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殷商起，舆马文化经历代变迁，演绎了历史兴衰的烽烟岁月。秦统一后，阅三代之礼，在先秦车制基础上创造性建立了帝王銮驾乘舆的卤簿制度。伴随着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两乘彩绘铜马车（立车与安车），再次以实证形式展现出殷周以来由实用马车到明器化模型的变革。秦陵铜马车结构繁复，不仅体现在视觉形式和结构表现手法上，更在车制文化内涵和装饰手法的美学追求上达到了同一的审美表现。

通过对秦陵铜马车装饰艺术的研究分析，即是对礼用合一、结构造型、装饰材料、审美表现的探讨，由此形成强烈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审美，就是秦人对马车之“美”的理解。如铜马车结构上车轐与舆底连接通过纵桄捆扎而避开舆底车轸，就是工匠结合马车舆箱四面精美的屏蔽装饰而在结构设计上做出的适应性改良。

铜马车通体以彩绘装饰，颜色与纹样凭借实用舆马的造型样态、材质进行恰如其分的摹绘。在此情形之下，秦代工匠将铜马车的摹写手法大抵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则比附原物本色，或以纯色摹写器物的材质结构；二则比附麻织物与丝锦表面纹理及织造花纹；三则模拟木构髹漆表面的彩绘图案；四则展示革带和皮条上面的装饰纹样。至此，铜马车常用敷色有朱红、粉红、绿、粉绿、深蓝、天蓝、土黄、白、黑、赭等，其中以蓝、绿、白三色用量较多。车舆主体结构皆以白色为主基调，相较之二号安车舆体敷彩，一号立车白色特征不甚明显，但从轼及轼下掩板、左右栏板内侧及伞盖内的装饰纹样中，依然可见白色基调。

言及二号安车，其彩绘装饰艺术遵循绘事后素的审美表现原则，在白色基底上涂绘多样色彩。引证相关文献，源于秦始皇一统六国，阅三代之礼，将东方诸国车舆制度融汇贯通而形成秦制，在车舆出行序列中，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共计十乘。而文献中关涉“五色”之说，多为学者按照阴阳五行之说，以五种颜色赋予不同的空间地域，即北为黑，南为红，中为黄，西为白，东为青。五行五色间相生相胜，循环往复终始不绝。长期以来，此种观念赋予车舆制度，由此开启了以不同色彩装饰为依据的车舆属性的判断。因秦陵两乘马车皆为白色基调，故表征西方方位，暗合于秦人族属之地，遵循了秦人观念中的象征意义，秦陵铜马车的彩绘装饰即依此展开秦人对“美”的理解。

质言之，在两乘铜马车铸纹，抑或彩绘等诸多装饰纹样的选择中，皆再现“几何纹样”这一装饰主题，即菱形与方格纹为装饰母体组成多元化的二方连续，抑或四方连续的图案。类比而言，在秦代造物艺术发展史上关涉几何纹的装饰屡见不鲜。譬如春秋时期秦宫殿青铜建筑构件的表面装饰；秦咸阳宫遗址出土文物的纹样；秦始皇帝陵园中出土的各类纹样方砖等。不可否认，以上多样的秦文化遗存皆以几何纹样为装饰母题，多在其内填以车轮纹、玉璧纹、米字纹等。同样，在秦俑一号坑出土木战车的漆皮彩绘、军吏俑服饰边缘彩绘等处亦可见大量几何纹出现。

换言之，以文化交融的视角观察铜马车装饰艺术的审美表现，几何纹样作为秦文化的装饰母题之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春秋战国以降，诸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甚，彼此依附。秦楚两地时而通婚，时而攻伐。无论战争抑或和平，秦楚的相互往来与文化交流已呈现出多元的融合态势。同样，几何纹样的踪迹亦存在于楚文化的装饰艺术中，尤其是菱形纹在楚文化中自始至终的发展脉络，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两件复合菱纹绮和马山楚墓中大几何纹锦中的“C”型等。以此类推，铜马车上的几何形装饰纹样，在构图上对称均衡，主体花纹内常间套各类适合纹样。两组花纹间皆以适当纹样填补，这些构图法则皆为楚文化装饰艺术中的审美表现。而这些装饰纹样亦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D”型大菱形纹锦上的纹样，以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织锦的纹样相类。也就是说，铜马车几何纹饰构图在原楚国地区亦多为常见。它们透露出秦楚文化的交流融合，意寓秦代造物艺术的审美表现与造物工匠的流派渊源，以及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多元融合。

除此，在上述几何纹这种装饰母题之上，铜马车又突出一种由夔龙、夔凤演变而来的变相夔纹。在二号安车主舆内外，以及车盖之上皆装饰有大朵蓝色、绿色、黄色的似云似夔的装饰纹样。在白色基调衬托下，其上下翻腾，如行云流水。在黑色线条的外轮廓内，填绘白、黑、朱等色鳞甲，色彩对比协调，极富立体感。乘舆者置身于繁复的装饰艺术中，如入境缥缈云雾，顿生畅快洒脱之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秦始皇帝陵青铜马车图像资料整理及设计解读”（20FYSB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