，匠人用贴金的方法来表现唐人的华美妆容。在中原和南方，造型、装饰与消费等各方面则经历了中国金银器史上的“唐宋变革”。变革的迹象首先发生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爪哇海域发现的井里汶、印坦两艘宋初东南亚沉船上面载有铜镜、南汉银锭、钱币等各种中国金属物资，以及少量东南亚金器与金饰，但是“黑石号”上整批唐风金银器的现象不复出现。“黑石号”上满载异域风格的长沙窑彩色陶瓷，在井里汶、印坦沉船上也为数十万越窑青瓷所取代。此后，海上贸易从唐代来华西亚商船主导，变成以宋代中国船只为主。从“南海一号”到泉州后渚，宋元沉船上都不见波斯风格金银器的踪影。

唐宋之间国际金银器贸易的差别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面的社会变革。在丝路西端，尽管波斯帝国在七世纪中叶被阿拉伯人征服，萨珊政治文化一直延续到十世纪，在伊斯兰教影响下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在丝路东端，“唐宋变革”体现在金石与金银之间雅俗之别的分野，造型与装饰本土化美学的形成，以及金银器在宋代社会中的普遍使用。三代礼制传统沉寂数百年之后，韩愈提倡的“复古” 思想在北宋终于绽放。宋人把目光从佛道与胡风盛行的隋唐，转向儒家仰慕的上古，通过寻访、收藏、谱录三代彝器来辨析“经义之疑”，并根据其样式铸造仿古青铜器，彰显对三代礼制中永恒秩序、法则和道德的追求。西周灭亡时埋藏在关中的青铜礼器，也出现在宋人金石著作中。

在以三代金石为雅的宋人眼中，隋唐时代地位高贵的金银器跌落到凡俗的一端。 然而，宋代社会金银器的使用却因为工商业的繁荣而更加普及。金银器从唐代官方作坊生产、为达官显贵所用的波斯风格奢侈品，变成造型装饰本土化、制作流通商品化的民间器皿。从酒楼歌馆的夜舞笙歌，到婚嫁、庆寿、送礼、设宴、焚香、插花等社会活动，造型丰富的金银器无所不在，映照宋人的都市生活。

李清照重金石轻金银，她的词作却在追慕奢华的市井间广为传诵，也偶尔在金饰上落下神来之笔—“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士人主导的宋代美学促使金银匠人从诗词与绘画的意境中汲取设计灵感，创造新的造型与纹样。汉唐文明中，金银器始终是“物在诗中”，宋代又出现“诗在物中”—以文学为蓝本设计器皿首饰，形成从容自在、意趣盎然的本土美学。如扬之水所说，这些金银器“很像宋诗的风貌，以日常化的叙事方式，采集身边的花草组成四时花信，拈取庭院佳胜制为山水小景，大到器皿，小至耳环”。 如果唐代满花缠枝纹饰出自波斯美学，那么梅梢月纹则体现宋人花鸟绘画对留白和韵味的追求。两宋金银匠作不但取意于花卉、瓜果、传说、诗词、绘画的造型与纹饰，而且融汇金石谱录中的商周铜器纹样，以迎合宋人对古意的推崇。

汴京沦陷之后，皇家与民间的金石收藏损失殆尽。然而，从国家祭典到书斋陈设，北宋建立的礼器传统为南宋社会所继承。考古发现宋代仿古青铜器窖藏，以浙江最为集中，成为南宋“中兴复古”的遗影。重建三代文明秩序的理想处处影响宋人的雅俗之别。汉魏时代曾为王侯将相所珍爱的错金银铁器，因其来自戎族，不受南宋古董商人待见：“减铁元本北地有，头巾环子与腰条。马鞍作子并刀靶，如今不作半分毫。” 贵州播州土司杨价夫妇墓出土仿古纹象纽银注子、教子升天金杯盘、金银筯瓶等南宋金银器，显示宋人美学通过政治与经济交往进入周边社会。

彭州西大街、金坛尧塘、黄石陈伯臻粮库等南宋晚期金银器窖藏，以及遂宁金鱼村瓷器窖藏多为宋蒙战争的遗留。其中，黄石西塞山南宋窖藏群规模最为壮观。东麓自晚明以来六次发现重逾百吨的大型南宋钱币窖藏、数百件银锭、成批金器，可能先后属于南宋军库与宋将吕文德家族。西麓也几度出土金银器、银锭及数以吨计的钱币窖藏，陈伯臻粮库出土银锭与银器窖藏中有咸淳七年“赏功、大使”铭文银卮，是朝廷赏赐抗蒙名将、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之物，距离忽必烈兵锋至此仅有三年。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和李庭芝都曾在襄阳与蒙军鏖战，当日从襄阳城到西塞山，沿江可见烽火未息，“风樯战舰在烟霭间”。

曾在金蒙、宋蒙战场上厮杀的世侯、宋将、土司等政治家族陆续为元政权招抚，其考古遗存让我们洞悉宋人的美学传统如何在元代社会传承。代表由金入元汉军世侯的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地、西安刘黑马家族墓地，代表入元宋将的安庆范文虎家族墓地和苏州吕师孟家族墓地，都出土过宋代风格金银器皿或首饰。其中，范文虎夫妻合葬墓出土的贯耳铜壶造型玉瓶尚存宋人仿古遗风。杨价夫妇墓出土南宋金银器为贵州仅见，应与杨价率播州兵与宋军并肩作战，获朝廷追封“威灵英烈侯”的事迹有关。南宋灭亡之后，三代抗蒙的杨氏家族降元，世袭土司直到晚明播州之战。这些考古发现既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文化背景与政治角色，又呈现出他们所共享的文明传统。同时，元代晚期窖藏与墓葬出土八思巴文、梵文和阿拉伯文金银器代表蒙古和色目权贵留下的印记。来自波斯的西番莲卷草纹饰也重返中土，在元代青花瓷上绽放，并为明清陶瓷所继承。湖南元代晚期金银器窖藏的集中发现，与内蒙古集宁路瓷器窖藏一样，都是元明之间战乱所留。

明代金银匠作从萧条中逐渐复苏之后，明中叶名臣王鏊在《震泽长语》中依然感叹民间社会富庶程度远逊宋人：“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职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库皆空，岂非皆归此辈乎？”明代诸藩王墓出土金银器显示“藩府”果然是能工巧匠追求“肖状精奇”的主要推手，其造型与工艺方面都堪称中国金银器史之巅峰。明梁庄王墓出土金银首饰镶嵌着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奇珍异宝。元代的金银累丝工艺在明代为表现精致造型提供了理想的手段—在戏曲与小说激发之下，明代匠人推出各种以鸟兽鱼虫、神仙人物、亭台楼阁为造型，做工玲珑奇巧的珠宝首饰，望之层叠错落，若有铿锵之声。

工商业的发达和美洲白银的输入使晚明成为绽放“奢华之色”的白银帝国。如扬之水在《物色》中指出，《金瓶梅》作者把金银器当作点染市井人情世故的视觉语言。承平日久的晚明盛世终为战乱打破。重庆长寿县火神街窖藏金银器和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劫难提供了直观的场景。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的崇祯密遣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其间文件意外泄露，群臣哗然，皇上震怒，大明失去最后的议和机会。陈新甲获刑后十年间，张献忠数克重庆，陈氏遗族为避战乱将府上金银器掩埋于火神街尚书宅内，直到三百多年后重现。其中一件夔形扁足鎏金铜鼎继承了宋人仿古彝器傳统，成套的“寿”字鎏金银盘则推测为新甲之弟、定番州知州陈新第在贵州置办。顺治三年，张献忠军队撤离成都途中在彭山江口战败，江底散落掠自藩王府的金银封册、印章，来自富贵人家的戒指、耳环、发簪等大量首饰，以及大西国新铸金银锭、“西王赏功”金币、分封嫔妃金银册等器物。这些金银制品来源覆盖大半明代江山，并多有仓皇间销熔或打砸的痕迹。其中夹杂许多纤细小巧的儿童饰物，背后或有不可言喻的人间悲剧。次年，孙可望率张献忠余部攻陷定番州，知州陈新第誓众坚守，城破殉难。中国金银器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在这场席卷晚明社会的浩劫中终结。明清鼎革之后，清代皇帝的器用观念流露出帝王为文明之集大成者的理想。乾隆以纯金铸造代表三代礼乐的编钟，彻底打破金石与金银之间的边界。在宫廷趣味的主导之下，清宫和民间作坊制作大量寓意吉祥福禄的金银器皿和珠宝首饰。同时，清代首饰在旗妆与汉妆之间始终保持满汉之别，宋明金银匠作中的文人雅趣则不复见。虽然清代文人重拾对金石学的兴趣，在考证与鉴藏中孜孜不倦，真正的经典却由时人书写。历经近三千年变革，经典发生之处已从《尚书》时代的西周庙堂扩展到小说流传的明清市井—曹雪芹笔下人物首饰、妆容与其言语、情感相互交融，让我们在古典传统之外，感受到这个文明动人的气息。

中国金银器在二十世纪进入一个黯淡时代—古今几度治乱兴衰过后，“物”与“文”早已脱离，使人无从了解古代文献中金银器物与首饰的样貌。即使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使我们对三代社会的了解远超宋人，今人对古代金银器的认知，特别是文学发达的宋元明时代金银器，研究近乎空白。考古类型学分析可以为器物提供时间的定格，却无法把它们还原到古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场景中。结合器物、诗文、图像三条线索，扬之水的名物研究通过对“物”的图文解读，重续古典传统中“文”与“物”与“史”之间断裂的脉络。名物学本是传习经典知识的产物，故而孔子说学《诗》让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古典世界逐渐远去，宋人通过研究古物与铭文来探索和重建理想中的三代文明秩序。同时，《诗》 赋予人们“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的情感力量则为文学接过——从汉代乐府，到唐诗、宋词、明清戏剧与小说，历代文学作品逐渐形成新的经典传统。扬之水名物研究的范围也由《诗经》顺流而下，扩大到唐宋诗文与《金瓶梅》《红楼梦》，为读者建立一个个文学想象的基点。

宋人金石学之旨趣在于“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遗风，如见其人矣”。唐宋之后，金银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赋予古代金银器金石一般承载文明的独特品质，贯穿人间悲欢离合、雅俗贵贱。理解这个转折，方能洞悉作者倾二十年之力为金银立传的初衷—以士人之毅力，为古代诗歌、小说、戏剧书写《金石录》。扬之水金银器研究与宋人金石学之间的差别，只在古今对经典的不同定义。她对中国金银器的研究堪称一次文化史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器中发掘关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进而考察它们的发展脉络。在这个沈从文开启的学术传统中，扬之水通过融“物”入“文”入“史”的书写，赋予金银器生命的气息。它所承载的文化史意义，如西谚所谓：“堪值等重之黄金。”如果读者按图索骥，可以发现扬之水的定名与描述，已频繁出现在各地文博机构的金银器展览中。自古金银匠作多繁荣于盛世，窖藏的集中出现则常与离乱相连。铁山石颂中有“缣竹易销，金石难灭”之语。从尖山到巴米扬，金石并非永固，但文明终会于断裂处重生。愿书中美器在此定格的一瞬，令人恒久可见这个文明金色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