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可见，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复合命题与总体概念，必须把握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三方面的内容，且要实现三者的统一、均衡发展。当前，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基础上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把握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研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层次结构、探寻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具有重要价值与深远意义。

1、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

把握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是研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题的基本前提。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基础上，人民不断选择、追求、创造、共享精神资源以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需要，并在国家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活动与精神富足状态。

第一，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2]同时，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因此，在理解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概念时必须正确看待其与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关系。一方面，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例如，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闲暇时间，人民只有具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才有机会去选择、追求、创造、共享精神文化资源来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用中国传统话语来讲就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要想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使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得以满足。另一方面，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制约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当下我国所处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当前，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分阶段、分目标，把握动态发展、循序渐进的原则。

第二，人民具有精神需要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5]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仅具有物质需要，也具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6]可以说，人民具有精神需要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人民，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要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民对精神需要的满足是无限的、丰富的、广泛的，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精神需要的具体要求也不同，因此，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需要，特别是要满足人民的知识需要、心理健康需要、文化和美的需要、道德情感需要、理想信念需要、信仰需要等。总体来说，满足人民精神需要不仅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国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也为世界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中国智慧，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不断选择、追求、创造、共享精神资源。精神资源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承载者，只有充分发挥精神资源的教育作用才能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我国精神资源丰富，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对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享有者，充分保障人民群众选择、追求精神资源的自由和权利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依靠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优秀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精神需要。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共享者，使人民群众以开放的态度共享精神资源，充分发挥精神资源的教育作用，这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人民群众不断选择、追求、创造、共享精神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选择精神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过程，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选择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方式与精神富足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

第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个体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就意味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只有二者相统一，才能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首先，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承认个体精神生活富裕的必要性。个体精神生活富裕包括个体在能力、素质、需要和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每一个生动个体的全面发展是全体人民都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只有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才有利于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全面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需要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同时，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每个个体实现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人民精神需求的极大满足，人民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不断增强，还意味着人民精神生活状态的满足、精神生活方式的积极向上、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五，在国家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国家共同体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要场域，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推动国家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10]才有利于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正确认识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系。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促进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11]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才能真正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2、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层次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实现，强调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2]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层次结构。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属于基础层次，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基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属于较高层次，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安全感与幸福感的连接因素和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属于最高层次，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安全感与获得感的进一步提升和最高体现。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个层次都无法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层次，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基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既具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也是来自人民内心的主观体验，但也必须要认识到，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所获得的主观体验不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所获得的主观体验更真实，可以说，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是客观标准与主观体验的统一。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既关注当下，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具体来说，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表现为人民对当下以及未来国家、社会发生事情的确定性与可控性，是人民精神生活稳定、安全的情绪体验与精神状态。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对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内在要求，也影响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从当前来看，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表现在多个方面，如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安全感，对当前及未来人民所处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安全感，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感，对网络精神交往的安全感，等等。

二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3]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作出的重要指示。获得感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较高层次，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安全感与幸福感的连接因素和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主要来自对当下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获得后的满足感，可以说，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具有更加客观的评价标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是评价我国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只有在改革过程中为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而制定政策，并落实到人民群众中，才能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人民群众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的评价主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围绕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来展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使人民群众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其二，党和国家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充足的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这些关系到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核心利益，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的核心；其三，党和国家提供的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真正得到落实，使全体人民都获益，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的重要体现；其四，要实现城乡区域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使全体人民群众共享高质量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提高全体人民精神生活质量。

三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属于最高层次，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安全感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的进一步提升和最高体现。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不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幸福感的评价标准更加主观，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得到满足后的主观体验，因此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才会提升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具体来说，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是在追求、选择、创造、共享精神资源中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的个体愉悦与满足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体验，或者在与他人互动中所产生的富足的精神状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具有社会性，因此，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首先来自与他人的互动，是在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过程中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4]其次，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表现为个体潜能、价值实现后的满足感。再次，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表现为人民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使人民能够持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与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15]

3、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党和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形成强大的合力来共同实现，同时还需要发挥精神的引领作用与共享机制的保障作用。

其一，凝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凝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凝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才能形成关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认同，为发挥正确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作用提供可能。凝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全体人民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主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面向少数人，而是要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需求，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遵循的根本价值共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也必须由人民群众来评价。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凝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对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动员全体人民参与到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部分群众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识不足，对贫富分化及社会不公存在不满及抱怨情绪，部分群众存在“躺平”、“内卷”现象，还有少数群众出现精神贫乏、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扭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凝聚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才能澄清并纠正各种错误认知和模糊认识，凝聚起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当前我们倡导的基本价值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作用。

其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作用。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需要澄清各种关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模糊认识，也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领，二者结合才能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6]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才能凝聚起人民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促使人民追求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反之，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就会出现“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17]等精神贫乏、失衡、价值观扭曲等问题。而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作用，就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1]在人民精神生活实践中、日常生活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还需要在人民生活实践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发挥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作用，特别是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为人民群众营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促进全体人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觉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而努力。

其三，激发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人民群众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激发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尊重并保护人民群众选择、追求精神资源的权利和自由。人民群众作为具有意识能动性的主体，具有选择、追求精神资源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并保护人民群众对精神资源选择与追求的权利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体现。二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优秀的精神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由于人民群众对精神需求的满足是无限的、广泛的，因此，只有激发人民群众持续创造优秀的精神产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才能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从目前来看，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精神，包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等，正成为激励人民群众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激发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要讲究方式方法。在激发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时，既要结合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展开，也要形成政府、社会的合力，为激发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政策、资金、人才队伍等保障。

其四，加强人民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6]可以说，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的质量高低和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高质量、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对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价值。加强人民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要优化城乡精神文化资源配置。要注重补短板，优化乡村地区的精神文化资源配置，提高乡村地区精神文化资源配置质量，通过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对乡村地区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优质精神文化资源。二是要加强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扩大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繁荣文艺创作，通过加强精神文化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鼓励人民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创造出更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三是要完善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要完善精神文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乡村地区精神文化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总量，并提升乡村地区精神文化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质量。要创新精神文化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等多方参与的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供给、设施建设以及日常运营工作。在此基础上，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机制，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质量。

其五，建立健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人民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享有者，建立健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是保障人民共享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享机制的建立需要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的共同努力，共担责任，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来共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在制定政策，统筹和优化配置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保障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共享精神文化成果。另一方面，要调动社会力量（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参与到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之中。企业发展受市场影响，能快速反馈市场需求，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公益组织在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来具有重要价值。非营利组织在发挥组织协调功能方面更具有优势，能更好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且可以在政府没有涉及的精神文化服务领域开展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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