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三世纪以降，西方的旅行者就开始向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世界前进，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字记述。他们中的一些人沿着古丝绸之路前往传说中的“华夏，”有的人则另辟蹊径，穿越西伯利亚地区，到达中华大地，而其他的一些人选择通过水路，沿着印度洋航线，穿越马六甲海峡后北上，抵达中国的南方省份。在他们留下的著述中，中国的形象也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而在二十世纪，中国依旧是西方旅行者们热衷的目的地。以西方文艺界为例，以威·休·奥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诺埃尔·考沃德、阿尔多斯·赫胥黎为代表的许多文艺界人士先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到过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著书立作，记叙自己在中国的这段经历。而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發展与深化，来自西方的访客一方面依旧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另一方面，这些访客也目睹了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写下了自己对于这片遥远土地的观察和感想。而承载这一切的往往就是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火车。
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长征”
一九五五年九月，法国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与其伴侣让- 保罗·萨特响应周恩来总理“到中国来看看”的倡议，对中国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访问。当时的波伏娃刚刚凭借《第二性》与《名士风流》两本著作，成为西方思想界热议的中心以及龚古尔奖的宠儿，风头正劲。
抱着见识中国真实面貌的初衷，波伏娃受周总理之邀，访问了北京、沈阳、南京、广州等城市，并出席了当年的国庆大典。波伏娃在结束访问返回法国后，将她在中国的见闻出版成了一部题为《长征：中国纪行》的专著，向西方展示了一个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并高度赞扬了新中国所取得的进步。
而作为其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火车在波伏娃的这段经历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拉着波伏娃穿行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还为她提供了直接观察中国的机会。当时的火车速度比现在要慢上不少，按波伏娃的记叙，“从北京到奉天（沈阳）要二十个小时，到南京要三十个小时，到广东则要三天”。虽然铁路上的旅程难免让人感到疲劳，但年近半百的波伏娃还是兴奋于自己“中国火车梦”的实现。正是在自己的软卧车厢中，波伏娃“发现”自己在清晨醒来时，正“在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奔驰”，驶向共和国的工业重镇沈阳;在夜色中的长江畔，为“火车还得依靠轮渡过河”一事而感到新奇;惊讶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富裕，从车上遥望着屹立于远处的“工厂的烟囱和摩天大楼”;沉醉于“杭州和广州之间的农村”景色，也好奇于中途停车时，流动商贩们兜售的“馒头、烙饼、水果”和母鸡。在这些记忆中，最让波伏娃印象深刻的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奋斗。途中，她感慨于自己“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多农民在田里劳动”。在抵达广州后，她回忆道：“我久久不能忘记那个平原，数百万人在那里耕地，没有机械工具，也没有牲畜。这是一种财富，它使中国得以建设它的未来。”
此外，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波伏娃更是通过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以茅盾、陈学昭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接触，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过去的影子仍未消失”，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正像波伏娃在《长征：中国纪行》的结尾处使用的铁路隐喻所述：“中国已经找到出路，正奔向无限的未来。”
二、斯蒂芬·斯彭德、大卫·霍克尼的“中国日记”
一九八一年五月， 七十二岁的英国诗人斯蒂芬· 斯彭德和四十四岁的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以及他们的助手受邀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到访了包括北京、香港、西安、桂林在内的多个中国城市，与中央美术学院、《诗刊》杂志编辑部、南京书画院等单位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学员进行了友好的学术文化交流。
虽然他们在中国的游历过程中多是乘坐飞机，穿梭在访问的城市间，但是他们在由杭州前往无锡以及由无锡前往上海的旅途中还是获得机会，体验了一把中国火车之旅。两人均是第一次到访中国，“在去中国之前”，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概念”。因此，中国大地上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鲜而“神奇”的。在火车上，车厢的“软硬”之分吸引着他俩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车上中国乘客的面貌也使他们开始思考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变化与产生的新局面。在他们眼中，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众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完全不同”，仿佛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解放了他们真正的中国特性”，使中国人民“看起来更为幸福，或许也更接近他们的内在特性”。此外，在火车上，通过与向导林华的交流，两人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经济建设层面，也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上。这些都让斯彭德和霍克尼印象颇为深刻。大约半年后，当霍克尼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说道：“我们三人长达三周的旅行非常愉快、激动。……这也是难以忘怀的回忆。”他甚至感慨：“艺术家经常要旅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或他们知道这一定会让他们感兴趣的。”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有限的知识使自己无力对中国“做出客观评价、判断”，抑或它们自身就“难以归类”。
霍克尼的困惑与词穷一方面可能源自历史底蕴深厚的事物所具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呼应了八十年代初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革对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所带来的影响。对此，霍克尼打了一个比方，“当地的每件事物都是复杂的：火车上的塑料椅子和优雅的丝质布料呈鲜明对比”，却也被并置在一起，在看似不协调的状态中透露出一种秩序和必然。
三、保罗·索鲁的“铁公鸡”
在斯彭德和霍克尼访华五年后，著名的美国旅行作家保罗·索鲁也专程从欧洲来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中国火车之旅。“在长达十二个月的旅程中”，索鲁“搭乘了近四十趟列车”，跟着他口中的“铁公鸡”，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并根据这段经历完成了其代表作之一的《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该书一经出版，便获得读者欢迎，随后还获得了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与斯彭德和霍克尼不同，索鲁的这一次旅程并非是其第一次到访中国。早在几年前，他便顺着长江而下，乘坐游轮走访长江沿线城镇，并出版游记《船行中国》。
在《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一书中，索鲁延续其标志性的辛辣笔风，以诙谐的口吻描写着一路遇见的人和事。急着下班的列车员、拥挤的月台人群、不干净的列车洗手间乃至一些乘客的不文明行为皆没能躲避得了索鲁的调侃。即便如此，在他的书中，他依旧“勉强地”承认，“中国似乎是一片丰饶的沃土”，同时也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科学发明创造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与波伏娃、斯彭德和霍克尼一样，他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也是“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出租车，新的建筑，干净的街道，鲜亮的衣衫，各式各样的广告牌”。但他也敏锐地察觉到，拥有这些新事物的中国城市“不像一个供人居住的城市，反倒像是为游客和商人这样的来访者服务的”。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面貌，即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正以一种愈加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对外交流事业，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中“在建的”酒店、餐馆、百货商场、外语学校和外文书店中的外国文学原著皆是这种趋势的例子。这种新的社会氛围也被索鲁敏锐地捕捉到。
正如索鲁在从蚌埠前往南京的列车途中所写：“六年过去了，现在是春天，一切都太不一样了。……整个国家比以前更加青翠葱郁，显然也更加欢快和充满希望。这并不是幻觉，而是一个全新的甲子。”虽然索鲁这段话是在形容当时铁路沿线春日耕种景象与上次冬日到访时的所见不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索鲁对短短六年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变化的感慨。正如索鲁自己所说：“在火车上，人们总是显得若有所思。”而这段旅程也“融入”了索鲁的生命和文字中。
四、西内德·茉莉熙的“铁路”跨文化反思
北爱尔兰女诗人西内德·茉莉熙既是托·斯·艾略特诗歌奖的获得者，也是目前该奖评委会的主席。二00三年十一月，经由中国作家协会与英国驻沪总领馆文化教育处共同组织，四位中国青年作家和包括茉莉熙在内的四位英国青年作家一道，乘坐火车，从上海出发，途经北京、重庆、昆明、广州，最后到香港，完成历时十六天、行程超过一万公里的文化交流活动。途中，八位作家通过官方网站定期更新旅行日记，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他们在各个城市的活动情况以及两国作家间的交流细节。活动结束后，八位作家的作品被集结成册，取名《灵感之道》。该书收录了由茉莉熙创作的一首题为《中国》的长诗。全诗由九个部分组成，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九个关于中国的片段，其中又混杂着诗人关于故土的回忆。它文辞清新秀丽，以平淡的语言记录了这段旅程中的一切以及诗人的内心世界。
旅途中，她常常“站在软卧车厢的窗户前，欣赏窗外转瞬即逝的风景”。随着火车的前进，穿梭于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层面，先后领略了上海和北京的现代，目睹了中国在新世纪初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在重庆和昆明见识了中国社会中传统、原始、贴近自然的一面。最终，当火车驶向广州和香港时，她再一次被带回到“现代”社会，沉浸在受到现代工商业发展巨大影响的社会形态中。
就像火车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的行进路线一样，茉莉熙的《中国》一诗似乎也始终处于一块中间地带，游离于现实和想象、真实与虚幻之间，虚无缥缈却又触手可及。这种若即若离的创作方式似乎是对其前一部诗集创作主题的延续，展现了茉莉熙在跨文化语境下对于异域文化的观察和文学探索，思考了以“这儿”和“那儿”为代表的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特别关注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诗人面临文化冲击时感受到的困惑。这种困惑、迷茫和失落被茉莉熙刻意表现在了《这儿和那儿之间》的开篇部分—“我的声音从船上摔下，被冲上海岸/ 我在日本海上垂钓的那天/ 一座核反应堆映入眼帘”。同时，这种若即若离的创作方式似乎也是在暗示诗人所面对的一种“困境”，即一种“试图在生活片段把握生命本质的徒劳”。正如茉莉熙在《中国》一诗的第五部分中所写的那样—“ 几个小时过去，只剩下我苍白的脸庞在绝望中扭曲，/ 我的双手抓不住时光，就像我总是抓不住鱼儿一样”。面对“困境”时，茉莉熙从没退缩。她在《中国》的第一部分中写道：“有一个国家，它不存在，所以必须被展示出来。”这句话的意思看似自相矛盾，但它暗示了一种态度—一种坚定的“在生活片段中把握生命本质的”决心。而茉莉熙的应对策略就是“在拂晓前收起窗帘，备好墨水”，奋笔疾书，记录下车窗前的一切。
茉莉熙与之前几百年以来到访过中国的西方旅人一样，被幅员辽阔的东方巨龙散发出的传统和魅力所吸引。据茉莉熙的随行翻译回忆，当列车从上海驶出时，她格外兴奋。她站在半开的车窗前，望着远处地平线上变幻的天空颜色，认为它那么“美好而充满诗意”。在她看来，“中国太大了”，如果在英国坐二十三个小时的火车，“火車可能已经开到海里了”。除了感叹中国幅员辽阔以外，中国的地理标志乃至硬座车厢里的普通乘客也都成为茉莉熙笔下的描绘意象。这些中国元素如同车窗外的“风景”一样，在诗人的眼前“滚动播放”，进入“历史”，进入了茉莉熙的诗行。
与此同时，茉莉熙也对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感到惊讶。她在当时的旅行日记中写道：“截至目前，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道路上的汽车数量。”在北京，茉莉熙惊讶于城市中的道路总是被各种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这与她记忆中九十年代的中国截然不同。在她的记忆中，北京还是那个见证乌乌泱泱的自行车大军每日来往的古都。在四位英国作家看来，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就像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有人在盖新楼，中国人正忙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茉莉熙与其他几位英国作家也都注意到了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挑战，特别是自然环境污染问题。正如同行的作家利特所说，传统和历史的痕迹似乎在蓬勃的现代化建设中被抹去，这虽然“活力四射”，但也“无情”，让人感到忧虑。利特将中国的新兴城市与古朴的伦敦相比：“伦敦已成为一个逐渐凝固的古典城市，你有可能经过一条萨缪尔·约翰逊在十八世纪走过的街道。而在中国的大都市里，哪怕在市中心都在发生宏大的变革。”一方面，他的话是其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对中国当时的发展所做出的评价;另一方面，中国发生的变化似乎也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乡。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茉莉熙的作品里，诗中的说话人一方面谈及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例如“斗轮式挖矿机、工厂、养鱼池和私家菜地/ 在冷清而又肮脏的筒子楼间争夺着空间”“一座接一座被煤灰覆盖的城镇”。而针对环境污染问题，茉莉熙在同时期创作的另外两首诗歌中做出了她的回应。在《鸟瞰戈壁》一诗中，诗人隐晦地提及当时北京的沙尘污染问题—
每年，一万桶黄沙将被倾倒在
北京的大街上。
有几天，他们感到害怕
大地下起了沙雨。
相似地，在茉莉熙的另一首同期诗歌《黄帝内经》中，她以中国传统医学经典为出发点，关注生态环境平衡问题。表面上，该诗探讨了中医关于健康、疾病和治疗方法等议题，关注了中国传统医学试图构造人体内部和谐状态的做法。但是，该诗真正想表达的实质内容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以人类身体隐喻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系统内各组成部分都该维持平衡状态。本质上，这首诗是一次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物，重访当代西方社会关切的环保议题的尝试。这种以中国为镜，观照自己本土文化的做法在《中国》的第二部分中也有所展现。诗中，说话人回忆起儿时与兄长在德比郡的欢乐时光。在说话人的回忆中，林荫大道、草地、双层巴士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但随着一个针头的出现，回忆的气球被无情地扎破，时间的“重启”却更像是一次“停滞”，说话人瞬间遁入另一个空间隧道，感叹“我迷失了。/ 再也回不去了”。這种游离于回忆与现实之间，时间的停滞和流动之间的情景描写，辅以结尾关于说话人到底“迷失”在现实还是回忆的悬念，都不免让人联想起中英两国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是否会在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循环式的交替模仿。
正如加拿大女作家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于二00九年在美国文学杂志《百万》上评论的，对于许多作家而言，列车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创作场所。这一说法也的确在以上作家的案例中得到了证实。老式绿皮火车充满节奏感的不断前进就像流淌在诗歌中的韵律一样，为他们的作品注入活力。同时，中国对于身处火车中的外国作家而言，不仅是一幅神秘的东方卷轴，也是一块明亮的镜子，在东西方两个文明间建立无形的联系，让他们在颠簸的旅途中得以回望故乡，在遥远的东方反思家乡的过往和作家在这种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茉莉熙在家中书房墙上悬挂一幅《静夜思》的书法：“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许，这就是对茉莉熙那次中国火车文学之旅最恰当的概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