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若从一七八九年算起，已经二百三十多年了，但是它的影响至今不灭。
大革命为什么重要？以色列史学家阿隆·康菲诺对此做了一个解释。他把法国大革命称作一个“根基性过去”（foundationalpast）：“根基性过去是指代表一个时代的事件，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历史创新，成为道德和历史尺度，成为衡量一切人类事物的尺度。根基性要素不是事件的一种内在品质，而是存在于人们主观性之中的一种历史建构。”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上述意义上的历史创新事件。具体而言：“《人权宣言》和恐怖重新定义了政治和道德。大革命催生了从一七八九年起决定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思想和实践：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人权、总动员以及革命观念本身。大革命是关于民主和国家恐怖的第一次现代经验，因此被视为衡量现代历史的新标准。对于英国评论者埃德蒙·柏克来说，它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模式，但对于列宁来说，它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
康菲诺的论断言简意赅，颇有见地。大革命作为现代性的雅努斯门槛，以《人权宣言》和恐怖两副面孔示人，不仅粗暴地截断了过去与现代，而且预示了“现代”或“现代化”的张力和冲突，开启了现代世界的路线竞争。
在西方乃至更广大的世界，从柏克-潘恩论战开始，有关大革命的争论从未停止。一代代的研究者和论战参与者，自觉不自觉地代入一七八九年或一七九三年乃至帝国的党派。这里不仅有语境和代际的差异，也有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关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总结的：“其他任何历史争论都没有如同每一代人都会发生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那样激烈和尖锐。”实际上，大革命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一直以历史话语的形式参与现实生活。现实与大革命形成互文关系。每一代人需要用大革命叙事和阐释来提供实践和思想的依据，大革命的历史话语成为现实的建构因素。而每一代人的大革命话语也是当时的现实映像，每一代人基于当代记忆和想象的历史话语来重构大革命。当然，大革命的历史话语积累了丰富厚重的思想遗产。
按照莫娜·奥祖夫的说法，法国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到十九世纪末大致尘埃落定。艰难出世的第三共和国终于向第一共和国遥遥致敬。后来有“老虎总理”之称的共和派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宣布：大革命是一个整体（bloc），必须完整地接受大革命的一切，包括恐怖。这个基调当然不能结束争论。大革命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就是在第三共和国的实证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氛围中诞生的。二十世纪前期和中期，以巴黎（索邦）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为中心的专业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马迪厄、勒费弗尔到索布尔，形成了学院派正统。学院派目光向下，开掘社会经济分析，将视野扩大到农村、无套裤汉以及民众心态，但他们对雅各宾派有明显的偏爱。
一九八九年，正值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此前，索布尔的继承人米歇尔·伏维尔受法国政府委托协调法国和国际的相关学术活动，但是以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也开辟了另外的学术天地。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以下简称《批判辞典》）就是修正派的集体之作。
《批判辞典》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是弗朗索瓦·孚雷和莫娜·奥祖夫。孚雷属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年鉴学派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和第二代（布罗代尔）以及第三代多数历史学家（如雅克·勒高夫）关注跨学科研究，偏爱总体史、社会史以及心态史，不愿触及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史”和政治史课题。孚雷是一个例外。他从进入学界就热衷研究大革命，先后发表《法国革命史》（两卷，与里歇合著，一九六五年）、《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九七八年）和《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合著，一九八八年）。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起步，转而反对学院派的“雅各宾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取向，主张回归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和基内的思路，强调大革命发生和整个进程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他先后主持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雷蒙·阿隆研究所，建立了修正派的道统。奥祖夫是孚雷学术小圈子中的密友。她以《革命节日》（一九七六年）这部创新之作开启了对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得到一些年鉴学派学者的认可。他们二人代表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中的政治史回归倾向和政治文化分析取向。
《批判辞典》并非人们常见的辞典。我们可对比一下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二者都是规模宏大的集体作品。《历史辞典》由学院派已故掌门人索布尔启动、由伏维尔主持完成，编写者六十四人，均为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所的法国革命史专业学者。全书一千一百三十二页，按照法文字母顺序排列，收录一千多个词条，并附有大事年表，可谓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百科全书。与之相比，《批判辞典》的体量大体相似，全书一千一百二十二页，却只有九十九个词条，每个词条是一篇长文。编写者只有二十四人。孚雷、奥祖夫和里歇三人撰写了其中的五十三篇（第二版增补了六条，总计一百零五条。新增条目是雾月十八日、圣多明各革命、布里索、圣茹斯特、公共教育和绝对君主制。其中圣多明各革命由新邀的意大利学者撰写）。所有作者都就职于法国大学体系之外的机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或国外大学（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布罗代尔在大学之外组建的研究机构）。其中一些作者并非法国革命史专业研究者，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学者或社会学者。全书按照专题分为五卷，不是按照社会理论概念分类（如政治、经济、宗教等），而是对一般历史现象加以分类（事件、人物、制度、观念和阐释者）。有评论者认为，这两部辞典属于两种历史书写体系，前者提供实证基础上的史实，后者则偏重阐释、比较和话语分析。后者许多词条明显利用了学院派的研究成果。當然，奥祖夫等人也显示了坚实的档案研究功底。
在孚雷看来，对大革命不论诅咒还是歌颂，都属于“纪念史学”，大革命依然是一种身份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大革命依然没有结束。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从第三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充分落实。我们可以告别革命，亦即不再代入大革命的角色，可以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反思法国大革命。借助恢复被学院派史学霸权所遮蔽的十九世纪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重新获得评判大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参见傅勒（即孚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五年版）。该辞典的“批判”主旨也正在于此。
在方法论上，辞典的作者们剑走偏锋，拒斥学院派的社会经济解释，认为后者使用的概念（如封建制）需要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批判辞典》完全自限于政治史，但是也开出一条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路。有评论者指出：“辞典作者的主要方法论标准，是对‘革命者对自己行动的表述’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指令下重写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还在特别关注‘法国大革命关于自身的话语’的基础上，对‘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评估（转引奥祖夫的话）。一些词条对法国大革命中文本的分析以及对话语融贯性的恢复解释了这些作用。这里看到的远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思想故事。因此，《批判辞典》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一部‘革命政治的表象史’。这是一个已经部分完成但仍有待完成的历史，这可能解释了表面上并不完整系统的词条选择，但我们已经可以特别欣赏到关于革命概念的精彩系列，要么是高度象征性的（如奥祖夫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再生、革命的词条），要么是相当重要的关于新政治艺术的（如贝克关于主权的词条）”（转引法国政治观念史学者雅克·吉约蒙的书评）。
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确实呈现出一派纪念的气氛，但无论法国国内还是国外，重心在《人权宣言》。法国政府给先贤祠增补了三个人，包括启蒙哲人、吉伦特派成员孔多塞，立宪派主教、鼓吹废奴主义的格雷古瓦教士和数学家蒙日。修正派史学也赢得了媒体。“我赢了。”孚雷的这句玩笑话也并非虚夸。伏维尔在中国出席史学界的纪念活动时，甚至听到“我们都是热月党人”这种令他难以置信的表达。放眼当时全球的“山崩地裂”（霍布斯鲍姆的比喻），修正派的胜利其实不过是时代潮流转向和国际学术进展的一个表征而已。
近年来，无论修正派还是学院派都已回归平静的学术研究。有关大革命的争论似乎止于青萍之末，不再掀起惊涛骇浪。大革命是否真的成为过去？近日有新闻说，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悄悄地把三色国旗上的蓝色改回象征法国大革命的海军蓝。在发生《查理周刊》袭击、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国度，这会是什么预兆吗？
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各个时代、各个流派的代表学者以《法国革命史》为名的经典史著大多译成了中文。孚雷也曾撰写过《法国革命史》，提出著名的侧滑论，但很快就放弃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可以作为修正派的代表作，进入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谱系。也许它是大革命史系列的一個压轴之作，至少目前看是如此。这一学术价值判断是我们选择翻译这部著作的一个学术动机。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之“人物卷”“制度卷”“观念卷”，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主编，商务印书馆二0二二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