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之物配拥有历史吗？那些熟悉到我们视而不见的事物，在历史中宛如即逝的浮尘，湮没在金戈铁马的嘶鸣中，消散在烟雨楼台的旧影里。然而，如果静下心来去探索寻常事物的历史，那么历史的书写者似乎可以在生活的点滴中感受到时间的流淌，或在往昔的烟尘中找寻到飘零在当下那似散未散的余音。作为都市生活的日常背景，行道树在纵横交织的人影间伫立，在星星点点的夜灯里屏息。很少有人过问它的曾经，又何尝思考过我们与它共同的未来？

在一个“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时代，美国景观建筑学者索尼娅·丁佩尔曼在《观树：一部纽约与柏林的行道树历史》（以下简称《观树》）一书中，以比较的视角为纽约与柏林两座城市的行道树书写了一部共享的历史。

欧美国家的都市行道树种植兴起于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起初只是作为城市规划及环境改善的点缀。然而，伴随着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中的恩恩怨怨，交织着不同国家、地区具体而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行道树的历史不仅仅是城市史中的微小组件，更为人们认识时间与空间、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物化视角。因而，在丁佩尔曼看来，行道树的历史是一部由看而思的认知史。她将这部著作命名为“观树”，即把“观看”视为研究行道树历史的出发点。

丁佩尔曼的“观看”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方面，观看的视角是日常性的。公众史学家戴维·基维格和迈伦·马蒂在《身边的历史：探寻你周边的过去》一书中，认为“身边的历史”即为一个人在事情瞬间发生的环境中所捕捉到的一切关于历史的“可能性”。正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都市行道树，进入丁佩尔曼笔下，便拥有了我们未曾想到的历史。另一方面，观看的方法是具有现实感的。丁佩尔曼并没有试图撰写一部宏大的“全球行道树史”，只是选取了纽约和柏林这两座典型的城市，并试图对两座城市行道树的历史表征进行“厚描”。这种看似主观的刻意选择，实际上突显了历史问题的现实指向，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全球史书写。行道树不仅作为既定时空的研究样本，根植于都市的可视化景观中，也作为一种表征都市文明与人类认知变革的物质文化，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相伴相随。作者以行道树为引子，激励读者去关注更多寻常之物的非凡历史，并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关怀中重新理解过去。

为什么要在众多欧美城市中选取纽约和柏林呢？丁佩尔曼指出，这两座城市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欧洲和北美各自重要的工业与文化中心，代表了旧世界和新大陆遭遇的历史重合及分流。它们都较早地得到了城市规划师的充分考量和精心设计，并互为借鉴地成为对方进一步规划的参照物。然而，二十世纪以降的历史，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让两座城市各自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也让它们经受着不同的命运。享受着战争胜利果实的国际性大都市纽约，迎来了迅猛发展的良机，也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大都市规划的领头羊。然而，大量移民的涌入，伴随着关乎性别、种族问题的平权运动，也对纽约的城市规划和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反，作为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柏林带着对十八、十九世纪民族崛起时期的怀念，忍受着战争落败的屈辱，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力图从丑小鸭重新变成白天鹅。然而，东、西柏林分裂的历史，让这座城市在高墙两侧呈现出各自不同且彼此对峙、竞争的状态，直至两德再度统一。时至二十世纪末，两座城市共同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寻找各自的未来。

行道树是穿梭在纽约与柏林各自城市发展历史中的一条线索，它把宏大的历史变迁历程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都市景观的组成部分，行道树是两座城市经历“树木都市化”与“城市自然化”进程的主角，并適应着都市生活的节奏，为奔走或栖居于其中的市民提供有机的生态空间。作为地域性政治的表征，纽约的行道树成为市民确立自我身份或表达个人权利诉求的方式，东、西柏林的行道树则成为各自意识形态的委婉表达。作为一种建构集体记忆的现实质料，行道树成为空间与时间的坐标系上的物化交点，牵引着居于其中的人们再度认知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在这种被亨利·列斐伏尔称为生产性的社会空间中，生活在两座城市里的人们在关乎行道树的实践活动及其表征的意义中，重新认识从往昔一路走来的过程，反思亲身经历的历史。

整洁、规范、严谨、高效！这些关键词跨越了地域与文化，几乎成为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职场追求，甚至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进入日常生活中。纽约是二十世纪初期泰罗制理念的实践场与竞技场。在这里，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体现为效率的精准化，即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布鲁克林地区产生一座反哺自然的“都市森林”，在繁华与质朴互为表里的景观中实现模范大都市发展的极致效果。

当然，即便是充满挑战性的伟大设想，也离不开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纽约的行道树种植，首先要解决的是与城市化进程相随的公共健康、城市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为此，以斯蒂芬·史密斯为代表的科学家关注树木对局地生活空间的影响，并力图与公园协会合作，让树木走出公园，在繁华的街道上惠及更多行人。

作为树木都市化的结果，是城市的自然化。然而，“自然化”并不是一个全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理想的行道树意味着整齐美观、予人舒适愉悦之感，并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城市的品质。就此而言，在繁华街市中建造“都市森林”不过是一个起点。围绕着这样的“行道树美学”，一场关于行道树种植与设计的讨论跨越了政府、专家和公众之间的身份界限，在景观变革的过程之中初见政治表达端倪。

古树的修复与新树的种植同步进行，是空间性问题在时间中的具体展现。修复那些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古树，本身就包含了带有仪式感的纪念活动。《观树》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九一二年的古树修复活动，三百名来自公立学校的儿童亲临现场，见证古树修复活动的纪念仪式。公立学校所具有的“国家性”，稚气未泯的儿童与历经沧桑的老树在带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空间中对视，乃至常用于行道树的郁金香木自身所具有的树种日常性，为这场修复活动带来了生动的表演维度。在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汇合点，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相约古树下，通过戏剧性的修复活动实现关于纽约市民集体记忆的表征实践。

与古树修复活动一样，纽约行道树的种植、保养与规划设计也作为一种关于身份政治的诉求与实践，与特定的社会群体一同进入二十世纪的历史。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行道树首先以性别政治的方式，成为女性力图参与并改造都市的有力表达。伴随着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她们作为持家者或母亲的身份及职责，在树木的种植和养护方面体现为耐心、细心等方面的性情优势。女性对栖居在行道树上的鸟类的关注和保护，则体现为一种源自母性的爱心。她们成立鸟类协会，并将行道树与鸟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耐心、细心和爱心贯穿了女性在都市环境改造活动中对身份政治的自我确立，也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扩展了她们在城市中的交往空间。

与性别平等相比，种族平等是更加“美国化”的议题。严格来说，直到内战后，非裔美国人的权利才真正得以与城市紧密相关。城市是一个熔炉，在这个充满多元化“他者”的空间里，非裔美国人与其说是确立自身的地位，不如说是去建立并维系一种与诸多“他者”之间的关系。因而，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建立，首要的是以一种相对和睦的邻里关系作为民权诉求的导向，对抗“隔都化”的城市人际枷锁。邻里关系的改造从外在空间的“形象”改善开始。一些非裔美国人在自己的社区及周边种植行道树和花草，让他们的居住环境在外观上减弱乃至消除带给“他者”的不利刻板印象，进而增进社区的开放性和接纳度。非裔美国人以景观改造和政治诉求合二为一的表达方式，寻求美国社会对他们的认同。

二十世纪的柏林，是一座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的城市。带着一种深深的怀旧之情，柏林在废墟中艰难地捡拾着历史的余热，又战战兢兢地走向迷雾重重的未来，因而柏林的“瞻前顾后”是时间性的。冷战时期，东、西柏林的分裂与彼此不情愿的争执，又让这座城市在“左顾右盼”的空间性中建构出属于一个完整柏林的集体记忆。

东柏林把行道树种植视为战后恢复城市生态的重要举措，其目标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时间性的，指向自己的未来;另一个是空间性的，指向对立的西柏林。前者通过严格的计划和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逐步实现，后者则需要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和宣传。然而，东柏林的植树实践并没有体现出苏联式的刻板，而是关注人居环境，强调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平衡，即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甚至为公共生活留出足夠且开放的空间。行道树的实用性意在自我塑造，即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政治功能，以城市革新推动东柏林社会的整体发展;审美性则主要用于内外宣传，即塑造出良好的东柏林城市形象，与假想中“落魄”的西柏林形成鲜明对比。与此相对应的西柏林，在逐步摆脱了民生危机后，将行道树种植纳入城市景观改造的议程。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行道树的两度破坏，让西柏林的行道树重建遭遇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模糊。那些在二百多年前曾经种过行道树的土地，是怀旧的记忆符号。然而，破坏殆尽的土壤却让往昔难以寻觅。还有来自纳粹德国统治时期的创伤，是沉痛的记忆符号，促使西柏林以多样性的新树种去打破时代伤痛。这种政治观念的表达，通过景观的改造体现出来了。多元种树也意在营造宜居的都市空间，发挥出行道树的审美作用，为经历过苦难的西柏林市民提供心理补偿。

进入七八十年代，东、西柏林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逐步让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在理念和实践层面逐步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东柏林的规划者们认为行道树有利于创设一种促进人际关系融洽的“城市多元邻里”，并鼓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行道树种植。西柏林则倡导“城市建设的有机艺术”理念，关注城市中的环境伦理问题，以阻止城市建设对行道树造成破坏。然而，激进艺术家们对此却并不买账，他们尝试通过行为艺术冲击来自市政部门的强行管理。在八十年代后期，东柏林艺术家博伊于斯设计了一场名为“七千橡树：城市造林而非城市管理”的表演活动，并在其他城市做巡回展出，以此向市民们展示他们在种植行道树中应有的主动权。西柏林的艺术家们则在联邦园艺展中刻意安装了一排行道树景观，以强化行道树对城市环境的重要作用。

行道树承载着两德市民关于一个整体家园的共同集体记忆。丁佩尔曼将这种整合认知的作用称为“树木象征主义”。柏林墙倒塌后，公众植树活动的兴起，让原来分属两德的市民在协同劳动中消解隔绝历史带来的认知分歧，塑造一个指向未来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并促使这座城市在后柏林墙时代加快融入欧洲主体社会。此外，协同种树也能够逐步愈合长期分裂带来的历史创伤，并弥合由空间对立带来的价值观分歧，建构两德共享的集体记忆。以此看来，“树木象征主义”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在空间上，它消减两德市民在心态地理上的隔膜，促成柏林在市民认知上走向统一;在时间上，它通过提炼一种两德市民所共享的集体记忆，促成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对历史创伤的遗忘及愈合。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二十世纪，两座城市行道树的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各自的原点，即对城市环境进行改善。然而，这种貌似复归性的历史道路合流，实际上是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域所共同面对的新起点。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认为，“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之间的张力共同形成了历史时间，即我们带着关于过去的经验和理解过去的预期去认识历史在时间变迁中的呈现。这种历史时间的张力，不仅体现为过去如何发展到现在，也体现为如何从今天去认识那一段我们不曾经历的过去。丁佩尔曼为行道树书写历史，即是以一种同理心将历史中的“他者”写成了当下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