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法的首次出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做了全面总结。就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决议》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决议》强调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也是对交叉理论或跨学科研究提出来的新课题。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主题，在社会学、政治学中也有所涉及；安全问题则更多的是外交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关心的主题。长期以来，这两大问题是分开进行研究的，少有交集。由于缺乏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学者在讨论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时候，往往各执一端，较难深入。这里笔者尝试从韧性理论角度，将发展和安全置于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一、 韧性体现了一个经济体的安全发展能力

韧性与冲击有关。正是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韧性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的结果显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韧性”一词的搜索量稳步上升，甚至在2012年以来，超过了“金融危机”一词。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催生出《韧性社会》这一类著作。

韧性理论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早期见于物理学、工程学、生态学，后来被引入社会科学乃至公共政策等领域。所谓“韧性”（resilience），原义是指生态系统在遭受某种外界扰动后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后来有学者将其拓展为三个维度，即防御抵抗能力、适应恢复能力和学习转化能力。韧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静态均衡（受到冲击后回归常轨或均值），而是演化均衡，即能够在冲击反应后演进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

尽管对于安全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安全可以视作“对一国所追求的发展价值的威胁的消失”。从韧性角度看，对发展的威胁就是一种冲击，威胁消失了，发展就安全无忧了。“发展威胁消失”可以说把握了安全的本质，同时也将安全与发展紧密地关联起来。寻求将威胁发展的各类因素都“消灭”的绝对安全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安全发展是在经济体面临外部冲击或威胁的情况下，能够“扛得住”、不会垮掉甚至崩溃，进而在冲击反应后保持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的可持续。

从这个角度，一个经济体的韧性恰恰体现了该经济体的安全发展能力，增强韧性是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关键。

二、 韧性理论不排斥随机冲击及其破坏性

从安全角度出发，一切不确定性、随机性、波动性等都可能构成发展的威胁或冲击，因此它们是不好的，是要努力避免的。但从韧性角度出发，就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增强韧性并不试图消灭各类冲击或威胁；相反，承认随机性冲击及其破坏性对体系演进和韧性增强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随机事件时，就会产生畏惧并反应过度。在逃避这种恐惧以及对秩序的渴求中，一些人类建立的系统往往会打乱事物的隐性逻辑，结果导致“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大自然是管理小概率事件的最好专家，也是管理“黑天鹅”事件的高手。几十亿年来，它成功演化到今天，而无须任何由某个委员会任命的主任给出控制指令。大自然不只是“安全”的，它还能积极地进行破坏和更替、选择及重组。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不断利用（而非逃避）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和波动实现自我再生的机制。大多数研究认为，韧性主要在于受到某种冲击或危机发生后，经济体如何吸收、减轻负面影响，以维护或尽快恢复整体系统的稳定性或所谓“正常状态”的能力。我们认为，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和稳定固然重要，但经济体系因为能够“容忍”甚至“鼓励”一定的波动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拒绝它们），不仅可以适度降低经济体系遭受大冲击的概率，防范危机于“未然”，而且能够因为在小冲击的作用下强化自身的能力，亦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仅仅是忙于应对冲击，做出应急反应，而忽略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建设，特别是通过容纳小波动、减少大冲击来增强韧性是远远不够的。

三、 韧性理论强调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一个系统的韧性是能够保证该系统有演化进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稳定与演化对于系统都是重要的。如果系统没有在冲击下反弹进而获得稳定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后来的演进和发展了。而如果只是关注稳定，不去重视创新、演化特别是系统的进步，那么，这个稳定就会使得系统缺乏活力、竞争力。可能获得了一时的、静态的稳定（安全），但若因此而大大削弱或消灭了演进的能力，在动态意义上，就是非常危险（不安全）的，从而也就谈不上是真正增强了韧性。

一方面，增强韧性的代价从动态角度看是“划算的”。增强韧性是要有投入、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我们希望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一般就需要通过缓冲库存、结构重复或增加产能来实现。这意味着可能需要牺牲效率来换取更强的韧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都在按照“及时”原则管理生产系统。也就是说，最大化流量和最小化库存，这是全球价值链的目标。相比之下，韧性思维让我们强调“以防万一”，这就需要偏离原来的效率目标。这样的成本投入或者说效率牺牲，只有从动态角度，从增强韧性、保证系统演化创新的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韧性思维提供了一种看待成本收益计算的新方法。这同样适用于安全-发展的权衡。安全作为一种公共品，也是需要投入甚至大规模投入的。强调安全维度意味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率原则，施策结果将偏离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均衡。比如面对技术封锁和技术脱钩的风险，我们势必要搞备胎战略，推进产业链的多元化、本土化、区域化，以及强链补链，这些举措从国际分工与全球资源配置角度，并不一定符合效率与市场原则，但从长远来看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是“划算的”。

另一方面，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在能力建设中消除安全隐患。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充分体现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基础不牢，发展的根基就会动摇。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发展，国家安全最终也得不到保障。发展和安全可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安全发展，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行稳致远。因此，必须坚持办好自己的事，立足国内高质量发展，以不断壮大的综合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坚强的物质支撑，实现主动安全、动态安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遵循。稳（安全）是前提，进（发展）是目标；稳方能进，进才能稳，就如自行车一样，在行进中才能保持平衡。因此，发展是最大的安全。真正的安全保障在于发展，在于自身的能力建设，在于经济体韧性的增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追求完全没有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绝对安全状态，因为那样代价太大，甚至会扭曲和阻碍正常的发展。

四、 制度韧性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

韧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已经运用到很多方面。比如，社会韧性、经济韧性、金融韧性、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城市韧性等。但就一个国家而言，最根本的安全保障是制度韧性。增强制度韧性，关键在两条：一是开放，二是包容。

制度的开放性。从传统安全理论来看，开放会带来风险和安全挑战。柏拉图等早期思想家认为，安全仅存在于封闭的社会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当中，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社会就会有风险。但从全球化演进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安全。根据“熵定律”，开放系统将导致有序并产生新的活力，封闭系统会导致无序而走向死亡。封闭一般会形成暂时的稳定，一种静态的安全。但从动态角度来看，由于封闭导致制度僵化与社会惰性，最终会引致系统走向动荡甚至崩溃。开放就是要破除各种偏见和歧视、门槛与障碍，让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类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在比较中发现落差，以落差促进要素流动，从而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开放发展必然面临开放竞争。开放竞争不仅仅包括国别之间的经济金融竞争、科技竞争，更会有制度竞争。从全球范围来看，制度的竞争以及为获得制度优势而衍生的改革竞争将是一种常态。而开放竞争是推动制度改革、保持制度活力、增强制度韧性的内生动力所在。

制度的包容性。包容性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从韧性角度来看，个体的韧性是整体社会韧性的基础。社会差距与不平等的扩大，往往会使得一部分社会群体（个体）韧性不足，难以应对外部冲击：暂时性的失业可能导致永久性失业，公司可能永远关闭，巨额债务可能使家庭停滞数年。包容性制度就是要公平地给予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机会，提高社会流动性，健全社会安全网，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繁荣发展。

总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开放包容增强制度韧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累存量财富、增强经济实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风险挑战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