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6月，我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到艾基(Genandy Aygi)。那诗歌节有个传统，除朗诵外，请与会者参加翻译工作坊的活动，把某位当代诗人的作品译成各种语言。当年选中的是艾基。中国诗人宋琳和一位荷兰汉学家每天上午去翻译工作坊，陆续带回艾基的诗的中文译稿。他那独特的风格让我吃惊。我马上请张枣做了个专访，和宋琳译的艾基的九首诗一起发表在《今天》文学杂志当年第三期上。这是艾基的诗首次和中国读者见面。

同年夏天，我和艾基一起在哥本哈根的一个作家学校讲课。晚上我们在一个酒吧喝酒，一直喝到半夜。他健谈，敏感而随和。和一个诗人喝酒聊天，是对其写作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在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几条金链。其中关于俄国诗歌的金链，我提到了三个名字：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基。这条金链也许还应加上更多的名字。但在我看来，这三个人独特的声音更具原创性，也彼此应和，是精神上对人类苦难的伟大承担和点石成金的语言的完美结合。

五十年代末，作为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艾基和当时因诺贝尔奖而受到围攻的帕斯捷尔纳克成为邻居，继而成为忘年之交。是帕斯捷尔纳克鼓励艾基改用俄文写作。这条金链的两环紧紧连在一起。艾基因此被逐出高尔基文学院，在莫斯科漂泊，没有居住证也没有钱，有时甚至在火车站过夜。其写作也处于地下状态，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在俄国几乎还默默无闻。

1934年艾基生于楚瓦士(Chuvash)自治共和国南部的一个村子里，并在那儿长大。那是个远离中心的地方，离莫斯科和彼得堡各五百英里。他的母语是楚瓦土语。其诗的精神来源，可通过楚瓦士民谣，追溯到隐藏在大地褶皱中的古老宗教和传说。一个楚瓦士的乡下孩子来到莫斯科，把那相当边缘化的古老文化和俄国以及欧洲的现代主义诗歌融合在一起。或许可以说，俄国诗歌在斯大林残酷统治时期绕了个弯，深入腹地，韬光养晦。

文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正面对抗，往往会成为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和太多数地下文学作品不同，艾基的诗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釜底抽薪。他有意打破俄国诗歌传统中的语言链及伴随的强大韵律系统。他在接受《今天》杂志的访问中说：“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从另一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一般来说，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阅读艾基的诗歌可能是一种历险。他的诗歌有其特殊的密码，包括修辞、句法、分行、间隔、标点、符号等。读者只有解开密码，才能真正进入他的诗歌。

1994年春，我收到楚瓦士共和国的一封邀请信，请我去参加获得国家诗人称号的艾基的六十岁生日的庆祝活动，我有事没去成。近十年过去了，艾基的诗歌在同行中显示出更巨大的活力。在后现代的虚假风景中，他用诗歌证明：爱与信仰仍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艾基《孩子与玫瑰》英译本序，美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社。2002年10月：写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柏洛依特学院

二

临近森林

而

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

只有一种旧感觉的

白银——当自由的温暖在额与肩上

哦

这明亮的

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是

一如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

拥抱四周

闪烁了，自由和白色在附近

而纯洁被创造——简单地：被纯洁自己

田野

敞开

(总是像

天空前的田野)

发它的光——为自己

那

另一个呢?光芒毕竟穿越了它

为爱

像爱某一天使——到处——爱我的放纵

同时创造

纯洁之地

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

比上帝的安宁更安宁

在那里

沉默中

天蓝

(宋琳译)

这是在荷兰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kx)的协助下，宋琳翻译的九首诗中的一首，我是十二年前在鹿特丹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读到的。初读时有一种奇特的喜悦，但说不清这喜悦来自何处。记得当时在场的张枣也为这些诗手舞足蹈，好像受了什么刺激。

我现在手上没有这首诗的英译本，故无从比较。总体而言，宋琳的译本很到位，主要是语感好，并尽量保持原作特殊的句法结构。只有个别地方有些拗口，比如，第二段最后一行：发它的光——为自己，依我看发光足矣。还有最后一段第一句：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少许黑暗地离开，显得别扭，一定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译法。就我所知，宋琳当时基本上什么外语都不会，贺麦晓的中文固然好，但要表达如此微妙的感觉恐怕还不够。这种合作翻译好处在于，诗人对语言特有的敏感与合作者对原文准确的把握相结合，在最好的状态中，两个齿轮能真正磨合。

艾基的诗歌，和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俄语诗歌的阅读期待相差甚远。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形式上的特别之处。比如，前三段的头一行都只有一个词，乍看起来是不怎么重要的过渡性修辞：而、是、那，还有他的分行也特别，长短不一 (有时一个语气词就占一行)，似乎完全是随意的。这种形式上的“破碎感”和他的诗的“意向”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留到后面讨论。

先来看看第一段：而／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只有一种旧感觉的／白银——当自由的温暖在额与肩上／哦／这明亮的／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而在这里，是一种中断后的继续，有如重新返回主题的对话，有如停顿后延长的乐句。第二句显然由两部分组成：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由于取消了其间的标点符号，在阅读中获得了某种独特效果，充满玄机，使语义悖论成为精神上的可能。旧感觉的白银，既准确又奇妙，显然指的是自由的温暖，即紧接着提到的光芒：哦／这明亮的／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这首诗的开端如一扇门，打开了，并一下子被照亮。再回过头看诗人用而这个词敲门，就再合适不过了。

是／一如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拥抱四周／闪烁了，自由和白色在附近／而纯洁被创造——简单地：被纯洁自己／田野／敞开／(总是像／天空前的田野)／发它的光——为自己。第二段是用是(to be)开始，展示了存在，即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的存在。从上一段延续读下来，这个寂寞灵魂，显然是诗人自己。我们会注意到，艾基的语汇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白色会频频出现，与黑暗和遮蔽对立，作为一种澄明之境，与自由、纯洁相关。正是由于这寂寞灵魂的闪烁，田野／敞开。作为田野的参照物，天空显然代表了一种精神向度，即上帝存在的可能性。

那／另一个呢?光芒毕竟穿越了它／为爱／像爱某一天使——到处——爱我的放纵／同时创造／纯洁之地。第三段，那另一个的出现构成悬念，显然有别于代表我的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即他者，或广义的人类。光芒毕竟穿越了它／为爱，正是由于爱(包括爱我的放纵)。爱是艾基诗歌的一大主题，包括对人类之爱，对上帝之爱。

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比上帝的安宁更安宁／在那里／沉默中／天蓝。风代表了人类交流的可能，但就本质而言，诗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最后以沉默中／天蓝收尾，构成巨大空白，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故由此返回开端的而这个词出现前的中断状态。

这首诗的题目临近森林，显然是指人与自然的对话，或者说是以自然作为参照物反观自我，反观人类的困境。信仰与爱是贯穿这首诗的主题。只要人类有了信仰与爱，就有了希望：明亮的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三

张枣：前天我读到您几首诗的中译，今天上午又看到其他的英译。我注意到这些作品几乎都谈到了“沉默”这个问题，但沉默的内涵从早期到近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写于1959年那首题为《道路》的诗中，您说：“我们说话，因为沉默可怕。”这沉默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青春期对外来压力的敏感，而近期的沉默却是一种遥远。您想用诗歌来抵达一种沉默的状态吗?

艾基：是的。

张枣：这个沉默到底是什么?

艾基：您刚才正确观察到了沉默的发展。我从前沉默过，那是一个青年人对世界的恐慌，后来我对沉默这个现象进行了反思，于是便出现了对沉默不同的想象，不同的接受方式，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对沉默的认可。同时也是一种渴望。前不久，我想写一本书，就叫作《作为沉默的诗歌》。让我这样来表达：自然本身说到底就是沉默的，喧嚣和噪音最后还得归于沉默；喧嚣打扰了事物的本质，而沉默使人回归进自己。只有在沉默之中的人才可以跟自己交谈，才能思考自身的存在、世界以及创造的意义。

张枣：沉默也是不是对孤独和死亡的认可?

艾基：是的，但它首先是对生命的认可。什么是生命这一现象?对我而言，生命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以及最终认可死亡而展开的。我总是说，生与死是同一的。谁同意生命，谁就得同意死亡，而谁想达到这种境界，谁就得先沉默。从这种意义上讲，沉默当然也是孤独。词的沉默发自上帝的沉默。

张枣：关于沉默的神性也正是我在这儿想请教的。无疑在您的后期诗中，沉默越来越哲学和宗教化了，但这深化过程又是与对语言的怀疑共同产生的。我记得您在一首诗中说过：没有那个唯一的词，就没有其他的词。“那个词”显然是指《旧约》的第一句“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个词”(太初有言)。您是不是在教给我们一个寓言：沉默在注视我们。而我们看不见沉默?

艾基：完全正确。我们看不见沉默是因为我们太虚弱，太胆怯，太没有能力接受孤独。我真愿意人有一个家庭就够了，但同时又相信，每个人都得那么一小份沉默和孤独，以便了解自己和面对世界。我们只是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是孤独的，因为这时意味着跟神对话。我们得用意志力和感恩的心情来忍受孤独和沉默，并教会别人这样做，这是一个诗人的职责。

张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沉默在说话，因为诗在说话，因为那个词在说话……

艾基：当然这是个悖论，人创造沉默只能通过词，也只是通过词神才创造了无言和沉默。

张枣：我觉得您诗歌的宗教性往往表现为一种牺牲精神。在《桦树瑟瑟响》一诗中；您说我们都在这世上瑟瑟响，接着又提到复活。您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如果十字架是空的，每人都得做好牺牲准备走上十字架?

艾基：你提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问题，多么可怕的问题，只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狂热的人才会作脊定的回答。不，我们太卑微，太软弱，根本不值得被绞死。我只想叶大家学会哭泣，因为我们“瑟瑟响”不用多久就会停息下来。人是会死的。

张枣：自尼采之后，在现代主义发端的那当儿，艺术家主要在控诉神的离去。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早已习惯、接受并且玩味这巨大的空白了。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艾基：我还在控诉。当我工作和创作的时候，我感到神是和我在一起的，但有时它离开我，因此我的诗充满了“离开”、“抛弃”这类词汇。但我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妥协，要知道，这是一种灵魂的妥协。艺术家用空白来代替神，无异于其他人用电脑和按钮来替换神。人们误以为电钮一按，美好的生活就来临，这只是幻觉而已，德国诗人冈特·艾希说：“你们的一切梦想都只是欺骗。”

——摘自艾基的访谈录

四

1992年夏天，即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结束不久，我又在哥本哈根见到艾基。那时，我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rhus)大学教书。艾基和我是应丹麦诗人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之邀，到他创办的作家学校讲课。

博鲁姆在丹麦文学界是个传奇人物。单看那样子就不一般：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和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系宽板带，脚蹬铜头高统靴。他也是艾伦·金斯堡的朋友。有一阵，博鲁姆在报上开专栏，痛斥那些伪冒假劣的诗人，被称为“博鲁姆法庭”旷但我所认识的博鲁姆，刚好跟他那泣江山斥鬼神的“恶名”相反，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这是题外话。

在作家学校，我和艾基先读了自己的诗，然后跟学生们座谈。博鲁姆像尊弥勒佛，笑眯眯地坐在我和艾基之间。他虽慈眉善目，但有一种威严，话不多，学生们却奉若神明。记得艾基谈到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当学生的经验。他说，他在那儿呆了六年，直到1959年由于跟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被开除，而他在那儿学到的只是知道什么东西不该写。对于作家来讲，这也许是个重要开端。博鲁姆赞赏地点点头，他是那种喜欢所有异端邪说的人。在他的鼓励下，学生们开始提问题。我们在回答时，发现竟有不少共同之处。

晚餐后，我跟艾基及夫人戈林娜(Galina)，还有我的丹麦文的译者安娜(Anna)到一个洒吧继续喝酒。艾基只说俄文，戈林娜会讲德文及一点儿英文和法文，安娜的法文流利，而我除了中文和一点儿英文，于脆什么都不懂。我们重合的部分很少。好在有酒，所有的语言障碍都能跨越。艾基酒量很大。他谈童年，谈故乡，谈莫斯科的地下文学。最后安娜先走一步，留下我和艾基夫妇。我们聊得更欢了，我估计连我的中文他们全都听懂了。我完全不记得最后怎么散的，估摸全都喝醉了。

1993年春天，我参加在柏林举办的中国文化节。那几天，我常到顾城在柏林的住处做客，他是德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DAAD)的客人。他告诉我，楼下住的是艾基夫妇，他们总是提到我。我下楼去拜访他们。我们用简单的英文交谈。没有酒，双方都挺拘束。他们也是DAAD的客人，对德国人对他们提供的条件很满意。我提到德国阴郁的冬天，戈林娜说这儿比莫斯科的冬天好多了。汜得顾城戴着他的高筒帽子坐在旁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显得局促不安。我们的礼节性拜访很快就结束了。记得艾基在整个过程只是笑眯眯的，偶尔蹦出几个俄文词，其中只有一个词我听懂了：“很好”。

1994年春，我在美国收到一封来历不明的信。查字典琢磨了半天，才知道来自楚瓦士共和国，即艾基的老家。原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主义颓废派”而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艾基，突然被封为国家诗人。楚瓦士共和国要请各国涛人去参加他六十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我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听说艾基在寿宴上喝多了，住进了医院，大病一场。

五

房子——在世界的小树林中

——给小阿丽桑德拉

房子——或世界

我走下地窖

那是个白色日子———我

去取牛奶——它漫长

我一起：它是

白昼——像河流：溢满

光线在膨胀

跃入世界：我

是一个事件的创造者

在开天辟地的

时代——

去地窖——很久前——简单持久——

雾中小树林是白的

而这

持罐的孩子——注视宇宙——和天空

放声歌唱——像首特别的歌

被女人

传遍世界——简单闪耀在白色

运动中——进入延伸的田野

我从声音中开始——

做——一个宇宙之子：

我曾是——它唱过的一切

(北岛译)

这首诗一开始就把房子与世界并置，强调其开放性——孩子去地窖取牛奶绝非仅仅个人怀旧，而是对人类源头的回溯。牛奶因而获得独特的象征意义，白色日子以及进一步引申的河流、光线都与牛奶相关联。白色在艾基的修辞中，有着纯洁和本源的含义，与牛奶契合。我，这个去地窖取牛奶的孩子，是一个事件的创造者，在开天辟地的／时代——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我代表人类的精神起源，即宇宙之子；地窖甚至让人联想到子宫，与开天辟地的时代相呼应。

在第一和第三段中间是过渡：去地窖——很久前——简单持久——意味着从未间断的传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衔接。

白色在第三段的开端再次出现，与题目相呼应：房子——在世界的小树林中。这持罐的孩子代替了我，拉开了距离，其中是简单持久的时间，而空间也发生了变化——从房子内部转向世界：注视宇宙——和天空。而他唱的是首特别的歌，被女人／传遍世界。这是首什么样特别的歌呢?是爱。正是有了爱，人类才得以延续：简单闪耀在白色／运动中——进入延伸的田野，与被女人传遍世界的歌有并置关系，是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伸。正是在人类的这一伟大的精神传统中，我从声音中开始——

最后一段的两句用了两种动词时态：第一句是动词原型to be(去做)，第二句是过去时I was(我曾是)；而两个破折号后面是宇宙之子与它唱过的一切。诗人通过这一形式，把过去与永恒，孩子与歌声交叉在一起。

这是一首完美而独特的现代抒情诗。我们会注意到，和他的前辈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同，艾基的策略是改变句法结构，用短语的并置来代替意象性铺陈，重新处理标点符号，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俄国诗歌体系。这应追溯到马雅可夫斯基对俄国诗歌的革命性影响。可惜马雅可夫斯基并未能走得太远，他的自杀似乎是其诗歌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俄国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任何挑战必须从诗歌的形式开始，从语言的内部开始。

六

楚瓦士语是艾基的母语，这使得他一开始就和处于称霸地位的俄语保持某种距离。直到1948年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以前，他对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几乎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到欧洲和亚洲寻找精神源泉。从1953年到1959年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开始自学法文，从波德莱尔这位现代主义诗歌鼻祖起，一直抵达勒内，夏尔这座让他敬仰的高峰。1968年由他译成母语的法国诗选，在楚瓦士一抢而空，他因而获得法国文学院奖金。与此同时，像克尔凯郭尔、尼采、卡夫卡等大师，为他在精神上打开重重大门。

他的另一精神源泉是楚瓦士文化。楚瓦士是个只有近两百万人口的小民族，是匈奴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后裔。自十六世纪中叶起，楚瓦士就成为俄国管辖的一部分。四五百年来，这块土地一直被强行实现俄罗斯化和基督教化。然而，在其峡谷和森林的深处，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一种，和俄语完全不同的突厥语系的分支。古老的异教已大体消失，而传统农业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仍在，与苏联所推行的都市化工业化并存下来，其中包括特有的诗歌文化——据说在楚瓦土，“每十个农民就有一个是诗人”。

1934年8月，艾基生于楚瓦士南部腹地的村庄沙莫兹诺(Shaymurzino)。他原名叫里辛(Lisin)，后改成艾基(一个楚瓦士部落的名字)。他父亲是村里的俄文教师，曾把普希金的诗歌翻译成楚瓦士文。他于1942年死于前线，留下孤儿寡母。艾基中学毕业后，在本地师范学院读书。由于得到一位楚瓦士著名诗人的赞赏，在他举荐下，艾基于1953年来到莫斯科，到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他的余生大都住在莫斯科；他结了四次婚，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女儿名叫沃罗尼卡(Veronika)，他为女儿专门写了本诗集《沃罗尼卡之书》。

艾基诗歌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Peter France)这样描述工他的故乡：“1989年我头一次去沙莫兹诺(此前那整个地区是禁止外国人去的)，尽管有现代化机械、学校等等，它仍是个你可以感到古老生活方式的地方，坐落在广阔的黑土地、森林与峡谷中，它们凸现在艾基诗中。由木房子和牲口棚组成的村庄很好客，泥泞的街道到处是鸡鹅，侧翼有一片古老的墓地，充满弯曲的十字架，我们在艾基外祖父的墓上用啤酒祭奠，他是村子里最后的异教‘牧师’之一。”

世界性的视野和诗歌中的反叛精神，使他被官方视为异端。五十年代后期艾基住在莫斯科远郊的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邻居。那时艾基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帕斯捷尔纳克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两人相差四十四岁，尽管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却成了莫逆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Nazim Hikmet)的鼓励下，艾基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受到官方的猛烈围攻，甚至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1959年，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特殊关系，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

艾基在1993年接受英国杂志《审查制度索引》(Index Censorship)的采访中说：“……1958年以后，由于反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我被逐出文学界。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回到楚瓦土。因而留在莫斯科，既无许可证也没有钱，只能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在1959年我遇见一批地下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下子救了我。我们分享共同的关切与志趣。”

作为地下作家，日子艰难，艾基主要靠翻译为生。他并未直接卷入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而是与那些地下艺术家为伍，坚持写作。从六十年代初起，他的书先在东欧，随后在法国和德国等地陆续出版。而国外的名声不仅没有得到苏联作协的认可，其诗作出现在海外侨民刊物上更是雪上加霜。直到1987年，楚瓦土报纸《青年共产党人》副刊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用俄文和楚瓦士文发表了艾基的诗。不久他的诗选在莫斯科正式出版，由半官方的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序。叶甫图申科在序言中称他为“楚瓦士的孩子”。艾基的名字才终于在国内为人所知。

艾基转向俄文写作，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使他和全世界的读者的交流更容易了。他曾有意拉开自己和楚瓦士文化的距离。年轻时他曾说过，之所以避开楚瓦土民间传说，是因为和现代主义大师之作相比，其形式过于原始。而他后来开始转向，尤其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贴近自己祖传的文化，推崇在今日世界其持久的价值。这种回归，首先是他分别把法国、波兰和匈牙利诗歌译成楚瓦士文，使同胞获得更广阔的诗歌视野；同时把楚瓦士民间传说与诗歌整理并翻译成若干欧洲语言。

对于很多俄文读者来说，艾基的涛太神秘，过于忽视俄国诗歌的正常模式；这也让不少西方读者感到陌生，似乎与欧洲大陆的现代诗歌相距甚远。

艾基的诗歌更接近睡眠。他在1975年关于诗歌的札记《睡眠与诗歌》中写道：

“虽然如此，‘让我们跃人黑夜’(卡夫卡)。

“在那里有人。那里，在睡眠深处，有生者与死者的交流。

“而正如我们不用‘社会的’或‘民族的’来描绘死者的灵魂，那么，若只在睡眠中，让我们信任生者的灵魂，——为此让我们愿自己睡眠清澈，睡眠似乎忘掉了我们。

“除了诗歌，谁会许自己这样做呢?”

七

2003年9月的一天，我开车去芝加哥机场接艾基夫妇和他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皮特先到了一个钟头，他是从伦敦飞来的。我们坐在机场酒吧，边喝啤酒边聊天，等待来自莫斯科的艾基夫妇。皮特瘦而有神，精明强干。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退休教授。我问他怎么开始翻译艾基的诗。他说是因为他先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解其生平去采访艾基，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他的诗。你怎么开始学俄文的?我刨根问底。他笑了笑，说：“你知道，由于冷战，英国培养了很多窃听专家。我由于喜欢俄国诗歌，后来转了向。”真没想到阴错阳差，西方的间谍机构和东方的地下文学竟这样挂上钩。

艾基夫妇终于出现在门口。他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他发福了，在人群中矮墩墩的。相比之下，戈林娜比他高出半头。我们紧紧拥抱。艾基的拥抱是俄国式的，热情有力，他的胡子硬扎扎戳在我腮帮上。

屈指一算，我们有十一年没见了。在我的推荐下，新方向出版社不久前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孩子与玫瑰》(本文开头就是我为该书作的序)。当我和同事约翰·若森沃德(John Rosen-wald)筹划在我们执教的柏洛依特学院举办国际诗歌节，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这是他们头一次来美国。开车回柏洛依特的路上，艾基夫妇感叹：这儿多么像俄国。“你看，那片树林!那块坡地!”艾基惊呼道。

我把他们带进完全不像俄国的旅馆套间。除了烧煤气的假壁炉外，卧室的双人床边是个巨大的旋水浴盆。戈林娜完全呆了，既兴奋又束手无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盆!”她叹息道。

与会者陆续到了。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国际诗歌节规模很小，连我总共只有六个诗人，来自俄国、土耳其、日本、中国、墨西哥和美国。其实这样的规模很合适，诗人们之间能真正交流。

第二天我请艾基和皮特到我的班上去，我当时正好在教艾基的诗，学生们对他的诗很感兴趣。和我同住一个小镇的美国朋友丹(Dan)专程为诗歌节赶来，他特别喜欢艾基的诗，也跟着旁听。艾基朗诵了几首自己的诗，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由皮特翻译。他谈到苏联地下诗歌时，丹插进来问：“那样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艾基突然生气了，脸憋得通红，喃喃说：“多讨厌。”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舒了气说：“危险?那是可以描述的吗?”看来是丹的话，触动了他那段经历的痛处，这是一个普通美国人难以预料的。

一个女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诗都献给某某，那是些什么人。艾基回答说，主要是他的朋友，大多是普通人。既然普希金把许多诗献给王公贵族，他怎么就不能献给普通人呢?他开始谈到俄罗斯的诗歌传统，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谈到官方话语和韵律系统的关系，以及诗人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无形的禁锢。

八

张枣：谁都知道，用韵律写作的俄文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而您几乎不用韵，这是为了反抗官方话语美化生活的企图吗?

艾基：不是几乎不用，而是从来不用。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它要的是没有生气的词和人，但诗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表述的人和物得是活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象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但它总是有一个极点的，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外在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一般来讲，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

张枣：我们生活被每日的外部事件切割成碎片，再无内连续性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现在可以说是再无故事可讲，导演再无情节可戏剧化，画家也再无物体可描绘。早在本世纪初，一位俄国大画家，马列维奇，就倡导超越具体物态的艺术(Suprematismus)，诗人也是因为丧失了真正的生活而再无韵可押吗?

艾基：马列维奇在1919年就写过一篇诗论，他批评了整个时代的诗歌，他说诗歌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它只关注物态世界而忽略世界的精神性。重要的是，诗人应该将自身的精神性的能量传递给世界。这种能量是抽象的，只有通过抽象化才能精确地表现人的内心状态。确实如此，人再无故事可讲。

张枣：同时艺术的形式也只存在于一种非形式中，也就是说，每首诗都在航向一个未知的、必须找到后才成为形式的形式，而每个形式又是一次性的，对创作者本人和别人同是如此。

艾基：这种寻找就是我刚才说的对思想目录化的反叛。这个世界万象缤纷，我们直觉地或潜意识地认识到，一首诗最多只是这世界的一个小小模型而已，这已足够了。

张枣：直到几年前，您在国内几乎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作品，是您本人不愿意发表还是由于那个制度不容忍?

艾基：这当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要知道，不平凡的词儿在哪儿都是令人不快的，这很简单。

张枣：您曾与冲白斯捷尔纳克有过私交。您能谈谈与俄国先驱诗人的精神联系吗?

艾基：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特征像马列维奇和阿波里奈尔。他的诗才和思想太了不起了。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是雕塑型的，给俄国语言艺术带来了巨大的突破。他用的每个词都比平常重五倍，像一个真正的雕塑家、词在他手上可变得忽大忽小。但人们不能苛求他作智力的反思，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特长。智力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变成树、面包、大局然，深具活力，有肉有血，他是一个伟大的识象。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是精神忍受不可思议的命运时发自灵魂的疾呼。这种疾呼是俄国词语与俄国灵魂的完美结合。

张枣：诗人能够既是政治动物又写纯诗吗?比如茨维塔耶娃?

艾基：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美妙的诗人，但就意识形态而言，她才幼稚呢。有一天她写了首《献给白军的神》的诗，一部拥护君主制度的作品，她丈夫，一名白军军官，回家后看了说，马丽亚，你什么都不懂，白军的神可真是天灾人祸。其实政治与纯诗，两者互不妨碍。今天在俄国，一个五岁的孩子就是政治家了，他知道在学校讲什么话，回家又讲什么话。您瞧，政治渗透每个人的生活，但无论如何，经历各种日常困境的灵魂都高于政治，它必须以人类的名义，以美好自由生活的名义来讲话。

张枣：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破碎的时代，写作还可能吗?

艾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断裂，它虽是一个文化与精神的地干线，在我看来都没有根。所谓根就是爱，它表现为历史、传统和未来。在这儿我想起叶赛宁的一句话：诗升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聿和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一棵树受难我们也受难。总之，人得过他的生活，并给予他的生活一定的意义。生活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短促和片面，生活是地久天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写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必需。

——摘自艾基的访谈录

九

梦：为煤油排队

而我们加入队列——背靠背

我们推搡前边的人

进入商店：

来自母亲的水与血

在衣服中!——

互相拥抱着

我们跃入黑暗：

仅在某处：

森林：

它似乎准备好

那深度——隆隆响——被点亮：

我被推搡：

“你怎么命名你的灵魂?”

我穿过风叫喊：

“哦也许渴望

也许是唯一的田野?”

我们停住：

回声够到我们：

我们互相把手放在肩上：

因此我们跃入黑暗：

在旋风中

变白

我们敞开自己：

好像我们是个地方为某人

来临：

如同生动的林中空地：

在那儿风

像一种视觉

移动：

从四周蒙住我们：

没有词被听见：

关于一切：

没有思想

(北岛译)

题目“梦：为煤油排队”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暗示，即首先这是梦，为煤油排队则是由于物质匮乏而造成的普遍现象。当我们进入诗中，发现涉及的其实并非物质匮乏，而是精神匮乏。

而我们加入队列——背靠背开篇，就足够奇怪的了。为什么排队要背靠背呢?首先让我们感到人与人的隔绝及互相依赖的需要，好像用体温互相取暖。当我们推搡前边的人／进入商店：并没有提及煤油(自始至终再也没提过)，而是来自母亲的水与血／在衣服中!——请注意，水与血和煤油一样都是液体，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更何况来自母亲；在衣服中!则强调了这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即传统与信仰。整首诗除了问答以外全部用的是冒号，仅在此处用的是惊叹号。

寻找并未停止，而是在继续进行中：互相拥抱着／我们跃入黑暗，显然我们不仅没得到可照亮黑暗的煤油，反而跃入黑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迷失，而互相拥抱着意味着是集体的迷失，人类的迷失。仅在某处：到底在哪儿?唯一的参照物大概就是森林。它似乎准备好／那深度——隆隆响——被点亮：我们头一次把煤油和点亮连在一起，但连这一点也不能确定——它似乎准备好，而可能被点亮的是隆隆响的深度，即虚无的深度。我们由此陷入进一步的迷失中。

而我终于从我们中独立出来：我被推搡，然后被问及“你怎么命名你的灵魂?”我的反应是——我穿过风叫喊：“哦也许渴望／也许是唯一的田野?”两个也许造成语义的不确定，加上问号，使得回答成为反问。而唯一的田野，这可能的自由处于极大的疑问中。

我又重新加入我们的队列。我们停住：紧接着回声够到我们：到底是什么回声呢?是森林深处的隆隆响，还是我的反问“哦也许渴望／也许是唯一的田野?”这似乎并不重要，就像问与答一样。也许唯一重要的是够到我们，是对虚无深度的测量与反馈。我们又回到开始时的状态——互相拥抱着／我们跃入黑暗——但有所调整：我们互相把手放在肩上，因此我们跃入黑暗。互相把手放在肩上和拥抱相比，显然由于理性而保持距离，因此这个关联词也强调这一理性色彩。

在旋风中／变白／我们敞开自己，这是在迷失中的重新定位，因而获得一种揭示的可能。好像我们是个地方为某人／来临：我们成为某人的参照物，如同生动的林中空地，暗示我们成为森林的一部分。在那儿风／像一种视觉／移动。风作为交流的象征，反而从四周蒙住我们。结局是相当绝望的——

没有词被听见：

关于一切：

没有思想

正女峨在开始时提到的，整首诗几乎自始至终都是冒号，首先意味着空间上的不断开放，引导读者进入黑暗的迷宫；这有如精神上的历险，在对虚无的层层“开方”中寻找出路。进一步而言，这正是人类在失去传统与信仰后的困境——他们在为煤油排队，最终迷失在更深的黑暗中。

十

对许多读者来说，艾基的诗的确是费解的，这其实和我们对俄国诗歌的阅读期待有关。在楚瓦士，当一个中学老师在班上讲艾基的诗，同学们反应积极而热烈。其中一个学生说：“艾基的诗深入我的灵魂。它们以思想的深度打动我，你非得反复琢磨，才能穿透其含义。”另一个学生说：“艾基的作品帮助我们了解这复杂的世界，他促使我们去想从没想过的问题，教我们去信仰。艾基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容易理解。”

如果要谈论艾基的诗，恐怕不得不涉及对官方话语的颠覆意义。官方话语在文学写作中建立了严格的纪律，文学写作中的修辞方式、修辞手段、修辞意义，都在这纪律中被固定和僵化。词语没有呼吸，没有生命，词语的意义被刻意地扭曲。比如：祖国即母亲，党即父亲，红色即革命。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同学的弟弟十二岁就被打成反革命，只因为他说最喜欢蓝色，这和马克思最喜欢红色的说法唱反调。一旦词与物、词与词的关系这一基本因素被确定，那么整个语言系统也随之变得僵化。这就是权力在语言深处的延伸，从而改变人们的言说和思维方式，即我们所说的官方话语。

而诗歌作为语言的核心首当其冲：以宣传为目的表述必须是清晰明确的，不能容忍半点含混。从结构到修辞，从句法到韵律，最终形成了某种固定模式，有着强大韵律传统的俄语诗歌逐渐成为官方话语的工具。在帕斯捷尔纳克后期诗作中处处感到这种无形的束缚，他最终转向小说写作不能说是偶然的。

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是从语言内部开始的。也许楚瓦士语不属于印欧语系，处于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皮特·佛朗斯认为，艾基的诗歌，会让人想到楚瓦士异教的咒语。艾基的“词汇表”是有限的，但他不阐释不限定，让它们处在类似睡眠与梦境的无意识的边缘，使能指(词)闪烁不定，在与别的词的互文关系中呈现意义的“痕迹”。这种词语的解放，正如罗兰·巴特在《零度写作》中所说的那样：“闪烁出无限自由的光辉，随时向四周散射而指向一千种灵活而可能的联系。”从词语出发而带来形式上的开放。他完全放弃韵律，颠倒词的正常顺序，用介词短语代替意象，改变标点符号的习惯用法，用大写、斜体字、空行、括弧、分号创造新的空间。有时他用连字号创造新词——远离印欧语系而更具有共性的语汇。

利奥·施特劳斯在《写作与迫害技艺》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写作与迫害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为此创造了“隐微写作”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迫害对文学的影响，恰恰就在于它迫使所有持有异见的作者都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在谈论隐微写作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技巧。”他接着写道：“因此，迫害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因而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其中，所有关于重要事情的真理都是特别地以隐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只是针对那些聪明的、值得信赖的读者的。它有着私人沟通的所有优势，同时避免了私人交流的最大的缺陷——作者得面对死刑……”正是在高度集权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迫害压力下，艾基创造了一种“隐微写作”，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

在根本意义上，艾基的作品面对的是人类基本的精神现实。佛朗斯认为，“特别在具体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中，艾基的作品可读作对这个时代，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与社会条件的一种反应。这是深度悲剧性的诗歌，是对全球战争、大屠杀和对古老信仰的哀丧的悲剧性的二十世纪的一种反应。”

十一

柏洛依特国际诗歌节进行顺利。上午我们陪艾基夫妇和其他诗人去参观学院的人类学博物馆。戈林娜告诉我，他们刚报销了机票，并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简直成了富翁了。我听说他们原来连垫付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还是去跟朋友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戈林娜告诉我，他们把当年住在柏林的生活费攒下来，在莫斯科买了个小单元，得以安身立命。戈林娜教德文，艾基有一点儿版税。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几乎从不去饭馆，而农贸市场的菜很便宜，他们对此心满意足。由于他们还要去旧金山和纽约参加诗歌节之类的活动，我警告他们一定要把钱带好，否则倾家荡产。戈林娜拍拍藏在胸口的美元，说没问题。她在博物馆小卖部挑选了几样印第安人的小首饰，带回去送给朋友们。

在关于今日世界诗歌的意义的讨论会后，艾基专门为听众介绍了楚瓦土民歌。他先用唱盘播放了民间音乐，然后自己亲自吟咏，抑扬顿挫，如泣如诉。让我想起内蒙古草原上那些牧民的歌声。我相信，这种回溯到人类源头的古老形式，将会世代延续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下午我们陪诗人们一起去附近的树林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在几乎所有花草前驻步不前，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彼此嘀咕几句，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中国诗人和土地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能叫出各种花草树木的名字。

我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四周有台阶式的斜坡，有点儿像小型的古罗马露天剧场。我和戈林娜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从《母亲》到《喀秋莎》，从《小路》到《共青团员之歌》。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那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的眼中也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突然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儿都不怀念那个时代。”

晚上校方请客，我们夫妇和艾基夫妇坐在一起。艾基酒喝得很少，据说六十岁大寿差点儿喝死，医生禁止他再喝酒。我问起艾基的女儿，他说她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问到他有几个孩子，戈林娜气哼哼地插话说：“婚生的就有六个，其他的根本数都数不清。”艾基呵呵地笑，不置可否。他自言自语道：“这几天在美国，所有语言都听不懂，整天被美女围着……多么不真实，好像在梦中一样……”

我跟艾基谈到俄国诗歌。他告诉我俄国有两个诗歌传统，一个是以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传统，以莫斯科为大本营；另一个是以彼得堡为基地受欧洲影响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后来布罗斯基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说到俄国诗歌的现状，他似乎很乐观，认为在年轻一代中有不少优秀诗人。

在诗歌节上，艾基被排在头一个朗诵，由佛朗斯读英文翻译。艾基走上台，他头一个朗诵是早期诗作《雪》。他声音沙哑，真挚而热情。其节奏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朗诵精确传达了他那立体式的语言结构，仿佛把无形的词一一置放在空中。《雪》是首充满孩子气的诗。他朗诵起来也像个孩子，昂首挺胸，特别在某个转折处，他把嘴撮成圆形，噢噢长啸，如歌唱一般。

十二

雪

雪来自附近

窗台的花陌生。

向我微笑只因为

我不说那些

从来不懂的词。

我所能对你说的是：

椅子，雪，睫毛，灯。

而我的双手

简单疏远，

那些窗框

像从白纸剪下，

但在那儿，它们后面，

围绕着灯柱，

雪旋转

正来自我们童年。

将继续旋转，当人们

记住地上的你并和你说话。

那些白雪花我

真的见过，

我闭上眼，不会睁开，

白火花旋转，

而我无法

去阻止它们。

（北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