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长预告，飞机开始降落。大地倾斜，安第斯山脉缓缓流动，仿佛再现亿万年前地壳的变迁。安第斯山纵贯南美洲，全长九千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圣地亚哥机场。与其他国家旅客不同，持美国护照的一律要缴一百美元的“买路钱”，我琢磨这是在为美国政府赎罪。
十月下旬是智利的春天，路边鲜花怒放。高楼大厦隐隐闪现在地平线上。在旅馆办登记手续时，有个戴红围脖的人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用微型摄像机对准我。他自我介绍他叫哈罗德（Harold），哥伦比亚诗人，九十年代在北京当过外国专家。他的过度热情外加摄像机的围追堵截，让我无处躲藏，只好倒退着上楼梯。他大声说，在他办的文学网站上有我的诗，让我上网查查。
参加今年智利诗歌节的诗人来自二十多个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语世界，美国日本中国各一，装点门面而已。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大轿车去聂鲁达故居。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兹（Tomaz）和我同座，邻座是智利诗人萨吉欧（Sergio），我们以前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见过。国际诗歌界是个大家庭小圈子，走亲串户，低头不见抬头见。
海的气息，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海的激动。诗歌节主任何塞(Jose)突然站起来宣布：“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我们马上要路过帕拉的家，他在等着我们。”什么什么？我连忙问旁边的托马兹，是哪个帕拉。他说：“当然是他，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只有一个。”可我明明记得，至少有三本国内出版的外国诗选，都提到帕拉于1973年政变后被关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编者还在帕拉的生卒年月一律标明1914年—？这问号深深印在我脑袋里。帕拉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54年出版诗集《诗与反诗》轰动了拉美文坛，是继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
大轿车在一栋石头房子前停下。帕拉身穿黄色旧棉衣，在门口跟大家一一握手。他个儿不高，帆布帽下的眼睛锐利如鹰；即使微笑，都有一种帝王的威严。掐指一算他今年91岁了，却如此健硕，真是生命的奇迹。轮到和我握手，他突然用中文说“北京饭店”。我知道他多年前去过中国，那年头老外别无选择，只能住北京饭店。
穿过客厅来到后花园。他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临海，巨浪拍岸，溅起白色水雾。我和他合影时，他又蹦出几个中文词“茅台”“干杯”“周恩来”。这几个中文词，大概能拼出他在北京的生活场景：那准是70年代初，所有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范围仅限于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之间。转念一想，这其实就是他的诗学：把单蹦的词并置在一起，不需要什么连缀。
帕拉和聂鲁达是好朋友。他的《诗与反诗》首次朗读就是在聂鲁达圣地亚哥的住所，还有不少诗作是在聂鲁达的黑岛别墅写成的。他俩相差十岁。聂鲁达代表了南美现代主义抒情诗时代的高峰，而帕拉则是这一时代的终结者。这种背景复杂的友情，也许恰好证明了南美诗歌链条环环相扣的传承关系。在《新英格兰评论》一篇访谈中，问及怎么看聂鲁达，帕拉坦然回答：“毫无疑问，聂鲁达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或许达到诗歌所能企及的高度。而他则是个19世纪的人。”
帕拉的“反诗”多少与他的职业有关。他年轻时在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回智利教书。科学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意识到诗歌应该和真问题，诸如文化、政治与宗教的现实打交道。他的诗歌原则是简洁，以俗语口语入诗，避免隐喻象征，反对欧化倾向。帕拉这样阐释他的“反诗”：“反诗不过是超现实主义的活力强化的传统诗歌—即所谓本土的超现实主义—来自我们所属的国家及大陆的心理与社会的观点，做为真正的诗歌理想。它应是日与夜婚姻的孩子，反诗范围所庆祝的，并非黄昏的新形式，而是新型的诗歌黎明。”
告别时，我要给他在房前的花丛中拍照。两条狗围拢过来跟他亲昵，他抚摸它们。我发现在他家门上有歪歪斜斜的“反诗”（ANTIPOESIA）字样的涂鸦，问他是谁写的。他耸耸肩说：“那肯定永远是个谜。”
英文流利的克丽斯蒂娜（Kristina）是诗歌节的协调人之一，也是我们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的瞎子领路人。她事后跟我说，帕拉和聂鲁达不同，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和外界打交道，这次能见到他真是幸运。
从帕拉家开车约半小时，来到聂鲁达的黑岛故居。聂鲁达有三处故居，一处在他出生的港口城市帕拉尔，一处在圣地亚哥，一处就是黑岛。黑岛非岛，原是一片荒凉的海滩。1939年底聂鲁达从欧洲回到智利，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于是从一个上校手里买下了这块约半公顷的地皮，连同一栋小石头房子。对面海中有个小岛呈黑色，聂鲁达就把他的领地称为“黑岛”，这一命名延续至今。
房子不够用，聂鲁达在一个泥瓦工的帮助下，边设计边施工，终于在海边建起这栋约三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周围种满各种花草。这是他最喜欢的住处，在此度过晚年。我想起他的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多好的书名，既简朴又寓意深远。可这“居所”的奢侈程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要说他外交官出身，怎么可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他是一个疯狂的收藏家，包括木雕、面具、工艺品、贝壳和酒具。客厅戳着个渔船上的守护女神，丰乳肥臀，目光如炬，面对着大海。聂鲁达是个旱鸭子，却自幼有个水手梦，不，是船长梦，他的一本诗集就叫《船长之歌》，是写给他第三任妻子马蒂尔德的。这房子就有如一艘搁浅的船，聂鲁达就是那梦想中远航的船长。
餐厅面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想当年流水宴席，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餐厅有个只供男士使用的小厕所，门上贴满各式各样的春宫照片，他的老朋友洛尔加的照片也在其中，大概由于他是同性恋，“内举不避亲”。
有一次记者问他，除了智利，是否想到出生在别的国家。聂鲁达断然回答：“那我就拒绝出生。”他流亡多年，却一直是智利人民的宠儿。据说他当年在黑岛想吃什么鱼，只要用手旗给海上的渔船发个信号就行了。
他的书房很大，摆满各种稀有的海螺和贝壳，共计一万五千种，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他的书桌特别。据说，他一直想找一张和大海相关的书桌。一天黄昏，潮水卷来一块沉船的木板，他高叫道：“这就是我的书桌！”书房中间有一水池。据讲解员说，他每天写作前后都要洗手。中国古人琴棋书画也讲究沐手焚香，那是种仪式，以示对创造的虔诚之心。
伦敦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写道：“我看到两个聂鲁达，一个是贫穷的、劳工阶级的聂鲁达。作为诗人的头三十年他是所有体制的叛逆者，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者的聂鲁达，相信亲身经验。他在印尼、缅甸等远东国家呆了五年，发展出一套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可是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一切。”1945年，聂鲁达加入智利共产党。在威尔逊教授看来，在南美洲，加入共产党就解决了所有的归属问题，也解决了感情问题。当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很多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改变了立场，而聂鲁达却无动于衷，受到尖锐的批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就形体而言，也有两个聂鲁达。一个为人矜持自负，另一个随和幽默。他年轻时很瘦，随着出名变得越来越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自己编写的食谱。第二个聂鲁达比第一个快活得多。
聂鲁达一生风流韵事不断，结了三次婚。他45岁那年在墨西哥流亡，与智利歌手马蒂尔德重逢，瞒着比他大20岁的阿根廷妻子，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地下恋情。1952年，马蒂尔德陪伴他在意大利的小岛上流亡。意大利电影《邮差》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故事。马蒂尔德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黑岛故居后花园一侧是艘小船，旁边是圆木搭成的支架，挂着六个大大小小由于风吹雨淋变黑的铸钟。其中两组小钟平行对应，最大的居中，次大居上。这有如一曲沉默的交响乐，再大的风暴也无法把它们全都敲响。
白色的碎石小路伸向临海的山坡，把我们带到聂鲁达与马蒂尔德合葬的墓地。一块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刻着他俩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花草掩映。坡下即巨浪，阵阵涛声永远陪伴他们。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道：“ 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着我熟识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12天后，聂鲁达死于癌症，在圣地亚哥被军人们草草埋葬。皮诺切特垮台后，新政府举行国葬，根据遗愿，把他的遗骸迁到黑岛，埋在这里。
诗歌、爱情与革命，是聂鲁达一生的三大主题。可以说，聂鲁达的诗首先源于爱情，然后是革命。而爱情与革命有相似之处，如火，热烈而转瞬即逝。革命往往与大众与权力有关，比爱情危险得多。爱情最多转变成婚姻，而革命则会转变成血腥的暴力或父权式专制。
我们在聂鲁达故居的餐厅共进午餐，烤肉佐以智利红酒。诗人多有酗酒倾向，不停地招呼侍者上酒。哈罗德端着杯酒，摇摇晃晃，跟我絮叨个没完，连他的赞美都有侵略性。我好歹搀扶着把他哄上车。
1973年9月11日，黑岛，晴。聂鲁达起床，吃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并接待来访的朋友。他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从枪炮声中传来阿连德总统断断续续的声音，那是他致智利人民最后的讲话。当他从外国电台获悉阿连德遇难的消息，对妻子说：“一切都完了。”玛蒂尔德安慰他：“也许没那么严重。”“不，非常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聂鲁达病情急剧恶化。他不顾医生劝告，一直守在收音机旁，并看了六次莫内达宫被攻占的电视画面。9月19日，他被急救车送往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两次被勒令停车搜查。玛蒂尔德看见他泪流满面。
一个智利诗人告诉我，1973年军事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