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自幼酷爱文史，青年时期因缘际会走上学习研究历史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又有幸与历史教学和研究结缘，由革命史上溯至中国近代史，进而清史，乃至古代史。在逆向回溯的研究过程中，戴先生始终勤奋努力，笔耕不辍，在历史尤其是清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十二卷本的《戴逸文集》即为他从事历史研究数十年来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其中既有其清史研究代表作如《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又有普及性读物《清史》《北洋海军》，更有其早年读书笔记《经史札记》等;再加戴先生多年读书治学所撰文章，编者据其内容性质，分为《清前期史》《清后期史》《史论纵横》《学界记往》《文史随感》《书评书序》《清史编务》各卷，包括著作、文章在内，文集凡十二卷十四册，近五百万字，堪称先生多年治学研究的心血结晶。
戴先生自一九五一年出版《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迄今，从事历史研究已七十余年，其学术生涯几乎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同步，《戴逸文集》所收论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如《学界记往》中对郑天挺、胡华、尚钺、黎澍、吴晗、郭影秋、陈垣、范文澜、翦伯赞、邓拓、刘大年、罗荣渠等诸多学者的回忆性文章，通过对他们生平经历、道德文章、思想学术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研究走过的曲折历程;再如《史论纵横》中多篇有关清史研究的文章，或呼吁加强对清史的研究，或阐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或强调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或指出《清史稿》的缺陷，或揭示清代文献档案的价值和特点，不啻是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发展的实录，为学者了解和研究新中国历史学尤其是清史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新世纪初年，国家新修《清史》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不顾耄耋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设计编纂方案，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确定篇章结构，乃至审读书稿，考证史实，润饰文字，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领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持续推进。十余年间，戴先生有关清史編纂的各种讲话、书信以及学术见解和工作意见，累计文稿不下数百篇。《清史编务》一卷以及《学界记往》中收录的各封书信，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大型文化工程的开展缘起、工作构想和纂修历程，也全面反映了戴先生关于《清史》整体面貌、发展脉络以及重大问题、重要史实的学术思考和基本定论。
作为戴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戴逸文集》尤为突出地反映了一代史学大家执着的学术追求和鲜明的治学特色。约略言之，概有如下数端。
一是坚实的文史功底。戴先生的文史功底既来自其幼年的兴趣爱好，更缘于其认定目标的执着追求和数十年坚持不懈地读书治学。早在童年时期，他就经常攥着家里给的一点零花钱，追着走街串巷、出租连环画小人书的流动书摊看书、听故事，还不时钻进街头那些售卖古籍的小旧书店，专心致志地读书。特别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戴先生常常独坐小楼之上，捧书吟诵，握笔圈点，往往沉醉其中，自得其乐。正是这种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阅读，奠定了他坚实的文史基础，也养成了读书习惯，即便是在蹲牛棚、挨批斗的“文革”岁月中，仍然手不释卷，以读书为解忧忘危之计。集中所收录的《经史札记》，即为戴先生当年研读《四库全书总目》及诸子和史籍的读书笔记，于此可见其读书治学之一斑。
二是深湛的理论素养。戴先生青年时代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最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人生道路的选择， 革命斗争的洗礼，这一非同寻常的经历，使戴先生从内心深处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历史研究和学术探索的科学理论。因此，戴先生真诚地服膺、信仰马克思主义，常年坚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从事学术研究。以撰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简明清史》为例。在当时学术界和全社会致力于拨乱反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是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全面梳理了清朝崛起至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其中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有清晰的框架结构，还有翔实的史事人物，再加上流畅的文字叙述，堪称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如《中国近代史稿》等诸多论著，也无不贯穿戴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叙史、考史、释史的学术追求。戴先生能在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实非偶然。
三是广阔的学术视野。戴先生治史， 十分注重纵向的贯通，其治学路径即由革命史上溯至近代史，再到清史及古代史，不仅其学术研究贯通清代，兼涉古今，而且其培养人才也兼跨中国古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领域，二0一四年戴先生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颁奖词称赞他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与此同时，戴先生治史也极为重视横向的旁通，对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既有全面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的个案研究，还尤为强调把清代历史放到世界背景下进行思考和讨论。其《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即着眼于十八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框架，全方位地观察当时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军事、边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中外关系等诸多方面，并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对比考察。作为戴先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主持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一研究课题的总论，是书既体现了戴先生对清代中国与世界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也开启了学界把清代历史置于世界的坐标系中进行研究的先河，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四是理性的求实精神。戴先生多年治学，始终坚持用科学精神去分析疑难，用理性精神来阐释历史。以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为例。乾隆帝是清代历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有个性，有魄力，有才能，有作为，在位六十载，享年八十八，于文治武功皆有建树，既造就了清代历史的辉煌，又引发了一代王朝的衰落。戴先生以理性的思考，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观察、解析盛世君主及其所处的时代，从乾隆帝幼年时期的家庭氛围、读书生活、田猎娱乐，乃至其生母之谜，到继位之后的用人行政、军事战争、经济政策、文化举措、对外关系，以及十八世纪的耕地数字、粮食产量、人口统计等，无不详加考述，既生动刻画了一代帝王的性格、意志、才情、爱好，又客观分析了其集英明睿智与庸碌愚昧于一身的多面性， 尤为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乾隆一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乃至北京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状况，深刻揭示出其所处时代先进与落后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的复杂性。他如对中国近代史的探讨，对清代前中期历史的研究，乃至对清代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等，戴先生都极为重视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力图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真实、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寻求其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也因此成为他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
五是强烈的现实关怀。戴先生大力倡导历史学要走出书斋，历史学家要关注现实，历史研究要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要把握社会发展的走向。戴先生自身的学术实践，也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贯穿经世资治的情怀。如成书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稿》（ 第一卷），即适应了五十年代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成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选用的教材。其后于七十年代主笔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的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而戴先生的学术重心之所以最终定格在清史研究领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 时间跨度很长，距离今天最近，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故而戴先生甘愿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清史，数十年如一日，“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如今虽已年逾九旬，仍为国家《清史》工程鞠躬尽瘁，全力以赴，未有丝毫懈怠。诚如戴先生自言，“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我和清史》，见《戴逸文集·学界记往》），其学术生命和精神寄托已经与清史融为一体。
一部《戴逸文集》，鲜明地呈现出戴先生的学术追求与治学特色，确为有分量、有深度、有价值、有启迪的扛鼎之作，是他七十载史学征程的缩影和新中国七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
（《戴逸文集》十二卷，戴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