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出现热潮，呈现出无限生命力。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不仅具有少数民族文学描写边疆风貌、展现地域风情等一般特点，还具有独特而神秘的民族文化色彩，艺术化地反映着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风俗民情，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描写民族间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内容大都反映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表达真诚质朴的民族情谊，歌颂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早期作品《森林里的歌声》，以20世纪50年代鄂温克族解放前后15年为时代背景，记述了鄂温克族解放的大事件；《熊洞里的孩子》中，主人公被共产党人所救，作品表达了感激之情；《瞧啊，那片绿叶》中，作者用“绿叶”的意象表达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愿望：“平等相待”“互不戒备”“筋骨相连”“汁液相通”。

达斡尔族作家巴图宝音的《挚友》、吴文顺的《融》，从题目就能深切感受到各民族间的浓浓情谊。鄂温克族作家涂格敦·安娜有较多作品展现这一主题。她的《金霞和银霞》讲述了主人公和亲人走失，后被汉族父母收养的故事，小说表现了不同民族间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绿野深处的眷恋》则叙述了一个城市姑娘铁木尔被鄂温克族父母收养的故事。这类小说有固定的情节模式，采用双线叙事，主人公往往在偶然中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最后以大团圆结局。涂格敦·安娜的其他作品，如《静谧的原野》描写女主人公塔拉与上海知青李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故事，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依赖关系和难以割舍的真情。这些作品描写不同民族间的深厚情谊，讴歌真善美的人际关系。

鄂温克族作家杜拉尔·梅（又名杜梅）的小说《小站，上来一位猎人》，故事情节简单，通过火车上白洁、中年男子和猎人之间的对话，刻画了一位不知名的鄂温克族猎人淳朴、善良、无私的品质，让人感受到兄弟民族间的淳朴情谊。这样的鄂温克猎人形象在乌热尔图的小说里也一直存在，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类人物形象。杜拉尔·梅的《山那边》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我”从一开始排斥汉族人“大板牙”走入“我”的家庭，到最后接受“大板牙”的心理变化过程。“我”对“大板牙”从最初的隔阂到后来的依恋和不舍，体现的正是不同民族的人在交往过程中质朴的感情。小说也通过一些细节描写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表达出在文化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仍然能相亲相爱的主旨。

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

文坛风尚的发展演变会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受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创作中也开始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展现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在文化寻根的道路上，他们与其他民族作家一起，齐头并进，互为补充，共同形塑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话语，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画卷。

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细致描写民俗风物，详细记录宗教仪式，介绍节日庆典，展现各种习俗和日常生活细节。他们以一种“本真性”的言说，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本民族文化做出努力。例如，达斡尔族作家阿凤的小说《木轮悠悠》，介绍了达斡尔族传承了三百年的制作勒勒车的独特工艺；一澜的散文《抓鱼记》则详尽介绍了达斡尔人的捕鱼传统；鄂伦春族作家敖荣凤在散文《驶出白桦林的“船”》里展示了鄂伦春族的桦树皮文化，使读者从中领略到鄂伦春人独特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作家们自由灵活地运用各种艺术体裁，如神话、民间传说、故事、歌谣等，来描绘民族传统文化。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向山神告别》用神话形式讲述鄂伦春人的来源。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丛林幽幽》用科普式笔法和“元小说”形式，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进程中插入对民族信仰和习俗等方面的介绍，形成多声部复调式文本，在作品中记录和表现本民族文化。乌热尔图的《太阳姑娘》直接以民间关于太阳神的神话为基础，用三分之二的篇幅，由老额尼缓缓讲述为人间送温暖和光明的“太阳姑娘”的故事，反映了鄂温克人对太阳神的崇拜。鄂温克族作家涂志勇的《最后的猎人》设置了黑熊和鹿的意象。在鄂温克族信仰里，熊和鹿都具有重要地位，鄂温克族口头文学中有很多关于熊和鹿的神话传说。熊和鹿是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常被用来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化精神的隐喻。

涂格敦·安娜的《静谧的原野》通过对鄂温克民族服饰的细致描写，让读者了解到通古斯鄂温克人的衣服样式。此外，小说中还有关于祭敖包的场景及对丰收会的描写。

鄂温克族作家敖荣的小说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气息，读者能非常直观地通过她的小说感受到鄂温克族的民俗风物。例如，《古娜吉》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敖鲁古雅，古老民族的生存哲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随着对古娜吉一生经历的叙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神奇部落的神秘女人》介绍了鄂温克族的桦树皮文化和用桦树皮制作的日用品，如装米装水用的桦树皮桶、装盐装烟用的桦树皮盒等。

鄂温克族作家敖嫩的《泪》描写了鄂温克族的婚礼习俗，杜拉尔·梅在小说《那尼汗的后裔》里穿插介绍了鄂温克族的风葬习俗。此外，杜拉尔·梅和她母亲何秀芝合著的《我的先人是萨满》以口述史方式，对萨满的服装、仪式、鄂温克族民俗等进行了全景式描绘，用写实手法展示了一个神秘的萨满世界。这部作品抛开了虚构的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呈现更为全面和直接。

传承古老文明的生态智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在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也有类似的话语表达，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同样能给我们以现代启示。

随着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已有学者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生态书写进行研究。然而，现有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分析作品表层呈现的生态保护意识，这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深入其内在肌理，挖掘形成这种生态保护意识的内在原因。

支撑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生态保护意识的，是其系统性的生态哲学思想，这种意识的形成有地理、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人口较少民族一般处于偏远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更有原生性，他们往往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为这些民族对人与万物统一性的认知提供了物质基础；宗教信仰如东北地区的萨满文化，则是这些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有独特认识的精神基础。

通过考察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生态书写，可以发现这些古老民族的生态智慧对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是平等质朴的生命观。例如，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有萨满信仰，信奉“万物有灵”，达斡尔族作家鄂玉生的《木都日河畔》中有敬畏山神的描写。“万物有灵”体现了万物平等的生命观，人为万物之一，有平等，才有敬畏。这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生命平等的生命观的朴素表达。

其次是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处于边地，加上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对自然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既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又要依赖自然以求生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他们的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就像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猎人与麦子》中所描述的，鄂伦春人与山林是鱼水关系。

最后是绿色持续的发展观。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采取的是逐水而居、逐草而居的游牧、狩猎生活方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比如，敖荣的《神奇部落的神秘女人》提到，使鹿鄂温克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做饭和取暖用的柴火，必须是枯枝或倒木，即使捡不着枯枝的日子，也不能损伤活性树木，更不能乱砍乱伐。”使鹿鄂温克人“遵从俭朴的生活态度，人人唾弃盲目砍伐林木和滥杀野生动物的可耻行为，使其种群自然繁衍的平稳节律，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谐共处”。在《杨柳叶上的童话》中，敖荣以一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敖鲁古雅的猎民一家的日常生活及其变迁。其中提到猎民们十几天就会换一个营地，以防止驯鹿因啃秃了苔藓的根而破坏苔藓的再生长；猎人在大雪封山的严冬打猎时，宁可空手而归，也不愿捕杀怀着幼崽的母兽。正是因为这种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千百年来鄂温克人既受馈于山林又守护着山林，遵循大自然的法则，虽然人口稀少，但这一古老民族依然得以繁衍生息。可见，古老民族的生态智慧，隐含了绿色持续的发展观。

类似创作也出现在其他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这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这些作家传承、发扬本民族生存哲学、生态思想的意图。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呈现出来的、渗透于他们民族血液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生态理念，可以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借鉴，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