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呆了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北方的新德里到南方的旅行。
去年５月２０日，我们乘火车从德里出发，经近两天两晚的行程，最先来到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这里是印度共产党多年执政的邦，在治理方面它是最好的。商店门前多飘扬着镶着镰刀斧头的共产党党旗，许多书店里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据当地人说，该邦执政的共产党执行的土地政策比较好，贫富差别不象其他邦那样大，经济及文化发展在印度也名列前茅，因此共产党及其政策在该邦比较得人心。这里顺便插一句，印度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做得极有声色：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专门出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店，书价也相当便宜。比如我呆的印度文科最高学府尼赫鲁大学校园里，就有专售共产党和左派书籍的书店，从马克思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应有尽有。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的单行本，也有《资本论》及马列全集之类的大部头作品。特别让我惊叹的，是在尼赫鲁大学校园的公共汽车站边的一家小书店里，竟陈列着介绍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的印地文作品。有的书店店员是印度共产党党员，他们在书店的工作多是非赢利性和自觉的。我曾与一位店员交谈，他对苏联特别怀念，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非常气愤，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他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只有利于北方资本主义国家，告诉我请中国人注意不要上当。
印度的自然环境相当好，但南方与北方的景观很不相同。北方一路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肥沃绿地，公路两旁立着多是十几人合围不拢的参天大树。而在南方则是大片的椰树和香蕉林，与青山绿水配合一起，简直就是一幅幅卡通画，美丽极至。印度虽有近十亿人口，但人均居住面积要比我们国家宽松得多。我国幅员广大，但可利用的土地面积确实不多，居民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印度则不然：印度平原多，除拉贾斯坦（Ｒajasthan）一带的沙漠地区外，大部分土地都可利用。我一路见到的是一望千里的平整田野而不是高拥入云的楼群。城市的居民楼也绝少超过六七层。居住条件不显得拥挤，是由于穷人太多而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有的生活资源太少的缘故。在德里有许多贫民窟，他们生育没有节制，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两间不大的陋室里，靠做些最低贱的活儿养家糊口。
我们于６月２２日到达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特里凡特朗（Thiruvananthapuram），在此稍事休息便乘车直奔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坐在海边巨石上看着东边的孟加拉海和阿拉伯海在印度洋汇合，甚是激动。据传就在这大海交汇的地方曾产生伟大的哲学家斯瓦米•维伟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斯瓦米于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于１８９２年底来到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坐在岩石上，面对着拍打巨石的浪花和浩瀚的印度洋，背对着世俗世界，静思三天三夜，思考着解放印度人精神的道路。１８９３年，他乘船去美国，在介绍印度文化的同时，也研究西方人的文化价值。回到印度后，斯瓦米决定用新的观念重建印度：他引进西方的卫生和尊重妇女等观念于印度的宗教生活之中，对印度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这位哲学家石像已被人们矗立在印度最南端的海岛上，夜晚在灯光的托照下，随着悠扬的宗教歌曲，宛如普渡众生的神人下凡。
次日晨，旅店伙计叫醒我们去楼顶看日出。来到楼顶，只见海边已挤满了黑压压的观看日出的人群。６点３０左右，太阳冉冉升起，海水渐渐地被太阳染红。面对着一望无垠的大海，看着天际间飘动的白帆，我想起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诗句，心境顿时超凡，我回首身后俗世红尘，蓦然产生了些哲学感觉，悟出印度人抽象思维发达的人文地理因素。难怪印度是数字“０”的故乡！
看完日出，又去玩海。海边椰风挡不住，到处是卖椰子的小摊。椰子很便宜，８卢比一只，合人民币１元６角。尝后方知原来在国内餐桌上看到的“耶汁”实在不是原味。下午２点，我们又乘公交车北上沿西海岸到喀拉拉邦的科瓦拉姆（Kovalam）海滩。这里天海一体，景色如画。我们住在一家小旅店，３００卢比（合人民币６０元）一天，独门独院，土墙土路，平房柴门，一派田园情趣。院中搭了几间十分别致的茅屋，算作“酒巴”。小地方的人喜追现代，店主也开了一个“按摩坊”，见来了我们这些“外国人”，就反复怂恿我们做些印度式的massage（按摩），晚上，他引我们去看他的“工作室”：房里一片漆黑，仅有几只厚重的大光板床在月光下发着阴森的光。我心里只是好笑，这与其说是“按摩坊”不如说是“杀猪房”，唯恐避之不及。２６日一早出发，沿西海岸北上，到了科钦（Cochi）,看了荷兰人留下的“总督官邸”，还拜访了绕南非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海家达•迦马的墓和据说是中国郑和留传下的中国式渔网及打鱼方法。达•迦马墓给我留下印象极深刻：与达迦马比，郑和的航海条件要优裕得多；但与郑和相比，一样的航海，达迦马的冒险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郑和永远不及的。下午我们去火车站买票，打算继续北上到班加罗尔（Bangalore）。车站有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窗口。卖票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一听我们是中国人，高兴极了。因为这里的人对共产党有好感。他边为我们办票，边与我们谈马列主义。他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印象很好，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了解的程度让我佩服。我问他是不是印度共产党员，他说不是，因为印度的国家公务员是不允许参加党派的。５月２７日，我们离开科钦。这天是我的生日，同行的人饭时为我举杯庆祝。一生有幸在天竺国里过生日并得到中国朋友的举杯祝福，实在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浪漫。晚上，我独自来到街头，与家人通了电话后，又到咖啡厅，要一杯冰淇淋，独斟独饮，惬意融融；忽又想起达迦马与郑和及其后来的历史，顿生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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