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改革？当然需要改革。恩格斯早就讲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毛泽东在1957年就曾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我国的高尚全等一批资改派先生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坚定不移地搞改革的，而左派们是反对改革的。不对！我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左派，但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是坚定地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讲的改革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毛泽东讲我国的改革，意思很清楚：第一，中国的改革，是要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第二，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三，改革和建设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强盛和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要搞什么“穷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高尚全等先生们是用什么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高尚全先生是对我国的改革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从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6—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还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为什么高尚全对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要这样发火，骂人家是干扰改革呢？就是因为这个批判触痛了资改派先生们的要害。因为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他们搞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请大家看看高尚全的战友、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曾参加过起草关于改革的文件，提出过多项关于改革的方案、方针的建议被领导上采纳）徐景安先生，他也是一位对改革有重要影响的角色，他在最近写的大作《中国走向》中明明白白地说：“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见《中国走向》第54页）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改派先生们搞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其核心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我们要谢谢徐景安先生有这种坦率的态度。这可以使中国人民知道，你们是确确实实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用新自由主义在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这一点儿没有冤枉你们。
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那篇著名文章中，在给自己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评功摆好时，为什么没有讲讲跟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搞改革的事呢？可能感到并不很光彩吧。其实从赵紫阳当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时，对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在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指导了。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提出要求说：“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提出：“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不再是公有制国家。”这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方面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划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于1988年来中国，对赵紫阳传授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要求我国搞私有化产权改革，并公开说：“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赵紫阳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在中国搞私有化改革的。当时，高尚全已是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得力干将和急先锋。
根据赵紫阳的好友、曾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体改委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宗凤鸣先生所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书中讲到，他曾与赵紫阳多次亲密交谈过，赵紫阳认为，“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苏联实行公有制是失败的。我国应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现在只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赵紫阳是混合经济的思想，对于公有私有经济各占多少，他是不主张规定比例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廖季立曾对赵紫阳和宗凤鸣说：“社会主义不应以所有制为标志，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志，公有制占优势不行，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行，只能占百分之二十五。因为国有制没有效益，发展不了生产力，不能走向富裕。”赵紫阳认为，“应重新为社会主义下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赵紫阳主张，“不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落后的指标。”也就是说，不要分什么姓社姓资。赵紫阳还说：“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制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这样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搞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有制、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为主体。（以上见宗凤鸣著《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环球实业公司出版，第289—290、300—335、386页）杨继绳先生在1996年10月29日访问赵紫阳时，赵紫阳还说过：“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在一起，矛盾会很多。”（见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89页）由此可以看出，赵紫阳确实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从他开始搞中国的改革，就是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和主张的影响，按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来搞的。实际上，高尚全等人是继承和发展了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思想和主张的。
从刘日新同志所写的一批文章揭示的材料来看，早在1985年9月，经赵紫阳批准，国家体改委主持，在由重庆至武汉的巴山轮上，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专家参加，赵紫阳接见了他们。开这次会议高尚全是出了大力的。会上由匈牙利专家科尔奈发言提出要以取消指令性计划，搞所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法国专家阿尔伯特说，法国现在实行的体制就是这种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样就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科尔奈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他写过污蔑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大学教材）和《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抛弃社会主义》等著作。在1986年11月7日，高尚全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就强调提出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大量的国营中小企业要搞承包、租赁、拍卖、出售，国有大企业要搞股份制，并大力宣扬了股份制的好处。
1993年，高尚全非常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要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被采纳了。这样，在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就成了进入市场的“商品”，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就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95年4月，高尚全在海口以他主持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名义，召开了一个“亚太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比较研究会”。他主持这个会议形成的主要思想就是国有企业要私有化。要缩小国有经济的阵地和摊子，要重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系统，积极建立股份公司，搞私有化不必绕弯子。要在南亚国家积极推行私有化。实际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俄罗斯搞私有化改革设计方案的翻版。高尚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的目标：以南亚有些国家国有企业只有不到10%的比重为标准，认为私营经济应占90%以上。他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要有70%—80%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据2002年3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报导，高尚全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目前，在浙江全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70%以上。高尚全高兴地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高尚全认为，全国的公有制经济都应转向私营经济为主体。历史上的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就宣扬过：“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大概高尚全也希望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在中国永世长存吧！2005年11月高尚全又公开宣传民营（私营）经济应占主体地位，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见《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应以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为主。
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是，2006年3月4日，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又主持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新西山会议”，这是一个秘密会议。高尚全在会上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他要中央的同志出来讲话，主要是讲要坚定不移地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张维迎曾说过，“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赶。”张曙光在会上说：“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要进一步深化搞彻底。因此，贺卫方大胆提出：“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化，而不是集体制度和方式。”“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资改派们搞私有化改革，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是不能明说的。第二，资改派们要把我国的私有化改革深化下去搞彻底，尤其是要把农村的土地也要实行私有化。第三，在经济基础改革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要求实行彻底改革，他们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要推翻共产党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要搞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要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第四，他们以陈水扁主政的、一心要搞台独的“台湾模式”（即要充当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模式）为目标和榜样。这就充分表明了，高尚全一伙人的改革道路，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是要把中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改革道路。
为什么我国的资改派先生们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搞改革，就会走一条资本主义改革道路，就会把中国引向殖民地呢？我们只要注意看一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搞改革的意图就明白了。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代表是伦敦学派的哈耶克。他的理论观点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包括美国的弗里德曼等人在内）的主要思想来源。哈耶克提倡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提出了建立私有制、自由竞争、法治的“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实际上则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他狂热地鼓吹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保证绝对自由的最美好的经济制度。坚定地信奉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货币发行“非国有化”。在阶级实质上，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是疯狂反对和攻击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把国家干预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攻击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们断言公有制、计划经济都使个人失去自由，只有私有制才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鼓吹“思想解放”，主张打倒一切“偶像”，宣扬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即统一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即美国化。
从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开始，历届共和党总统对新自由主义都推崇备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共和党老布什政府，为迎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大金融寡头向世界扩张的需要，泡制了“华盛顿共识”。这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政策的研讨会（出席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领导官员、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代表和一些经济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成的“共识”。其内容有：（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除了第一条有一定的合理性外，从整体来说，它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督，放松政府管制等，是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而制定的。他们把它看作不仅适合拉美和发展中国家，而且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力图使美国利益特别是强势利益最大化，通过新自由主义来实施。（参见何秉孟著《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新自由主义将“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事实正是如此。
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使拉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失败。（1）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2）收入分配不公愈加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墨西哥由于亿万富翁增加，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加剧，在恰帕斯州发生农民揭竿而起的暴动。（3）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造成民族企业倒闭。（4）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5）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由于金融自由化，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依次发生了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垄断资本控制。（6）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严化，谋杀率大大增高。（7）国内许多中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搞垮，失业率居高不下。（8）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缓慢而落后。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使他们深深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救不了拉美国家，一些进步人士转向了试图向社会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俄罗斯又带来了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否定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圣经”。1991年4月，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专家共同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为“哈佛计划”的纲领的基本思路，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该计划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体制。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哈佛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治等等。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当时西方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很明白：“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了私有化改革。1992年初，推出三位一体（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稳定化）转轨方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资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要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的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承认，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 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约五十年。这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摧毁了前苏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是取得了空前的重大胜利。
2005年11月，国际政治学会副主席、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研究员威•斯米尔诺夫在“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中说：“坦诚地讲，1993年前，我是赞成俄罗斯自由派的观点的。1994年后，我看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在思想上与主张激进私有化改革的孟达尔等人拉开了距离。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俄罗斯，不仅是我、而且更多的人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很少有人恶意甚至不敢公开为其辩护 。而勇于面对现实、勇于修正自己过去错误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从一定意义上讲，勇于修正错误，这正是俄罗斯的希望所在。不仅如此，据我了解，普京总统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也有深刻的认识。……现在大家都从马列主义那里寻找俄罗斯复兴之路。
据《纽约时报》报导，“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终告结束。”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变中国的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候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显然，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我国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应当警醒地识破国际反动势力的险恶用心，并采取应有的对策。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师陈岱孙，为了使我国广大干部、经济理论工作者、青年和人民群众能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曾经多次尖锐而明确地指出：“近年来产生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搬照抄的倾向。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特别是对近年来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全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见胡代光主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陈岱孙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更甚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要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被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加以利用，作为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经济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这一套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陈岱孙还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近年来国内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某些势力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可悲的角色。”（同上书第7页）
在这里，我们要深深感谢这位已经去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深入地分析和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背景，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社会主义国家，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用心极为险恶，其目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即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而我国的资改派们却在非常积极地顽固地坚持遵照实行。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是在为谁的根本利益效劳，岂不是一清二楚吗？中国人民已经愈来愈识破你们的真面目了。
资改派徐景安先生在其《中国走向》中说：“多数改革派人士实际也认为，中国改革就是学习、模仿、照搬资本主义。”“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因此，可以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这种结构是无可争议的正确选择。”他们认为，我国过去搞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那位资改派刘吉先生也讲，我国改革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搞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因此，他们搞改革，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徐景安说：“今天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嫁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嫁接。”又说：“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嫁接、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见《中国走向》第77页）既然你们说中国原来搞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你们搞改革是完全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那么“嫁接”这个词就不必要用了，就是多余的了。其实不用羞羞答答，不用拐弯抹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就是要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改革，就是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把中国变为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
你们还说什么“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这也是一种谎言。其实你们搞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请你们看看过去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吧。毛泽东曾经说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有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255—1256、1433页，第2卷第678—679页）可是，现在你们这些资改派用新自由主义来搞改革，是要把我国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是要照搬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如包括“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等）的，是要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进入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进入铁路、航路等等的，根本没有提出“节制资本”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1952年，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41.5%，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2%，公有制经济合占44.7%。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商业比重占60.5%，合作社商业占2.7%，合计63.2%，在商业企业零售商业额中，国营商业占19.1%，合作社商业占23.5%，共占42.6%。而据官方材料，如今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只占GDP的35%了。从公私经济比重来看，你们搞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占主体了，岂不是比我国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倒退了吗？怎么能谈得上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呢？事实上，改革前，我国早已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本用不着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
那么，资改派们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改革，虽然目前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很严重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对我国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最突出最严重的的危害大体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大大削弱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保卫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原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而高尚全等人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把国有经济私有化，把公有制为主体变成私有制为主体，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高尚全公然强调“经济形式以民营（即私营）为主”，要使私营企业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90%以上的比重。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近三年之间，我国国有企业减少了17.7万家，而私营企业则猛增了65.8万家。目前，我国的纯国有经济已下降到15%。据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最近与美国代表会谈中表明，2005年我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我国GDP的65%，而公有制经济已下降到35%。可见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已经大大削弱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我国许多重要工业、商业、市场已逐渐为外资、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控制。在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我国已成为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出口总额相当GDP的60%以上。而国内消费比重是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与我国贫富过分悬殊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出口商品中，60%来自外国在华投资企业。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发达国家的“加工装配厂”，为跨国公司打工，获得10%的微薄工资，而80%—90%的利润则为外资拿走。我国商业部研究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见2006年2月11日《参考消息》）在我国引进的大量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享受低税率优惠，一般为15%，而我国国有企业倒一直担负着先是50%，如今是30%的税率的沉重负荷。这种做法是世界上极少见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和GDP数量，“不问所有，只问所在”，患了“外资饥渴症”，低价向外商出售土地，不惜损害农民的利益，低价出售国有企业，不惜出卖国家和广大工人的利益。
《香港虎报》2006年10月1日有文章报导，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由外国企业操纵的，北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这种趋势。在日本，老派的公司经理们力图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夺回控制权。但是北京迫切希望改变制度以迎合外国企业的需要。中国很可能成为真正的新自由主义的超级大国。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以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就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引进大批技术，但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是自欺欺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刘燕华还举例指出，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形成产销两旺的局面，但在表面上繁荣的背后，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上海、长春的汽车厂就是如此。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局面。（见2005年11月27日《参考消息》）
据2006年2月28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可比较的49个国家中排名仅为28，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依存度高达60%。外资带着资金和技术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成本优势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中国赚取的只是固定资产投资及劳工的薪金，更产生严重的资源消耗及污染。而最具经济价值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中国的份儿。中国的汽车、天上的飞机、手中的移动电话、家中的电器、办公室的电脑、甚至关于人民健康的药物，无一不涉外国技术，外国企业掌握的不但是中国的利润，甚至是中国的命脉。（见2006年3月1日《参考消息》）日本国际经济学家谷川庆太郎撰文声称，中国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他认为，只要美国切断中国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产品、技术和资金，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是相反，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见2004年5月3日《参考消息》）这种评论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如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根据许多报刊报导的材料显示：在我国的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已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像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被合资。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有11家合资。化妆品，已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了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50%以上的份额。富士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高科技领域，以手机行业为例，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以至生产线大部分是从跨国公司购买，他们早已从中赚够了。近期跨国公司开始采取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只得纷纷退出市场。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流通领域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将会导致中国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别用心收购其国有经济，达到控制其经济命脉。如今外资对我国采取的途径是先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企业。换句话说，他们的方针是“合资、拖垮、独资”，也即“控制、合并、垄断”。这是一种“斩首并购”。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效必须超过15%。这是那些跨国公司当前在华收购的战略性要求。对于一般企业压价收购，而对重要的国有企业则不惜高价收购。他们认为，现在是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正像中国劳动力一样，比欧美低得很多，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还可以吸收原有人才，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并购中国企业的外商，以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其余是日本和东盟等国的企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我国的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橡胶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应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如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外国并购一直是层层把关、多道设防的。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法国政府认为，能源、交通、军工、食品加工等大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有责任看管好这些“国宝”，他们在这方面特别强调“经济爱国主义”。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而在我国这种并购却在不断迅速发生。我们是要利用外资，却反而被外资所利用了。例如，大连机电厂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1996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半数以上职工失业，技术平台瓦解。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产品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95%，1997年与美国跨国公司合资，7年后被其全部收购。从此中国大型农机技术平台瓦解，农业大国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市场被美国公司垄断。中国化机机械制造的设备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锦西化机，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制造、维修技术，2004年全集团盈利800多万元。2005年在葫芦岛市政府主导下，锦西化机与德国西门子合资，丧失了对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厂的控制权。从此国内大型化肥设备维修依靠的对象成了外国公司。还有西北轴承厂、杭州齿轮厂、常州变压器厂等重要企业也被外企控制。
又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美国卡特彼勒公司1995年就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到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为实现其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这条捷径。2005年10月，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这个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了85%的股权。同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厂这个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卡特彼勃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其余股份，即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卡特彼勒不仅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而且要吃掉整个行业。最近又在谋求并购夏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些企业都被并购，中国的民族机械产业就将名存实亡了。据悉，目前卡特彼勃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2个研发中心和1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他们正在加速其攻城掠地的步伐。
再以我国的橡胶工业来说。橡胶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的橡胶工业是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奋图强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生胶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轮胎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年生产规模达8000余万套，曾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积累。它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税高利大。近些年来，跨国公司争相涌向我国橡胶业，争夺我国市场。1993年后，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国外大型跨国公司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已达2/3。这些被外商控股的企业都是我国轮胎骨干企业，其中包括为我国国防工业、飞机、装甲车、汽车、工程车、火炮等提供配套轮胎的生产企业。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轮胎工业，已多半失去了自主权，被控制在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了。剩下的几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条件较好的也被外商盯上。截止2000年，外商独资和已被外商控股的轮胎企业，其能力与产量早已占我国轮胎工业70%以上，剩下的几家如再被外商控股或收购，则我国奋斗了五十年所形成的橡胶轮胎工业，就完全脱离民族工业的怀抱，其后果不堪设想。商务部《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在轻工、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产生的产品已经占据我国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我国的金融银行业、铁路、航运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也将逐步对外开放，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力图实现其控制和垄断的极其重要的目标。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还有，在人才和技术方面，许多跨国公司以优厚的条件吸引我国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尖端人才，并从我国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挖掘人才和技术，从我国科技市场、专利市场吸收人才和技术，造成国内人才外流，被外资所利用。目前，在华外商企业很多研发机构都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如朗讯下属的贝尔实验室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达90%；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的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果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逆向人才和技术扩散将会愈演愈烈。
在以上这种情况下，我国有的重要媒体还竟然发表《经济爱国主义可以休矣》这样的评论，批判“经济爱国主义”。在我国的某些资改派先生看来，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大概我国就应当大力提倡“经济卖国主义”，赶快把我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才是对的吧。岂不可悲至极！
第三，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私有化改革中，往往把国有企业以极低价卖给外商或国内经营者，有的是白送给私人的，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20多年中流失国有资产约有十万多亿元，变成了私人资本家的财富。有些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而国有企业工人则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受剥削的雇佣工人。国有企业被改制造成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极其困难。如今我国发生了有很多人有病无钱治的问题。卫生部长高强指出：“有48.9%的人应就医而不去就诊，有24.6%的人应住院而不能住院。”主要原因就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见2005年8月5日《文汇报》）据2006年11月16日英国《卫报》报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承担医疗卫生的成本从54%下降到14%。原有的合作医疗被拆除。83%的农民根本不具备到医院治疗的条件。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医疗费。82%死亡农民是在家中逝世的，没有进过医院大门。有关部门承认，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已经失败。据调查材料显示，近年来农民的孩子上学的学费昂贵，上小学一年要一百多元，中学要一千多元，上大学一年要一万多元，一个农民供一个孩子上完大学，要花相当于全家几十年劳动的收入。再加上借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花的费用更大。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价格上涨了不到7倍，即相当于农民收入上升了7倍，但如今农民教育费支出已上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因而造成了农民子弟上学难的大问题。据社会学专家陆学艺主持的调查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8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老板们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亿元。据报导，山西省原省委书记胡富国曾于1995年8—10月在省内100多个乡村调查，其中一个人均年收入1300元的较富的乡，年收入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67家；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8家；100万元以上的3家。这78家中收入占全乡净收入的60%，而其余5000户约2万人的年人均收入仅600元。也就是说，只占全乡1.5%人口的人年收入占全乡的60%，而占全乡98.5%人口的人却只占全乡收入的40%，那占1.5%人口的年人均收入比占98.5%人口的年人均收入高出100多倍；而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相比，至少相差上千倍。这说明，社会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人趋于相对贫因化，还有的仍在向绝对贫困化发展。在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显示，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的农民，城镇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三个阶层已降落到我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大都处于贫困状态。社会地位已大大下降。而据媒体报导，中国大陆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日前举办一场“百万婚礼”，实际花费远不止百万。在500公里外的安徽寿县，萝卜缨子一盆菜就是一家农民5口人的午餐。这两幅图景，几乎就是当今贫富差距的缩影。又据《经济日报》2003年1月17日报导，有位富豪一桌酒宴就吃掉36万元。而国际粮食组在今年发表的报告中显示，中国营养不良的人口估计高于1.5亿人。
据2006年6月19日香港虎报报导，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农村人口仍然超过2300万人，近5000万人处于贫困线的边缘，2800万城市居民处于贫困之中。中国近年的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国最穷的20%的人口仅占收入或消费的4.7%，最富有的20%的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占到50%。这个收入差距超过美国。而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报告，中国城镇居民最贫困的那20%的人收入仅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2.75%。据我国高级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金融、外资、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业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香港有些媒体称我国已形成的新资产阶级为“权贵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3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见《大众证券》2006年10月28日）最近《北京晚报》等媒体报导，胡润公布了我国2006年百富榜，今年上榜富豪首次达到500位，比去年增加了100位，今年上榜首富拥有财富270亿元，进入上榜的富豪最低拥有资产为8亿元，而去年是5亿元。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是0.5。我国胡鞍钢等专家也提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5。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收入极不平等，超过西方国家，也超过拉美、非洲等国家，已属于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和国家。
第四，造成了公职人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由于资改派们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看作是人的本性，大力鼓吹“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侵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了广大公职人员，使许多干部、公职人员产生了对钱财“不捞白不捞”的思想和心态。在私有化改革中，允许商业交易和发展私营企业中送礼品、回扣等等，因而造成行贿贪污舞弊横行，生活腐化堕落。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外商和国内的私营企业主相勾结，运用自己的审批权，收受高贵的礼品和金钱贿赂。据2007年1月2日《检察日报》揭示，某些人收受外商贿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国等多种好处），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商违法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在我国的行贿事件一直在上升。我国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又据港报报导，外企在华给回扣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外企的销售主管为做成生意而行贿，外企的采购经理通常也会从供销商那里非法收取回扣，还会想方设法把一些利润丰厚的合同留给亲戚朋友开办的公司。这种“洋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2006年10月24日《北京晚报》报导，近三年内，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2005年底，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亿元。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意识影响和渗透到各个方面，发生了教育机关乱收费，以至买卖文凭和论文。在医疗机关发生送红包，为推销药品、多开药方而给医生送回扣，以至医院给病人开出天价药方，甚至开出一百多万元的天价医疗费。在官场上，相当严重地出现买官卖官的丑恶勾当，甚至有些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也要给当权官员送几万元钱，才得以找到工作。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非法收受44人或单位给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外有810万余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在王昭耀被指控的44笔受贿事实中，大多数涉及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即属于卖官受贿有300万元左右。据卫生部通报，近年来查处医药销售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刑事处理230人，涉案金额达5700万元人民币。200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报导，据调查显示，在商业交易中给“回扣”已得到普遍默认，其中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此风最烈，而且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常常以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外出考察费、赞助业内讨论会等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在我国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已陷入“非道德”恶性竞争的环境，如不及时重拳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可能使我国市场经济出现“拉美化”的倾向。据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材料，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六大领域和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九个方面的案件5480件，占案件总数的78.6%；涉案金额16.04亿元，占总金额的81.7%。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涉及金额5.08亿元，占总金额的25.9%；涉及厅局级干部49人，县处级干部367人。如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原处长温梦杰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人民币1073万余元，非法占有本单位公款人民币432万元，被判处死刑。
在贪污腐败分子中，有许多人与包二奶之类腐化堕落生活有关。在对100多位广州、深圳、珠海市因受贿而受审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95%的人有包二奶。有的甚至有包二奶、情人达几十人，以至百余人。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权色交易惊人，为情人整容就花了400万元，刘金宝通过放贷方式为情人牟取利益，为讨情人欢心，给两个私营企业家朋友批贷款18亿元人民币，结果给国家造成损失5.45亿元。刘金宝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受到惩办，而从中国金融舞台上消失。
李曙光在2004年9月29日《法制晚报》上指出，“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掠夺”。据有关部门统计，通过破产、改制、中外合资合作和并购等等，每年国有资产至少流失800亿至1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3月22日《南方周末》报导，“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2%—16.8%。”也就是说，每年损失达1万多亿元。这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个人身上剥削去一千元左右。这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多么大的破坏，使人民群众遭受多么大的损失！
第五，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我国环境的污染，虽然 不能说全是由改革开放造成，但是由于资改派顽固地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许多外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主拼命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本不顾污染对我国生态环境，对我国人民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损害，日益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愈来愈严重的污染，这是众所周知的铁的事实。有些地方官员与资本家勾结，违法乱砍森林，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许多外资企业和本国私营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放有毒气体和污水，污染空气和许多河流，损害农作物不得正常生长，使人民群众饮了有毒污水得癌症、肺病和其他怪病，而死亡的难计其数。而一些地方官员只顾追求GDP数量，追求眼前“政绩”，以利于个人升官发财，有些领导干部受了贿赂，对那些黑心资本家偷偷排放有害气体和污水，装聋装瞎，故意不闻不问不看，任其胡作非为。他们那里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只是代表黑心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
据数据库显示，我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70%以上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全国3亿多人饮用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2006年10月19日美国《商业周刊》网站报导，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大陆的排放量，截止到2002年的10月间增加了33%。中国的城市行列，酸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情况危急。中国的环保部门警告说，如果不转而采取清洁能源的工业方式，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污染排放量将翻两番。又据媒体报导，中国过去几年里，有75%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平均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亡，近一千个湖泊因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正在逐步消亡。黄河流域的渭河、延河、汾河，涑水河等4个支流及其流域，由于经流量小，自净能力差，现在几乎到了“有水皆污”的地步。
据德国《明星》周刊报导，山西省下康村，土壤被氯化物、硫酸钾和消酸盐污染。附近的钢铁厂和造纸厂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汾河，近10年间两家厂的废水排放量增长了数倍。因饮用水中有毒，1000名村民中已有29名因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症死亡，其中有14名女孩。淮河流域的黄孟营，由于附近的味精公司等企业污染了河水，全村2400人已有110名死于癌症。据中国环保当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国最大的7条河流中半数河水完全无法利用。1/4的中国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在中国，超过80%的垃圾和污水得不到任何处理。每年有40万中国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产品，我们消耗的资源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近6倍、印度的近3倍。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令我忧虑的是，中国正沦为地球的垃圾堆。“（见2005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和中外企业主见利忘义，片面追求GDP的发展，对防止和治理污染不负责任，严重污染环境事故不断，有些地方甚至还在违法违规审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建设项目，造成治理赶不上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恶化。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由于污染和其他破坏环境的行为，每年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2%
第六，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众所周知，在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某些不安定之外，人民的生活长期是很安定的。自从资改派们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被边缘化，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和阶级觉悟等理论和观念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已大大受到冲击和淡化，个人主义、利已主义、损人利已的思想得到很大滋长和泛滥。从省、市、地、县、到乡、村，有些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坏干部，往往与不法资本家以及黑社会恶势力紧密相勾结，剥削、掠夺、欺压老百姓，表现为新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与小煤矿私营企业主相勾结，为了拼命捞钱，把煤矿工人当奴隶使用，不顾他们的生命安全，强迫他们冒死超负荷劳动，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是矿难事件不断发生，每年要死五、六千人的深层原因。。最近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美丽的中国结》、《谁在卧底》，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不安定问题。如今，在社会上坑蒙拐骗的事，各处不断发生。有些坏人诡计多端，轻而易举就能骗取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和马路上，歹徒就会把行人手中的提包或钱包抡走。火车上、汽车上也有抢钱财的。坑害人民群众的假药、假酒、假烟等，不断在市场上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人体的食品，各地都有，防不胜防。偷盗的事到处都有，抢劫、杀人的案件，空前增多。中学生也有搞抢劫的。“法轮功”一类反动分子，还在一些地方不断散发反动传单，打电话造谣惑众，破坏社会安定。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我国目前自杀率是国际上平均水平的2.3倍，精神疾病在疾病排名中居于首位。现在我国有精神障碍者已达1600万人，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疾病及肿瘤，成为第一大疾病。我国前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见徐景安的《中国走向》第158页）为什么现在我国社会会出现这些不安定、不和谐的情况呢？这主要地就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社会经济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化，产生了类似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剥削，下岗失业、生活困难的群体增多，出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两类社会矛盾大大加剧所造成的。
第七，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建设造成严重的障碍和破坏。徐景安说：“人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性，这是千真万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工业文明、西方的经济制度都是顺应了这一自然规律，因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见《中国走向》第198页）这是赤裸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类历史表明，在原始社会，人们并无私有观念，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集体主义观念的，到了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了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到了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必然能发展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风格。人类社会总是在人们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不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创造世界、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其实也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用生产劳动创造了历史，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如今用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来搞改革，是阻碍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发展的。
徐景安自己有一段话虽然不够确切，倒也大体上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明，在物本位价值观的支配下，……推崇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推崇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已主义，一切向西方看齐，一切以西方为参照系，城市建筑照抄外国不说，连自己生产的砖也要起个洋名，什么“‘蒙娜丽莎’、‘诺贝尔’……一张境外报纸评论‘中国人迷失西潮中’，‘唯西方马首是瞻，唯西方人所言极是……从学界到商圈，从官府到民间，都在迷失自己。症结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中国人差不多成了没有根的族群’。”（见《中国走向》第193页）这在实际上说明了，从以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丢弃了。现在，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自欺欺人，损人利己已渐渐代替了中国人原有的诚信，代替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互助合作的和谐友好关系。在许多中外私营企业主之间，为了发展自己，总是千方百计想把竞争对方搞跨，损人以利已。私有化改革在我国的基本完成，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必然要求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要起来谈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这就必然使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遭到阻碍和破坏。
本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讲得很清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已、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利、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社会主义是要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可是，资改派先生们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所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止，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你们大力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损人利已的资产阶级一套腐朽的东西。你们把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渗透到教育文化领域，渗透到党政机关，渗透到各个方面，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害。这完全是为你们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德服务的。
第八，冲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我国宪法和党的基本路线。徐景安先生坦率地承认说：“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对四项基本原则带来巨大的冲击。”（见《中国走向》第55页）又说：“改革是反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所谓改革……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的创新。”“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再坚持了。理由是专政与法制是对立的，我们要健全法制，建立法治国家，就不能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见同上书第90、112页）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巨大冲击，而且是根本否定。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头上按上一个“假”字，其目的就是为了根本否定它。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创新”，就是要把共产党演变为“社会民主党”（这些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评论）。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徐景安把它说成与法制相矛盾、相对立，而加以否定了。其实人民民主专政所实行的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都是要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的。它和社会主义法制是分不开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而从这里可以看清，徐景安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四项基本原则都否定了。
再从高尚全先生主持的“新西山会议”可以看清，贺卫方先生提出要以陈水扁主政的“台湾模式”为学习榜样，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也正是要否定和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一文中所讲的，他们通过改革要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的五条（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化）中，没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制度，也没有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还说“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责他们资改派的私有化改革是不行的，无用的。很显然，高尚全、贺卫方、徐景安等资改派先生们都是适应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站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立场上，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国的宪法明确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明确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党的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我们为了捍卫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坚决反对高尚全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我们坚决反对高尚全等资改派以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改革，把中国变成附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但绝不反对改革，我们要坚持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主义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邓小平也曾经反复说明：“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125—126页）“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63页）“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济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国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上书第110—111页）“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同上书第116页）邓小平还郑重地说：“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同上书第138—139页）“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我们的建设方针政策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同上书第351页）“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同上书第3卷第3页）以上这些关于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论，在原则上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
然而，高尚全等资改派先生们，上述这些思想理论原则，你们在改革中贯彻执行和落实了吗？根本没有。你们所搞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恰恰是与这些思想理论原则背道而驰的。这是为什么？说穿了，就是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原则不利于你们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所以你们就把它当作一纸空文抛到脑后去了。你们完全是实用主义者。对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利的思想理论原则，你们就抛弃它。如果你们顽固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搞下去，必然会葬送几千万中国人民和共产党员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你们对得起党和人民吗？对得起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吗？我们只有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遵循我国的宪法和共产党党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才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