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际地位是一项特殊的国家利益，它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了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既反映了人类在心理上寻求得到其他族群的认可，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包括促进国际影响力和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统一权威来评估各国的表现和决定其排位，声望多寡和地位高低会成为国家间的争议领域，国家也将为此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涵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分析层级，并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应用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在中层理论上仍然有待发展，尤其是国家如何认知自身地位，寻求他国承认，以及承认他国地位等问题尚需深入的实证研究。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 地位诉求 声望 等级制
“印度正在谋求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俄罗斯正在试图恢复昔日大国的辉煌”“日本正试图恢复其‘正常国家’的地位”“美国在相对衰落的过程中试图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以上耳熟能详的表述中，“地位”(Status)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地位”反映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地位是一类社会事实，它的产生基于共同体对某一成员的优异品质的认可。尽管地位与一国的实力和对外政策行为息息相关，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获得国际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他国积极地接纳其形象。国家追求国际地位的动机根源于人性的心理特质：人们渴望在团体中得到归属感，并希望本团体的优异品质得到其他团体的承认。
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短期内，西方政治学界曾对“地位”“声望”“荣誉”等国家动机给予一定重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霸权更替的动力机制的阐述颇有代表性。吉尔平认为，霸权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声望等级的调整对于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言相对滞后。因而，在物质力量上迅速崛起的大国会由于不满自身在声望等级上的位置及由此收到的权益而试图全盘改变现状。①在冷战后，社会学和心理学为人们探究国际政治中的非物质性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相比吉尔平的工具理性视角，英国国王学院教授理查德·奈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地位诉求根植于人类的荣誉感，是与欲望、恐惧和理智并存的基本心理机制。在此观点的影响下，围绕国际关系中地位政治的理论正发展成为一项独立且颇具特色的研究纲领。勒博于2010年前后相继出版《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国家为何而战》两本专著以后，关于国际地位的讨论被提上日程。②与此同时，关于国际关系中等级制的问题激发出了新的理论创新。③如果说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围绕实力与安全展开，那么，在等级体系中权威、地位和声望则成为了重要的资源。2014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一书汇集了地位政治的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④自此之后，关于地位政治的讨论开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西方世界里关于地位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位”在实证研究中的概念操作和定量与案例分析，而西方学界对于地位政治的理论创新热情有所衰退。⑤与之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尚未将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政治看作成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界通常将“地位”这一概念与“权力”“实力”或“领导力”等概念并用，而“地位”仅被看作上述概念的衍生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学界，有关地位政治的分析框架依然有待完善和扩展。本文强调，地位政治理论有助于嫁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的概念界定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依然有待开展更多中层理论的创新和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
一、如何界定国际地位？
“地位”政治研究的兴起离不开勒博的学术贡献。勒博将“荣誉”(Honor)作为国家行为的核心动机，并围绕荣誉的文化特征对国际关系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在定义上，荣誉的产生基于个体成员对获得集体认可的主观愿望(即荣誉感)，同时也系于集体对个人成就的认可。荣誉既涉及个体的主观愿望，也涉及在集体层面所通行的价值和信念。在日常实践中内化了这些价值信念的个体会具有更强的荣誉感，而赏罚分明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则有利于通过激发荣誉感而让个体服务于整体利益。勒博认为，荣誉感在社会力量中的分布以及荣誉同恐惧、欲望、理智等其他情感状态的关系决定了国内和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和演变趋势。⑥然而，由于勒博的分析框架过于宏大，后续研究只得从更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概念进行理论发展。于是，“地位”和“声望”开始受到重视。地位虽涉及集体对个体品行的积极认可，但是，寻求他者的认可并不是国家追求地位的唯一动机。事实上，国家追求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功利目的。在国际政治中，高地位国家在日常的博弈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权，享有更多国际特权，也享有更大的正当性来将实力上的优势转变为影响力，其政策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正当性。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寻求地位的行为更多出于自利的动机，“地位”或许更适用于描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寻求认可的动机。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地位”与“权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权力是一个行为体对他者享有的可以让对方服从其意志的优势，其表现形式是物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资源实力。⑦地位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资源：高地位国家可以通过其号召力而吸引其他国家来帮助其实现利益而不必要采取强制手段或压力外交。然而，尽管地位可以促进权力行使的效果，地位高的国家不一定可以轻易支配他国行为；反之，在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国家也未必可以轻易获取地位。
虽然国际地位的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将国际地位的定义在实证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地位带有社会属性。这意味着一国的地位取决于他国的认可，即一国无法单方面宣布其获得了地位。另一方面，在衡量一国的地位特征时，研究者又只能对一国有形的物质资源的考察。在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地位”概念的权威释义是，他国对一国在重要属性上排位的共同认知。具体而言，“地位”代表个体成员在声望等级上的排位，它来源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对个体成员所表现出的优异品质的认可。⑧因此，国际地位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的形象的总和，且他国需要对一国的形象得到一致的认可才可以让一国获得地位。⑨正如已故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兹·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评论的：“任何排位都会时常涉及比较的困难以及如何比较等不确定性。即便如此，在历史上，人们总能在特定时期内关于谁是大国达成一致。”⑩一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外交网络、政治制度乃至大众文化等资源都可以作为一国累积声望和获取地位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一国展现出优异的品质从而让其形象脱颖而出。因此，那些可以让一国获得地位的优势资源便充当了“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s)。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国赖以伸张和确立国际地位的资源经常与促进其他利益(尤其是权力与安全)的资源相重合。譬如，军事实力既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也是促进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由于在实证考察中地位资源往往难以独立于其他利益，这一难题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地位政治理论的解释价值(value-added)的质疑。
诚然，既有研究已经就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缺陷进行了一定补救。“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该视角强调，如果一国消耗的物质资源和承担的机会成本多于国家安全利益所需要的资源且带有高调的政策行动和官方言辞，这样的行为模式则能更加鲜明地表达地位诉求。(11)另有研究从决策者性格出发来衡量他们的地位偏好，并且从地位偏好的差异来解释决策模式的差异。(12)最后，还有的研究试图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衡量一国在国际体系中与他国联系的远近亲疏，从而确定该国的地位处境。(13)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利弊。“炫耀性消费”视角从行为模式的特征可以认定地位动机的存在，但是，无法确定地位动机与其他动机之间的关系。从决策者个体的特征来衡量地位动机可以增强实证观察的准确性，但这一视角无法为决策者的个体偏好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微观过程提供完整的解释，尤其是无法解释地位偏好较强(较弱)的领导人和地位偏好较强(较弱)的民众和其他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结果。网络分析的方法尽管可以客观地衡量一国的地位处境，但是，该方法无法帮助研究者在决策的微观层面找到地位动机存在的证据。
二、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
有关地位政治的研究从个人的心理动机出发试图分析该动机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政治后果。地位政治为理解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该视角融合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14)在此基础上，有关地位政治的研究横跨三个分析层级，涵盖了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因素。该研究路径基于因果机制对经验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促进“中层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地位政治中的工具理性和稀缺的地位资源
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依赖自身的实力和手段来获取安全和保障生存。但是，这并不排除国家还会追求安全以外的目标。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家的意图和动机相对不透明且可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其他国家才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来确保自身安全。(15)从这一点上看，国际地位会与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兼容。的确，国家的地位追求并不排斥工具理性，因为地位资源是实现其他目标的重要手段。譬如，高地位国家往往在周边地区(乃至周边以外的区域)拥有势力范围，并且在国际组织中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特权。无论是势力范围还是特权都是特定的“地位符号”。正是这些符号将一国的地位展现在了其他国家面前，其他国家对这些符号的认可行为则释放出承认一国地位的信号。获取这类地位符号有助于提升和维持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可以促进一国在日常外交互动中的自主和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权益。
国际地位基于他国对一国展现出的某些品质的良好印象。由于人类的认知系统在接触到新的信息之后做出调整的过程较为缓慢，有关一国的良性认知一旦形成，该认知的调整也就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如汉斯·摩根索等认为，一国在危机中的退缩不足以让其丧失既定的地位和声望。(16)事实上，只有在较大规模的战争中一败涂地才可以让一个既定大国迅速丧失其地位。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国际舆论的冲击程度不同。国际舆论很难通过一次危机事件或军事冲突就对既定大国地位的认知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即便一国在危机中退缩，这种行为容纳多重解释：它既可以被理解为退缩没有危害一国的核心利益，还可以被解读为该国在积蓄力量并将在日后采取更加强势的政策。这些解读有利于维护一国既定的地位，因为它们并不体现消极的认知(即一国已经衰退到不负大国地位的资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俄德奥等国在摩洛哥问题、巴尔干问题上的多次对抗难见分晓。尽管各有让步和妥协，但这并未影响它们对彼此身为大国地位的基本认知。(17)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正面对抗中各有攻守，双方也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遭受重大战略挫败，但这也没有改变美苏是超级大国这一公认的事实。与之相比，大国只有在战争中一败涂地才会对其他国家的认知产生巨大冲击，从而彻底颠覆既定大国的形象。普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胜负分明，且传统大国(法兰西帝国和清帝国)在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其失当的战略、落伍的军事组织系统乃至腐朽的政治决策机制。这类战争可以让一国在朝夕之间丧失地位，但这在历史上不常发生。
总而言之，一国的地位变化相对于其客观实力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恰好为一国调整国内外政策和重新积累实力提供了机遇窗口。因此，从工具理性角度出发，地位的价值在于促进安全、行动的自主性及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特权。因此，它更易成为大国间权力政治的焦点。实证研究需要探讨的是：衰落中的霸权国家和新兴大国哪一个更加迫切地需要通过地位竞争的方式来确保其他方面的利益？由于新兴大国必须通过多次的对抗和竞争才能得到其他主要国家对其抱负和品行的普遍认可，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争夺大国地位的竞争会加剧既有的结构性矛盾甚至导致大国间冲突的升级。不过，如今通过军事手段制衡霸权国家在单级体系下的成本和风险都极其高昂，因而，单级体系发生变革的初级形式是崛起大国通过地位竞争挑战霸权国家的合法性。(18)另外，在核武器时代，大国间的危机博弈将取代大国战争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方式。(19)地位竞争将以何种方式展开还有待研究。这里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地位伸张行为和国家试图维持和投射国际形象的一般实践有何异同？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地位政治研究的理论议程，尤其是澄清地位的心理动机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如果国家追求地位完全是出于促进权势、安全等物质利益，地位动机作为一个解释因素易失去其价值。相反，如果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来源于心理需要，基于该动机而产生的行为必然与基于其他动机而产生的行为有所不同。通过实证研究厘清这些行为差异至关重要。
(二)国内利益与地位诉求
国家追求地位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国际体系上的竞争压力，国内政治格局决定了地位诉求上升为国家利益的途径和方式。如果说国内利益团体代表着不同性质的利益诉求，也必然有部分群体会比另一部分群体更热衷于看到民族国家在国际上赢得尊严与荣耀。如同企业团体希望国家采取特定的产业政策来帮助其获取财富一样，对地位诉求较强的民族主义团体更希望看到国家更加积极地伸张自身影响力。大量关于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各个族群和次国家团体会形成特殊的身份和效忠与认同的对象，而族群认同的冲突也是政治行为体间暴力冲突的根源之一。(20)
事实上，利益集团的诉求并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而一些利益群体和个人会将自身的身份认同等同于他们的利益诉求。(21)另外值得强调的是，一国内会有多种政治身份并存，同一政治身份的认同者也不局限于一国以内。这些围绕身份认同结成的国内或跨国的政治联盟会通过自身与政策界的纽带来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譬如，一些理论家认为，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会通过观察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来判断对方是否符合自身的价值取向来决定是否采取合作政策；而对民主价值享有共同追求的国家则比价值冲突更为剧烈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彼此间的合作。(22)同理，一国内部团体的地位诉求会通过和他国相关团体的互动和冲突而得到强化。这意味着在国内和跨国间的政治团体(尤其是对地位具有较强偏好的民族主义团体)的分化与重组会影响一国介入地位政治的深度、广度和方式。
简言之，研究国家间的地位政治无法忽略一国内部利益团体的地位诉求及该诉求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此外，不是所有的国内团体都对国家具有同样程度的认同感并渴求国家伸张国际地位。不过，一旦部分具有强烈偏好的利益团体(通常被看做是民族主义团体)通过某些制度纽带攫取了对外政策的话语权，地位则会被作为重要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寻求优越地位的偏好也会加深。因此，实证研究需要联系领导人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对国家地位偏好的差异性给予解释，在这里涉及的变量包括政体类型、国家制度的韧性、舆论资源分布和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这些变量还尚未被引入地位偏好形成的研究中。
(三)个体心理特质和群体建构的身份和规范
来自经济学、心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都指出地位偏好是人类固有的心理特质，但不同人群的地位偏好强弱又存在明显的差异。(23)领导人个体在心理上对地位诉求的感知不同，这会导致他们对不同的国际事件给出不同的解释和回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彼得·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指出，国家间的地位竞争会让领导人产生心理上的优越感，而这种正反馈会进一步激励领导人采纳冲突行为。(24)还有研究揭示出，领导人自身的性格特点(尤其是社交方面的偏好)深刻地塑造其地位动机，进而影响他们在国际危机上显示决心和使用武力的倾向。(25)诚然，地位偏好较低的领导人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诉诸武力以显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但他们不会将显示决心作为优先目标。同理，他们更不会冒着国际冲突升级的风险来显示决心和建立声望，毕竟，国际冲突升级会有损于国家安全利益。
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类“社会事实”，地位政治与身份、角色、制度、规范也密切相关。地位的认定过程需要经过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互动才能完成。为获取国际地位，一国在对外行为和国内实践上适应国际共同体内的主流规范，但同时也会试图修正一些规范从而让其地位诉求更容易被接纳。在此过程中，一国的官僚和政策精英(及其他同国际交往频繁的国家部门)会与他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同僚发生更加密切互动从而也就更易形成新的身份和自我认知。(26)因此，地位政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一国决策者和民众的身份。当这一过程成功地将一国的政策界“社会化”并且让其接收一套新的国际秩序规范，该国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合作提升其地位。当这一过程导致精英群体在身份认同上发生分化，该国的目标和行为则会呈现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国际上的道义压力会让一国的决策者乃至国内观众感到屈辱，从而采取更具冲突倾向的方式回应国际压力。(27)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人会依据自身的主观偏好和政治利益对国际规范做出策略性的回应。此外，领导人和国内政治团体的地位主张可能与国际政治的规范产生矛盾。未来的实证研究需要进一步解释一国的政治精英会如何遵循、抵制甚至改造国际规范。为此，不仅需要衡量领导人自身的地位偏好，还需要考虑国内观众的地位偏好以及领导人应对国际压力的策略。
三、地位政治的内容
地位认知、地位策略和地位承认是国家行为体在地位政治中所要从事的三类活动。地位认知是一国给自身现有的地位进行定位并根据历史传统和族群记忆中形成的自我形象而产生对未来地位的期许；地位策略是一国为了获取期望中的国际地位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包括模仿、竞争和创新；地位承认是他国对一国地位诉求的认可程度，具体表现为他国对一国所实施的地位策略的回应方式。现有研究中尚未将上述地位政治的三个领域做出的清晰区分。地位认知、策略和承认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紧密的联系，不过，由于上述三个阶段牵涉不同的变量和行为体，本文将分开逐一讨论从而建立系统的类型学分析。
(一)地位认知：国家憧憬什么样的地位？
地位认知是一国对自身现有地位的理解和对未来地位的憧憬。地位认知是寻求地位的行动前提。地位认知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身份定位”的过程。一国的身份定位反映了该国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对自身的认知(尤其是优异品质的认知)决定了一国想要在哪些方面同他国进行比较和期望获得什么样的地位。
关于国家身份和自我形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后期，但是，尚需研究的是，国家的自我形象会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下不断变化。譬如，一国对现有地位的理解受制于历史的惯性。一国在较为短期的历史中(譬如一到两代人)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范围波及到社会各类人群的事件(譬如战争与革命)会深刻地塑造该时期内成长起来的精英与民众对民族身份和特性的认识。(28)同样，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所形成的风俗习惯、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也会深刻塑造当代人的民族认同。在经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之后的经济动荡加之北约东扩，俄罗斯的民众和政治精英对自身国家迅速跌落的国际地位有了深刻认知；而从沙俄到苏联时代的辉煌历史又让民众对过去的成就满怀憧憬。
在理论层面，地位认知的形成因素可被归为“志向”和“现实比较”两个维度。(29)在地位认知的形成中，一国不仅和现实中的它国进行比较也和历史上的自己进行比较。长期的历史记忆可以塑造“志向”。长远的历史记忆和迷思通常带有浪漫和理想化的因素，从而刺激一国民众和精英们对往昔荣耀眷恋和憧憬。因此，一国要想认定自身的地位不仅会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还会同历史上的自身形象进行比较。(30)具体而言，长期的历史记忆和决策者亲历的历史事件会在某些特点上发生重合。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经历社会巨变的人们，其中产生的领导人既带有从长期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身份认同，又带有对那些全盘改变社会面貌的重大历史事件亲身感受。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长期的历史记忆会帮助领导人对短期的历史经验进行筛选，从而影响领导人对亲历事件的认知。(31)
近期内发生的事件可以成为“现实比较”的素材。地位的“等级”属性意味着一国需要与他国进行比较并展现出自身的优势特点。比较意味着行为体之间需要发生信息交流和产生主观认知。当一国的统治精英发觉本国的优势正在被他国复制和赶超，自身形象在他国的优异特质面前相形见绌，该国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则会处于低点。在此情况下，该国会急于展现其优异品质甚至不惜诉诸冲突手段来建立比较优势。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威廉·沃尔夫斯(William Wohlforth)就发现，历史上的一些大国间竞争的发生并非出于物质利益上的矛盾，而是在物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对彼此地位诉求的误读。(32)当一国的地位认知因现实比较而受到刺激，该国会急于得到他国在外交上得到与其预期地位相符的国际尊重。他国回应失当则会进一步刺激该国，降低外交互信和激化安全议题上的矛盾，直到在某一刻形成安全困境。其根源并不是安全利益上的分歧，而是地位认知上的失调。(33)
有关地位认知的理论还为大国修正主义偏好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物质利益与安全视角的解释。在此，一个理论困惑是：为什么在既定国际秩序下受益的国家会形成颠覆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偏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曾指出，如果新兴大国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从一个既定的国际体系中受益且既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具有足够韧性来约束该国，新兴大国就会更加倾向于遵循和平崛起的路径。当崛起国已在既有国际体系开拓出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培植起足够庞大既得利益群体的时候，战争和冲突会让该国得不偿失。(34)地位政治的视角突出了国内民族主义诉求可能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在该视角下，崛起中的大国不仅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如军事力量、领土安全和经济安全)，它们还同样在乎自身的地位是否得到既定大国的认可。当新兴大国在地位政治中受到挫败——也就是它们的一些利益诉求未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即便这些利益诉求并不影响到其核心的安全利益和经济福祉，国内的民族主义利益团体则会联合部分对国家地位偏好较强的政治精英来推动伸张地位的政策纲领。不过，有关国内团体对一国地位诉求的影响路径依然有待澄清。譬如，日本在甲午战后在德、法、俄三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英、美压力不得不接受自身作为二等海军强国的地位。以上这些事件并未直接导致日本的执政者对国际现状的不满。研究上述案例中与地位政治理论不相一致的事实证据有助于完善既有的理论甚至是促进新理论的产生。
(二)地位策略：国家如何寻求地位？
国家可以通过竞争、仿效或者创新来表达地位诉求和争取国际地位。三种策略各自存在潜在的风险和收益。目前，尚需探讨的问题是，不同的地位策略会在领导人层面涉及不同的政治利益。因此，领导人在地位策略的选择上，需要权衡地位诉求和其他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领导人的政治生存)之间的关系。
在竞争策略的实施中，一国试图在国际等级制中通过在高地位国家具有优势的领域中挫败对方。刺激他国的政策行为(provocative policies)会强化国家之间的比较。象征性的胜利可以让一国明确地建立起比较优势，从而突出该国的优异特质。(35)当一国出于伸张地位的目的而发起冲突的时候，其冲突行为会呈现出有别于安全竞争的一些特点：譬如，一国会选择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区域发起冲突或者选择实力较弱但是又与守成大国联系紧密的国家或是衰落中的大国作为冲突对象。这样做可以相对容易地在冲突中取得象征性的胜利并且让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大国意识到该国伸张地位的决心。(36)此外，在竞争策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国不仅会试图展现出自身优势且易于让国际观众识别的实力特征，还会不计物质和机会成本从而让其地位诉求表达得更加明确。(37)因而，为了在地位竞争上取胜，领导人会甘愿冒着冲突升级的风险而不愿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
然而，关于那些刺激他国的政策行为尚需更多经验研究。一些例子有助于说明此类行为的特点。譬如，19世纪的拿破仑二世急于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时，不惜为了不涉及法国国家利益的奥斯曼的宗教问题上介入同沙俄的冲突。不过，由于伸张地位可以给领导人的心理带来正面激励，领导人可能会忽略利弊权衡而倾向于认为伸张地位的竞争行为既可以让本国赢得地位也可以促进安全利益。正如杰维斯指出，决策者会在心理上排斥在不同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并且倾向于认为他们偏好的政策可以同时满足多个利益需求。(38)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事件可以让领导人把安全和地位混为一谈？在经验研究中，当领导人感受到本国的地位诉求在国际上受到冷遇，尤其是当遭受到领土兼并，(39)一国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指责，(40)利益诉求受挫等屈辱性事件之后，(41)其采取竞争式地位策略的动机很可能会增强。鉴于地位诉求根源于人类的自尊心，在国际政治中的屈辱经历会刺激领导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从而要求在原则上修正现状。此外，在合作策略无法达成提升地位的时候，领导人会倾向认为国际地位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而把竞争当做一种必要的手段。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国家领导层会将等级体系中的主导国视作其实现地位抱负的障碍。通过与守成大国的冲突，一国可以更加鲜明的展现其优越的特性并因此确立地位。简言之，地位伸张受挫会刺激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导致领导人夸大失去地位的负面后果和低估风险，从而让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竞争式的手段。(42)
与竞争式的地位策略相比，通过仿效他国的成功经验来争取国际地位的策略在国际上面临较低的冲突风险，但会让领导人在国内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采纳仿效策略意味着一国要遵守既定的国际等级制中通行的价值、规范和实践从而寻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接纳。(43)实施该策略通常意味着一国进行国内改革，提升综合国力和适应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仿效策略的中心目标是改革完善本国的制度而非挑战他国的优势地位。
在理论上，国内制度变革既有助于领导人伸张地位，也可以促进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不过，地位动机会促进领导人规避或限制那些损害自身认知中的优异特质的改革，即便这些改革在增强一国的物质力量上可以更加有效。这是地位动机有别于比较政治视角的解释。由于仿效策略要求寻求地位的国家通过改变自身的国际和国内实践来适应现有的国际规范，如果变革的成本过高一国则难以实施仿效策略。事实上，实施仿效策略需要一个开放和兼容并包的国际制度环境。19世纪下旬，日本通过全盘接纳西方的政治实践试图实现“脱亚入欧”，但由于西方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潮而让日本寻求加入西方大国集团的地位诉求不断受挫。尽管在此过程中，日本依然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争取了大量国际权益，但主观上的挫败感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团体能够在国内动员广泛的民意从而推动日本走向全盘推翻东亚秩序的大规模侵略政策。(44)
然而，影响领导人通过仿效国际规范来提升地位策略的因素不仅包括到既有国际规范的包容性还牵涉本国既有的政治格局。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有限。既然地位诉求可以帮助领导人动员国内支持从而进行制度改革，那么国内保守力量也可以以坚持一国“固有”的身份特征为由来反对改革。例如，彼得大帝改革和明治维新都带有通过富国强兵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目的。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日俄的政治精英效仿西欧国家的军事组织和社会习俗；另一方面，也抵制与其历史传统和身份认同相悖的议会民主制度。由此可见，地位动机既可以促进一国仿效他国的优势也会限制一国向外学习交往的规模和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仿效策略和竞争策略的界限有时会略显模糊。譬如，军事力量既可以为一国伸张其地位提供必要的物质实力，也通常是象征大国地位的符号。因而，一国发展前沿军事装备的政策既可被当做是效仿既定大国的地位伸张策略，也可被看做是挑战既定大国地位的竞争策略。另外，崛起大国往往不愿在国力尚需发展的阶段挑战既定大国的霸权地位。于是，在地位策略上崛起大国也就更愿意采取仿效而非竞争策略来表达地位诉求。德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造舰计划表面上是仿效一般欧洲列强的海军发展模式，但是，德国领导人的实际动机则是挑战英国基于海军优势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既是为了向西方列强面前展示日本具备加入西方国际社会的资格，也是为了颠覆传统朝贡体系下中国的支配地位。已有学者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史蒂夫·沃德(Steven Ward)认为，造成实证研究混淆的原因在于已有研究误读了“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具体说来，在社会身份理论中效仿策略仅适用于个人而不是作为团体组织的国家。(45)不过，即便仿效策略和竞争策略间的界限在实证观察中存在模糊之处，地位动机在两种策略的涵义依然是不同的。采取竞争策略谋求地位的国家更加倾向将地位政治当做零和游戏——即一国获得地位意味着他国失去地位。与之相比，实施仿效型的地位策略则意味着，一国承认国际等级制的合法性和开放性。在行为上，尽管一国试图通过发展军事力量来伸张其加入大国俱乐部的决心可能会加剧安全竞争，但与竞争型策略不同的是，领导人在实施仿效策略的过程中不会针对既定大国也不会故意挑起国际冲突来表达自身的地位诉求。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冲突和国家间的战争是近代史以来以至核武器时代以前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国家发动战争和进行冲突行为所需的实力特征(包括作战能力、装备水平、经济实力、政府动员能力以及民众的凝聚力等)易于突显一国的优势和建立让人敬畏的形象。但是，竞争和冲突策略容易激化国家间的对立和矛盾，因此带有较大的安全风险。实施创新型地位策略的国家倾向于在传统的地位政治领域以外开辟新的领域，提出新的规则倡议，从而彰显自身的优异品质。此外，一国还可以借助国际规范的模糊和矛盾对自己在劣势领域中的“失当”表现进行辩护，甚至巧妙地利用规范来捍卫自身的地位主张或削弱他国行为的合法性。(46)这些创新策略带有较低的物质成本和冲突风险。
由于国际政治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权威来为各国寻求地位的活动制定一致的规范，各国具备了较大的能动性来利用既定的规范来为自身的行为进行辩护或是创制新的规范。创新策略要求一国规避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和冲突，寻求新的领域展现其特质并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其目的在于让等级制内的观众重新评估其消极的品质或者在新的领域中寻求国际承认。(47)不过，实施该策略能否取得预期中的成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成功实施创新型地位策略的必要条件是，一国的表现最终需要得到国际等级制内一部分观众的承认。(48)一国开辟的崭新领域和倡导的新兴规范可能难以吸引他国的注意或是受到误解。与仿效策略相比，一国通过创新寻求提升地位的努力并无既定的路径可寻。因此，领导人在采取创新地位策略的时候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该策略还可能带有较大的国内观众成本。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必然会吸引大量国内观众的注意力，而一旦领导人转变伸张地位策略，其政策则容易招致国内力量的反对。譬如，戈尔巴乔夫缓和美苏关系的努力体现了创新型策略的优势，但是该策略的积极结果与戈尔巴乔夫个人政治生涯之间的联系却缺乏讨论。(49)这一空缺需要后续的研究来填补。与之相反的案例是，纳赛尔等领导人虽然在国际上伸张地位的努力遭遇了失败，但却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国内声望和执政合法性。这里涉及的问题包括：政治生存的危机是否可以促进领导人实现地位创新策略？地位创新策略的失败在多大程度上会让领导人在国内失势？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了解领导人进行地位伸张的动机和策略选择。
(三)地位承认：他国如何认可一国的地位？
地位承认指的是，高地位国家通过政策声明、首脑会议等“仪式”认可一国的国际责任、特权或权益。(50)仪式的意义在于创造公开和明确的共有知识。(51)同理，高地位国家认可新兴国家地位的举动可以让各国明确地感知到该国的优异品质得到确认，而仪式化的场合不仅可以让各国认知到一国的地位，还可以促使各国协调彼此的关注度，从而对于一国的地位状况形成统一认知。(52)为实现这一效果，新兴国家可以展现公认的实力资源或者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但是，归根结底一国的地位需要他国的认可才能成立。由于国际政治中缺乏统一的权威主体来让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关于哪些状态和礼仪可以作为地位标志就会存在争议。即便如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总会存在一些界定一国地位的标准。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标志包括成为大国集团的成员，譬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二十国集团”成员，以及其他常规的大国协调机制。
由于大国数量往往相对有限，所以，大国通过修正地位承认的规则可以提高大国地位的门槛从而维护大国既有的特权。(53)这些特权不仅可以让大国获取额外的物质利益，还可以让它们在日常互动中突出自身的优越身份，维持良善的形象，从而持续地从国际交往中获益。正如吉尔平所言，声望是“权力的名誉”(reputation for power)，是“他国对一国实力及该国使用其实力的能力和意愿的认知”，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通货”。(54)由于地位反映了“声望的等级”，大国地位意味着一国在日常互动之中可以享受到与其地位相一致的尊重。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可以在每次互动中都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但优越的地位可以塑造他国对该国影响力的预期。随着地位的确立，一国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树立道德权威。这一权威的逻辑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大卫·莱克(David Lake)所强调的权威逻辑有所不同。莱克认为，权威建立的基础是小国通过让渡利益换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在此过程中，大国需要建立国际机制来加强自身承诺的可信度和约束自身滥用权力。(55)与之相比，基于地位的权威基础来自于他国对一国展现出来的优越品质的认可，这种认可既可能出自利益的算计，也可能出自对规范的推崇或对一国行为的钦佩。无论如何，由于一国获取地位会让他国出于从属状态下，且一旦一国的地位确立就难以在短期内变更，于是他国很难轻易决定承认一国的地位。地位的等级属性意味着地位是一种稀缺资源，这无疑抬高了地位承认的门槛。即便如此，一国通过自身的卓越表现而得到地位上的认可依然是可行之策。其原因如下：
首先，国家主权之上缺乏统一的权威主体来解释和维护错综复杂的规则体系，因此，国际体系中可以形成诸多相对独立的等级秩序。区分一个等级制同其他等级制的标准是国际政治中的规范体系，而不同的规范体系可以让不同形式的政策行为和实力特征成为了地位符号(或标志)。(56)由于缺乏统一权威，国际政治中不仅会产生不相一致的规范，国家行为体更是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来策略性的运用规范来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当既定大国在其主导的等级秩序中受到新兴大国的挑战时，该国可以鼓励新兴大国开辟新的等级体系并从中展现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多重等级体系并存的状况给予了既定大国接纳新兴大国更大的空间。或许，单级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独特优势来运用地位符号规范崛起国的行为。超级大国不仅在实力上难以被挑战还在实力特征上无法被模仿。(57)另外，超级大国还掌握较大的国际制度权威甚至文化资本。(58)这些优势让超级大国更易接纳崛起国，同时也为崛起国的回应方式提供了更多选项。不过，在实证研究中以上机制还没有得到系统检验。
其次，国家内部存在多重观众。一国的执政者可能会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拒绝承认新兴大国的地位，但国内的其他团体会抱有不同的主张，况且，并不是所有国内观众都同样在乎本国的国际地位，一些在野团体不仅会与执政集团对“地位”的理解不同，还可能更加重视本国在地位以外的重要利益。(59)在野团体可能要求执政团体通过承认新兴大国的地位而换取新兴大国在具体外交事务上支持既定大国的立场和诉求。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蒲晓宇已经开始重视多重观众对地位信号的影响。(60)在实证上，有关中美缓和的研究揭示出，事实上是美国国内的在野团体率先提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的政策和承认中国大国地位的必要性。(61)不过，在理论上多重观众的视角尚未被引入地位承认的研究中。
最后，即便新兴国家无法在短期内让大国承认其地位，该国可以先在中小国家中间树立威信，并期待这些国家也会对大国施加影响。诚然，大国是地位的看门人。不过，尽管守成大国具有强大的物质实力，其影响力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才可让其实现具体的利益。因而，中小国家通过对新兴国家的地位承认可以对守成大国形成切实的外交压力。这一压力可以促使守成大国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际影响和重估同新兴大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与之前讨论的状况相似，上述机制依然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不过，在政策实践上，崛起国寻求地位的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上述路径。一般情况下，崛起大国往往都尝试首先在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实力较弱的国家)之间树立威望，而不是直接向既定大国伸张地位诉求。
地位承认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尚有待探讨。一般观点认为承认新兴大国的地位有助于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增加新的支持者，因此也更有利于夯实现存秩序。(62)然而，由于国家在获得地位后可以让自身行为具有更大的正当性，新确立地位的国家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重塑国际规范。即便该国无意挑战国际秩序，其行为的示范效应也有可能削弱现存秩序的规范基础和帮助潜在的国际秩序挑战者协调集体行动。(63)还有研究发现，新兴国家的伸张地位的实践为反对美国霸权秩序的国家提供了“退出选项”(exit option)，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参与新兴国家的国际治理机制来削弱对美国霸权秩序的舆论和物质支持。(64)因此，地位政治中的创新策略和国际秩序的变迁问题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通过把国际地位当做一类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研究者可以获得新的视角。本文介绍了现有关于国家间地位政治的理论研究。不过，有关地位政治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本文讨论了若干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在此作一总结。
首先，地位政治的理论创新需要充分考虑领导人的能动性，尤其是他们平衡各种政治利益的策略。在日常决策中领导人时常面临着地位与其他利益的权衡。特别是国家安全和国内的政治生存是领导人首要责任与根本利益，与之相比地位目标则难以被看做是当务之急。因而，领导人如选择将地位伸张置于其他利益之前，其个人偏好势必发挥极大作用。已有研究揭示出领导人个人的心理特征对其地位偏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65)不过，仍需探讨的是，为什么领导人为了追求“地位”这样一个内容和形式都较为模糊的目标，而情愿牺牲对其个人更为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内政治生存呢？在此，一个有别于领导人心理偏好的解释是，伸张国际地位的行为还可以帮助领导人促进其他方面的利益。因此，领导人如何平衡地位伸张和其他收益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论是领导人的心理动机还是他们在地位权衡上的理性考量，这些视角都涉及领导人的个体能动性在地位政治中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国际地位可以转换为其他方面的利益？人们通常假定高地位国家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自愿顺从或迁就，因而高地位国家也就获得了一定的优先权益。这类特权固然有助于促进一国的安全利益，可是其背后的微观基础还尚未在理论层面得到充分的阐释。尤其是，我们需要检验到获取国际权益到底是先于地位还是后于地位？如果是前者，可以说地位只是其他利益的附属品；如果是后者，说明地位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国家利益。另外，还有一些经验事实表明崛起大国为获取地位以外的利益甚至会寻求较低的地位。(66)因而，地位利益同其他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地位政治的研究还需要从政治心理学领域借鉴更多的概念和假设。从纯粹的工具理性逻辑出发，既然地位可以让一国在以后的外交互动中获得持久的主动权而一国是否获得地位又最终是由他国所决定，他国为何愿意赋予一国地位从而让其在日后的博弈中占有主动权？(67)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揭示出，国家决策的过程并不必然遵循上述的工具理性逻辑。哪怕是在重大事项上，领导人也并不是在每一次同他国的外交博弈中都有意愿进行大量的情报分析和实力评估，事实上，他们更加依赖个人的信念和互动中随机形成的印象。(68)因此，一国可以根据国际上遵循的地位等级与他国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互动机制，并且愿意遵循既定的互动模式而不是破坏它以求攫取短期利益。一言蔽之，尽管我们可以从常识上理解地位对于国家安全和影响力的促进作用，但在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上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未来的研究需要重视地位和国际规范的关系。作为声望等级的体现，一国获取地位的方式必然需要得到规范支持，该国行为须在最低限度上符合共同体内部对于“适当”行为的期待。然而，由于国际政治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规范体系。一方面，规范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创造了多个等级秩序，这也为国家实施创新型的地位策略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如果规范格局相对固化，一国就难以在不同等级体系里获得地位。为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一些国家想必会倾向于打破规范体系之间的隔阂，而另一些国家则更愿意维持现有的规范体系从而在既定的等级体系中确保自身的地位。如此一来，地位伸张会推动规范的演化，而规范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制约国家伸张地位的行为和策略。
最后，地位策略的成效也值得关注。在复杂的外交实践中，理论中设定的仿效、竞争和创新三种策略需要配合使用。没有一种策略可以在绝对意义上帮助一国获取地位。一国若想要获取或提升国际地位，必然需要结合三种策略，但是，三种策略不同的组合方式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通过案例研究细致地观察和追踪地位策略的实施过程以及对他国的影响。鉴于地位承认取决于一国伸张地位的行为对他国政治精英和民众在心理上的影响，促使一国选择特定的地位策略的具体因素可能与影响他国认知的因素大相径庭。这样一来，在研究地位政治的时候不应只关注领导人在伸张本国地位时候的具体原因，还要关注其地位伸张行为所产生的效果。该效果不仅包括一国伸张地位的策略是否可以如愿让本国获得来自他国的地位承认，还包括特定的地位策略是否会促进或者有损于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外交学院多位同事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①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②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③参见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Ayse Zarakol,ed.,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④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and William 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⑤关于地位政治现有理论的批判总结，参见Steven Ward,"Logics of Stratified Identity Management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Vol.11,No.2,2019,pp.211-238。
⑥Richard Ned 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66-77.
⑦诚然，这一定义是基于活动者的个体而言的，因而它排斥了“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即活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其影响他者的能力而非其实际支配的资源。不过，这并不排除地位资源可以帮助国家确立和巩固等级制并由此获得结构性权力。关于“权力”概念的概述，参见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39-75。
⑧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Larson,Paul,and 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7.
⑨关于形象投射与国际地位的密切联系，参见Xiaoyu Pu,Rebranding China: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⑩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g Grove:Waveland Press,2010,p.131.
(11)Lilach Gilady,The Price of Prestige: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
(12)Keren Yarhi-Milo,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13)Jonathan Renshon,"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0,No.3,2016,pp.513-550.
(14)关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发展路径，参见Peter J.Katzenstein,Robert O.Keohane,and S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645-685。
(15)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
(16)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ed.7th,New York:McGraw Hill,2006,p.95; 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17)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18)Randall L.Schweller and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1,2011,pp.41-72.
(19)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20)Andreas Wimmer,Waves of War:Nationalism,State Formation,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21)Andrew Moravsc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p.525-528.
(22)John M.Owen,"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S.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2001,pp.117-152; Thomas Risse-Kappen,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23)Robert H.Frank,Choosing the Right Pond: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Anthony Lopez,Rose McDermott,and Michael Bang Petersen,"States in Mind:Evolution,Coalitional Psychology,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2,2011,pp.48-83; Henri Tajfel,"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33,No.1,1982,pp.1-39.
(24)Stephen Peter Rosen,War and Human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71-98.
(25)Keren Yarhi-Milo,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26)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74-154.
(27)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28)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260-270.
(29)“志向”和“现实比较”这两个维度取自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杰维斯认为，上述两个维度决定了决策者对“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的选择。“参照点”是国家决策者衡量得失的标尺。“前景理论”认为，高于“参照点”的预期结果是收益，而低于参照点的是损失；而决策者在面临后者的时候更愿意冒险而采取行动，参见Robert Jervis,How Statesmen Think:The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99。
(30)Manjari Chatterji Miller,Wronged by Empire:Post-imperial Ideology in India and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Jushua Freedman,"Status Insecurity and Temporality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4,2016.pp.797-822.
(31)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217-315; 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32)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28-57.
(33)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Dilemma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 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15-140; William Ziyuan Wang,"Destined for Misperception? Status Dilemma and the Early Origin of US-China Antagonism,"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4,No.1,2019,pp.49-65.
(34)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Evolution,and Crisis of the American Syst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35)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Quest for Status: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pp.9-10.
(36)Richard Ned 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94-95.
(37)尽管其他非竞争式的地位策略同样要求国家行为体进行一定的“高调行为”，不过竞争策略会更加倾向于公开的冲突行为，因而带有成本更高，尤其是会对国家的安全利益带来直接的风险。
(38)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128-142.
(39)Joslyn Barnhart,"Status Competition and Territorial Aggression:Evidence fro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Security Studies,Vol.25,No.3,2016,pp.385-419.
(40)Steven Ward,"Race,Status,and Japanese Revisionism in the Early 1930s," Security Studies,Vol.22,No.4,2013,pp.607-639.
(41)Todd H.Hall,"On Provocation:Outra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Security Studies,Vol.26,No.1,2017,pp.1-29.
(42)Todd H.Hall,"On Provocation:Outra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Security Studies,Vol.26,No.1,2017,pp.5-9,Jonathan Mercer,"The Illusion of International Prestig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4,2017,pp.133-168.
(43)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Quest for Status: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p.6.
(44)Steven Ward,"Race,Status,and Japanese Revisionism," Security Studies,Vol.22,No.4,2013,pp.607-639.
(45)Steven Ward,"Lost in Translation: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1,No.4,2017,pp.1-14.
(46)Rebecca Adler-Nissen,"Stigma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gressive Identities,Norms,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No.1,2014,pp.143-176.
(47)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Quest for Status: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pp.11-12.
(48)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Quest for Status: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p.12.
(49)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hortcut to Greatness: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1,2003,pp.77-109.
(50)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0-11.
(51)Michael Suk-Young Chwe,Rational Ritual:Culture,Coordination,and Common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52)Jonathan Renshon,"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0,No.3,2016,p.515.
(53)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
(54)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1.
(55)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56)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Dilemma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 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23-124.
(57)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28-57.
(58)Daniel H.Nexon and Iver B.Neumann,"Hegemonic-Order Theory:A Field-Theoretic Accou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3,2018,pp.662-686.
(59)Steven Ward,"Logics of Stratified Identity Management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Vol.11,No.2,2019,p.231.
(60)关于多重观众的地位政治理论，参见Xiaoyu Pu,Rebranding China: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61)Evelyn Goh,Constructing the U.S.Rapprochement with China,1961-1974: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62)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242-248; 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3)Randall L.Schweller and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1,2011,pp.41-72; Yao Wen,Branding the Regime:China 's So f t Regime Promo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2020.
(64)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Exit from Hegemony: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65)Stephen Peter Rosen,War and Human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 71-98.
(66)Xiaoyu Pu,Rebranding China: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67)Jonathan Mercer,"The Illusion of International Presti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4,2017,pp.133-168.
(68)Keren Yarhi-Milo,Knowing the Adversary:Leaders,Intelligence,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