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西方学者已经建构了多种理论，用以解释西方某种制度的成功，比如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现代代议政治、现代科学、现代法律、现代教育，或者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而比以往解释更具雄心、更具当代科学前沿性质、更加精细和广博的理论，最近由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提出。他在二0二0年出版了《世界上最怪异的人：西方如何在心理上变得独特并且特别繁荣》，此书甫一出版，旋即引发广泛评论，亦有杂志组织专题讨论，可以说相当轰动。简而言之，他认为西方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经济，还在于其众多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成功不能仅仅归因于新教伦理，更要归因于西方人的独特文化心理模式，而其心理文化特征的形成，是西方教会的婚姻家庭规划所带来的。

一

亨里奇原本学科背景是人类学，他的人类学研究采纳经济学的博弈或游戏方法，注重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研究。他曾经在艾默里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后来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同时获得心理学和经济学两个系的终身教授职位。二0一五年，他又转到哈佛大学的人类进化生物学系任教并兼系主任。虽然现在北美非常重视多学科研究，但一个人在这样几个不同的科系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仍属罕见。

几年前，亨里奇和几个合作者最先提出了“怪异人的心理”这个概念。怪异人（WEIRD）是由西方的（Western）、受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几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缩写，恰好是英文中的怪异（We i r d）一词。他们使用这个词，精炼而又颇具洞见地说明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心理学学者经常选取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心理测试研究，通过给研究组实施某种刺激并且与对照组进行比较，来发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亨里奇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海量文献回顾发现，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往往是大学生，而且大多是西方的大学生，特别多的是北美的大学生。心理学家们把这些研究的发现总结提升到普遍适用的程度，以为这些心理和行为模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作为人类学家的亨里奇，他的研究对象是原始部落人群，比如亚马孙森林中的部落，或者太平洋群岛中的部落。当他把同样的心理测验拿到那里时，结果常常有所不同。显然，不同文化对于人们的心理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因此总结说，实验心理学的已有发现可能只不过是西方受大学教育之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这些人是“怪异人”，放在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其实是历时很短、人数很少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并不具有人类的普遍性，恰恰相反，是怪异的、独特的。这个文献回顾对于实验心理学提出了严峻挑战，令人们意识到不同社会在文化心理上存在巨大差异性，从而促进了文化心理学这个分支的拓展。

在本书的一开头，亨里奇即论述说，文字导致了人们的生理变化，特别是脑神经结构的变化。他列举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识字者和文盲的大脑构造具有显著不同，识字者的脑梁（左右腦的中间桥）变得粗大，主管语言的前额叶皮质改变，涉及语言、物体和脸庞识别的左脑后枕部位更加专门化，这些生理变化改进了语言记忆并且拓宽了语言处理的脑部活动力，同时也迫使脸庞识别功能向右脑移动，从而导致面庞识别力和整体图像识别力的下降，也导致分析识别力的提升。也就是说，识字之人更多依赖把景象和物体分解成组成部分予以处理，更少依赖对于总体结构和格式塔整体形式的洞察。

文字这种纯粹文化的产物，不仅带来大脑结构的变化，并且相应带来荷尔蒙和器官质性的变化，进而带来人们的认知、动机、性格、情感等一系列思维或心智方面的变化。由此切入，我们可以认识到，经过很多世代的遗传和演化，不同文化可能会导致不同族群形成不同的深层心理结构。也就是说，文化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不同。如果仅仅是文化不同，一个族群就可以轻易地移植另外一个族群的文化，从而达到两个族群在文化上的同质化。但是，特定文化对于原有族群的大脑神经和心理结构已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即使是移植了另外一种文化，其固有的神经和心理结构依然具有或隐或显的长久影响。

亨里奇基于脑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的这些论述，与中国当代思想家李泽厚“文化心理积淀”和“儒学深层结构”的概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李泽厚的论说深具洞见，但停留在哲学的思辨和信手拈来的举例，其影响也局限在汉语的儒家文化圈之中。亨里奇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研究数据，其影响范围也就更加广大。

二

那么，西方发生了什么样的文化演变？这种演变为何会导致西方“怪异心理”的形成？

亨里奇指出，在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中，大多数人是文盲。中国人是个对文字和教育非常注重的民族，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或中期，中国的文盲率始终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一个社会的人口中识字率突破百分之二十大关，首先发生在大约五百年前的欧洲，特别是西北欧。追根溯源，识字率的突破是因为基督新教强调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阅读理解《圣经》，而不能依赖祭司神父的代读和解释。那时的西北欧人的识字动机主要来自宗教，而不是来自经济因素或者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社会历史的量化研究显示，不同地区识字率跟人口中的基督新教信徒比例成正比。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的威腾堡发起，然后逐渐往外扩散。量化空间研究也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西北欧社会中，识字率跟各地与威腾堡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即距离威腾堡越近的人口中识字率越高。基督新教和识字率不仅具有相关性，而且使用统计学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研究显示，是基督新教引发了识字率的提升，而不是识字率的提升引发了皈信新教。马丁·路德在发动宗教改革过程中曾经论述说，政府必须建立学校，普及教育，这成为现代学校的先声。当然，为了与基督新教竞争，天主教进行了对应改革，其中包括重视普及教育，比如耶稣会就特别注重办教育。在海外传教过程中，如在非洲一些地方，当天主教处于与基督新教的竞争时，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促进了普及教育。不过，在缺少竞争的地方，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更多地从事普及教育，从而更快地提升了传教区人口的识字率。

识字率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与识字相比，婚姻家庭是更加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在人类部落社会中，关系比较固定的婚姻家庭成为日常活动的基本单元，婚姻家庭禁忌和规范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和部落首领的偶然决策，在不同的部落形成了不同的婚姻家庭制度。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走婚制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婚姻制度，比如兄死弟承制，也就是如果兄长去世，嫂子由弟弟承接为妻，并且替兄生子以便传宗接代。只不过有些婚姻家庭制度已被淘汰，或者实践那些婚姻家庭制度的人群在竞争中被淘汰了。

人们维护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努力程度，与自然环境有关，也可能和所从事的狩猎和农业类型有关。亨里奇引用发表在《科学》等一级期刊上的新近研究，用实证数据说明，水稻文化和小麦文化有显著的不同，种植水稻可以高产，但是费时费工，需要很多人的协作配合，因此水稻文化中的人们更多注重维护婚姻和家庭的联结，会形成大家族的村落和血亲相连的乡镇。与此相对照，种植小麦不需要很多人的协作配合，小家小户就可以从事耕种收获，因此小麦文化中的人们个性比较独立，婚姻家庭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

人类在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地理环境中，并且在与其他族群的竞争中，通常要依靠家庭和氏族求得生存和繁衍。跨家庭合作较好的部落，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当跨家庭甚至跨氏族的有效合作机制形成时，便出现了国家。氏族国家进一步演化，便形成地域庞大的帝国。亨里奇说，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人类社会大都是以婚姻家庭为核心的，甚至庞大的帝国也是由分成等级的多个家族氏族联合主导的。中国的历朝历代，也都是由家而国的家国天下。

然而，与这种普遍而强大的人类群体自然进化趋势相反，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规范和制度被强行打破了。那是被西方教会所主导的婚姻和家庭规划（Marriage and Family Program，缩写为MFP）所打破的。西方教会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三世纪，强力推行MFP，其中包括严禁一夫多妻制婚姻，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严禁与近亲结婚，而且“近亲”的定义不断扩大，超出五服之外;领养之人、教父教母这些关系本来没有血缘关系，也被禁止通婚;禁止与非基督徒结婚。为了求婚，人们只好离开本村本乡，去更大的空间范围寻找相同信仰者。结婚以后，新婚夫妇要离开父母，建立独立的家庭。这个规划，在基督新教各派中，得到继承和贯彻。这些禁令和指令，逐渐削弱甚至破坏了亲属关系网，缩小了家庭规模，降低了生育，也限制了代际王位继承和财产继承。例如，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个强势君主，但是，因为一夫一妻制的约束，他为了婚姻问题绞尽脑汁，但是罗马天主教教廷总是拒绝他的离婚和再婚要求，最后，亨利八世强令英格兰教会断绝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不过，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依然被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继续下去。由于婚后的不孕不育，或者虽然生养却又夭折，都铎王朝终究无奈地终结。同样，贵族和平民一生积攒的财富遇到无子嗣的情况时，只能捐献给教会，通过教会留取功名。当人们遭遇危难时，也难以求助于已被打破的家族，只能依靠教會作为生活安全救济网。

西方教会的这一套婚姻家庭规划之所以形成并且得到强制执行，其原因或许是偶然的和特殊的，因为同样在基督教中的东正教教会，在这些问题上要宽松许多。亨里奇认为，在众多原因中，肯定包括它与其他宗教的竞争，特别是与古代罗马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竞争。比如，在拜火教中，亲兄妹的婚姻是被接受甚至称许的;在伊斯兰教中，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堂兄妹和表亲婚姻是被接受的，至今还非常普遍。不过，对于这些，亨里奇并未展开讨论。

西方血亲家族制度的崩溃，导致了一套奇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因为没有大家庭和家族为依靠，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倚重个人的体能和素质，必须尽可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在感知和认知能力方面逐渐变得更加个人主义、自恋、控制导向;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家庭和家族的束缚，这些深具独立意识的人们变得不墨守成规、较少羞耻感但有较强的负罪感，因为羞耻感往往是由于违背了族群规范而引起的，而负罪感则是因为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或上帝的戒律而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情时，主要考虑的不是脸面问题，不再是外部规范问题，而是是否符合自己内心的道德原则或上帝的戒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和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可以说都体现了脱离家族依靠和束缚的个体独立心理。亨里奇说，这些不是所有人的共同心理，而是西方人特有或特别明显的心理特征。

生存竞争需要人们联合为群体以便抵抗其他群体，但人们不再能靠血亲联合，而是必须超越血亲关系寻找有共同兴趣和志向的人联合，从而导致了非个人、非血亲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包括对于没有血亲关系之陌生人的信任、公平、诚实、合作、公正的原则和道德判断的倾向。这些社会规范的文化，进而导致了某些社会组织制度的形成，包括行业协会、城市、大学等这些自愿加入的、超越个人特性的公平市场，以及在机构内部和外部社会的参与式治理。这些社会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逐渐演变成现代西方，并最终向世界各地扩散。对于这些，此书根据历史文献和多种研究做出了相当充分的叙述，比如大学的成立，城市公共钟表的建造及其经济效益、行会的扩展，在战争频繁的情况下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城邦的代议制度等。

三

亨里奇强调，这本书不是关于西方与其他国家天壤之别的论述，也不是归因于基因遗传学的论述，而是探讨导致现代制度的文化进化、社会规范及其心理机制。“我们不是在观察民族之间固定的或本质的差异，而是在观察一个持续的文化演变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跨地域和跨世纪的历史演变过程。”（ 194 页）文化在人性中的中心地位反映在学习的能力—向谁学习、学习什么以及何时使用文化学习而不是单靠自己的经验，尤其是在宗教和仪式方面。不过，文化并非类似于电脑软件，可以简单升级软件，文化更新也会改变硬件，即改变人们的大脑结构和生理器官质性。在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即使某些制度实践被放弃，围绕这些传统制度的价值观、动机和社会实践，仍然会通过文化传播延续几代人”。

在这方面，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采用了一些西方制度，但是传统心理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家族组织消失之后，文化传播也会使家族心理世代延续下去。”虽然新中国的婚姻法和一系列革命举措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但是，“与中世纪欧洲使用 MFP 的地区的人们不同，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农村，并没有自发地创建很多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之间自愿的结社。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重申了与他们祖籍地的联系，加强了他们的宗族关系，并且自发地改建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排他性群体，这种群体是建立在基于裙带关系的忠诚美德之上的。即使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试图打破家族，甚至烧毁了他们的族谱，但是这种情况还是[ 在改革开放之后] 发生了”（ 357 页）。

因此，按亨里奇的观点，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不得不经历很长时期的挣扎和反复，然后才可能将他们的心理、规范和制度，甚至重新构造的大脑神经，逐渐协调一致起来。如果协调一致的变化只能发生在几个世纪和几代人之间，那么，怎么才能避免陷入某种版本的文化本质主义或某种种族优劣论？这是我向亨里奇提出的首要质询。

其实，由中国、韩国、日本和世界各地的东亚侨民组成的全球东方（Global East），对亨里奇的这一套理论建构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正如书中所描述的，无论有没有采纳西方宗教，当代全球东方确实采用了 MFP 的大部分做法，包括取消一夫多妻制、减少近亲结婚、鼓励新婚夫妇建立独立的家庭，等等。然而，日本、“四小龙”和中国的快速经济崛起并没有花费几个世纪，而且是与 MFP 的采用几乎同时或交错发生的。亨里奇所论述的 MFP 导致的心理变化、社会规范变化以及历时数个世纪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形成，这些看似逻辑的必然次序，可能不过是虚幻的次序，抑或是现代制度的扩散过程不同于原生过程，扩散过程中的各项因素和具体过程可能是可以重新排列的。就如同韦伯命题，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创生或许是基督新教伦理带来的突破，而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传播，则未必需要新教或新教伦理作为必要的支撑。

其次，亨里奇正确地指出：“虽然欧洲以外的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社会都有繁荣的市场和广泛的长途贸易，但它们通常建立在人际关系和血亲制度的网络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非人情交换规范之上，不是基于公平和非人情的信任原则。”（ 307 页）比如，回族依靠血亲关系曾经在丝绸之路上建立了繁荣的长途贸易。我要说的是，这不仅发生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人的经济成功，可以说是发挥了以血亲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独特优势，商业贸易和借贷通过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血亲关系网得以进行，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法律法规。在现代西方主导的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人类学家所称的“无界帝国”，其中同样可以看到血亲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本人采访过的一些华人家庭，他们特意将家庭成员安置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这是家族的一种生存策略，为的是应对各种风险，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可能会发生战争、政治动荡、种族主义暴力或金融风暴，而提前安置在不同地方的家庭或家族成员，可以接待遭遇风险的亲人。同样，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生存，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广泛的血亲网络。这些案例，凸显了移民、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等几项当代世界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解释，这些因素尚未进入亨里奇的论述。我猜想，浓厚的血缘关系可能会扼杀创造发明和经济活力，人口流动则可能会削弱或稀释血亲关系，从而给人们更多创造发明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同时又不会遗弃血亲关系在维持商业信任和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网的某些好处。这些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在采用西方制度或现代制度之前，全球东方就已经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怪异人心理和行为模式了。例如，此书给出了七十六个国家或地区的耐心程度全球分布图。深浅不一的灰色表明中国、日本和韓国与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非常相似，但我在此书中没有看到有关全球东方这个心理特性的相关讨论。此外，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东亚人勤奋的工作伦理，但没有很好地融入理论解释之中。与前面提到的猜想相关，我的推测是，一旦血亲关系变得稀薄，就像二十世纪的全球东方社会和一些移民在文化多样化的国际大都市定居的散居社区中发生的那样，这些心理特征可能会有助于他们采用和融入现代制度。这也是可以进行很多实证研究的地方。

最后，本书将分析性思维作为“怪异人”心理学的一大特征，难道这不应该辅以综合性思维能力吗？也许大多数“怪异人”确实是分析性强而综合性弱，但是，在“怪异人”的世界中，同时具有这两种能力的极少数人，则能够像本书一样将分析性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并以壮观的方式呈现宏观图景，尽管其中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和加强之处。

无论如何，对于关心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在未来相当长的岁月里，这本巨著必定会陈列于必读书目之中。它综合了多学科的最新前沿研究，在广度和细节上远远超出以往的同类著述。可以预知的是，总会有些人拒斥、批驳、证伪某些具体的方面，因为辩驳验证是现代科学和学术的正常现象。但是，作为整体，这本巨著达到了某种艺术水平，即使其中的个别细节被否证，其整体的艺术效果依然会屹立不摇。当然，这种艺术需要特殊的视角，没有这个视角时，你会看到一片杂乱堆积。一旦找准视角，就会为这件艺术杰作的构思和创作惊叹不已，恰如观赏纽约艺术家麦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的知性艺术作品一样。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 ，Joseph Henrich，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