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句来自鲁迅先生的《自嘲》，本以拒绝的姿态嘲讽媚俗者，是偏要不拘一格、与众不同的意思。现在把前半句借来，形容当前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想来要点有二。第一，“躲”：在固守某特定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默守陈规的同时，机械而疲乏地复制生产类似的课题；第二，“统”：在领域内彼此认可，握手言和，但在本学科之外难以产生真正的影响。这一学界生态上的消极和躲避，不只是简单地回避文史研究的现实责任，还包含对当前学术潮流的某种拒绝，对潮流所带来的挑战和矛盾的某种焦虑不安。要想从这样的局面中走出来，我们必须追问一句，究竟什么是问题性学术？
“问题”这个中文词汇，在英文中可以对应“question”“problem”和“issue”三个词。作为“question”的问题，寻求一个答案，需要被解答，是学理上的回应。作为“problem”的问题，指向某种不足和不满，需要被解决，是实践上的回应。而作为“issue”的问题，是一种需要被讨论的“议题”，其提出本身意味着某种上层知识观和方法论的运转，它需要在某种框架和视角内浮现。在我看来，“问题性学术”是三者的综合：提出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并予以解答，意识到学术实践中的不足并通过学术制度等途径来解决，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抛出的议题，并以此为动力回归到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的提出。“问题”与“学科”以层叠累积的方式彼此纠缠，问题既源自学科，也时刻挑战学科的边界和有效性。
在学术研究专业化、技术化的今天，我们每个学者都成长于具体学科中，接受特定考核体制的衡量，也倾向于走上一条稳定的知识流水生产线：只要按照特定步骤投入智识，搜集资料，解读分析，假以时日总会有所产出。但是，再专业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是一条知识的流水线。面对厚重而复杂的历史、琳琅满目的文学艺术经典，学术问题应该常问常新。如何获得问题感进而开展问题性学术，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今天，我就从自己熟悉的明清研究领域入手，结合自己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学习的经验，浅谈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潜在转型路径。
明清研究，这一中文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说法，在其他语言的学术界有着以下称法：在日本，它与宋元研究一起被归为“中国近世”；在英语学界，它或被称作“the late imperial period”（帝制晚期），或被称作“the early modern period”（早期现代）。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提示我们，不同的命名法之间绝不是简单的翻译关系。对一个具体历史时段的表述，体现了中外中国研究在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上的巨大差异，更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基本共识，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假设，进而它提示我们注意各学者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同。
在当前国内的学科划分中，明清文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其上级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学；明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其上级学科为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这两个边界清晰的学科，决定了文与史的研究在科研管理制度上的分离，也相应衍生出彼此有别的学术成果发表系统。而在文学和历史学科内部，以朝代名来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看上去中立而客观地展现了由时间差异带来的研究对象差异，实际上也延续了中国传统学术以“朝代”为基本逻辑组织知识的方法。然而，“中立”的“明清研究”一旦进入国外的学术体系，其名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学术意义也随之改变。在中国从事明清研究，似乎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研究特定的社会现象，为何要关注某部特殊的作品。研究意义似乎已经是先定的——因为这两个朝代是祖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文明，所以要研究它们。但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在脱离中文母语环境之后，就必须追问一句为什么，还要追问“明清”与“唐宋”“近现代”有什么其他的不同，以至于要专门去审视它。
在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所，明清文学与历史通常属于“东洋学”（東洋学）这样一个日本特有的“大学科”，还常被纳入“东亚近世”（東アジア近世）的叙述中。东洋学是一个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学术领域，它最初与“西洋学”形成对应，旨在研究有关亚洲各国的学问，后来逐步演化成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以现实政治地理空间定义学术领域边界，东洋学的历史与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也是日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从知识层面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场域。“近世”一词所指的时段有一定的弹性，一般从宋到清，基本上包括明清时期。在此我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研究，最早的有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稍晚些的有宫崎市定、岸本美绪。在“近世”叙述的背后，是日本学者以欧洲历史发展模式叙述东亚整体历史进程的尝试。在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百年中，日本东洋学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究其原初动力，其问题意识的来源，则在于尝试提出可与“西洋”比肩的“东洋”文明话语。其核心问题在于：东亚是否存在可与西欧这样的先进文明相类似的文明？如果有，那么东亚学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视角、尺度来对其进行叙述？比如，宫崎市定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就直接把来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宋以降社会的种种经济文化现象做出类比联结。总结而言，明治时代革除封建势力及传统理学学问体系的诉求，大正时代以自由开放的社会实践追求“西化”的风气，昭和时代为帝国主义扩张建立民族主义文化，冷战后全球化不断加深，构成了不同代际学者反思这一重要问题的具体社会现实。
在北美中国学研究中，明清时段常常被归入“帝制晚期”或“早期现代”。此处问题意识的源头与日本的中国研究相类似，是找寻与欧洲历史叙述之等价物的尝试。然而与日本相对严格的学科分野不同，北美的明清研究呈现出更强的跨学科特性。近年来，“早期现代”成为一个更加流行的说法，其中预设了明清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找寻前“现代性”，是北美明清研究的潜在主线；而现代甚至当代社会中的议题，则成为回望明清的重要视角；这些议题本身的复杂性提升了史料本身可能延展出的分析维度，这也使得各学科均有机会介入研究过程，学科的界限被进一步弱化。民族和种族、国家和国际关系、性别和家庭、劳工和市场，这些贯穿现当代社会的议题，成为当前北美明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发源于欧洲的社会科学，作为重要学科建制，最终于20世纪初在美国学术界确立，爆发了巨大的制度能量，进而推动了一系列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化转变。二战后社会理论不断发展，进入文化批评领域，从而影响了人文学科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新清史”的话题是北美中国研究的热点之一，曾引起海内外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也带来了些许争议。暂且抛开各方具体观点和立场，“新清史”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触动人们的神经，激发元明清各领域学者投身辩论，一方面是其牵涉“国家”“民族”这样的关键话题，另一方面是其广泛融合了来自民族学、语文学、艺术史、宗教学甚至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视野，用民族志、多语言文献、视觉文化和宗教人类学的手段，极大地冲击了以传统档案为核心史料的研究。在明清文学研究中，女性、家庭、市民社会、阅读文化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显然，这与北美当今社会所关注的性别和种族平等，“LGBTQ”（lesbian，gay，bisexual， transgender，queer/questioning，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平权运动，大众传媒等现象息息相关。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经久不息的研究“情文化”的潮流。而北美学者视角的特殊之处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从主题上看，女性的主体性如何在明清家庭内部权力结构和宏观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私人空间下女性读者的“情教”与公共话语中的“礼教”构成何种辩证关系；从文学手法上看，“怪”“梦”“幻”等叙事结构如何演化出复杂的修辞意义，如何与以往的叙事和抒情传统发生互动，进而展现出文学史内部微观而曲折的演变。在此，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不只停留在文献版本的整理考述上，而是对文学在个人生命和社会中的功能进行阐发，故其引入的方法就扩展到了社会学、性别研究等。
回到中国学术界，20世纪初，明清易代之际的思想曾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被重新“发现”，因其思想中蕴含的前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因素，而被确立为“晚明三大家”。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不仅是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更新历史学的方法，更是改变历史学的学科意义——从更单纯的知识构建，到为革命进行学理阐释，进而铺设富有理论指导意义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中国社会在何时进入封建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在中国成为可能，晚明社会为何被指认蕴含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或许学者们对有些问题的答案无法统一，但这些问题的意义，这些研究的必要性是非常明确的。
从日本、美国和20世纪初中国学界的经验来看，问题性学术之发生，首先源自学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科方法服务于问题，它不是规定问题流向的河道，而是帮助学者渡过问题之河的船桨。
以问题感作为学术研究的原动力，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有意识地突破既有的学科藩篱。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从事文史研究，首先要有敏锐的时间意识，这包括对自身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双重感知。问题意识源自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由于时间上的贴近，在现当代研究中，在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问题感的介入往往比较顺畅。相较之下，源自现实的问题感对古代研究的介入——尤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就显得没有那么自然和轻松。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学科内的子领域划分，古代与现代研究之间存在着如何打破“隔阂”、有效“沟通”的难题。清代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常常被分解到古代和近现代研究这两个部分内。1840年鸦片战争，在历史叙事中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成为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野。当然，这样的分野有其学理意义，但如果我们能保持对时间界限的反思，在具体研究中就会发现新的问题。比如，以“近代”的视角看，林则徐和魏源介绍西洋科技，是所谓“开眼看世界”的人；但从“古代”的角度看，他们一个是传统意义上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僚，一个是经史学问的大师。而参照晚明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具备类似的国际视野：他们曾翻译《几何原本》，学习欧洲器械。可以说，对国际的关注和相应的知识，在明清并未断裂，而是被不断加强，被不断赋予更多的政治意义。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19世纪中叶所谓“传统”与“现代”的知识、身份、思想之间的关系呢？不断转换时间维度，议题的复杂性就容易浮现。
其次，跨语言实践和比较的视野容易产生问题。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时，把古文原典翻译成英文是再寻常不过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在潜移默化之间就把研究者推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在母语中习以为常的意思，一旦要翻译成英文，就面临着语态、时态、词性的转化；是否需要补足主语，主语是谁，这些看似属于英文语法的问题，会把我们导向解读性和阐释性的问题上去。在我初到美国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时，曾对周围老师同学研究话题的“聚焦度”感到一丝惊讶，比如明清女性观音信仰和艺术作品创作、晚明小品文创作与徽州文人收藏，等等。国内所熟悉的文学通史叙述在此并不是主流，博士生的研究课题虽也围绕某一特定作家或某一文人团体，但其内容往往超出了文献学范畴，它不是对既有流派或体裁的论证，而是在尽可能历史化、背景化某文学现象，通过史料整理、文本细读，加以批判性地阐发，从而说明一个与研究者生命经验相关的问题。在教学方面也大致如此。这样的科研和教学特色与院系机构的设置方式密不可分。北美大学中多设立亚洲研究系或东亚研究系，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一般都会聚集在这样的系所中。这种以区域类别组织学者和学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学科的彼此融合和交流。当然，这些具体而微的视角，有时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弊病，也容易停滞在细微末节上，难以对宏观的知识版图做出更大的贡献。
再次，要对理论秉持开放的态度，对本学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保持反思。但是，为了理论而强求论理则没有必要。作为“欧洲理论加工厂”的北美学界对理论创新和转化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没有“不得已而为”或“不得不为”的包袱。实际上，以现代社会或文化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大刀阔斧地再阐释并不是什么特殊事件。二战后，北美大规模兴起的区域研究把全球文明按照语言和地区进行划分，产生了斯拉夫语言文学、罗曼语言文学、亚洲语言文学等系所。从欧洲引入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演变成一系列的分析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福柯的“权力分析”（power-analysis），巴特尔对“文本性”（textuality）和“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分析，普遍地进入各地区的文化研究当中。各种各样的欧洲理论催生了多样的文化分析方法。诚然，这些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预设了其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古代的现象“拉到”当下，“迫使”前现代的研究对象与现代的研究者产生碰撞。当然，对理论的生搬硬套会抹杀问题性的发展。如果在接触原典和档案之前，就预设了抽象概念，那么这样的发问只能沿着已有的理论路径前进，所能得到的答案也很难跳出预设的范畴。在我看来，理论提供的是一种可供思考的范畴，它随时可以被发问、被调整、被修订，因此它提供给研究者一种批判自觉，一种在常识中停顿，进而发现“不寻常”的机会。
在国内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有时也会感慨北美汉学研究视角的新奇，而年轻学者或专业领域外的读者则往往会感到这些研究的可读性很强，在专业性和趣味性之间有较好的平衡，颇具吸引力。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学术写作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学术写作要兼顾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心理诉求。一旦把思想的沟通和知识的传递当作一个真正重要的目标，那我们的写作就不再是简单的要发表什么级别的期刊文章，要评到一个好的职称，而是真诚地面对读者，面对现实。我想这样是能够让我们避免“自说自话”的，也能够让我们慢慢走出“躲进小楼”的困境。
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需要学者对社会现实保持深刻的观察，对学术的价值和意义保持真正的信念，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体制保持反思的能力。当然，跨学科、跨区域，甚至跨文化的系所机构、学刊等学术平台，也是支持问题性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句话总结：路漫漫其修远兮，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简介】 冯乃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Feng Naix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