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在大学时学的是戏曲文学，分配在剧院。文革中经受多年的牢狱之灾，80年代初期才回到老本行，二十年后退休。忝为同行，在我的印象中，她在专业论著方面，似乎并没有留下令人有记忆的篇章。她自介“2001年开始从事写作”。但一本《往事并不如烟》，出手不凡，红透国内外，堪称二十年来难得的好书。描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忆的往事，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铭心刻骨的记忆，成为了解中国当代史所不可不读的文献。窃以为，就这本书所达到的思考深度，所展示的对于历史的洞察力，她原本应当在戏曲史研究领域里有深刻的体悟与出色的表现。也许只是她的心思并不在于这里；或许因为给一些名家做助手，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因而湮没在名家领衔的“集体编著”之中了。不意退休之后，在自由的领地里，成为新晋的作家。

这本《伶人往事》，再次延续了《往事并不如烟》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显然，在某些思考被列为禁区之后，章诒和迂回到了她的老本行，借八位京剧名伶的往事的勾稽，构筑了她对这一时段的戏曲史与社会文化史、政治思想史的看法。副标题称：“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客气地称看戏的或者“行家”们不在此列，因为相关的事实，并不全都是她本人的亲历，对同行来说，也许不是什么新鲜的物事，然而到了章诒和笔下，却成为活的历史，鲜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窒息，令人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笔力直追司马迁的史传，犹如无韵之《离骚》。

这是一部“怨谱”，也有人认为章诒和笔下“怨气”太多了一些。诚然如此，没有经历那样的苦难的人，是难以理解其无法排解的怨气的。也因为这种太盛的“怨气”，让人读来难以轻松，有许多章节，读时不禁泪盈于眶，唏嘘再三。但这种“怨”，实际上是面对一个缺乏深刻历史记忆时代而生的。既然我们至今不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也就离我们冷静的反思还十分遥远。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也许章诒和所说的事情，大家早已有同样的认识，她也许毋须抒发“怨气”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人，这样的书，对于我们的时代，也仍大有必要。

从戏曲史的角度，此书也大可回味。章诒和只是陈述了事实，或者只引用了“名伶”们的某些话语，但我以为，她对于解放后戏曲改革运动、对于中国戏曲之衰落的原因的看法，也浸透在伶人往事的叙述之中。

中国传统中，演戏的人，便是“戏子”，既是人们追捧的对象，又是社会鄙视的职业。名伶者，名星也。但夜空中能够肉眼所见的璀粲的“明星”毕竟是极少数，极大多数则隐于夜幕之中，当然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解放后，“戏子”这个鄙视的称呼，便被掖藏了起来，代之以“演员”与“艺术家”，而且是“人民的艺术家”，其地位则是天翻地覆。五十年代，经历“戏改”，剧团演出之红火，似是前所未有。而今才知这只是一个历史的虚妄。除了梅兰芳、程砚秋这样极少数为人木讷或“厚道”而识时务的名角之外，其他名伶都不再有好日子。“戏子”们翻身的同时，便是艺术自由的丧失。因为演什么、什么能演，都是由一个审查部门说了算。而名伶则是被改造的对象。像程砚秋这样的名角，在戏改审查之后，只有五个戏符合新的价值标准，还能演出，要知道以往一个名角要是没有百十个戏，是根本不可能红的。要命的还在于他们原来最红的戏，便是首先要禁演的对象，程砚秋的代表作如《锁麟囊》，再三求演而不可得。“名角”们抱着传统的观念，以为不论如何改朝换代，人们总是要看戏的，却不知在新的时代，人们虽然也看戏，但演什么却是由新的标准决定的。而且成为“人民的艺术家”之后，当然也不再允许“名角”耍大牌，“尚（小云）老板”、“叶（盛长）老板”以为剧团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越有个性，越在改造与控制之列。打倒这些名角，而让原来不知名的处于低层的伶人，借助“紧跟”意识而成为“头牌”，原来的头牌则成为龙套。这也意味着一个生物链的中断。因为名角之为名角，原是在无情的竞争之中，凭籍惊人天赋，历尽艰难困苦，才能脱颖而出，还须有独得机遇，得贵人之助，不断推陈出新，有绝活，才能红而不衰。而在新的环境下，这个自由竞争的链条被打碎了。失掉了编剧、创新的自由，艺术成为宣传的工具，戏曲之演出，首先不是人们的喜好，而是政治与时代的特殊需要；人才不再通过市场的竞争而冒出，而更多地与政治表现相关。戏曲脱离了生养的土壤，背离其自己的内在发展轨迹，其衰落便只是时间问题。以往由于文革的彻底毁灭式行动，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戏曲的中衰仅仅是八个样板戏独行的结果，以为拨乱反正，便可平安无事。然而历史哪曾是这般简单！

“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解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我听得耳熟，他唱得悲凉。”这是章诒和自序的结语，我也借用作本文的结束。

（章诒和：《伶人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