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草场尘土发扬，前有全校学生，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 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 文化革命好象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象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象隐喻。隐喻狡猾狡猾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演出结束，队员赋比兴全哑了，
轮到隐喻，给他们灌硼大海。
毛泽东有些厌世，图清净，把年轻人轰到厂矿乡下。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 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峰之歌》：“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七零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 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
九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唯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
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象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
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象自言自语。
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
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回到旅馆，几个姑娘围着他团团转，捶背按摩。让我想起毛泽东晚年。有时想想只是时态问题，早年的毛泽东也是叶文福。
可惜我没这个福份，只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的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带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象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间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象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有歇斯底里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拿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象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烛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象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荧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份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淹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象停车场，知道有多少两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儿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一片空荡，车全绕着弯走。
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吓走观众，还会招来警察或豺狼虎豹。
俄国诗人嗜酒如命。九零年鹿特丹诗歌节的焦点是俄国诗歌，请来了十几个俄国诗人。组织者吸取教训，不得不把他们旅馆房间的小酒吧关掉。那也挡不住喝。
他们聚在一起，在朗诵前已喝得差不多了。
阿赫玛杜琳娜（Bella Akhmadulina）六十年代以写情诗出名，是我当年崇拜的俄国女诗人之一。如今年老色衰。只见她摇摇晃晃上台，勉强站稳。但一开口声音非凡，整个大厅被照亮了。那瞬间，仅仅那瞬间，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爱情。
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是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九零年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听他朗诵，他完全喝醉了。腿脚本来就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厉害，好象在趟地雷。女主持人也跟着出了问题，她脱下高跟鞋走路。他们之间有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你干嘛脱鞋？这样比较容易跟上您的诗。四年后，艾什伯瑞等着上台朗诵，有好酒招待。我提起此事，他笑了，“看来我这方面名声不好。”说完又给自己斟上一大杯。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时象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象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象个摘果子的，烂的扔掉，好的留下。或者相反。他身高体胖，眼镜闪闪发光，乐天达观，这到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权主义形象。我们在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参加诗歌节。朗诵结束，我带他到赌场，教他玩二十一点。他回美国来了封信：“写诗就象玩二十一点，多半只能得到十五、六点。”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把他的不少诗配上谱子，边唱，边用吉普赛人的小手风琴伴奏。他是靠朗诵起家的，没有朗诵，就没有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他是个音韵和节奏的大师。英语虽不象俄语那样富于歌唱性，但多变的节奏配上丰富的俚语土话特别适于骂人，特别是骂政府，让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出口恶气。
我和艾伦在东密西根大学同台朗诵时，能看得出来他对听众的控制。那是一种催眠术：艾伦成了上帝，满嘴脏话的愤怒的上帝。
我在鹿特丹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来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辈子，在舞台上只给他二十分钟。他在休息厅席地而坐，用披风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口中念念有词，忽高忽低，估计取决于风沙的大小。他随身带个小牛皮口袋，装的不是诗，都是些咒语护符，恐怕是为了对付那个把其生命控制在二十分钟之内的魔鬼社会的。他的诗多写在沙子上，被风抹掉，留下的是声音，和风一样经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国诗人马德升，朗诵的那首由一百多个他妈的组成的诗，把巴黎给震了。
去年秋末，在巴黎。一天晚上，我们去郊区小镇的一家咖啡馆朗诵。那天下雨，听众二十来个，不少。这样的夜晚适合朗诵，酒和雨声都有催眠效果。
最后一个朗诵的是法国诗人。他叹息，窃窃私语，背景音乐断断续续－－都是金属的破碎声。他从口袋掏出个纸包，层层拨开，是一片生牛肉。我警惕起来。
他用生牛肉在脸上擦拭，转而咆哮，通过麦克风，震耳欲聋。我赶紧堵耳朵，仍能感到阵阵声浪。几个年老体弱的女人转身逃走，免得耳聋中风。他开始试着吞咽生牛肉，近乎窒息。我担心他会不会冲过来，把那块他吞不下的生牛肉硬塞进我嘴里。朗诵在声嘶力竭的吼叫中结束。他满头大汗，脸憋得象生牛肉。我拒绝和他握手。不管寓意有多深，他的声音是对他人存在的侵犯。两年前，《纽约时报》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嘲讽靠朗诵混饭的美国诗人。
想想我也在其行列。美国的大学系统与欧洲不同，设创作课，并有系列朗诵会配套成龙。诗人就象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一瓶一钵足矣。就我所知，游离在“庙”外的美国诗人极少。连艾伦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
科尔索（Gregory Corso）混进去，行为不轨，又被赶了出来。对诗人来说，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