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阿Q正传》（以下简称《正传》）作笺注的想法萦绕在脑海已有多年，今年方才作成，足见自己不是笺注的好手。注疏，一般人看来，不及著述远甚，“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饾饤之技，不足称学问的。然而，我拖延的原因却是担心自己琐屑杂乱的学问尚不能胜任笺注《正传》的工作—面对这部文学经典，惶恐在所难免。
《阿Q正传》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关注，在《晨报副刊》连载不久，就有人猜测作者是谁，阿Q影射的是谁;至今，这部作品仍被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全部或部分选录，而且被译成多种语言。一百年过去了，它仍然具有吸引人一读再读的魅力。《正传》篇幅虽然不大，文化意蕴却很丰富。历来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偏重于主人公阿Q身上所凝结的民族之劣根性，当然是不错的，但笼统的概括可能会遗漏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详细的注释很有必要。
我开始作笺注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读者设想成外国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鲁迅时代的现实是陌生的，需要背景知识的介绍和各种名物的释义。我这么想的原因，是怀疑小说中一些微妙之处，外文译本恐难传达。如币值方面的“三百大钱九二串”，政治术语的“柿油党”等，鲁迅自己就向几位外文译者解释过—其中也有华裔译者。对这些词语，外文译者有时候不得不以脚注、尾注的方式解释其特殊含义。如，最近几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就有将“柿油党”意译为“PersimmonOilParty”的，在脚注中解释道：InChinese，“Freedom”，ziyou，soundsmuchlike“persimmonoil”，shiyou，anunderstandableerrorofhearing，therefore，bythegoodburghersofWeizhuang.JuliaLovell，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TalesofChina：TheCompleteFictionofLuXun，PenguinBooks.甚至，譯者有时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将本该以脚注或尾注形式表述的内容放进正文，如假洋鬼子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提到“洪哥”—译作mydearfriend，没有把“哥”字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结义文化、会道门文化的精义表现出来—后面加上这么一句：“bywhom，hislistenersmayormaynothavebeenaware，hemeantLiYuanhong，oneoftheleadersoftheRevolution.”目的是想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用心不难理解。还有些场合，译者通过对原文的加减，采取意译达到更好的效果，如紧接着“洪哥”，是假洋鬼子讲外文的一段：“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该译本作：“Letsstrikenow！”Buthedalwayssay—herehebrokeintoEnglish—‘No！...Thatsaforeignword—youwontunderstand.”虽然标点有些复杂，读者可能弄不清说话人是谁，却颇有神韵。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外国人—无论他有多高的鉴赏能力—能否真正理解这篇“很中国”的作品，实在是个疑问。小说中那些微妙之处，译本恐难传达。如罗曼·罗兰说，阿Q那可怜的形象在他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阿Q为签名画押不能画圆而懊恼不已的场景，这是他独特的感悟。可见，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总是有些隔膜的，这就需要详细注释。
虽然我假想笺注本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当然主要还是写给中国读者的。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读者因为熟悉鲁迅，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反而不能给予更多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我想注释得更详细一些，提供更多参照，希望读者能时时反身观看，获得一些新的感悟。至于所谓的经典，不同读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视角会获得不同的感受，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位的读者都会贡献出新的体验，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阿Q。王冶秋在《阿Q正传（读书笔记）》中建议至少读十几遍：“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正传》用白话文写成，虽然也有些古语、方言，但读起来并不难。不过，因为历史久远，时空隔离，一些场景、语句、古典和今典（也逐渐变古），如不加以解释，就是中国读者也难免有理解障碍。问题是，注解到什么程度为好？有一派学者主张“不求甚解”，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最终也能读出自己的心得。这自然不无道理，而且确也有这样理解力高强的人。并且，我实在也担忧注释文字太多会淹没原著的精彩，喧宾夺主，啰唆夹缠，不但无益，反惹厌恶。
这需要笺注者注意把握分寸，达到恰切适当。但怎样才算恰切适当？也没有一定标准。《正传》是鲁迅小说中的独特之作，有人称之为杂文化小说，文化含量很高。例如序言，差不多就是一篇“论传记之名目”的文章，本身就是全书题目的注释。那么，我的笺注就成了注释的注释。也许有人认为原著这一部分可以不要，径直从赵家公子隽秀才后阿Q想姓赵开始，如此则我的笺注更成了重叠之床、续貂之尾。话说回来，阅读这些有关传记名目的议论和解释，读者不仅了解一些文史知识，而且可从更深层面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
笺注是对作品的细读，其首要目的是回到鲁迅的本意。鲁迅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和之后，认识水平和人生体验是有变化的。作品发表后，鲁迅回答外界的询问，就创作过程所写的说明，如《〈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为外国译本写的序言，还有关于作品争论的文字和与朋友谈到作品的书信等，都透露出他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观念，对我的笺注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笺注更重要的任务，是阐释作品中人物行动的思想根源、心理动机。阐释阿Q种种言行的根源和动机，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内涵，并不是很轻易的工作。这方面，笺注文字在“优胜记略”等章节中占了不少篇幅。
本次笺注对作品中地理、民俗、方言等的注释也较为详细。如：第一章对“黄酒”和对当时绍兴地方的赔罪风俗的注释;第二章对绍兴人旧时“舂米”的方法和“押牌宝”的解释;第三章在介绍绍兴地方戏《小孤孀上坟》，请道士祓除缢鬼及缴纳香烛赔罪等习俗时也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
鲁迅有时使用绍兴方言，一般读者也许不大能看出来。笺注参考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如第三章阿Q的动作“摩”，鲁迅原打算用绍兴方言“攎”，再如第六章的妇女们怕见阿Q而到处“钻”等。
古代词语，固然要解释，但“今典”的释义也甚是必要，如武昌起义、假洋鬼子、中华自由党等，注释有助于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
注释了一通，我自己似乎也有所得。因为系统阅读鲁迅有关阿Q的自白和论述，我体会到，作品发表之后，鲁迅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化，在后期的杂感文字中笔力更专注，文风也更犀利。我在笺注中做了引申介绍，同时也感到阿Q这个人物的塑造在鲁迅笔下似乎还没有完成，阿Q的精神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小说中阿Q的接班人也就是小D（小同）而已。假如阿Q掌了权—就像鲁迅后来接受访谈时说的“阿Q已经管理国家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大同”出来。
关于作品的评价，早期几位批评家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上的仲密（周作人）的《〈阿Q正传〉》，几段话就抓住了作品的要旨。评论者自己后来透露，这篇文章发表前曾经给鲁迅看过，得到首肯。文章在赞扬的同时，也指出一些问题，如认为鲁迅的创作意图没有贯穿到底：本来他是要推倒阿Q的，最终不但没有推倒，反而将他扶起来了，阿Q成了未庄唯一可爱的人。我这次阅读笺注，对此印象很深，原来阿Q这个人物形象不是靠丑恶立脚，在他的周围还有更丑的人。这个反转令人不寒而栗。读者得意洋洋，以为比阿Q高一等或数等，读完全篇，恍然大悟，戄然猛醒，原来自己就站在观看阿Q“大团圆”结局的人群中，原来自己还不如阿Q！如此，则我们的阅读成果竟然可能也是一场精神胜利。是啊，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阿Q精神的纠缠，认为《正传》已经过时，那就更加可笑而且可悲了。
经典是琢磨出来的，也要经得起挑剔。《正传》发表后，评论纷至沓来，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西谛（郑振铎）的《〈呐喊〉》、雁冰（茅盾）的《读〈呐喊〉》等评论文章，鲁迅是看过的。郑振铎指出小说写阿Q参加革命造成人格上的分裂，鲁迅不能接受，他的辩解在本书笺注中已经有所体现。还有人提出，第八章中大队军警轻重武器齐上阵，捉拿区区一个小偷，实在不必，夸张过甚。鲁迅却不这么看，他在回答质疑时引用了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佐证，本书笺注引用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军警制度做了简单介绍。至于《正传》中存在的事实错误、季节错乱、前后文不照应等，有的鲁迅本人后来做了更正，有的则经研究者指出，笺注随处做了说明。
因为篇幅的限制，笺注对作品总体构思、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得失的评价着墨不多，书后也未能附录历来有关这部作品的评论文字。现在用一点篇幅，摘引几条。因为正面的颂扬已为读者常见，此处偏重负面批评，以与《正传》创作意旨一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发表谭国棠与茅盾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谭国棠写道：“《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贫乏之极了！”茅盾复信表示了不同意见：“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收录了《正传》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第二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呐喊〉的评论》，对小说集表示失望乃至蔑视。他认为，鲁迅的“前期的作品有一种共通的颜色，那便是再现的记述。不仅《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是如此，即别的几篇也不外是一些记述（description）。这些记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筑成（bui1dup）各样典型的性格（typica1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称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典型筑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败，也便是在此处。作者太急了，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我以为作者若能不这样急于追求‘典型的，他总还可以寻到一点‘普遍的（allgemein）出来”。他因此斥责鲁迅小说艺术“浅薄”和“庸俗”，判定这些作品大都是“拙劣”且“失败”的。但为了给鲁迅一点儿“面子”，他将其中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题《补天》）评为“有一些瑕疵”的好作品。他这篇批评文章对《正传》涉及不多，因为据他自己说，他“批评《阿Q正传》时，甚至都没有耐心读完”。尽管如此，他还是论定《阿Q正传》是“浅薄的记实的传记”，“结构极坏”。
诗人朱湘认为《正传》不如《故乡》。他针对《呐喊》中八篇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评论道：“《阿Q正传》虽然最出名，可我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并且它刻画乡绅的地方作《儒林外史》的人也可以写得出来，虽然写赵太太要阿Q买皮背心的一段与阿Q斗王胡的一段可以与《故乡》中的闰土的描写同为前无古人之笔。”（天用：《桌话之六》，载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文学周报》第一四五期）他认为《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记名目的一番考究是模仿《堂吉诃德》：“这种‘名学的考究固然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不过鲁迅的那篇小说也是拿一个Q字来回旋，这就未免令人生疑了。并且《阿Q正传》在结构上是学《堂吉诃德》。所以我如今仍持旧见：《阿正Q传》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再论郭君沫若的诗》）
這类见仁见智的阅读感受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引述。
《正传》笺注本出版计划的实现超乎预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崇贤馆出版繁体字线装本。平装线装，俱为佳制;简体繁体，文气相通。出版界朋友们为这部经典作品问世百年纪念贡献的心力，令我感佩，给我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