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一八四二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而香港亦于一八四一年初被英国强占且成为其控制下的自由港。为了确保两地经济的稳定发展，列强格外重视两地的社会安全问题，或许也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国人偏安于上海、香港一隅。上海和香港在外贸主导下成为国际性“互市巨埠”，城市空间的拓展催生了新媒体的出现，新兴的大众媒体为仕途失意的“落第文人”提供了实现经世理想的新路径，他们通过报刊延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清议传统。落第士人王韬便是在此时以一支笔战天下。
王韬（ 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七）， 名利宾， 字紫诠， 号仲弢，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科举不第，翌年他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创办的墨海书馆，结识了麦和其他传教士如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人。一八四八年父亲病故，他便去了墨海书馆工作以维持生计，自此进入了大众传媒行业。
咸丰十年（一八六0）四月，太平军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阖门殉难。王韬向新任上海道台吴煦建议，组织洋枪队进攻太平军。洋枪队是“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隊”。吴氏虽然建立了洋枪队，但没有聘请西人为领队官，洋枪队的训练可能收效甚微，因而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此事未成，王韬遂化名黄畹，向太平天国总理苏福省民务刘肇钧上了一道禀帖献计，信函写道：“承大人推毂以来，无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尚（太平天国讳‘上’为‘尚’） 副厚望、下济穷黎为念。伏枕筹思，急于报效。迩闻天兵克杭，额首欢庆，以为自此襟苏带浙，力争中原，划江之势成矣。”这封信件中有一句话是“承大人推毂以来”，意思是“承蒙您的提拔或推荐”，可推测这是一封回信。换言之，这封信之前应是另有一封信的，而寄信人很可能就是刘肇钧，而信件内容应是刘肇钧要求王韬为太平军做事，王韬因此献策。据王韬《漫游随录》中的《莫厘揽胜》记载，在太平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年（一八五四），王韬曾与麦都思、慕维廉一道，通过太平军占领区到太湖地区游历。一八六一年艾约瑟写信给李秀成和洪仁玕，李和洪回信邀请他去南京，王韬也跟随左右。同年冬，王韬因母亲病重而回乡探视，“以道梗兵阻，留滞里中三阅月”，他家当时正属于太平天国苏福省管辖，因此王韬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刘肇钧。此函后被清廷截获，并被呈报同治帝，同治帝下旨令李鸿章、薛焕和曾国藩等人查办王韬，王“急还沪上，犹思面为折辨。顾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海”。\r
这封信没有明确显示出王韬回信的目的，也无法判断究竟是否如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解释的“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贰，自翦羽翼”。即便他的确为太平军献计也情有可原，因为事实上他长时间供职于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未曾入仕为清廷服务，而当时西方国家在太平军和清军之间持“中立”态度，甚至还曾派使者和太平军首领会谈。从种种事迹来看，王韬未曾受过清廷的恩惠，也从未受过太平军的伤害，因此他对于选择为谁效力都不会产生抵触情绪。然而，王韬因被清廷追捕而感到愤愤不平，比如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描述自己因“语祸切身，文字之票，中或有鬼，不得已蹈海至粤”。他坚持自己是受到了冤枉才迫不得已逃离上海，况且他很不习惯香港的生活环境，因此他在《香海羁踪》中写道：“翌日午后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稚鲁， 语言侏偶，乍至几不可耐。”这种郁闷而矛盾的心情或许是由被冤枉而起，但更有可能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王韬在香港得到麦都思的老友、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关照，寄宿于香港伦敦教会，并协助理雅各翻译多部中国经典，包括《尚书》和《竹书纪年》等，其间，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转眼五年多过去，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底，王韬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前往欧洲游历两年。归国后，他编著了《普法战纪》十四卷，再版时增多六卷。该书依据当时日报所载资料、张宗良口译材料及采集的其他文献，记叙一八七0至一八七一年法国和普鲁士两国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发动普法战争的始因和过程。王韬从全球视角出发，结合流动空间等全新的研究概念分析欧洲局势，指出“在名分上，如今的世界各国也像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一样已没有内外高下，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并且提出普鲁士的胜利可能加速俄罗斯侵华的节奏。他担心“英法离，普俄亲，中国弱，东土蹙”，如果普鲁士与俄国合作，那么俄国便无东侵的后顾之忧。《普法战纪》展现的国际视野和变新论受到了日本维新派人士的追捧，尤其书中描述小国普鲁士击败大国法国的事迹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重视。这一以弱胜强的例子不单为日本提供了解除列强威胁的线索，更为他们提供了日后扩张国家版图的范例。重野成斋、栗本锄云、冈千仞、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极力邀请王韬到日本一游。汉学家栗本锄云在《王紫诠之来游》一文中讲到初读《普法战纪》的感想：“窃以为该书不独记行阵之事、交战之迹，而其中议论能脱出汉人之漏旧，此为珍贵之书。”原仙台藩士、东京府书籍馆干事冈千仞亦表示：“《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闰三月十一日晚，王韬由香港经上海抵达日本，共逗留一百二十五天。他将旅日期间的所见所闻集结成《扶桑游记》一书。该书初由东京报知社印行，共三卷，上卷刊于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中、下两卷刊于明治十三年（一八八0），后见于王锡祺主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八九一）第十帙。游记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日本名士、城市变迁、政经情况、文教改革等，为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人“投之以桃”，但王韬却没有“报之以李”。这段时间内，他并没有如日本名士期望的那样与他们讨论世界格局和政论意见。据他在《扶桑游记》记载：“日本诸文士皆乞留两阅月，愿作东道主，行李或匮，供其困乏。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日本诸文士亦解鄙意，只谈风月。”这让日本名士大失所望。为何他不与日本名士交换政见呢？至今，这仍然是个谜。或许是因为他对日本在一八七七年三月暗中兼并琉球，并且将其编入鹿儿岛县，直至琉球王遣使到福州要求中国出面解决才曝光一事耿耿于怀。
虽然王韬没有因日本之旅对日本人敞开心扉，但正如丘吉尔所言：“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从大局出发，王韬认为中国与日本联盟最有利。他分析：“东顾之虞，其小焉者也。西事之图，其亟焉者也。”（《弢园尺牍》卷十一）在这个苍黄翻覆的时代，日本与俄罗斯都是中国的威胁，但是俄罗斯的威胁要大得多。他指出：“日虽近在东瀛，与我尤为密迩，而其事尚可缓，姑置勿论。俄人跋扈飞扬，几难餍其欲壑。”（《弢园文录外编》）他在《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一文又写道：“今俄之蚕食亚细亚东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据其资老矣。俄往年攻土耳其，几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俄罗斯多年侵占西方国家不成，因此有很大概率会转而侵占亚洲来扩张版图。假设俄罗斯将目标转向东亚，日本将首当其冲，因为其国“北为俄所凌轹，西为英法所恫喝，此犹韩魏西北逼秦赵，东南介于齐楚，天下有事，一败一胜，无得失于秦，而韩魏常受其弊”。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前提下，中日两国互相合作才是上上之策。于中国而言，日本乃小国，军事力量弱，其出口贸易又需要依赖中国，所以中国与之合作无需担心被反噬。而且纵观亚洲各国如印度、阿富汗、波斯等都被西方列强蚕食，只有日本坚持变法自强，所以值得中国与之合作抵抗俄国。中日联合既是“强强联手”，而因其国力不及中国，对中国来说是“双重保险”，莫怪乎王韬认为：“欲维持亚洲之大局者，其盖于中日辑和加之意哉！”（林启言、黄文江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
姑且不论“德”与“功”两方面是否兼顾，王韬确实成功透过他的文字抒发经世思想，并且感染同时代汉文化圈的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底，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任正主笔。报刊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展开宣传，成功招徕广告订户来维持营运。从一八七四至一八八四年，历时十年，《循环日报》每周出版六日，星期日休刊，每日出纸两张四开，一纸以新闻为主，另一纸以商情为主，每日发表一篇论说，共刊发约八百多篇政论，其中大多出自王韬手笔。这些文章从实际角度分析国际形势，评说洋务新政，鼓吹“强中以抑外，诹远以师长”，但强调不可盲目崇洋的变法理念。王韬曾在与京都汉学家西尾鹿峰讨论“中西诸法”时批评日本“仿效西法，至今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摹之太似也”。以安息日为例：“安息日可行于富贵者，藉以养身心，恣游览，其贫贱者不能行则听，亦王道不外人情也。若如西国教士之语，以此日为事天，而甚至于禁食;夫天何日不当事，岂独此日哉？”（同上）西方国家习以七日一安息，此法已实行了数千年，但亦有人不守此法，如贫民工作谋生，以一日之劳供一日之食，若安息日无事可为，一家便会苦无生计，可见此法并不适合所有人。因此“强中以抑外， 诹远以师长”的变法理念应“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不必尽与西法同”。作为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王韬的主张展现出他对古今中外文化具有真知灼见和洞明哲理。
王韬的维新政论和他的海外名望得到清廷重臣李鸿章的青睐，李鸿章希望招揽他到旗下，于是王韬终于能在二十二年后（一八八四）“光明正大”地回到上海。王韬原先计划回迁苏州故里，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定居上海租界。他在日记中表白：“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同上）王韬选择留在上海是因为他能在这个地方获得更多实现经世理想的机会。晚清上海是一个新世界，作为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当地处在中西文化交锋的前沿。“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是在上海鬧出。”但这也代表当地人能获得更多跨越社会阶级的机遇。如陆士谔在《新上海》中写道：“‘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
随着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瓦解，虽则物质文明与日俱进，但这时期的社会文化却变得不可端倪，可以掌握的是人们能从更多途径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买办便是在外商经济强行打入中国社会市场，“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寓居上海的知识分子受到“新上海”的社会风气熏陶，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与内地城市相比自然“别具一格”。王韬也是如此，他虽深受儒学澄清天下的思想影响，但同时有着平民百姓的投机取巧和不拘常规的特性。譬如他虽然不断申明华洋有别的立场，但又为了谋生和利益与西人保持交往（《弢园老民自传》）。他还与管嗣复讨论过儒学与西学之关系，管坚持两者不能共存，而王则认为：“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王韬日记》）这种前后矛盾的思想和行为正是由于他身处一个变幻无常的过渡期，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时期不断受到新文化的挑战。诚如《循环日报》代理笔政洪士伟在《弢园尺牍》中所言：“立德、立功、立言，古称三不朽，然德藉伦常而著，功以时位而成，惟言则出诸己闻于人，其称道弗衰者即流传弥永也。儒者束发受书，聿修厥德，不幸时与愿违，未获见用于世，则言之文者行之远，其藉以名称著于当时，行谊留于后世者，惟此焉耳。”在这个物换星移的大时代，士人很难恪守伦常及功济于时，故王韬未能兼顾“德”与“功”也是情有可原。
晚清中国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过渡期，在这时期生活的人们犹如置身迷宫，只能碰碰磕磕地摸索着未来的方向。钟叔河在《王韬的海外漫游》一文中对晚清中国有一段精辟的描述：“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从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惊起，突然面对着一批新的对手，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界。怎么办？ 在官场上，在政府中， 有的人厌恶这个现实，宁愿拉着车轮倒转，恢复昨天的局面;有的人害怕这个现实，认为既然力不如人，便只能以羁縻之策求得偏安;能够比较清醒地面对这个现实，并且拿出办法来的人，是很少很少的。”王韬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敏锐一点的普通人，他有对时局判断错误的时候，还会碰到令他左右为难、踌躇不定的事情，因此出现逃亡香港二十二年的情节。总括而言，他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希望尽一技之长来实现文人的经世理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