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政治学会与天津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一起，举办本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盛会，它既是对四十年来中西政治思想研究的一次全面回顾与审视，又是对未来中西政治思想研究的前瞻与展望，必将在中西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我大学毕业十余年后于1979年考取了吉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从历史系调到刚成立的政治学系，任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主任，从此开始了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上与这四十年政治思想研究同步；或者不谦虚的说，我至少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所以今天回顾起来，难免感想颇多。今天借此机会着重讲三点：感慨、感谢、感怀。
一、感慨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我刚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可资参考的教材，建国后出版的少之又少。就我所见，西方政治思想史，除了徐大同先生那本，能找到的只有北大法律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很薄的一本，也就一二十万字。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样没有现成教材，所以时任主管吉大文科工作的副校长朱日曜作为我们学科带头人，便着手组织我们编写两本教材，一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要由孙晓春担纲，再一个就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由我主笔。2000年我去香港大学图书馆访问，馆长陪同我到他们书库参观时，无意间发现，我那本《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竟赫然陈列在书架的顶边十分显眼的位置上，陪同的馆长也很兴奋，取出来叫我拍照留念（附录一）。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那本书写的还很粗浅，唯一优点是国内最早以思潮为主线撰写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而已，之所以被港大图书馆收藏，就是因为那时政治思想史著作少得可怜，也就沾了这个光，才得以跻身港大图书馆的馆藏。
再讲一个我所经历的真实故事：1997年我出任吉大图书馆馆长不久，就碰上了一个让我十分尴尬的事情。馆里流通部发现徐先生那本《西方政治思想史》（附录二），封面完好无损，但书瓤被挖走掉了包，流通部工作人员从借阅登记上很快查出，这是我们行政学院一名学生所为，该生应届本科毕业，刚刚被录取为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的女朋友要考研，怕到时借不到，才出此下策，干了这么一个蠢事。因为徐先生的书，馆藏只有五本，每人每次借阅又只限一个月，他一旦还了就很难再借到。图书馆业务部要求严肃处理此事，作为馆长我不能不支持，可是我是行政学院教师，被处理者又是我的学生。无奈之下我和院长周光辉商议，让该生向图书馆好好赔礼道歉，把书瓤还回来，由馆里的装订室重新装订成册，算是完璧归赵，而该生则由院里内部批评教育了事。现在该生已是我院的骨干教师，这个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思想研究，成果极其有限的一个窘状，而徐先生的著作，那时用“洛阳纸贵” 也远不足以形容它在学生眼中的珍贵程度。这里我还要坦白的是，岂止是学生，连我自己也“贪污”了我们院资料室徐先生的那本书，这次写会议文章，想拍个徐先生这本书的照片，正愁哪里去寻，猛然发现它就在我书架上摆着。
如今经四十年的发展，政治思想研究早已硕果累累。就西方政治思想史来说，徐先生那本30多万字的著作，早已被五大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煌煌巨著所代替；中国政治思想史佳作，同样如雨后春笋，随时可见。不过除了著作 ，我更看重的是队伍的壮大和人才的辈出，这才是我们学科兴旺发达的根本标志，也是继往开来的希望所在。回想我刚入行时，国内政治学界真没几个人搞政治思想史，想开一个专业的会也开不起来。当时我都是拿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去参加史学界的会，几篇比较有影响的论文，都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写出来的。而如今，仅经我评审过的无数博士论文和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作者，都已成为学界精英或翘楚，还有的像高建、丛日云，则早已成为大名鼎鼎的学术大咖。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这个学科不仅队伍壮大，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组织。像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在中国政治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并藉由该会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平台 ，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论坛，现已举办了七届，下一届也就是第八届，明年还将在天津师大召开。除此之外，天津师大作为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镇和基地，又创办了《政治思想史》研究杂志，并由内部出版转为公开发行，成为我们这个学科的最大福音。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在此集中展示，这对推动我们学科今后的发展，无疑是功莫大焉，真是百分之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喜事、大善事。
二、感谢
其次，借此机会，我还要表达一下我的谢意。近四十年的政治思想研究，我得到了许多学术先进及时贤的一系列奖掖、支持和帮助，在此我着重向以徐大同先生为首的天津师大各位同仁，表示我的深深谢意。为了说明事实，我谨以我的两本拙著为例。一是《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附录三），它历经四年时间终于得以付梓面世之后，学界反应不错，上海的《近代中国》杂志发表长篇书评之后，《光明日报》史学专栏也要发书评，囑我组织稿件。此前书评作者都是史学界的，我想在政治学界请一位专业名人 ，于是贸然求到徐大同先生，不想徐先生慨然应允，而且亲自操刀，写了一篇虽不足千字、却力透纸背的书评出来（附录四）。该文发表后反映强烈，使拙著为之生辉。正是徐先生等人的大力褒奖，我本人因此而得以入选《1995中国人物年鉴》（附录五）。二是我主编的《政治学思想史》，这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组织编写出版的一套学科思想史丛书，分别由两院院长任总主编，中科院是路甬祥院长，社科院是汝信副院长，再由两院各研究所所长任各学科思想史的主编。落实到《政治学思想史》，时任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吴大英先生受命之后，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辗转找到我，委托我代他完成，并要我尽快拟出大纲，由他审定（附录六）。我接受任务后，西方政治思想史部分，就拜托给了高建、丛日云二位，让他俩负责古代和近代部分，从大纲拟定到执笔写作，全由他俩承担。两位学术新秀不惧繁难，肯于屈就，才使我得以向吴大英先生交差。同时我还想强调的是，在此之前，我与他们二位可谓素昧平生，丛日云更是至今也未谋面。唯其如此，他俩的支持，才显得格外感人，弥足珍贵！（附录七）
三、感怀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对四十年政治思想研究做一个回顾与展望，就此我对今后的政治思想研究，谈点个人浅显看法，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加强”。
一是加强基本功的训练，这主要是对青年学者而言。我们这批上世纪四十年代，包括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人，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外语水平普遍不高，而且我们那时大部分学的都是俄语，学英语的极少。我上大学时一个班29人，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只有一二名，上大学后也只有这一两个人继续学英语。所以我们那代人，英语都是改革开放后学的，因此先天不足，都是半拉子出身，很难做到娴熟运用。再就是研究方法简单落后，基本囿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固守阶级分析方法，所以局限性很大。而现在的年轻学者，给我的感觉是外语好，方法也比较先进。但相对来说，搞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中文差一些；搞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古文差一些。我这不是凭空臆造，不妨还是讲一下事例。徐先生主持的马工程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书稿出来后，工程办邀我进京审稿，参加审稿的大概有二、三十人。会议开始大家都很客气，就我这个蒙古人，是个炮筒子，上来就讲问题，我从观点、体系都谈了个人看法，发言后立即得到会议主持者的肯定，会议发言的调子也马上随之改变。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最激烈的，或者说最刺耳的，还不是观点和体系方面，而是语言文字方面。当时送给我们的书稿，居然有些段落三四行甚至四五行也没一个标点符号，我算了一下，每行字数28，四行就是一百多字，这样让人念都没法念，根本不符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我当场念了几段，弄得全场与会专家哈哈大笑。然后我戏称这是“美式中文”或“欧式中文”，我讲马工程宁肯犯高级错误，也不能犯如此低级错误。我的话说的是狠了点，但这样的毛病确实应当注意，尤其值得青年学者、特别是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引以为戒。至于搞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古文功底差，目录学、版本学、校刊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等，有的甚至一无所知。这例子更多，其实我本人古文也不行，没法和晓春、葛荃他们搞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比，所以我讲古代政治思想史就很小心，生怕出错，研究问题凡涉及到古代部分，都慎之又慎。不仅如此，连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受局限 。例如对章太炎我就很少做深入研究，只是泛泛的碰一碰，原因是他的文章读起来太费劲，比古代的还费劲，这是大实话，连我都如此，遑论现在的年轻人？！
二是加强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目前中西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专业基础课，据我所知，大都由中、西两个学科的人分别承担，很少有人既能讲西方政治思想史，又能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来独自承担两门课程。其实老一辈这样的学者是不少的，远的不说，还以徐大同先生为例，在我的印象中，徐先生先前在人大和北大，开始搞的其实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才改行搞西方政治思想史，正因如此，他的眼界才能那 么开阔，才能在这两个领域都有高见，才能成为为大师。年轻学者应该励志，向徐先生这样的老前辈学习，努力做到中西兼修，融会贯通，成为真正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学者，这样我们的政治思想研究，面目就会大为改观，成为登得上台面 ，可以和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国际一流水准学科。
三是加强学科体系建设。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其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要有一个成熟而又完善的学科体系，为此我们抓学科建设，就不能不在体系建设上狠下功夫。而体系建设，又不能不回答本学科的主题是什么？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基本发展线索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回答好了，学生学起来就有一个抓手，更容易把握本学科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为此我在第一届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的发言经颜徳如整理，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上。我和德如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感觉近四十年的政治思想研究，虽然成绩很大，但对体系建设还重视不够，成果还不突出。就拿中国政治思想史来说，古代政治思想史部分，刘泽华先生的王权主义影响很大，拿它贯穿古代部分，基本没啥问题，但近代就贯不下去，也讲不通，因此必须另辟蹊径。我们搞政治思想史，尽管其头绪纷繁，内容复杂，但都承认政治思想史本身，是有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其内容是前后连贯的，其发展是有迹可循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这样就内在的规定了我们这个学科，必然要有一个前后一致的主题，有一个受主题制约、为主题服务，进而展现主题的基本内容，以及由主题和基本内容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线索。这些问题不回答，或者回答的不准确、不完善，那我们的政治思想研究，就很容易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就不能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走向。我对此之所以感触很深，与我原来搞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界一直对体系建设，尤其发展线索争论很大，我的导师李时岳先生就对胡绳的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提出了修正意见。后来马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过程中，工程办在2012年4月初把书稿发给了我，五一前又把我叫到北京，利用假期集中精力进行审阅。我看了之后，除对一些重要观点包括一些重要资料提出修改意见之外，认为最大问题是前言只列了一个个节点，一共有二十几个，却没有主题，没有基本线索。我说这好比只摆了一个个珍珠，没用一根线串起来，形成不了项链。我的观点反映上去之后，主管此事的理论局张磊副局长刚陪某常委出访归来，就到宾馆和我进行了长谈，他认为我讲的很有道理，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和支持。至于他们后来改没改，吸没吸收我的意见，我不清楚，因为我没看到出版后的内容。不过我坚持认为，一个学科不回答这些基本问题，是没法给学生看，没法向学生交代的，甚至不客气的说，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我的感言讲完了，谢谢大家耐心听完我的唠叨。
最后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各位同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再次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