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受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启发，结合近二十多年来在相关区域的田野调查，本文提出“藏缅走廊”的概念。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为“藏缅走廊”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这是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概念，涵盖了中国、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交界地区的诸多族群。“藏缅走廊”这一概念，与既往关于该区域研究的学术话语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特定的学术内涵。此外，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关键词】 “藏缅走廊” , “藏彝走廊” ,地理范围,学术内涵,地缘政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若想要研究西南中国，“藏彝走廊”是一个难以绕开的学术概念。笔者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田野研究区域，主要在费孝通所说的“藏彝走廊”的西南末端。在多年的田野研究中，我们不时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藏彝走廊”之外，是否存在类似的“民族走廊”？如果存在，那又是什么？相较于“藏彝走廊”，它又有怎样的新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费孝通所说的“藏彝走廊”，主要是在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疆域范围内进行的讨论，但是在田野研究中，尤其是在费孝通所说的“藏彝走廊”西南末端的区域，我们又时常觉察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才划定的那些国家边界（或“军事控制线”）并非是文化的分界线，多个分居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其文化的血脉并未因国界而阻断，若从该区域的族群迁徙史来看，更是如此。因此，在摆脱当代民族国家疆界的无形羁绊之后，我们认为：在西南中国往西，还存在一条十分重要的民族走廊，参照“藏彝走廊”的命名方式，我们把这条新的走廊命名为“藏缅走廊”。

本文只是我们对“藏缅走廊”的初步讨论，因此，主要想围绕以下一些问题来展开：“藏彝走廊”如何延伸到“藏缅走廊”？本文所说的“藏缅走廊”的范围或边界在哪里？“藏缅走廊”具有怎样的学术内涵，以及地缘政治意义？

一、 从“藏彝走廊”到“藏缅走廊”

最早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是费孝通①，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藏彝走廊”的概念，后来经过石硕②、袁晓文③、李绍明④、李星星⑤、王铭铭⑥等学者的倡导和不断研究，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界迅速形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在关于“藏彝走廊”的研究中，笔者认为，王铭铭所提出的“中间圈”，是诸多研究中较有启发的一个，王铭铭将之解释为：“所谓的中间圈，是指古代‘夷夏’之间的一个宽阔的过渡地带”⑦。同时，“中间圈”也是王铭铭所构思的“三圈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学术路径上来看，王铭铭和费孝通可谓是一脉相承，王铭铭的“中间圈”，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丰富了费孝通“藏彝走廊”的学术内涵，并且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王铭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意境，昭示着一种基于关系主义民族学而重新构思人类学的可能。”⑧在这样一种新的可能中，包含着对既往的“边疆”“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等传统思维的摒弃，转向一种如费孝通所说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的视角。在我们看来，这正是费孝通所说的“藏彝走廊”和王铭铭所说的“中间圈”最为重要的一点。此外，即便是在既往关于“藏彝走廊”的研究中，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其重点也不应放到关于这个具体“走廊”边界的争执不休上，而更需要去考察“走廊”内部的复杂关系及其经由这个“走廊”与更大的“体系”之间的联系。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在“藏彝走廊”之外，是否存在类似的民族走廊？在此，我们结合相关史料提出如下证据：

第一，道路交通方面。在论及本文所说的“藏缅走廊”大致相近的区域的古代道路交通问题时，大家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写到的“蜀身毒道”⑨，并且，“至今大多数学者认为至迟到公元前4世纪末，蜀身毒道就已经开通”⑩。继而，黄光成提出“路网”，认为：“如果把西南丝道仅限于专指‘蜀身毒道’，既不能反映古代中国西南对外交往的情况，也不符合各时期西南道路交通的实际”11。对于所谓“西南丝路”，也有学者称其为“川滇缅印古道”12，或是“滇印缅古道”13等，不一而足。这样的一些相关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为早期由中国西南通往印度东北的道路交通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其中黄光成“路网”的观点尤其有启发。由此观之，本文所说的“藏缅走廊”，也在西南丝路“路网”的范围内。

此外，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迦摩缕波国”的地理情况做出这样的描述：“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二月行，入蜀西南之境”14。据季羡林等考证，迦摩缕波国的都城在今天印度阿萨姆的高哈提（Ganhati）。15这个地方，正是本文所说的“藏缅走廊”的核心区域。所谓“入蜀西南之境”，也未必是唯一的通常所讲的“蜀身毒道”，同样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路网”。16

第二，族源方面。有学者对印度东北藏缅语族群中的加罗人（Garo，亦称加洛人）、那加人（Naga）、米佐人（Mizo）、梅泰人（Meithei）、米基尔人（Mikir）等的族源进行过讨论，认为这几种族群，均来自现在中国的西藏、云南等地。17在对加罗人的族源进行讨论时，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故乡被认为是处于中国长江和黄河上游的中间地带。在远古时代，他们的游牧群离开那里移动到阿萨姆和北孟加拉，向西远至蒂佩拉”18。从这样一些依稀可辨的史料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藏缅语族群是如何自北向南缓慢迁移并与其他族群实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而这一交汇之地，正是我们所说的“藏缅走廊”。

类似的历史证据其实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如前所述，“藏缅走廊”的想法，主要源于笔者长期在该区域进行田野调查时的思考，不过，当我们有此想法之后查阅相关文献时，也看到了相同的提法。为避免误解，在此需要进行说明。

在相关的中文文献中，李辉等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了“藏缅走廊”的概念。19这篇文章虽然使用了“藏缅走廊”的概念，但并未对其具体内涵进行深入讨论。李辉等所说的“藏缅走廊”其实就是中国语言学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通常所说的藏缅语族群或氐羌系民族从中国向东南亚与南亚逐渐迁移的廊道体系，我们把它称之为“分子人类学版藏缅走廊”。简而言之，这一廊道体系由四大分支组成——连接黄河上游和六江流域北端的北支走廊，纵贯六江流域的中支走廊，从六江流域的南端经云南高原向印支半岛延伸的南支走廊，从六江流域的西北端向缅北和印度延伸的西支走廊。

必须指出的是，把这一廊道体系称为“藏缅走廊”不够准确，很容易引起概念的混乱，进而引发学科之间的误解。理由有二：

其一，“分子人类学版藏缅走廊”的中支走廊横亘川藏，跨越六江，其实也就是费孝通等人所说的“藏彝走廊”。同样是“以语定名”，但二者的概念层次截然有别：费孝通的“藏彝走廊”等于“藏语支族群走廊”加“彝语支族群走廊”，但不等于“藏彝语民族走廊”；“分子人类学版藏缅走廊”不等于“藏语支族群走廊”加“缅语支族群走廊”，却等于“藏缅语民族走廊”。

问题在于：既然“藏彝走廊”的界定着眼于“语支”的层次，那么通过与之类比而提出的“藏缅走廊”概念也应该秉持相同的原则。20否则，一旦把“以语支定名”的费氏“藏彝走廊”和“以语族定名”的“分子人类学版藏缅走廊”两个概念并置在同一文本或同一语境之中，势必会引起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普遍误解。

最妥当的做法，自然还是要按照“藏彝走廊”的命名原则来界定“藏缅走廊”的内涵。换言之，应该是“藏缅走廊”等于“藏语支族群走廊”加“缅语支族群走廊”，而不等于“藏缅语民族走廊”。21本来，既然有“藏彝走廊”的提法在先，那么，即使是从有利于跨学科的对话与整合的原则出发，在命名时便应充分顾及民族学界与语言学界的表达习惯和接受心理，避免因“藏缅走廊”概念边界的过度扩张而造成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必要的纷争。

其二，“分子人类学版藏缅走廊”的南支走廊同时也是侗台语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向东南亚迁徙的重要通道。按照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和语言学界的通行看法，藏缅语族群南迁之前，侗台语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小西南”区域。藏缅语族群的持续南下，引发了侗台语和孟高棉语两大族群多米诺骨牌式的迁徙，最终彻底改变了云南乃至整个印支半岛的族群分布格局。换言之，以“藏缅走廊”的概念来涵盖由六江流域往南的通道体系的做法一来不合史实，二来名不副实。

进而，我们认为， “分子人类学版藏缅走廊”准确来说应该称之为“汉藏走廊圈”（图1）。这一走廊带指的是汉藏语系完成初步分化之后，汉语、藏缅语两大族群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中心实现迁徙、融合、交流与互动关系的廊道体系。其范围大致是以金沙江-扬子江为轴心，东至中国的湖南，南至马来半岛泰国南部，西至尼泊尔西端尼泊尔、印度、中国三国边界，北至青藏高原中南部，具体由四大走廊组成。

第一，藏语支语言东向发展、彝语支语言南向扩展的中国境内通道，即费孝通所说的贯穿横断山脉与六江流域的“藏彝走廊”。李星星提出的“古氐羌走廊”22是这一分枝的北梢，而“土家-苗瑶走廊”则是其东梢。

第二，汉语官话方言和客家话继苗瑶语之后主要由黄河中下游至长江流域后再逐次扩散至西南地区的移民通道。这一廊道体系可以称为“汉苗走廊”，包括文献中频繁出现的“蜀道”“买马道”“五尺道”，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明清以后进一步发展成为维系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交通命脉，同时也是川茶、滇茶与滇铜内输中原和江南的主要通道。

第三，彝语支语言继续向南扩展的境外通道。这一廊道体系可以称为“彝傣走廊”，也就是彝语支族群继侗台语族群与孟高棉语族群之后沿着澜沧江-湄公河、红河两大通道先穿越云南高原南部，再向印支半岛延伸的廊道。不过，这一地带的研究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

第四，藏语支语言与缅语支语言向南扩展，库基-那加语支与景颇语支向西扩展的通道。23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藏缅走廊”，可称之为“语言人类学版藏缅走廊”。其中，藏语支语言南越喜马拉雅山脉扩散至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缅语支沿着怒江-萨尔温江由上缅甸向南扩散到下缅甸，景颇语支在横跨怒江和高黎贡山后逐渐成为缅甸高原的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的强势语言，而库基-那加语支则由缅北继续向西越过帕山和那加丘陵扩散到印度东北部。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尝试对“藏缅走廊”做出如下界定：所谓“藏缅走廊”，指的是位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交界地区的一个民族文化交汇地带。该区域涵盖了藏语支、缅语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库基-那加语支和景颇语支等民族，以主要的两种语支（藏语支和缅语支）进行命名。它是在长时间的民族迁徙、文化融合过程不断积淀而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它既是民族迁徙的通道，更是一个文化带。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得该文化带得以较多地保存了其“原貌”。同时，地理上的封闭性并未使其文化趋于封闭，而是呈现为一种开放的状态。

二、“藏缅走廊”的范围及边界

我们提出的“藏缅走廊”是一条东接“藏彝走廊”，纵贯中国-缅甸-印度大三角区域24的一条重要的跨国民族走廊。由于走廊本身的发散性，要画出一个明确的范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勾画一个大致的范围，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我们看来，“藏缅走廊”的边界，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确定：

其一，自然地理学边界。其核心地带（图2中的小圈）包括中国藏南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与滇西的独龙江流域、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印度的阿萨姆等邦与不丹王国，大致以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半月形地带延伸为轴心，南至缅甸克钦邦南缘，西至印度阿萨姆邦西缘和不丹以西的印度与不丹边境，北至中国西藏林芝市与山南市的南端，由东而西，逐次穿越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恩梅开江、迈力开江、胡康河-钦敦江、察隅河-鲁希特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依次横跨高黎贡山、担当力卡山和帕山山脉，在中缅、印缅和中印交界的“中-缅-印大三角”地带，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域。在核心地带之外（图2中的大圈25），“藏缅走廊”向西一直延伸至尼泊尔西部，向南延伸至印度与孟加拉北部接壤的区域，向北、向东则与“藏彝走廊”交汇。

其二，地缘政治学边界。“藏缅走廊”的核心地带是以“麦克马洪线”-中印传统习惯线为轴心的“中-缅-印大三角”地区，主要包括：中国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的错那县和隆子县，林芝市的米林县、墨脱县、察隅县，云南省怒江州的贡山县。缅甸北部的克钦邦、西北部的实皆省。印度东北部的梅加拉亚邦、阿萨姆邦、伪阿奴纳恰尔邦26、那加兰邦等。

在核心地带之外，“藏缅走廊”的外圈又以喜马拉雅为主轴，向北延申至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向南涵盖了不丹、尼泊尔，以及印度北部诸邦，甚至延伸到印度与孟加拉北部接壤的地区。

其三，语言学、人类学的边界。如前所述，我们所称的“藏缅走廊”，沿袭了“藏彝走廊”的逻辑，从语支的维度来命名，其核心区域主要分布着中国汉藏语学界所说的藏缅语族藏语支和缅语支的语言，其边缘地带还包括“藏缅语族”的博多-孔亚克-景颇语支（Bodo-Konyak-Jinghpaw branch）、库基-钦-那加语支（Kuki-Chin-Naga branch）和戎语支（the Rung branch）27。“藏缅走廊”东为汉藏语系彝语支语言和汉语，北为阿尔泰语系语言，西为印欧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南为澳越语系诸语言28。

根据孙宏开的最新研究，除中国境内的藏缅语族语言外，分布在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泰国、老挝、孟加拉、越南等国的藏缅语族语言共有401种，并且，该语言种类占该国语言比例三分之一以上的有五个国家，具体是：尼泊尔89种（该国语言种类有124种，藏缅语占71.8％）；不丹23种（该国语言种类有25种，藏缅语占92.2％ )；印度145种（该国语言种类有438种，藏缅语占33.1％）；缅甸89种（该国语言种类有113种，藏缅语占78.8％）；孟加拉21种（该国语言种类有42种，藏缅语占50％）。29

上述国家，也是我们列入“藏缅走廊”的除中国以外的五国。从目前藏缅语的分布来看，“藏缅走廊”向西可延伸至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和印度的喜马偕尔邦以及乌塔拉坎德邦一带，但因这一区域的族群以印欧语群体为主体，可视为“藏缅走廊”的边缘地带，在此暂不作讨论。

“藏缅走廊”地带的藏缅语族群主要包括中国的藏族、夏尔巴人、珞巴族、门巴族、僜人、独龙族、怒族和景颇族，缅甸的日旺人（Rawang）、克钦人（Kachin），30印度的加罗人、那加人、库基人、米佐人、梅泰人和米基尔人，31尼泊尔的尼瓦尔人（Newar）、拉伊人（Rai）、林布人（Limbu）、谢尔巴人（Sherpa）、马嘉人（Magar）、塔麻人（Tamang）、古隆人（Gurung）、塔卡利人（Thakali）和逊瓦尔人（Sunwar），32以及不丹的额朗人（Ngalongs）和沙乔普人（Sharchops）33。其中，大多数族群的支系极其复杂，如中印之间的珞巴-阿博尔（Abor）-阿帕塔尼（Apatani）人34以及印缅之间的库基（Kuki）-那加（Naga）人。同时，这些族群在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孟加拉各国之间跨境而居，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宗教和商贸交流关系。如中国的夏尔巴人与尼泊尔的谢尔巴人，中国的独龙族和缅甸的日旺人等。

如前所述，为了说明“藏缅走廊”的范围，我们需要为其确定一个大致的边界，但我们也不希望在具体的边界上做过多的纠缠，并且，“藏缅走廊”本身也是长时间民族迁徙、人口流动中不断沉积下来的一种文化轨迹，其具体的边界，也是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变化着的。

三、“藏缅走廊”与相关学术话语的对话

如前文所述，本文提出“藏缅走廊”这一概念，直接的启发来自“藏彝走廊”。在“藏彝走廊”区域的相关研究中，尽管有学者对“藏彝走廊”的命名提出过不同的看法35，但是这样的名实之辨并未超出“藏彝走廊”的范围，并且几乎都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讨论。反之，当我们从“藏缅走廊”入手来进行讨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它与“藏彝走廊”有联系，同时也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另一方面，“藏缅走廊”的讨论还可以和在该区域从事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学术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对话。

既往学者在该区域（或是相关区域）进行研究所提出的概念，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赞米亚”（Zomia，又译佐米亚）36、“喜马拉雅研究”（Himalayan Studies）37、“环喜马拉雅研究”（trans-Himalayan Studies）38、“喜马拉雅人类学”39，以及“照叶树林文化带”40，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基于不同的学科立场，均有一定的启发，但是在我们看来，也存在一些问题。

“赞米亚”成为一个流行的学术概念，主要是两位学者的功劳，一位是荷兰学者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另一位是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中，申德尔对“Zomia”源做了交代，称其源自“Zmi”，是分布在缅甸、印度和孟加拉的下巴米佐库基语言口语中指称山地人群的一个术语。41另据学者认为：“在钦语中，佐（Zo）是边缘之意，米（Mi）是人的意思；佐米（Zomi）于是可以翻译为‘边缘地带的人’。”42申德尔在前述的那篇文章中明确地划出了“赞米亚”的范围（图3）。43

按照申德尔当时确定的范围，“赞米亚”具体包括克什米尔、印度北部、尼泊尔、西藏（中国）、锡金、不丹、印度东北部、吉大港（孟加拉）、缅甸、云南（中国）、四川（中国）、泰国、老挝和越南。44申德尔基于既往对于东亚、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四个区域划分的不满而提出“赞米亚”这样一个概念，应该说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他认为“赞米亚”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些“交叉地方边界”（crossing regional borders）的观点。还有一点，申德尔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认为“赞米亚”是一个“不被关注的区域”，“作为制图术受害者的区域”。45包括申德尔在内对于“赞米亚”的讨论，均是以安第斯山作为参照系，以西方国家的研究作为评判的标准，从而得出“无知地理”的结论。

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斯科特将“赞米亚”的范围缩小到申德尔所说的“赞米亚”的东半部，“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46，同时，斯科特也明确指出：“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47

无论是申德尔还是斯科特，他们对于“赞米亚”的讨论都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虽然“赞米亚”在中文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知名度较高的术语，但是在中文学术话语中，还没有相关的概念与之进行有效对接。在西方学术界，这种学术上的“跟风”现象，似乎也是存在的。难怪有西方学者这样写道：“‘佐米亚’像香格里拉（Shangeri-la）或香娜都（Xanadu）一样，是一个时髦的名字，人人都想咬它一口。”48斯科特所说的“赞米亚”，他自己也声明了这个概念的适用时段（不适用于二战以后的时期），那么，“二战”以后至今半个多世纪，该地区的情况，又该如何解释？

与申德尔等称喜马拉雅地区为“不被关注的地区”不同，同样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对于该地区的研究，又出现了“喜马拉雅研究”“环喜马拉雅研究”“喜马拉雅人类学”等三种不同表述，虽然在内涵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均是用地理范围来进行指称。哥伦比亚大学布鲁斯·欧文斯（Bruce McCoy Owens）等人整理的《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与文化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Himalayan Region”）收录了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喜马拉雅区域的相关论著共6971种。49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印度、缅甸摆脱英国殖民势力的控制而独立，印巴分治，孟加拉独立以及印度吞并锡金之后，西方学术研究对于该区域的关注，并未减少。沈海梅对这个时期的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进行梳理时也这样写道：

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在喜马拉雅区域开展田野研究，形成一个以研究喜马拉雅区域各族群宗教及社会文化的学术圈，也即喜马拉雅研究，或“喜马拉雅人类学”。50

无论是怎样的表述，最大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地理范围均有其特殊性，仅仅从地理范围来进行命名并不能很好地凸显其特定的学术内涵。这样的从地理范围所做的划分，甚至又可能回到和此前申德尔所反对的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划分思路上去，仅是又一种新的区域。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等所说的“照叶树林文化带”，同样也很有启发，但是仅仅以农耕作为“文化带”的划分依据，同样存在简单化的嫌疑。并且，关于“照叶树林文化带”的讨论只有其西端涉及我们所考察的“藏缅走廊”，其向东延伸的那些区域，已经超出了“藏缅走廊”的范围，按下不表。

本文提出“藏缅走廊”的概念，不仅仅是指一个地理区域，更为重要的，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带，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藏缅走廊”的学术表达，与费孝通所提出的“藏彝走廊”一脉相承（同时在地理上也是相连的）。尽管如此，本文提出“藏缅走廊”和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的基点完全不同，后者的基点在于讨论中国的民族格局是如何构成的，而“藏缅走廊”提出的基点则是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51。因此，较之“藏彝走廊”，“藏缅走廊”更具开放性，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桥梁，如同那些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多条国际河流（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察隅河、雅鲁藏布江等），把中国和东南亚、南亚连接在一起。

此外，纵观国内该区域的研究历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开始，国内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就一直以门巴、珞巴、夏尔巴、僜、独龙、怒和景颇等民族或族群的境内支系为主，所产出的学术成果，仅就数量而言，不可谓不丰富。但是这样的研究，一方面，正是费孝通当年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时所不太满意的“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52的做法的延续；另一方面，在理论表达上尚未形成具有一定统摄力的概念，研究显得有些碎片化。同时，对拉达克、藏南、阿萨姆和缅北等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各国毗邻区域的关注与西方（包括印度）学者相比显得明显不足。

本文提出的“藏缅走廊”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或许可以适当弥补国内对该区域研究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这样一个从中国学术话语中生发而出的概念，也有与西方相关学术话语进行对话的可能。

再补充说一点，在中国的学术界，除了“藏彝走廊”之外，还有“岭南走廊”“西北走廊”“武陵走廊”“苗疆走廊”等，以至于近年来有国内学者提出“中国走廊学”的构想，认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53。本文所说的“藏缅走廊”概念，与“中国走廊学”构想的思路并不相同，而是基于特定区域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等史料，去探寻那些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可能存在的文化乃至血脉上的关联。

四、“藏缅走廊”的地缘政治意义

如前所述，“藏彝走廊”最初提出时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完全不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对于“藏彝走廊”的讨论，大多也是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进行的（除了王铭铭的“三圈说”）。“藏缅走廊”跨越了多个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国际政治版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这也是“藏彝走廊”所不具备的。

在1982年的那篇文章中，费孝通提到了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藏彝走廊”的西南端与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的西南端几乎是重合的。并且，拉铁摩尔把“内陆边疆”看作是一个“阻隔地带”，仅是“时断时续地维持着中国与中东、近东和欧洲仅有的交通”。54借用西方地缘政治“两极论”的代表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观点，这个所谓“内陆边疆”也是中国和“位于亚洲中心的、那个遥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至少在本世纪55）‘心脏地带’”56的分界线。在西方讨论地缘政治持“边缘论”的代表学者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看来，“世界权力的真正中心位于环绕欧亚大陆的广袤的新月形‘边缘地带’”57。我们所说的“藏缅走廊”，正是处于这个新月形“边缘地带”的东端。应该说，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概念和费孝通的“藏彝走廊”概念虽然在地理上有交接，但是在内涵上则有较大差别，前者更多地强调阻隔，后者更多地强调交融。正如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所说：“新型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任务便是研究如何通过协商与共识，而不是通过武力与主宰来确保世界和平秩序。”58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藏彝走廊”概念所得到的“藏缅走廊”概念，运用到地缘政治的讨论中，与帕克所说的“新型地缘政治”的基本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版图中，“藏缅走廊”的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区域。在缅、印、中三国内部，缅北克钦邦等的“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仍在持续，印度东北的民族矛盾、武装冲突以及与中央的离心力并未减缓，中国西藏也尚存在不安定的因素。这些问题看似是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问题均与周边相邻的国家，甚至更大的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藏缅走廊”所涉及的国家之间，比如中国与印度、不丹之间以“麦克马洪线”为焦点的领土争端，印度、尼泊尔之间印度对尼泊尔内政的无端干涉，尼泊尔、不丹之间的尼泊尔难民问题，印度、缅甸之间因那加人的独立运动和印军的跨境打击而造成的矛盾，缅甸、孟加拉之间因罗兴亚人而产生的纷争，等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样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更加凸显了“藏缅走廊”在当下国际地缘政治中的特殊意义。

在“藏缅走廊”区域当下各种力量的角逐中，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无疑是两股最为重要的力量。正如讨论印度地缘政治的学者所写到的：

为了谋求改善其地缘政治态势，印度此后迅速加强对喜马拉雅山脉三国的控制，并通过非法侵占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属于中国的藏南地区，“改善”了它认为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面临的不利态势。特别是在中国的藏南地区，印度经过数十年建设，自认为已将这个极具地缘政治价值的地区经营成为向北阻止中国势力南下、向东朝东南亚各国施加影响的战略要塞。59

印度近年来所实施的“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是实施了二十多年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60的升级版，也“将成为未来解读印度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61。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划定的六大经济走廊中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EC）和“中巴经济走廊”（CPEC），前者与印度直接相关，后者则触及印度地缘政治的另一个痛点——印巴关系。虽然“南亚在中国‘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地位弱于东南亚、中亚等地区”62，即便是目前对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各种构想，也不经过我们所说的“藏缅走廊”区域，在印度的“东向政策”中，处于印度东北的区域也并未摆脱其“边缘”状态。63但若从地缘政治“边缘论”学者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个“边缘地带”往往是影响全球安定的“敏感区域”。

如前所说，西方国家对该区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并有大量的学术产出。相较而言，国内对于该区域的研究，显得滞后。强化该区域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在该区域的地缘政治中占据有利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结语

受“藏彝走廊”概念启发并结合本文两位作者二十多年对该区域的田野研究及相关文献，我们提出了“藏缅走廊”这样一个概念。在对如何从“藏彝走廊”到“藏缅走廊”进行说明以及对本文所指的“藏缅走廊”与既往相关的概念进行区分之后，我们给“藏缅走廊”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接下来，文章围绕“藏缅走廊”与中西方对于该区域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学术话语展开对话，以期进一步彰显“藏缅走廊”的学术内涵。最后，对“藏缅走廊”的地缘政治意义进行了讨论。由于本文只是我们近年来在该区域相关研究的一篇总括性的文章，因此很多具体问题无法一一展开，只能点到为止，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还将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详细地讨论。同时，本文所做的讨论，较多停留于概念，并且主要使用的是中文文献，且主要是从中国的视角进行的讨论，相关国家（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文献发掘不足，未能很好地彰显“走廊”的交互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概念勾画出一幅学术研究的蓝图，在此引领之下，如同“藏彝走廊”曾经激发的学术激情，有更多的学人来共同开拓这片学术热土。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缅印交界地区民间交往与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BXW012）、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项目“孟中印缅经济带道路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2017syl0045）、云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项目编号：C1762402002）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袁晓文：《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袁晓文：《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④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⑤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李星星：《李星星论藏彝走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⑥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⑦同上，第178页。

⑧同上，第192页。

⑨［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105页。

⑩林超民：《蜀身毒道浅探》，载方国瑜：《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页，转引自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1黄光成：《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12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3周智生：《滇缅印古道上的古代民族迁徙与流动》，载《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14［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四部丛刊景宋藏经本，第113页。

15［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6页。

16关于这方面问题，本文作者之一曾进行过讨论，参见郭建斌、陈晓颖：《中缅印交角地区陆路交通的历史考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7朱昌利等在《印度民族志》译为“族”，为避免误解，在此统一称为“人”，下同。参见朱昌利、宋天佑、王士录：《印度民族志》，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1988年，第7—44页。

18朱昌利等：《印度民族志》，第7—8页。

19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71期（2002年）。

20李辉等人的“藏缅走廊”概念是否是由“藏彝走廊”类比而来，我们没有向原作者确认过。因其概念使用有些随意，论证也不够充分，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在提出“藏缅走廊”时受到了“藏彝走廊”概念的启发。

21当然，因国际汉藏语学界对藏缅语族的内在谱系结构和具体分化过程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果是从语群的层级出发，自然也可以作出“藏缅走廊”等于“羌语群走廊”加“语群走廊”的界定，但其具体内涵和我们的界定其实并无本质差异。

22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23需要说明的是，“藏缅走廊”和“藏彝走廊”的命名都是取走廊带内影响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两种语言置于词首。“藏缅走廊”涵盖了同藏语、缅甸语关系密切的库基-那加语支和景颇语支，正如同“藏彝走廊”涵盖了同藏语、彝语关系密切的羌语支语言一样，均基于命名的凸显性和简洁性原则。

24具体而言，这一区域还应包括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三个国家，但考虑到尼泊尔、不丹两国与中国西藏以及孟加拉与印度之间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尼泊尔、不丹、孟加拉三国同印度之间的密切政治关系，为行文简洁考虑，我们在此将该区域概括称为“中-缅-印大三角地带”。

25由于在此只是一个示意图以及制图的技术方面原因，不必以此图作为根据去纠缠具体的线路走向。

26该区域是中印领土争议地区，中国一般称该区域为“藏南”。1987年2月，印度政府成立伪阿奴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首府在伊塔那噶（Itanagar），面积83743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为138万人左右。伪阿奴纳恰尔邦分东西两部分（Division），东部有11个区（District），西部有12个区。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主要语言和人口比例是：尼什（Nyishi， 28.60%，包括尼什［Nyishi］、塔金［Tagin］和阿帕塔尼［Apatani］）、阿迪（Adi， 17.35%，包括 阿迪［adi］、阿迪戛珑［adi gallong］和 戛洛［galo］）、本加里（Bengali， 7.27%，包括本加里［Bengali］、查克玛［Chakma］和 哈炯［Hajong］）、印地（Hindi， 7.09%）、那帕里（Nepali， 6.89%）、博提亚（Bhotia， 4.51%）、阿萨姆（Assamese， 3.9%）、米什米（Mishmi， 3.04%）、诺克特（Nocte， 2.9%）、唐萨（Tangsa， 2.64%）、旺乔（Wancho， 2.19%），以及其他（13.62%）。参见维基百科网站，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runachal_Pradesh&oldid=910117368，访问日期：2019年8月9日。

27戎语支包括中国汉藏学界所习称的羌语支语言以及独龙语（包括日旺语）。参见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Series No.3), New York: Routledge, 2003，p. 14。马学良认为，独龙语属于景颇语支，但亦有人主张属缅语支、傈僳语支或语支未定。参见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8澳越语系包括中国语言学界所习称的汉藏语系侗台语族、苗瑶语族以及南亚语系的语言，此处按欧美语言学界的处理归为澳越语系。参见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年，第426—433页；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91页。

29孙宏开：《跨喜马拉雅的藏缅语族语言研究》，载《民族学刊》2015年第2期。

30据恩里奎兹（C. M. Enryquez）的研究，缅北区域的藏缅语族群以克钦为主，还有僜人（Mishmi）、傈僳和侬（Nung）等诸多群体，僜人的分布横跨中缅印三国。参见Major C. M. Enryquez, Races of Burma, Delhi: Maggar of Publicationgs, 1933， p. 10。

31朱昌利、宋天佑、王士录：《印度民族志》，第7—44页。

32王宏伟、鲁正华：《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7页。英文名为笔者所注。

33张四齐：《不丹民族宗教概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6期。

34有关藏南地区的早期族群分布状况参见Angus Hamilton, In Abor Jungle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 London: Eveleigh Nash, 1912。

35张曦：《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载《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徐学书：《“藏羌彝走廊”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7期，等等。

36“Zomia”有学者译为“佐米亚”（参见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问——詹姆斯·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及其批评》，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我们在此使用王晓毅的译法（参见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37Waterhouse David (ed.), The Origins of Himalayan Studies: Brian Houghton Hodgson in Nepal and Darjeeling, 1820-1858, London: Routledge, 2004.

38郁丹：《环喜马拉雅环境、生计和文化连贯性》，载郁丹、李云霞、曾黎（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第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9James F. Fish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imalayan Anthropology,”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5, No. 1(1985), pp. 99-111.

40日本民族植物学家中尾佐助在20世纪60年代考察喜马拉雅山麓时，注意到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1500米—2000米地带的东部，经阿萨姆、云贵高原、江南，至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的西南部，这一广阔的区域范围内均有着“照叶树林”（lucidophyllus forests）的分布。随后，中尾在其《栽培作物与农耕的起源》一文中由于该植物分布地带内体现出蕨菜-甘葛藤-柞树坚果的除涩法、饮茶、养蚕织绢、制作漆器、种植柑橘-紫苏类作物以及用曲子酿酒等相同的文化因子，故而将其首次命名为“照叶树林文化”。此后，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又对该区域进行了大量调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照叶树林文化”的成果。参见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云南、不丹至日本》，刘愚山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41 Willeme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2002), p. 653.

42Jean Michaud：《“佐米亚”及其影响力》，载郁丹、苏发祥、李云霞（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第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6页。

43 Willeme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2002), p. 653.

44Willeme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2002), p. 653.

45Ibid, p. 667.

46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前言第1页。

47同上，第5页。

48Jean Michaud：《“佐米亚”及其影响力》。

49该书目包括两卷，第1卷为历史、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编号1000至6099，共5099种；第2卷为艺术、发展、语言与语言学以及旅行考察，编号6500至8372，共1872种。两卷合计6971种。该目录可以在数字喜马拉雅项目网页上获取，网址：http://www.digitalhimalaya.com/collections/rarebooks/。

50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51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明教授在阅读本文初稿后提供了此观点，在此直接转述，特表感谢！

52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53赵旭东、单慧玲：《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载《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54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55此处指20世纪。

56此处转引自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连续与变化》，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1期。

57同上。

58同上。

59葛汉文：《印度的地缘政治思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5期。

60“东向”政策是印度外交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时产生的一次重大调整，旨在摆脱印度在冷战时期自我设定的界限，在重新确立独立外交政策框架的努力中，寻求新的目标。参见赵干城：《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及意义》，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8期。

61葛汉文：《印度的地缘政治思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5期。

62朱翠萍：《“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载《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63萨蒂耶婆罗多·辛哈：《印度东北部地区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的定位》，载朱翠萍、斯瓦兰·辛格（编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210页。

【作者简介】 郭建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Guo Jianbi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杨立权：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Yang Liq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