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讲的“三农问题”或者广义的乡村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问题主要指的是“农业问题”，核心是增加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这一时期，粮食供给在总体上呈现出短缺状态。1980年人均粮食年占有量仅为325公斤，且粮食结构单一，城市人口只能按照定额消费口粮。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粮食供给短缺的局面有了较大缓解，1995年人均粮食年占有量增加到380公斤。
但彼时城乡收入的差距已经开始拉大，1995年农村人口人均年纯收入为1577元，城市人口人均年纯收入为4283元，收入差距接近1：3。所以从这个阶段开始，乡村问题变成了“农民问题”。农民收入过低，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尤其是农民负担太重等一系列现象引发了所谓的“三农问题”。
到新世纪以后，虽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非农产业的拉动，农民的收入有了改善，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又导致了农民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土地问题、留守问题和农民工权利受损等问题成为了所谓的“新农民问题”。而最近几年，乡村衰落的现象开始进入社会视野，“三农问题”也就来到“乡村问题”的时代。
以上从历史维度对“三农问题”的演变进行的梳理，当然是一个简单直观的说法。实际上，粮食安全、农民工福利保障和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等问题一直都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只是说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呈现有所不同。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已经不断累积，成为了比以往更为复杂、更为系统的发展问题，所以国家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以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来说，上述的“三农问题”都是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乡村发展而造成的，因此，“重视三农工作”毫无疑问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
前不久，云南的一位县委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希望和我讨论一下县里的乡村振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这几年都在一起推动“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的试验工作。他在电话里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乡村振兴不能离开城市化的推动，但是如何做，他很困惑。
我之前也遇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领导，也会和他们讨论类似的问题，他们也总是坦言并不清楚如何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他们知道我在做一些乡村的建设工作，希望我能帮助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说，乡村振兴是个大的战略问题，不可能单靠建设几个乡村就能解决。
当然，如果全国的乡村都建设好了，那乡村振兴也就实现了，但是乡村振兴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问题，实现乡村的振兴当然要聚焦乡村本身，所以我们要建设乡村，但是不能仅仅盯着乡村，因为乡村的衰落问题不可能单靠乡村自己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乡村问题的本质是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乡村振兴还得通过现代化的路径来解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乡村振兴是我这几年一直坚持的观点。
乡村的衰落是现代化转型过程出现的一个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于一体的综合现象。乡村的衰落在客观上呈现相对性和比较性。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所提倡的重农主义本质上是乡村主义，他之所以强调农本主要是因为法兰西统治者曾牺牲农业来推动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正如今天的中国，乡村呈现的衰落景观正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导致的。因此，乡村振兴显然无法单独从乡村中寻找答案。
这几年，乡村主义的思潮渐渐兴起，学界对此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种观念将其认为是乡村的复兴。我对这一观点有所保留，因为“复兴”给人的感觉是乡村过去很发达，而现在渐渐衰落了，需要再度发展起来，这显然并不符合我们乡村的发展历程。这种观点多半是一种怀旧主义的想象。
乡村的振兴，需要在新的语境下、在发展中逐步实现。实现振兴的乡村既不是现在这样的，更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从这个角度讲，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城和乡”、“工和农”的融合发展。
这几年，我在云南的多个乡村工作。那些村里的农民主要靠外出打工谋生。昭通的几个村子里，农民的房子都盖得很漂亮，建房资金都靠农民十几年在外务工一点一点的积累。而且农民打工多是从事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对于农民的收入提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一直推动的以建设城市为主的现代化虽然也带来了忽视乡村发展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是拉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两年外面的工作不好找，很多农民都回到村里。农民以前打工多少积累了一点钱，所以现在还感觉不到太大困难，但是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放缓，农民的收入就会下降。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振兴不可能孤立地实现。通过城乡互动来带动乡村发展是传统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经验。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依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
现在中国的农业GDP占比大致在7%，而农业人口占比仍然高达23%。按照现代化转型的标准看，农业人口的占比过高，比例失调。除非我们重新定义现代化，否则，乡村振兴无法离开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把乡村振兴的重任交给县委书记和农民，他们自然会觉得力不从心。
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按照过去城市化的路径推动乡村振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大城市来推动城市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推动城市化。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都很低，基础设施落后，如果按照发展小城镇来推动城市化的思路，则会面临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成本高、效率低的弊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在推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发展。这一模式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是，这一模式也造成了中国“大城大村”的格局。2018年末，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城市672个，其中市域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共有91个，覆盖7.9亿人群。
这一时期，由于主要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此，乡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主要流向这些地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接受过教育的乡村人口基本都留在了城市，还有很多农民工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约束下，这部分人群无法成为城市人口。
农民工的居住和工作的分离不仅导致了留守问题，还引发了教育和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老的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无法在城市退休，而当他们回到乡村时，又很容易成为乡村社会保障的负担。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由于城市居住成本高，很难融入城市，只能重复老一代的流动模式。虽然农村合作医疗、低保和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全面推开，但这些都属于最基本层面的保障，对于全面保障乡村人口的生计的实际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这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格局下困扰乡村振兴的难点所在。
过去几十年基础设施的发展，尤其是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完全不同，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城市化的战略。
全国91个城市吸纳了大部分的人口，而几千个县城和乡镇覆盖的人口则很少，乡村占了另一个大头。因此，要想让人口的分布更加合理，需要发展县域和镇域经济，甚至可以将一些人口聚集度高、交通便利的大村发展成村镇，使得农民能够就近和就地就业，从而解决农民面临的一系列由于在大城和大村之间流动造成的社会问题。
高质量的城市化不能只看城市人口的数量，更主要是让农民有非农就业的途径，这就是现在讲的“新型城镇化”。所以，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新型城镇化的支撑。
新型城镇化只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其中一条路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给乡村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乡村的价值发生了改变。
两年前，我们在昆明启动了六个村的“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的试验工作。2022年的五一假期，虽然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但这六个村还是来了很多的游客。宜良麦地冲村的乡村CEO在群里说，假日期间村里的客房全满。麦地冲村共有24间客房，按照4天计算，仅客房一项收入就是3万元。
安宁的雁塔村从去年十一以来成了网红打卡村，文创、自然教育等产业都进了村。今年五一期间，尽管受疫情防控的影响，每天仍有3000多位游客到访，按照客均消费10元计算，雁塔村一天收入就超过3万元。
把旅游和其他与乡村相关的产业建在乡村，实现乡村的功能拓展，放大乡村的产业空间，搞三产融合，这算是逆城市化的路径。无论是原发性现代化的英国，还是后发性现代化的日本和韩国，都在进入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我们继续推动新型城市化，让更多的乡村人口能够从事非农就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逆城市化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把那些能够通过逆城市化发展的乡村建设好。
建设乡村不仅仅是修路、盖房，更主要是发展产业，吸引人才回乡创业，发育农民为主体的治理体系，保存乡村文化，留住乡愁的“根”。因此，逆城市化不是把乡村建成城市，而是把乡村建成现代的乡村。这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指标。乡村振兴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些乡村发展旅游就能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一个现代的农业。
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规模经营。一家一户几亩地，虽然可以有效实现农户的自给自足，但是很难实现社会化的再生产，也很难满足市场的需要。
但是农业规模化经营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权，不能逼农民上楼，这就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和逆城市化的路径拓展农民非农就业的渠道，为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供基本的经济社会条件。
现在，很多家庭农场的效益很好，主要是因为很多农民有了稳定的非农就业，家里耕地规模小，种地的机会成本高，所以他们愿意长期流转土地。浙江某村，几位农民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水稻，高薪聘用了乡村CEO来帮助他们经营，1亩土地产出利润约5000元。
当然，规模化经营只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手段。延长种植业的产业链条，特别是产业融合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将农田建设成田园综合体可以把乡村的旅游融合进来，实现农田增值。
推动农业现代化不仅仅在于土地的规模经营。中国数亿的小农不可能都变成大农场主。乡村振兴还需要推动小农的现代化。从产业角度讲，小农户的现代化一方面需要考虑他们生计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则需要推进产业特色化、技术化和高产值化。
云南省罗平县的农民种植油菜、小黄姜和烤烟，虽然户均土地只有10亩左右，但户均年收入大多在10万以上。罗平县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启示是小农户产业有特色、多元化、复合型产值高，当地油菜种植形成了规模，农户不需要流转土地即可享受从播种到收获的社会化服务，不仅节约了劳动力，而且发育出了小农户对接市场的有效机制，减少中间盘剥。
乡村振兴也意味着将小农生产关系转变为小农为主体的新的社会化生产关系，这也将会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把乡村看作是现代化的“病灶”，强调改造乡村，否定乡村的价值，把乡村仅仅当作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被动的资源提供者。所以，我们一直推动的是以建设城市为主的现代化战略。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倡导建设乡村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反思过去发展的弊端，创新“新发展范式”的体现。而这一新的发展范式既不是“回到农”，也不是“继续城”，而是城乡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则是实现城乡融合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