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林赋》是描绘上林苑的赋作，在景观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与现实世界呈现出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微妙互动。上林苑因陈列多元物种而表现出博物空间性质，《上林赋》则可视为这一博物空间的文本化形态。以此为视点，《上林赋》中夸张描写并非完全凭虚，而是匹配了现实上林苑“再现天下”和“通天见神”的空间布局意图。上林苑的某些建筑理念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无法完整付诸实践，故借助《上林赋》文本得以延展实现。上林苑因帝国苑囿性质而呈现出权力意义，《上林赋》修饰了这一权力并借助文本流通突破了现实时空束缚，从而使权力以一种理想化形态被永久及广泛地展演。由此可见，历史景观的权力意义主要是通过对其进行修饰性描绘的文本得以再现的。
关 键 词：上林苑 《上林赋》 博物学 景观 文本 Shanglin Garden Shanglin Fu natural history landscape text
《上林赋》是我国赋史上的名篇①，此前学界主要从文学史视角对之进行研究，讨论其对早期田猎赋之继承，抑或对后世散体大赋之影响等问题②。这种历时性讨论理所当然地揭示了《上林赋》在赋史中应有的地位。本文尝试回归文本历史语境，从共时性视角出发，讨论《上林赋》与其描绘对象上林苑之间的互动关系。③上林苑因陈列多元物种而表现出博物空间性质，《上林赋》则可视为这一博物空间的文本化形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景观及其文本化形态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微妙关系。希冀在这样的探讨过程中，能发现一些过往《上林赋》研究中未曾措意的问题，从而丰富我们对汉赋文体功能及艺术特征的理解，并进一步厘清景观、文本及权力间的错综关系。
一、问题切入视点：博物空间与文本化博物空间
本文以“博物空间与文本化博物空间”为问题切入视点，与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这一热点学术概念密不可分。博物学指对动物、植物、矿物、人体等自然物种进行辨识、命名、分类、描绘、搜集及展示的一类知识，作为一个复兴的知识传统，并融入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语境之中，博物学正以一种全新面貌回归并引发时下从公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以此为契机，重建中国古代博物学史的工作也已展开。④审视早期中国博物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文学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其载体：《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离骚》以香草美人引类譬喻。尽管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博物描写各有其探索自然之外的复杂目的，但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诗骚可能从源头处就为中国文学注入了博物底色。⑤对此，学界尝以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传统为主题，做过不少有益探索。⑥
此传统绵延至汉代，主要存续于散体大赋这一素以“铺张扬厉”为特色的文体之中。汉赋以铺陈京都、宫苑之巨丽为常见题材，此题材充斥各类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描写，可谓“苞括宇宙”⑦，题材特色致使汉赋呈现博物特征，自不在话下。《文选序》总结汉赋记述对象：“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⑧“风云草木”“鱼虫禽兽”云云，正是博物学兴趣所在。古之学者论赋，亦多言其能“体物”，陆机《文赋》云：“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⑨《文心雕龙·诠赋》亦云：“赋者，辅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⑩又刘熙载《艺概·赋概》称：“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11)“赋不厌奇”亦与博物学“尚奇”相通。
现代学者已注意到汉赋之博物特征，主要从“知识化”角度加以解读。如徐公持指出，得益于汉代小学传统及技术进步，汉赋“博物化面貌呈现无遗”，表明文学直接将知识作为写作重心和目标，从而使文学成为传播知识的载体。(12)这个观察是准确的，因为在类书、郡志、字书等知识类典籍问世前，赋作一度可代行资料查考功能，清儒袁枚对此作过精辟总结：“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13)
“汉赋博物学”是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故有继续探索之必要。在与后世——主要是魏晋赋作的对比中，便可获得研究灵感。众所周知，汉赋以“虚夸”为特色，故其博物叙事缺乏客观性。这一取向在魏晋开始遭遇质疑，左思在其名作《三都赋》中批评了数百年前他的前辈司马相如等人所秉持的虚夸传统：
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
继而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14)
左思批评汉赋“假称珍怪”的虚构做法，强调赋作需具写实精神，他声称自己对自然的描写乃“稽之地图”“验之方志”而来。卫权为左思赋作《略解》，亦赞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15)。左思、卫权等人的态度并非彼时个例，小尾郊一注意到，魏晋时期直接观看和赋咏周围自然现象的作品急剧增多，反映了当时正在逐渐抬头的试图眺望和如实地描写自然的精神(16)。正如左思批评汉赋“果木生非其壤”“神物出非其所”所示，魏晋博物叙事闪现写实精神的重要前提是对目力所及物种进行客观吟咏。事实上，以存续博物传统而论，魏晋时期，《三都赋》等都城赋已非主流，而恰是这种直接吟咏周遭自然物种的“咏物赋”，曹植《蝉赋》《芙蓉赋》、傅玄《山鸡赋》《枣赋》、成公绥《鸿雁赋》《柳赋》等，一时大量涌现，皆可称代表。咏物赋以记述单一物种为主，与之对比，汉赋博物叙事的特征就显而易见了：在汉赋——特别是田猎赋、都城赋中，多元物种汇聚于苑囿、都城等封闭空间之中，从而呈现出“博物空间”意义。(17)
所谓博物空间，可简单理解为对自然物种进行陈列的场所，现代常见博物空间包括动物园、植物园、自然博物馆等，在古代则以大型苑囿为典型。特别是秦汉以降苑囿，改变了先秦就地围以周垣做法，表现出物种多元性追求，物种除用于狩猎，亦有陈列以供欣赏的展示功能。那么，以苑囿为主体书写对象的田猎赋就可理解为博物空间的文本化形态。这方面，本文所讨论的上林苑及《上林赋》，恰提供了典型例证。此前，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上林苑可视为“展示自然”的博物空间，并通过分析苑内物种陈列方式，指出其空间布局被贯注了特定理念，是一座隐含了权力与信仰的意识形态景观。(18)以此为前提，作为再现这一博物空间的《上林赋》便可有新的解读思路——博物空间与再现博物空间的其他物质形态间存在微妙互动，以自然博物馆中标本为例：首先，标本受限于原生环境，以照搬自然的“栖地陈列”(habitat diorama)方式布展；其次，在保存、鉴赏及研究物种方面，标本又表现出独特优势。上林苑与《上林赋》之间同样存在类似联系，于是我们在博物空间与其文本化形态之间看到了某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汉赋虚夸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文心雕龙·夸饰》以来，汉赋之虚夸就被斥为“诡滥愈甚”(19)，现代学术语境中，这一传统或被解释为增强文学表现力的美学范式(20)，或被解释为“润色伟业”的帝国话术(21)。倘以博物空间为视角，汉赋虚夸便可有另一番解释，这里的关键是，上林苑的最终建成，事实上是与各种限制因素——主要是地理环境——妥协后的产物，换言之，上林苑的建筑理想并不能完整付诸实践。但文本则不受制于客观环境，就此而论，《上林赋》之虚夸可视为上林苑的理想延展。另一方面，汉赋从构思、写作到最终被阅读，处在文学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知识链条之中(22)，这也就意味着博物观念不仅蕴藏文本内部，更贯穿其流通过程之中。《上林赋》“再现”上林苑的同时，又使之被更广泛地“观看”，从而形成“流动的博物空间”。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上林苑景观(博物空间)和《上林赋》文本(文本化博物空间)，以对上述观点作出具体说明。
二、理想的延展：上林苑景观与《上林赋》文本比较分析
本节拟对上林苑与《上林赋》进行比较分析，基本预设是：上林苑空间布局具有特定观念，但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无法完整付诸实践，故借助《上林赋》文本延伸实现。研究方法是：步骤一，不受《上林赋》干扰，利用《史记》《汉书》《三辅黄图》等历史材料讨论“现实上林苑”空间布局特点及观念；步骤二，解读《上林赋》中“文本化上林苑”空间布局特点及观念，观察其是否与步骤一匹配，如果匹配且同时将其未竟理想延伸实现的话，那么上述研究预设即可成立。
武帝扩建上林，题中之义是广其面积，《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初扩上林：“举籍阿城以南，整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23)据之可大致确定上林苑地理范围：东起霸浐，南傍终南山，西至今周至，北跨渭水，包有今兴平境内的黄山宫，然后濒渭而东，周围约三百余里(24)。此后上林苑虽屡有扩建，但大体不出此范围(25)。但《上林赋》中上林苑范围要大得多：“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26)四至地点中仅苍梧可找到现实对应，即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所设苍梧郡，但苍梧郡在今广西一带且在帝国之南而与“左苍梧”不符，又苍梧设郡时长卿应已离世，故两处“苍梧”不能等同，所以四至地点均为虚指。古之学者欲坐实《上林赋》地点，但多徒劳无功(27)，程大昌《演繁露》对此论曰：“亡是公赋上林，盖该四海言之……后世顾以长安上林核其有无，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者也。”(28)现代学者则多以虚夸一语了之，亦失之草率。蒋晓光指出应结合神话、传说及天文学知识考论四至地点：左苍梧，指东极东海之岛屿，与武帝海外求仙有关；右西极，西域葱岭一带，与武帝通西域有关；南丹水，化自《山海经·南山经》所载“丹水”，大致位于南越国境内，与武帝破南越有关；北紫渊，代表紫宫、北极，与武帝立太一有关(29)。笔者同意蒋文判断，并进一步认为四至地点与武帝拓边及求仙实践有关，实则代表汉人所理解的天下边界：右西极、南丹水代表当时汉帝国西、南两个方向武力扩张的极限(30)，左苍梧、北紫渊更是把空间延展至缥缈的海外与天际，从而形成一个囊括人间与仙界的天下。其虽为虚夸地理空间，却又不同于《山海经》《神异经》等博物志怪中四海八荒式的玄想空间，因为其仍以现实中汉帝国军事扩张及海外访仙所建构的天下为依据，汉人所理解天下亦如《上林赋》所示，是包揽域内、域外及仙界的多层次空间。
《上林赋》地理范围的无限拓展说明上林苑可能本亦有再现天下的布局意图，拓展地理面积是达成此意图的直接途径，但问题是，此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囊括天下，因此切实方案其实是“模拟天下”，即营造一个“微缩天下”。就此而论，天下的完整性不仅由苑囿面积大小决定，更由苑中物种多元性决定，所以上林苑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特征——异域物种被突出强调并依地理方位排列，以物种表征区域进而拼接出“完整”天下(31)。《汉书·西域传》云：“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32)表明上林苑重点展示的正是异域稀见物种。又《三辅黄图》载“葡萄宫在上林苑西”(33)，这一设计之初衷，便是使葡萄与其产地西域产生关联。《三辅黄图》又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34)据现代考古发现，扶荔宫位于汉左冯翊之夏阳县(35)，之所以选址于此，乃因武帝东巡此处时“闻南越破”，于是就地建之(36)，并于宫中广泛培植南国植物而营造出帝国南缘面相。以上例证足可证明上林苑以物种表征区域进而再现天下的布局特点。此外，上林苑中建章宫、长杨宫等遗址均出土“汉并天下”字样瓦当(37)，亦是其再现天下布局意图的直观证据。但陈列异域物种并非易事，除获取不易外(如付出战争代价)，异域物种更常因水土不服而难以成活。以扶荔宫所植亚热带植物为例，《三辅黄图》称：“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38)。可见异域植物终以“不复莳”收场，历史上扶荔宫徒有其名，可能仅采用植物纹样作为装饰，以视觉建筑而非真实植物的形式表征天下完整性。
而在《上林赋》中，坐拥异域物种的理想便无需顾忌现实因素，《史记索隐》引晋灼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奇珍，不系于一也。”(39)在《上林赋》所建构的完整天下中存在“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的温暖地界(40)，这足以保证亚热带植物成活且种类也愈加丰富，其文云：“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盘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41)这段文字不禁让人想到上引《三辅黄图》对扶荔宫的记录，所不同的是扶荔宫中植物“不复莳”，而赋中异域植物则“有生命力”。据冯广平等人统计，赋中分布于秦岭、南岭之间的亚热带植物占据一半以上比重(42)，充分表明突破地理束缚后，陈列异域物种的意愿被充分释放。《上林赋》物种丰富性不仅体现在成活异域物种，也体现在出现大量现实中根本无法得见的虚拟物种，通篇常见蛟龙、赤螭、麒麟、角躮、穷奇等神兽。如前所述，《上林赋》中生非其壤物种曾遭到魏晋征实赋家的批评，这些物种当然可解释为北方宫廷文人对于遥远南方新奇事物的想象，抑或凡夫俗子对于仙界的憧憬，但当了解现实上林苑再现天下的理想之后，则《上林赋》力求穷尽各类异域物种的努力就不难解释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形态——根据当时人的博物知识结构，将域内、域外及仙界的物种不受限地呈现于文本之中。
除再现天下外，上林苑另一空间意图是模拟仙界而配合武帝求仙。中国古代苑囿可通天见神，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先秦著名的文王灵囿，灵囿中灵台据说具有“候天地”的神奇功能。(43)上古文献中提到的“台”一般具备“台高近天”和“填充异物”两个特征，如此设计之初衷是使其模拟仙界进而招致真仙，可简单理解为一种具有“视觉欺骗’”性质的交感巫术，《史记·封禅书》中燕齐方士多次向武帝建议“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44)，依据的便是这一原理。上林苑对之充分吸收，苑中建筑多以“观”为名，观这类建筑因“眺望远观”而得名，近天可观云气并且多纳异物，性质与上述仙宫楼台相近(45)。上林苑中著名的昆明池更集中体现出方术理念，《三辅故事》载：“昆明池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46)此布局是中国古代“象天法地”建筑原则的体现，以昆明池构拟天汉的意图亦为象神通灵。但上林苑受制于地形、建筑水平等因素，宫观布局及物种陈列需依山水走势，建造高耸入云的通天建筑更有难度，而且即便工匠鬼斧神工果真造出以假乱真的仙界，但凭此招致真仙终究是妄谈。
求仙理想同样可在《上林赋》文本中实现，上文已述赋中不乏蛟龙、赤螭等沟通天地之灵物，其主要功能便是助人升仙。在汉人想象中，升仙需借助灵物帮助，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见，故往往通过跨媒介方式加以表现，可与汉赋进行参证的是画像石这类墓葬礼仪构石，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羽人、飞龙、射鸟、瑞树等博物题材，其主要功能也是助墓主升仙。(47)此外，《上林赋》中宫观描写亦主要强调其能通天见仙，宫观多建于削平的高山之上：“夷嶶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俛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48)并且宫观间以复道相联，呈弥山跨谷之势：“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49)现实中宫观多位于平地之上以便帝王随时游乐休憩，赋文则不考虑此实用因素，建于高山之上的宫观幽深莫测，俯视不见地面，伸手可摘星辰，如此描写不单是以夸张笔法营造视觉奇观，更是为能通天见仙，所以《上林赋》紧接着就写道：“灵圉燕于闲观，偓佺之伦暴于南荣。”(50)灵圉，《史记集解》引郭璞云：“灵圉，淳圉，仙人名也。”(51)偓佺，《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云：“偓佺，仙人名也。”(52)凭借文本所营建的建筑优势，帝王最终得遇真仙。《上林赋》又载帝王游猎途中“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飇，乘虚无，与神俱”(53)，现实中帝王不可能实现的求仙迷梦在赋文中实现起来却如此轻松。
上林苑的主要观看者是武帝，这决定了再现天下、模拟仙界等理想最终迎合的不过是武帝个人意愿。上林苑核心功能是游猎，佐川英治指出：“西汉时期长安的上林苑主要是作为田猎的场所，是为了展示军事威力以在气势上压倒异民族和诸侯。”(54)表明游猎是具有多重政治象征意义的活动，此前杨宽先生对先秦大蒐礼的研究也已注意到游猎具有军事检阅及军事演习的礼仪性质。(55)汉代应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从史籍所载汉帝游猎上林大多有外宾观看这一细节便不难看出(56)，多数情况下，游猎是皇帝表演给在场外宾、诸侯及臣民观看的。就此而论，上林苑以物种表征区域进而再现天下的布局便可获得一种更具体解释——游猎本质上是人类对动物之驯服，扩展开去未尝不代表对于动物产地之征服，因此现实中上林苑可视为武帝对内树立统治权威，对外展演帝国实力的舞台。上林苑主要观看者是武帝，而《上林赋》主要阅读者也是武帝，赋中“天子”不妨就可看作武帝本人。因此毋宁说，就武帝个人而论，他观看上林苑及阅读《上林赋》时具有相通的情感诉求。在这个文本化的博物空间里，武帝获得了超越世俗的自由，那些现实中上林苑试图提供给他的情感满足，在《上林赋》中被成倍地提供给了他。帝王在游猎中充分建立起征服宇宙的威猛形象，其文云：“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豳文，跨野马。”(57)又云：“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58)夸张文字描写背后，正是武帝天子威仪之体现，政治抱负之拓展。帝王游猎途中，自信地徜徉于宫观之间，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59)，这同样是一个现实理想的再现过程——帝王游走于文本化的上林苑之中，就好比游走于整个帝国，检视着天下的土地与生灵，向天下臣民展演着作为统治者的威权。
《上林赋》不仅迎合了读者(皇帝)理想，其实也暗藏作者(士人)心机，可看《上林赋》结尾情节：
嗟乎，此泰奢侈！……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60)
若以文学视角观之，上述情节是汉赋中并不陌生的带有讽谏意图的曲终奏雅，但若以上林苑《上林赋》互动视角观之，则上述情节亦有新解。可先从现实中士人对上林之态度讲起，以东方朔为例，他就曾极力反对扩建上林，理由包括夺民农桑、不恤农时、坏民冢墓、发人室庐等(61)，东方朔的批评具有深刻文化背景——为满足帝王个人私欲而设的皇家苑囿无疑与儒家理念背道而驰，特别当禁苑侵夺百姓农桑之时，又不得不面对“公私矛盾”压力(62)。在理想的博物学世界中，帝王应是滋养万物生灵的圣王，文王灵囿提供了正面例证：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63)
灵囿本为文王游乐之所，反被用来证明其拥有受命之德，个中关键在于文王将灵囿开放给庶民，真正做到了“与民偕乐”。这一记载不断被后世儒家典籍提及进而演变成一种“王政意象”。历史上，上林苑的确曾向庶民开放，但颇讽刺的是，此举非为施行仁政，而是国力衰微时统治者出于创收目的而被迫为之。如上文提到汉初经济凋敝时刘邦就开放上林给民间经营，但当国力恢复又立即将上林收归禁苑。史载高祖十二年(前195)萧何曾请求重开上林(64)，萧何的建议与东方朔反对扩建上林的出发点近似，均可视为灵囿王政理想之延续，但正如我们所知，萧何、东方朔之建议均未被君主采纳，反而引发君主不满，这凸显了士人理想与皇权之间的紧张。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帝王滋养万物不过是一种政治修辞，皇家苑囿作为象征权力的帝国博物空间无法轻易分享给庶民。武帝治下正值汉帝国国运鼎盛期，开放上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个不可能的愿景却在士人笔端“实现”了。当然，这一情节可能仍有讽谏目的，但不能忽略其原型是现实世界中士人难以得见的理想化博物空间形态。
《上林赋》文本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是藉正史得以保存的文学材料，这提示我们应采取一种文史综合视角解读《上林赋》。以往文学史内部的分析已经充分注意到《上林赋》文本虚夸的特点，但需指出的是，这一结论可能并非是在共时性视角即《上林赋》与上林苑的对比分析中得出的，而是一种文学史内部的历时惯性分析——在对先秦楚辞、《庄子》等浪漫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与后世征实赋作的对比中被放大出来的文学史意义。回归《上林赋》与上林苑互动的历史语境，我们看到了文学史背后的另一面——《上林赋》之虚夸可解释为上林苑未能实现的博物理想之“实现”形态：一方面，赋文地理范围、物种多元性、建筑特点、帝王活动等夸张描写并非完全凭虚，而是匹配了现实上林苑意欲再现天下及模拟仙界的情感意图；另一方面，赋文克服了物种占有及展示过程中的层层障碍而营造出“完整天下”和“致神仙界”，并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获得最大程度的情感满足。
三、时空的流动：文本化博物空间的营建与观看
在上节的分析中，我们足以感受到文本化博物空间相较现实博物空间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突破束缚而使理想最大程度转为现实，这可视为一种文本内部优势。在文本外部——赋作流传过程中，优势同样存在，从而提示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更通识的眼光考察《上林赋》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也即文本化博物空间的营建与观看过程。(65)
营建现实博物空间的必经步骤包括探险、采集、分类等博物学实践，而营建文本化博物空间亦需博物学助力，以《上林赋》为例，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长卿之博物知识储备；第二，长卿之博物实践经历；第三，汉代宫廷对博物写作之鼓励。
考汉赋知识来源，以明谢榛《四溟诗话》所论最为全面：“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66)谢氏所列诸书莫不与博物学关系密切，但需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并无作为学科的博物学(但存在博物知识和博物观念)(67)，所谓博物学其实散落于志怪、本草、方术诸学中，就知识传习来看，又与字书、类书等关系密切。而论汉赋博物渊源，尤当注意者，乃上述小学与方术之学，赋家受此两类学术影响而使其作品呈现博物特征。
小学旨在辨物类名，意趣颇与博物学相通，而汉之赋家亦多具小学素养，阮元论曰：“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驯。”(68)。因汉赋铺采摛文之故，赋家需熟知各类物名并用瑰丽词汇对之描绘，此种需求可藉小学典籍得以满足。据《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69)《凡将》“无复字”之特点满足的可能正是赋家堆砌生僻字眼之需。该篇已亡佚，在后世《茶经》中保留有片段：“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70)陆羽在此引用《凡将》正是因其中“荈诧”乃“茶”之冷僻异称，该异称可能受蜀地方音影响，但又用典雅文字加以修饰。这段佚文胪列二十余种本草名，从中不难感受长卿文字功底之深厚，亦不难推知其编纂字书过程中就已潜移默化习得小学典籍中有关物种命名、分类及描摹性状的博物知识。
中国古代博物学又与方术共摄互生(71)，而汉赋亦与方术关系密切(72)。汉赋受楚辞影响甚深，以往论及于此，大多注重两者文风夸饰之因袭，如《文心雕龙·夸饰》称：“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73)然汉赋对楚辞方术传统亦有所继承，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较早指出此点：“导源于巫术的楚地巡游主题文学，在某个重要方面，对赋体发展演变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74)并强调了巡游文学主题之于帝王的意义：“巡游如同周游宇宙，使帝王获得世俗权力和宗教神力两方面的效忠，并凭借神所赋予的权利，统驭天下。”(75)楚辞之外，汉赋对《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的继承，亦可证其受方术影响甚深，据刘歆《上〈山海经〉表》：“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76)可知汉之赋家应多习《山海经》，故汉赋奇物多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原型，又汉赋惯以“四至”开头而后又依方位胪列异物，亦是受《山海经》文本结构影响。(77)《上林赋》中奇物——特别赤螭、穷奇、白虎、玄豹等可通天见神的虚拟物怪大多见于《山海经》，学者统计《上林赋》所记物种约四成可在《山海经》找到原型(78)，大体可证长卿在构建上林苑方术空间面相时曾参考《山海经》作为素材来源。
长卿在编纂字书及阅读楚辞、《山海经》过程中积累了小学及方术知识，才得以确保《上林赋》所记物种丰饶。对文本的阅读及吸收可视为营建博物空间的“文本经历”，但对《上林赋》这一具有现实依据的赋作来说，“生活经历”即长卿之博物实践亦值得关注。据《司马相如列传》，景帝年间，长卿曾“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索隐》引张揖释“武骑常侍”云“常侍从格猛兽”。(79)汉帝游猎、斗兽等，大多于皇家苑囿进行，故可推知景帝年间长卿就已出入过扩建前的上林苑。后长卿辞武骑常侍，又客于梁王，出入刘武梁园而著《子虚》之赋。《史记·梁孝王世家》称梁园“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里”(80)。如此规模恐怕已超景帝时期上林苑而有僭越之嫌，《西京杂记》又称其“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81)，故不难想象梁园盛景，以致千年后梁园已近颓圮时仍能吸引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李白驻足并写下名篇《梁园吟》。而长卿客梁正值梁园盛期，日常出入得以亲验奇异动植自不在话下；会梁王卒，相如归蜀，在天府之国长卿可能又有博物实践，故《上林赋》多记蜀地物种，有趣的是，前引左思批评《上林赋》“卢橘夏熟”乃“生非其壤”，而在左氏征实赋作《蜀都赋》中，恰是蜀地“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82)，故可推知《上林赋》中亚热带物种可能不少直接就以蜀地作为参照；《上林赋》经历了一个动态成篇过程，这期间长卿应多次以郎官身份进入上林采风，虽然史籍略去了这些记载，但不掩其曾真实发生并最终转化为《上林赋》博物书写的重要素材。
与长卿个人博物知识及实践相呼应的，是汉代宫廷对博物写作的鼓励。长卿个人素养仅是营建文本化博物空间的前提，此外仍需一契机作为驱动，汉代宫廷郎官奏赋制度即为此契机，换言之，长卿作《上林赋》或因其赋家创作热情，但更多恐怕还是武帝“命题作文”。武帝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辞赋产生兴趣的皇帝，他支持甚至亲身参与辞赋创作，对此学界已有关注，大致认为宫廷写作歌颂了武帝功绩而带有润色伟业的鲜明写作动机，同时赋家亦不时借机劝谏以申明政见(83)。武帝对赋作的兴趣纵然与其好大喜功心理有关，但不能忽略记述自然物种的特定题材赋作可能首先具有博物鉴赏意图，可看下面一段记载：
上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84)
该记载直观表明获异物与汉赋写作存在关系，但这段文字出自六朝小说《汉武故事》，在正史中我们并未见到武帝每获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的直接记载，不过却有一个著名的获异物后武帝亲自作文的例证保留了下来，即《汉书·礼乐志》所录两首武帝《天马歌》，分别作于获“渥洼马”及“大宛马”后(85)。又《后汉书·列女传》载：“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班昭)作赋颂。”(86)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表明汉代宫廷赋家就获异物而作赋似为普遍情形。上文提到司马相如郎官职事正是侍于武帝身边待命写作，所以《汉武故事》所记应当近实，只不过长卿那些“奇兽异物”赋作不属于司马迁所谓“其语可论者”，故未收入《史记》而致失传。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类行为背后心态是什么？今人若见奇异物种，可能会下意识用相机拍照留念，这样做首先是表达喜爱之情，进一步的意图则是用影像记录物种以便日后重温或与他人分享。赋作就如同一部“相机”将物种及容纳物种的博物空间以文字形式凝固了下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赋作常表现出“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图志化”倾向(87)。总之，作赋好比对物种进行另一形式的把玩或欣赏，亦有喜悦之情及纪念之意在。
至此，文本化博物空间已营建完毕，接下来它将进入观看环节，在此环节中《上林赋》相较上林苑继续表现出两点优势：首先是更久地被观看，这可视为时间拓展；其次是更广地被观看，这可视为空间拓展。长卿传记中有一处记载隐约表明其赋作一直处于流通之中：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88)
我们可从中注意到两个细节：首先，武帝恐长卿赋作“后失之”而欲“悉取其书”，说明赋作具有极高保留价值(时间流通)；其次，长卿“时时著书，人又取去”，这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表明赋作曾被广泛阅读(空间流通)。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林苑并未保存至今，这也是多数中国古代博物空间的宿命。长卿逝世约两百年后，另一位赋家同时也是著名史家的班固再度写到上林苑，其文云：“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89)，可见东汉初年上林苑已成废墟。上林由盛及衰，两事对其影响巨大：首先，《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坏苑中宫馆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90)；其次，史书虽未明言，但不难推知赤眉战火亦对上林破坏不小。这是两个典型例证表明上林苑作为意识形态景观而与王朝政治呈现出同步性：服膺儒学的王莽显然对夸耀武功的上林苑兴趣不大，坏上林而起九庙隐约透露出重建新信仰的象征意义；而王朝易代之际焚毁前朝景观进而试图抹平其所隐喻的历史记忆更是屡见不鲜的常规操作。但文本化博物空间却超越了这些，它“矗立在文学记忆的深处，也高耸于时间之流之上，天灾人祸都不足以给它带来损坏或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过去是由词语，而非石头构成的”(91)。将博物空间转化为文本，就好比为之包裹了一个巨大“琥珀”，正是拜其保护，数千年后的我们才得以继续“观看”上林苑这座瑰丽的博物空间。
上林苑权力象征意义的获得很大程度是由其禁苑性质决定的，有资格进入禁苑的只能是皇帝或经其准允的少数人，权力正是在这种有限性及垄断性中被凸显出来的。但另一面，作为展演帝国权力的博物空间，上林苑又有向更多人展示的潜在欲望。于是在观众“少”与“多”的冲突中，权力呈现出某种紧张，而营建文本化博物空间正是化解这一紧张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上林赋》中突破地理限制的不仅是异域物种，就连上林苑本身也是不受地理限制的：首先，它是移动的，这意味着它可以被不同地域的人观看；其次，它是开放的，这意味着它可以被不同阶层的人观看。正基于此，在未改变上林苑禁苑性质的情况下，《上林赋》在不断复制过程中无限扩展了上林苑观众来源，从而使其所表征的帝国权力被尽可能多的人感知到。综上所述，《上林赋》克服了上林苑被观看的时空障碍，是一个永恒的、可复制的流动博物空间。
如何陈列“自然”，是一门学问，现代博物空间的常见做法可归结为两类情形：一类是陈列“活物”，即各类动物园、植物园等；但更为常见的则是陈列“死物”，即将动物、植物、矿物等制成标本并放入自然博物馆进行集中展示。后者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突破时空所限并按布展者意图进行布局。比如今天我们可以在位于亚热带的上海自然博物馆见到热带动植，甚至还能见到早已灭绝的恐龙、封印木等。但有没有想过，当“活物”变成“死物”，如何陈列它们，事实上都是可以不受环境所限的。比如将熊猫标本置于浩瀚的星空中或幽深的湖水中，是没有多少技术难度的事，而且从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看，也无疑更加浪漫，但好像不会有人这样做，通常情况下，熊猫标本是置于“竹林”中展出的。
我举出的这个例子虽然可笑，但却可十分生动地揭示“标本”与“自然”间的张力：标本陈列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但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布展心态，现代博物空间的布展心态，相较于美学上的追求，真实地再现自然无疑居于首位。
视线回归本文所论上林苑与《上林赋》，前者陈列的是“活物”，而当它们变成文字出现于汉赋中时，就转成了“死物”。在这个文字所构筑的笔端博物空间中，“死物”显露了陈列优势：首先在文本内部，由于“死物”不受制于阳光、土壤、水分等自然要素，故可肆意进行铺排；其次在文本外部，笔端博物空间避开了时间的侵蚀和空间的束缚，故可长久及广泛地被观看。前者勾勒出权力的理想形态，后者又使该理想形态最大程度地被展演。也就是说，虽然博物空间塑造了权力，但权力真正被感知即产生效力则主要是通过对其作出修饰性描述的文本(92)，这样我们就可看清文本化博物空间的三重本相：修饰的权力、持久的权力和广泛的权力。正是出于权力展演之需，皇帝命令赋家营建文本化博物空间实为必然之举。
但正如自然博物馆中标本最终仍需回归“再现自然”正轨，《上林赋》也并未因陈列“死物”而肆意妄为，赋中所有虚夸几乎都可在现实上林苑中找到观念原型，其所传达的观念正是现实上林苑意欲传达却无法充分传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林赋》仍可视为对上林苑的“再现”，因为它们有着展演帝国权力的一致追求。《上林赋》并非对上林苑的“虚构”，当然也不是“复制”，用上文反复使用过的“修饰”一词概括两者关系，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最后，我想再次提到李白《梁园吟》，因为它代表了文本塑造博物空间的另一种形式。在这首长诗中，我们几乎无法看到任何关于梁园的正面描写，“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李白的思绪接载了数百年前曾到访梁园的长卿，却没能像长卿那样刻画出一座包罗万象的博物空间，大概是因为李白所见到的梁园已成废墟了吧！巫鸿曾指出中国古代视觉艺术中废墟是缺位的(93)，循此提示，在“图志化”的汉赋中废墟同样也是缺位的(94)，但在诗歌中废墟却是一个不朽的主题，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诚如我们所知，《梁园吟》成为经典，并非因为它出色地刻画了梁园，而是因为它记录了诗人从入长安到出长安，由希望转失望的特殊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触动了一批又一批拥有相似经历的后来人而使《梁园吟》万古流芳。《梁园吟》并非对梁园的忠实再现，它超越了空间的物质形态并用情感重塑了空间本身，因此，是文本而非物质造就了“名胜”(95)，正是在此意义上，残缺的梁园与完整的梁园并无二致，甚至就抒发情感而言，前者的价值可能更大。
借助《梁园吟》这类高度个人情感化的文本化博物空间再度反观《上林赋》，尽管长卿是令李白“私心慕之”并可能暗自引为竞技对象的才子，但在《上林赋》中，这位才子的个人情感却被隐匿了，赋中所谓劝谏文字也只不过是彼时士人一种程式化理想的机械复现。长卿私人情感无法对上林苑这类国家博物空间施加影响，本质上是由其宫廷写作性质决定的，长卿以郎官身份奉武帝之命作赋，根本目的是“再现帝国”，这充分显示出汉赋文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场，本文将《上林赋》解读为修饰及展演帝国权力的文本化博物空间，根源亦即在此。
①本文使用学界通行《上林赋》之称。《子虚》《上林》二赋在《史记》中本为《天子游猎赋》一篇，《文选》著录始分为二，并被后世沿用。这种做法确有不妥之处，宋人王观国以来，学者不断主张两篇不宜割裂，不过现代学者指出两赋分篇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分篇后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遏止了先唐《天子游猎赋》指称混乱的局面，《子虚》《上林》行用已久，不宜更改。相关讨论可参看龚克昌：《〈天子游猎赋〉辨》，《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刘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文史》2008年第2辑；踪凡：《〈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②如谷口洋：《从〈七发〉到〈天子游猎赋〉——脱离上古文学传统，确立汉赋表现世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③需指出的是，本文认为《上林赋》是对上林苑的“再现”，背后隐含着《上林赋》成篇晚于上林苑扩建(建元三年，前138)的预设。但《上林赋》成篇时间素有争议，诸家意见中，不乏时间早于建元三年者(如何沛雄：《〈上林赋〉作于建元初年考》，《汉魏六朝赋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26页)，但该观点立论基础仅是荀悦《汉纪》中一条存在问题的系年，故支持此说者极少。目前学界普遍观点是，根据赋文中大量武帝崇儒记载推断其成篇年代在建元六年(前135)至元光元年(前134)之间，晚于上林苑扩建(如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最近，牟歆《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上林赋》中“樱桃蒲陶”“卫公骖乘”“文成颠歌”等记载，时间甚至晚于元光元年，他推断司马相如上呈《上林赋》后，又结合所见所闻不断进行修改，因此《上林赋》的成篇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并又有一些新的补充证据，关于此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进行讨论。
④代表性成果有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吴国盛：《博物学：传统中国的科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周金泰：《孔子辨名怪兽——试筑一个儒家博物学传统》，《史林》2021年第1期。
⑤民国时期，胡朴安《诗经学》较早辟出专章讨论《诗经》博物学，但较为简洁，见胡朴安：《诗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55-157页。潘富俊对《诗经》《楚辞》植物文化的研究亦可归入博物学范畴，见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潘富俊：《楚辞植物图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⑥如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马树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邵毅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胡淼《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则是目前为数不多专以博物学为视角的文学史论著。
⑦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曾答友人盛览“何以作赋”之问，答语中有“赋家之心，苞括宇宙”表述，见周天游：《西京杂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88页。关于汉赋“苞括宇宙”特征的讨论可进一步参看何新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论汉赋以“大”为美》，《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
⑧萧统：《文选序》，萧统编：《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页。
⑨萧统编：《文选》，第241页。
⑩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5页。
(11)袁津琥：《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3页。
(12)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不过需指出的是，徐文所称“博物”是中国本土语境之“博物”，即儒家博物多识传统，与本文博物(natural history)高度重合但也有细微区别，关于两者关系，可参看周金泰：《博物学史与物质史——澄清一个误区》，《中国博物学评论》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13-122页。
(13)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页。关于赋与字书关系，学者指出汉赋作者多有小学素养，见孔德明：《汉赋的生产与消费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56-68页；关于赋与类书关系的讨论可参看许结：《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关于赋与郡志关系的讨论可参看杨晓斌：《地图、方志的编纂与汉晋大赋的创作》，《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4)萧统编：《文选》，第74页。
(15)房玄龄：《晋书》卷92《文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6页。
(16)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第109-120页。
(17)此前学界虽未关注汉赋“博物空间”问题，但已注意到汉赋是一种富有“空间感”的文体，可参看杨九诠：《论汉大赋的空间世界》，《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胡晓薇：《空间与汉大赋——兼论汉大赋“趋图性”的审美艺术特色》，《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蔡丹君：《“腴辞云构”：西汉大赋虚拟空间的语言艺术》，《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18)周金泰：《陈列帝国：汉上林苑的博物空间及其方术、政治理想》，《史学月刊》待刊稿。
(19)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462页。
(20)如龚克昌：《汉赋探源》，《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05-321页；毕万忱：《汉赋渊源论》，《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21)如何新文：《关于汉赋的”歌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康金声：《汉赋“歌功颂德”新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22)详细讨论见前引孔德明《汉赋的生产与消费研究》。
(23)《汉书》卷65《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7页。
(24)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这是目前学界较普遍观点，稍有争议处，是部分学者认为远在今淳化县一带的甘泉宫，亦属上林苑范围，王社教文对此有所介绍，可供参看。
(25)齐润运：《论汉武帝时期上林苑的范围》，《秦汉研究》(第三辑)，2009年。
(26)《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7-3658页。
(27)相关观点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27页。
(28)许逸民：《演繁露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89页。
(29)蒋晓光：《〈上林赋〉的方位书写与体式垂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1日。
(30)关于此问题可进一步参看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31)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指出，中国古代宇宙秩序及地理秩序投射于苑囿之中，突出表现就是异域物种象征性地处在苑囿中相应方位，Edward Hetzel Schafer,"Hunting Parks and Animal Enclosures in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1,1968,pp.318-343.
(32)《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8页。
(3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4页。
(3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08页。
(3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需指出的是，扶荔宫已越出上林苑范围，《黄图》称其“在上林苑中”，乃因扶荔宫同属水衡都尉上林令管辖，因此扶荔宫是可视为上林苑一部分的“派出宫观”。
(3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09页。
(37)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3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08页。
(39)《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72页。
(40)《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67页。
(41)《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71页。
(42)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5-56页。
(43)何休注，许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42页。
(44)《史记》卷28《封禅书》，第1668页。
(45)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5页。
(46)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故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该记载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相关遗迹的调查及研究可参看胡谦盈：《汉昆明池及有关遗存踏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文物》1979年第2期。
(47)相关讨论已极为充分，如汪小洋：《汉墓壁画宗教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朱存明主编：《方花与翼兽：汉画像的奇幻世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
(48)《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69页。
(49)《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68-3669页。
(50)《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69页。
(51)《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70页。
(52)《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70页。
(53)《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81页。
(54)佐川英治：《宗庙与禁苑——中国古代都城的神圣空间》，郭雪妮译，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55)杨宽：《“大蒐礼”新探》，《古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0-284页。
(56)如《汉书·成帝纪》载元延二年(前11)成帝“行幸长杨宫(上林苑宫观)，从胡客大校猎”，见《汉书》卷10《成帝纪》，第327页。
(57)《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78页。
(58)《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78页。
(59)《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82页。
(60)《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88页。
(61)《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49-2850页。
(62)关于中国古代山林川泽利用中“公私矛盾”的问题，可进一步参看夏炎：《古代山林川泽利用问题再检讨——以“公私共利”原则为中心》，《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63)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4-525页。
(64)《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450页。
(65)此前孙少华先生曾讨论《天子游猎赋》知识来源及传播问题，本文对《上林赋》生产消费问题的讨论部分参考了其研究成果，见孙少华：《〈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66)谢榛：《谢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737页。
(67)于翠玲：《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68)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8页。近人章太炎、刘师培、陈梦家等亦对汉赋与小学关系有所讨论，相关观点可参看孔德明：《汉赋的生产与消费研究》，第56-57页。
(69)《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1页。
(70)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5页。笔者句读稍有改动。
(71)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前言》，第5-8页。
(72)韩高年：《赋之“序物”：口诵”源于祭神考》，《诗赋文体源流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37-148页。
(73)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462页。
(74)大卫·霍克斯：《神女之探寻》，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75)大卫·霍克斯：《神女之探寻》，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第37页。
(76)刘歆：《上〈山海经〉表》，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540-541页。
(77)《山海经》文本结构具有鲜明的地理博物特色，可进一步看周金泰：《五行学说与博物志怪编纂——从〈山海经〉到〈神异经〉的文本结构演度》，《浙江学刊》2021年第6期。
(78)胡宸：《〈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以〈子虚〉〈上林〉赋为中心》，《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79)《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637-3638页。
(80)《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533页。
(81)周天游：《西京杂记校注》，第109页。
(82)萧统编：《文选》，第77页。
(83)康达维：《皇帝与文学：汉武帝》，《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康达维自选集》，苏瑞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9-41页；冷卫国、踪凡：《西汉帝王的汉赋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84)《汉武故事》，《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85)《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60-1061页。
(86)《后汉书》卷84《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85页。
(87)“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出自《文心雕龙·诠赋》，对汉赋“图志化”倾向，可进一步参看张朋兵：《汉大赋制作的图志化倾向》，《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88)《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711页。
(89)萧统编：《文选》，第30页。
(90)《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62页。
(91)引文化自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79页。商伟在这本小册子中利用崔颢《黄鹤楼》及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讨论了中国古代“名胜”与“文本”的关系，对本文颇有启发。
(92)仇鹿鸣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9-110页)一文中讨论了德政碑这类石刻景观的权力象征意义，尽管未展开论述，但作者已意识到，虽然石刻由于材质原因在时间上易于保存，但在空间上却因不可移动而影响有限，他讨论到魏征神道碑时特地指出，碑刻以拓本形式化身万千并将魏征良臣形象广为传布。又W.J.T.米切尔主编《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亦主要利用图画、摄影等可流通的风景媒介来讨论风景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93)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94)即便前引班固《西都赋》慨叹上林已成废墟，但仍有大量上林苑盛时回忆性铺排描写。
(95)前引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提到的黄鹤楼及凤凰台的研究即是文本制造名胜的典型例证，同类例证还可想到爱晚亭、醉翁亭、岳阳楼、鹳雀楼、滕王阁、寒山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