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
——米歇尔·福柯
近日，笔者在地方档案馆新发现一批北京知青档案。该档案内容丰富，不仅包括知青下放安置、政治学习、劳动生活、宣传教育等官方文件，同时也涉及知青自述和先进事迹材料。档案保存完整，详细记录了“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北京知青在山西太谷的插队情况。这些卷帙浩繁的档案颇引人注目，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常见。作为“历史遗物”，它们映照出知青的青春岁月。
在目前知青研究中，由于官方档案文件尚未完全开放，研究者大多依托知青回忆录、书信日记、口述史等二手材料展开研究，不免存在某些问题。一方面，知青的回忆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依据回城后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语境发生价值立场的转移；另一方面有的知青出于某种自我表现和自我塑造的意图，有目的地选择性记忆①。198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知青回忆录陆续推出，大体呈现“劫后辉煌”和“悲情岁月”两种面向。成功者回顾艰苦奋斗的岁月，宣告“青春无悔”；失败者则聚焦苦难的人事，感叹命运不幸。研究者在接触这类材料时，很难不受到当事人情感的熏染，发生立场的偏移②。因此，在研究中推重档案文献是极为必要的。作为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档案的客观性可在一定程度保证研究的有效性。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呼声日炙，许多学者开始重视档案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并尝试在文学研究中使用档案，进行学科化讨论③。同时也指出，在现行的档案制度下，研究者不能有效查阅档案，导致档案文献在文学研究中使用率并不高④，故迫切呼吁开放档案阅览，规范查档制度。
如何有效获取并利用档案开展文学研究，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话题。在此前提下，笔者有幸发现的知青档案，虽属地方档案，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已属难得。这批知青均来自北京各重点中学(大部分为清华附中)，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是国家后备精英力量。经过插队生活的锻炼，他们有的走上文学道路，成为中国当代作家，如郑义、甘铁生、景晓东；有的专注学术道路，成为著名学者，如王孙禺、车宏生⑤。在插队期间，窑子头公社的大坪村知青还组成读书小组，成为“文革”中较为知名的青年思想村落⑥。因此，这批档案有一定价值和意义，如果能充分挖掘，并将知青档案与知青文学参照研究，想必有助于推动知青史和知青文学研究，丰富历史图景。因此，本文首要目的在于发掘档案材料，使其重现于世。其次，尝试将档案与文学做互动研究，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出身”与知青生命和创作的关系。
一、出身的“问题”
在卷帙浩繁的知青档案中，《插队知识青年登记表》无疑是其中关键性材料。作为知青的“身份证明”，登记表清晰地记录下每位知青下乡时的政治背景，供接收单位审核、考察。当知青档案关系发生变更时，登记表更是发挥出异常重要的作用，能否顺利入伍、考学、招工，全看政审是否合格。从表格中看出，登记表内容分为两项，一个是个人情况，包括姓名、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出身、籍贯、动员单位、安置方式、安置地区等基本信息。另一个是家庭情况，在表格中占据大幅面积，足见是表格重点关注对象。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有幸见到236份知青档案。从登记表所携带的丰厚历史信息中，大概可以还原出其形貌。这批知青大多数是业已成年的高中毕业生，男女比例相当，年龄在21～25岁间，政治身份大多为非党团员。在家庭出身方面，并没有显赫的背景。除20人是贫下中农和革命军人子弟，其余大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具体而言，“职员”家庭95人，“地富资”家庭43人，“其他”类别(包括伪军官、中农、小业主、房产主、伪官吏等)29人，共占总人数70%。换言之，这批北京知青中有七成存在出身问题。
1960年代，在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中出身问题日渐显著。在学校中，每个毕业生还未跨出校门，其档案上已经根据出身分了类，标明“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重点参考这条内容决定取弃⑦。“文革”时，“出身论”发展到极致，纯化为“血统论”。在日益狭窄的招生和就业通道面前，青年的出路成为社会核心问题之一。当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令时，出身不好的青年，才寻到一条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⑧。
本文知青档案的地点是山西省中部的小城，地处黄土高原，但自古商贸发达，所以经济条件尚可。因秉承了晋地文化传统，民风淳朴。所以，相比较偏远贫穷的山村，北京知青到此插队还算比较好的结果。若对上山下乡运动稍有了解，便知插队环境对知青的人生道路和精神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兵团和农村因生产生活条件的差异，已预先暗示知青等次之分。兵团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国家保障，生活条件好。同时，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知青是预备军人编制。在此插队不仅可以满足年少时对军队生活的向往⑨，同时也能享受到较好的生活和生产待遇。比如，知青每月可以领到32元工资，不仅减轻家庭负担，有的还能积攒下钱寄回家里，聊表孝心。农村则不然，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知青到此插队，除第一年由国家分配粮食以外，日后便是按劳动挣工分吃饭，几乎与农民无异。这就对知青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不少知青工分少，粮食不够吃，常常需要家里接济。因此，能够到兵团从事“生产建设”是知青最理想的出路。但是，靠近边境的兵团对政审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的知青才有资格。
虽然也有不合要求的知青通过写血书、扒车插队的方式赶赴兵团，譬如作家张承志⑩，但大多数刚到兵团便被劝退。清华附中高632班的甘铁生与同学结伴，扒车去东北。即使“在农场里不计报酬地苦干了将近一个月”，并在每一个兵团领导面前“都表示了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还是没能感动“上帝”(11)。他的台湾父亲和“职员”家庭出身都是无法回避的障碍，他无奈被“劝退”，最后只能降格到山西农村插队。
这批北京知青中，出身人数最多的是“职员”家庭。关于“职员”的定义，官方文件并未详加解释(或者说避免做出清晰的定义)。但根据现实案例，可以推测，职员大致指有一定文化程度，在企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其中又分为普通职员和高级职员。高级职员常在新中国成立前接受精英教育，在大学或国民党行政机构中任职，且有一定的职务和头衔，因此常被认定为“有问题”(12)。在具体的操作上，“职员”成为可上可下的模糊地带。如档案中知青高进，父亲是出身地主，但依托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母亲，家庭出身定为了“职员”。除非阶级斗争急剧激化，“职员”家庭并不会被视为“阶级敌人”，这一较为宽广的灰色地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人免受巨大冲击。在家庭情况方面，政工干部调查极为细致。不仅详细记录直系亲属的政治成分和历史背景，同时还涉及旁系亲属，以及那些曾密切接触过的、可能存有历史问题的人员。
比如北京知青西华，她的登记表就溢出了小家庭的范围，连带出父母封锁在记忆中的情感往事。西华母亲朱南英年轻时曾与名叫赵天民的青年相恋，并订有婚约。赵天民系国民党军统特务，曾劝说朱南英从事政治倾向性活动。1948年两人已解除婚约，但赵天民作为其母昔日的恋人，仍记录在西华的档案中。表中写道：“其母朱南英，解放前与军统特务赵天民相识，谈过恋爱，经调查证实朱与赵有过密切来往，二人定过婚，48年解除婚约，赵曾动员过朱参加中美训练班受训，朱未同意。”(13)赵天民不仅有“特务”背景，还劝说其母参与美方活动，有“间谍”嫌疑。“特务”加“间谍”的双重问题，足以把西华排斥在所有招工、招生的行列。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甘铁生的登记表中，同样记录了其母亲伴侣的情况。
据知青回忆，插队登记表通常由知青所在学校提供，涉及当事人父母的情况，由相应的工作单位配合完成，调查人员有权查阅人事档案，必要时还可采取外调手段。所以，插队登记表能够调动多方资源，调查涉事人员的政治情况，相对细致、客观地反映了知青的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但无法否认的是，调查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凡有政治污点的事迹都记录在册。这就导致有些村干部心存戒备，以看待“劳改人员”的眼光窥视知青。
不少农村干部机械执行国家的文件和指示，依据家庭出身将知青分成三六九等，给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派苦活、累活，记二等工分，或者在分红时故意克扣其粮食。甚至当知青与农民发生纠纷时，罔顾法律，以出身评判是非。在知青回忆录中，曾记录有这样一桩恶性事件：獐头鼠目的社员李大汉，平日就觊觎女知青，由于女知青严加防范而屡不得手。一次，趁知青们进城看电影的时机，他溜进知青宿舍强奸了独自留守的女知青江某，得逞后还用手指、小刀在已昏死的少女身上施暴取乐，最终导致其死亡。知青回来后目睹惨烈的场面，愤怒地要求革委会干部惩处李大汉，不想对方却以阶级成分为由，替李大汉开脱：“李大汉是贫农，江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们的阶级立场何在？”甚至佯装关押李大汉，而将他保护起来(14)。竹林小说《生活的路》也讲述了女知青娟娟被公社干部诱奸，走投无路后投水自杀的故事。据统计，在1969年至1973年间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就占到70%。(15)
因此，为了摆脱家庭的阴影，知青不惜写血书与父母决裂。卢新华《伤痕》中，王晓华坚决与反动知识分子的母亲划清界限，最终导致亲情离散。还有知青为追求彻底的自我改造，不惜冒险采取危险行为，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中国知青口述史》记录，1969年10月19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名女知青，为证明自己的忠诚，以血肉之躯打火。最后，两死一伤。事后查明，山火由一个牧牛人在百无聊赖之际点燃老鼠取乐引起(16)。两名殉难的知青，因出身而有不同待遇，张梅玲荣立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李晓军因出身问题，而悄无声息，没有得到任何荣誉(17)。出身如烙印，纵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法改易，而由背叛、决裂，乃至死亡带来的创痛，则给亲人留下永远的伤痕。
二、一场婚恋风波
在知青分配时，国家未对下乡期限做说明，却对男女比例做了特意安排。大致相当的人数，表明国家对青年的婚姻问题有所考量，比较理想的方案是：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扎根落户(18)。所以，当知青应召下乡，其监护权就完成从家庭到国家的移交，其劳动、生活、婚姻都被纳入国家政治范畴，私人性的婚恋转化为社会公共议题。而女知青因其生理和性别特点，在婚姻选择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在太谷县东庄公社，围绕女知青华基正的婚恋，形成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华时年21岁，是清华附中高中毕业生。插队仅半年，她就与当地青年农民曹晶生恋爱，两人情到浓时正打算结婚。不想，这个决定引发了“十二级台风”。知青干部和同学均表示反对，“劳动不和我一起干，评工要给我记四等，出门让小孩子盯我的哨，晚上串门回晚了故意不给我开门，有的还扬言要到县里告我的状，要把我‘赶出宿舍’”。(19)同伴以种种拒斥、疏远的方式表示对这场差距悬殊的婚姻的反对意见。甚至个别县委干部公开表示：“如果结婚就开除曹晶生的党籍。”在重重压力下，华基正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越压越坚定”。她坚决要和贫下中农结合，并于1971年办理了结婚手续。
两年后，华基正再次浮现于众人的视野中。此时，她已经“苦尽甘来”，成为县里家喻户晓的知青模范。在县革委会的内部文件中，出自华基正手笔的《我爱上了田家凹》，成为供干部学习的先进知青事迹材料。文中，华基正讲述了她排除万难，与农民结合扎根农村的经历。与邻村的知青模范蔡立坚相比，华的果决和坚定，毫不逊色。她将这场婚姻风波定义为“扎根”和“镀金”斗争，并自觉与白启娴归类，表示对“扎根婚”的热烈赞同(20)。
白启娴是“文革”中反潮流先锋。1973年因“主动下嫁农民”，成为“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她原是贫寒人家的长女，母亲在其年幼时贫病而死，父亲靠当工人的微薄收入抚养她们姊妹俩。为了供她继续读书，妹妹年幼时便辍学做工。白启娴自小深谙人世的艰辛，养成听天由命的柔弱性格。1968年受学校统一安排，白启娴下乡插队。插队期间，白竟然在周围农民的怂恿哄闹下，嫁给了同村农民，为此婚后常受到周围人讥讽。一次，在激烈的口角后，白启娴愤而给报社写信，倾吐自己的遭遇。她巧妙地回避了自己在婚姻选择上的失误，将偶然凑合的婚姻美化为与工农结合的政治行动，质问社会中“扎根”思想的不彻底。《河北日报》立时刊发了白启娴的信件，并题写编者按。随后经《人民日报》批转，白启娴获得全国关注(21)。
白启娴和华基正都是在知青婚姻政策不明朗时，嫁给农民。(22)如果说白启娴是在“错嫁”后“借题发挥”，那么华基正的婚姻可能从开始就携带某种政治目的。华基正性格果决坚定，身心健全，而且家庭条经济件较好，她自述：“父亲解放前是私人银行的经理，解放后担任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对外联络处副处长。”(23)在“文革”“出身论”冲击前，华想必是学校中备受关注的学生，自然也养成争强好胜的性格，这与性格羸弱、脚有残疾的白启娴并不相同。华基正摆出父亲的身份，并表示了其支持，也就将自己的婚恋上升为受到家庭支持的革命行动。然而，在不经意间，却又透出自卑情绪：“说穿了，就是对我这个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不信任。”(24)看似积极坚定的叙述下，实富矛盾和暧昧。
在东庄公社的知青档案中，华基正的插队登记表尘封其中。翻阅查看，笔者可看到另一种说法：“其父华文煜解放前(任)私营银行经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4年开始不拿定息。现非党，民进会员，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联络处副处长。”(25)寥寥数语与华基正的自我介绍基本相同，但其家庭出身类别却不由分说，赫然写着“资本家”。“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泛化，积极团结党和国家的资本家虽不属于“黑五类”，但其后代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仍受到歧视。相较而言，担任大队副支书、民兵指导员的曹晶生则“根正苗红”，算是农村中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并掌握着一定政治权力。我们不排除华基正与曹晶生的婚姻有情感动因，但政治动机确是无法回避的。毕竟在当时，女知青与农民结婚，不仅可以改变出身，同时也容易在潮流中成为典型，从而获得诸多好处，比如入党、提干、招工、招生、征兵。有政治嗅觉的女知青，可以有效利用婚姻获取政治资本。相应地，女知青也付出极大的代价，从城市人转化为农民，婚姻是漫长农民化的开始。有知青回忆，邻村有女知青与农民结婚，被树为扎根典型。每次到外面做一次报告，她便偷偷大哭一场，旁人问起缘由，回答说“这样我就再也回不去了”。(26)
据统计，“扎根婚”在已婚知青中占多数，其中吉林、河北等地的统计数据显示，其比重约占已婚知青的70%以上。(27)女作家遇罗锦就曾为了保持全家的生计，嫁给素不相识的农民，成为“落户姑娘”。在文学作品中，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塑造了“扎根婚”典型。在伏蛟河农场，知青干部郑京丹与青年农民纪琐柱，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下结合。郑京丹是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大学生，热情而坚定。纪琐柱则是农场的推土机驾驶员，为人踏实可靠，勤奋好学。在工作相处中，郑京丹逐渐被纪琐柱吸引，萌生爱意。在郑父的支持下，两人到北京作了一趟旅行。在长城遥望暮霭沉沉的天际，“那两颗年轻火热的心贴得更紧了”，“他们向老人家表示了把一辈子献给北大荒新垦区的坚强决心”。(28)
两相对照，《分界线》更像是《我爱上了田家凹》的“文学文本”。女知青华基正与郑京丹都是热衷革命事业的女青年，纪琐柱和曹晶生则是农村进步青年，一个担任拖拉机手，一个是大副支书和民兵指导员。他们建立在工作基础上的结合，赋予了“扎根婚”理想化、崇高化的条件。而来自父辈的支持，则表示城市家庭对此的接纳和认可，这场婚姻是符合人情伦理、得到父母祝福的美好婚姻。和华基正一样，在郑京丹看来，“知识青年的安家问题将是扎根思想教育中一个重要课题，关系到一辈子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根本大事”。(29)她不仅身体力行，同时也以这个标准引导、规训更为年轻的女知青。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知青与农民的结合大多有着现实的无奈。女知青要么自身性格和身体有不足，难以适应集体劳动和生活；要么缺乏原生家庭的关爱，放任自流。虽然有许多朴实善良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视知青为一群命运不济的孩子，出于爱心而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确也有农民寄予别样的希望，希望女知青能投桃报李，成为婚配对象。甚至有的地方，女知青一下乡，便被农民配了对(30)。这在无形中将女知青置于比较危险的境地。有女知青回忆道：“目睹我们知青组几个女生的下场，我对婚姻的恐惧赛过了队毒舌猛兽的惧怕，远远地躲避着，生怕招惹是非。为此，我生活上拒绝任何人的帮助，下地干活时像百米赛那样拼命干，真怕落后了会有什么人来帮助我，我会因此掉进万丈深渊。”(31)
许多女知青拒绝来自农村青年及其家长的关心，不吃他们送来的食物，不与之交往；保持充分的警惕，抵御任何可能存在的瓦解。华基正的同学对她盯梢、疏离的原因正在于此，她的做法打破了知青的内部防线，如果开了先例，那么女知青便会接二连三沦陷，这样她们回城的希望只能愈加渺茫(32)。《分界线》无疑高度美化了知青与农民的婚姻，或许作者也意识到其中的虚无，不止一次出现矛盾的叙述，杨兰娣对城市爱情的追求反倒是小说有真情实感之处，如有论者所说：“个人理想与文本实践之间强大的张力，使得在文本背后苦苦挣扎的作者呼之欲出。张抗抗就这样交付了一部并不典型但是成名的‘文革小说’。”(33)
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私人生活被纳入公共政治轨道。婚姻成为社会流动的形式之一。多年后，遇罗锦离婚案，给了美好的“扎根婚”一记现实的耳光。在正常的社会语境中，这种以工具理性目的缔结的婚姻，显然无法为继。
三、“出身”的文学社会学
在《文学社会学》中，埃斯卡皮将“出身”纳入文学生产的环节：“要确定一位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第一个须注意的问题，似乎是了解他的出身。”(34)哈夫洛克·埃利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作家出身进行研究。他指出，作家的产生与家庭出身相关，父母职业是自由职业者(最常见的是大学教员)或者高级、低级公务人员的家庭更容易产生作家。但社会大变革时期，作家的形成则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知青作家深受国家政治运动的席卷，出身问题在创作中表现更为明显。曾有学者对代表性知青作家访谈，所访问的26位作家中就有16位出身不佳(35)。因出身问题，他们自少年时代便遭受屈辱和压力，成年后方找到文学发泄不遇。比如，作家邓贤谈道：“家庭出身的阴影牢牢笼罩着我，同时铸就了我的那段长长的难以改变的知青岁月”“我就是在这种心灰意冷和濒临崩溃的精神压迫中找到当作家的康庄大道的。”(36)知青、出身、作家三者偶然间形成宿命性关联。
在这批档案中，笔者有幸发现知青作家甘铁生和郑义的材料，事实上为从出身角度解析知青创作，提供了条件。甘铁生出身“职员”家庭，他的登记表上写道：“其父(生父)赖正哉，日伪时任治安总署军官学校少校校官、秘书，后升上校秘书，现在台湾。”(37)
甘父早年留学日本，后曾在日伪军队中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他借口回台探亲，抛离妻子。新中国成立后，当工作人员普查人口时，甘母机智地将婚姻状况写为“离异”。这样，甘铁生就随母姓，成了“职员”家庭出身。尽管如此，因出身导致屈辱，仍成为甘铁生成长中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多篇文章中，他反复忆及这样的情节：“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将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交给班主任的时候，她眼神中那种冷漠和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没有惊讶，更谈不上信任和表扬，她只是冷冰冰地看着我，仿佛我是她捕蝇器里又一只死不足惜的苍蝇。”(38)(这种创伤记忆在不少作家记忆中留存，比如吴志实提到老师曾“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瞟着我，让我颤栗不止”)于是，他开始“带着狂热的激情”疯狂地写思想汇报，发誓要脱胎换骨。
中学期间，甘铁生游离在红卫兵之外，成了“逍遥派”，“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39)赵园指出，在“文革”派仗中，有出身问题或其他把柄者，最稳妥的方式是尽可能“逍遥”，这样就可以处在各方射程之外(40)。因出身不好，甘铁生只能到山西农村插队。在回忆录中，郑义埋头苦干，似苦行僧般用劳动磨炼自我，甘铁生则劳动力较弱，比较散漫。关于他们的插队生活，笔者另有文章讨论，在此不予赘述(41)。
1973年，知青政策放宽，北京知青大量返城。是年底，太谷县的北京知青仅剩59人，大坪村仅余甘铁生和郑义两名知青(42)。次年夏天，郑义“经过一番拼搏”去介休煤矿当了工人，大坪村独留甘铁生一人。当同学陆续离开后，这种政治离弃感更加强烈。有时独守农村的孤寂比招工失败更令人绝望，现实仿佛在宣告：“只有最糟糕的人才被‘剩’在农村。”在回忆录中，不少知青述及那个场景，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四十名知青走了三十九名，留下我一人独守知青大院。年方20岁的我呼天不应，叫地不灵。”(43)那种无力的挣扎给知青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日后在人生的多个时刻反复咀嚼。后来，甘铁生通过病退回城。相比其他方式，病退是最无奈的选择。有个病号身份，分配工作会受影响。
甘铁生的小说《聚会》，开篇便有这样的场景：“全村插队同学如鸟兽散，现在孤零零剩我一个；连那群老母鸡，则忽然闹瘟疫接二连三地死去；那双筋骨强健的大公鸡，虽硬是挺下来，可原来那响亮的叫声，变得嘶哑破败……”(44)仔细对照，小说中许多人物和情节都与他的亲身经历相关，比如主人公熊畅、插槽标卖知青物品的牛二、长埋大山的女知青丘霞，都有真实的人物原型，甘铁生将他的真实经历和情感体验分散到各个人物身上，刻画出留守知青群像。
郑义和甘铁生以“伤痕文学”登上文坛。甘铁生的《聚会》首发《今天》杂志。小说聚焦知青返城问题，写“上山下乡”运动后期，农村留守知青颓废、迷茫的心境。如论者所言，《聚会》“截取了知青生活中最绝望、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片段，艺术地再现了濒临崩溃的知青们的真实生活和精神状态”(45)，唤起了知青的情感共鸣(46)。同时期，郑义的《枫》则正面讲述红卫兵武斗，以两位红卫兵恋人为革命殉身的故事，讲述火红革命岁月中青年爱情与信仰的问题，反思“文革”。小说的伤感超越控诉，与其说作者是讲述一则悲伤的青春故事，不如说在向那激情涌动的革命岁月致敬。坚定而又略带偏执的叙述者时常跳脱出来，打破克制的叙述。
与甘铁生相比，郑义的家庭史相对较为“辉煌”。“其父郑壁成参加过青年党，解放前任民生造船公司经理。解放后，逮捕两次，后管制一年。其父、母均为大地主、资本家。其舅父，陈耀伦，大地主，起义军官。原伪24军少将副官，后四川省政协委员。”(47)
“民族资本家”身份表明郑家曾有的社会经济地位，郑父年轻时是进步青年，办过报纸，后在卢作孚手下，担任民生轮船公司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因杨森衣箱案入狱，后又在家修行，对妻儿关心甚少。在郑义的记忆中，“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最多半年。因此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极淡。我只记得父亲每日必打坐，盘腿往一张硬板单人床上一坐，久久地一动不动……”(48)
甘铁生和郑义的经历有某种相似性，童年生活中父亲缺席，母亲抚养其长大，性格气质受母亲影响大。因家庭出身不好，从小体会到人性和世态炎凉。“文革”中，甘铁生是逍遥派，对红卫兵运动兴趣不大。郑义从学校风云人物跌落为“黑五类”子弟，被红卫兵同学围殴。虽然，两人同到山西大坪村插队，但态度显然不同，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创作风格。甘铁生的逍遥，令他的小说充满谐谑，调笑、玩世不恭的笔墨下隐含落寞和悲凉，郑义则从风云人物降为被人践踏的黑崽子，有不甘、屈辱，以及“二十年后再见高下”的决心。他对革命的炽热激情不减，在作品中致敬革命青春，回顾往昔峥嵘岁月。虽然表面上是讲述红卫兵武斗，但以忠诚的信仰为底色。基于对革命、劳动、农村、上山下乡等观念的差异，他们在美学风格、意境营造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样貌，这些均为可供深入开掘的话题。
埃斯卡皮的“出身”主要指“社会—职业出身”，实际上，在知青文学中，“出身”包含两层含义：一个是父母的身份及所属阶层，另一个就暗含因“出身”遭受的歧视。“出身”作为文学生产的关键要素，在知青文学抑或五十年代作家创作中表现明显。家庭出身对于知青作家，抑或五十年代作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审美习惯、品性学养方面，而是作家的性格气质、思想内涵、立场视角，因此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代际作家的风貌。知青、出身和文学间架起紧密的桥梁，文学成为知青化解出身困境的方式。借由这几份档案，我们得以在现实与文学间架起桥梁，将“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相参照，切实体会作者创作的心境。作家在讲述出身时，有时也会似贬实褒，塑造受难者的形象，但档案会揭示真实的情况，甚至透露更多的历史信息。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知青作家的身份翻转，曾作为政治污点的旧官僚和海外关系，成为颇值一提的家族背景，暗示出这个家庭曾有的经济和文化地位，有着历史自豪感和文化寻根意味。
四、档案与文学研究
宇文所安在《追忆》中谈及文学、历史和记忆的关系，他说：“回忆永远是向被回忆的东西靠近，时间在两者之间有鸿沟，总有东西忘掉，总有东西记不完整。回忆同样永远是从属的、后起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有这样的鸿沟和面纱存在，它们既让我们靠近，与此同时，又不让我们接近。”(49)历史本质是叙述，依托回忆性文本还原事实真相，但却是无限趋近而永远无法抵达的过程。回忆的魅力在于与真实的若即若离，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然而，当我们需要在文学研究中建立一种客观的“参照”视野时，回忆的阈限就显露出来。因为掺杂当事人的情感取向和选择记忆，回忆就显得不那么可靠。历史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对古人知识的追忆中揭示现存世界的存在、异变和扭曲的根源，而档案作为“物质的文献”在知识考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50)因此，档案不仅承担社会记忆和身份建构的任务，同时有沟通过去和将来的责任，档案学中有个颇为形象的说法：“让过去告诉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档案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结在一起，共同维系人类社会的时空统一性与整体连续性(51)。
近年来，文学研究者日益重视档案的价值。作为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档案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确定性和原始记录性(52)。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力的证据，避免考证变成新的“孤证”。同时，有助于研究者还原历史现场，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体察人物的心境，感受历史的温度。在文学作品的“现实版本”中，读者可以通过档案字里行间的信息，洞察当事人隐秘的心理，从而在创作心理的角度理解文本生成的过程。
在历史结构中，个人往往无法左右其命运。受国家政策的引导，一群懵懂的青年从城市下到农村，接受劳动和再教育，他们的婚姻和命运不过是既定历史的车辙。作为“历史的遗物”，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可触摸的历史实感，在冷峻的文字背后是个体鲜活的生命，也许他们未曾引一时风气，但其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更见历史真实。
①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史料拓展》，《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②笔者阅读了几种类型的知青回忆录，发现即使是出自专业学者的知青口述史，也不免有的情感偏向。关于知青回忆录的分类，可参看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③张均：《档案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
④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文献“解密”问题》、吴秀明《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空拓展及其档案制度障碍》、《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张均《档案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王秀涛《地方性史料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均讨论档案与文学研究的问题。
⑤郑义(1947-)，中国当代作家，著有《枫》《远村》《老井》等。甘铁生(1946-2018)，中国当代作家，著有《聚会》《高中》《秋天的爱》《浮光掠影游思录》等。景晓东，曾为复旦大学活跃的校园诗人，“四五”运动中在天安门贴出诗歌《告别》，控诉四人帮。后著有《失落的天网》。王孙禺(1946-)，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车宏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⑥钱理群：《1970年代民间思想村落研究》，《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社会思想论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⑦⑧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第25页。
⑨何岚：《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⑩1968年8月14日，清华附中高642班的张承志和两位同学写下血书，“混迹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队伍里”，奔赴内蒙古大草原。
(11)(38)甘铁生：《难以承受之轻》，柳萌：《人生沉浮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4页，第300页。
(12)孙力：《我们喜欢生活中不屈服的人》，《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13)太谷县革委会安置办：《窑子头公社北京集体插队青年花名表》，太谷县档案馆，案卷号：5-11-3。
(14)(26)(31)金永华：《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第11页，第49页。
(15)国务院知青办：《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批材料》，1973年6月。
(16)(17)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第176页。
(18)孔捷生在知青访谈中提到这种现象：“奇怪的是，我发现无论被分派到哪儿，男女的比例都是一样的”，猜想政策制定者希望知青在此安家落户。梁丽芳：《孔捷生：来自珠江畔的作家》，《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9页。
(19)(20)(23)(24)华基正：《我爱上了田家凹》，太谷县档案馆，案卷号：5-11-37。
(21)刘小萌：《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1-824页。
(22)参见蔡霞：《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婚姻研究(1968-1980)》，《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四辑。
(25)太谷县革委会安置办：《窑子头公社北京集体插队青年花名表》，太谷县档案馆，案卷号：5-11-3。
(27)刘小萌：《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剖析》，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版，第151页。
(28)(29)张抗抗：《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0页，第135页。
(30)《知青档案(1962-1979)——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
(32)关于华基正后来的情况，档案中无迹可考。笔者多方查找，在《太谷县文史资料》中，发现其踪迹。据资料显示，1983年4月8日华基正加入民盟，一年后担任民盟宣传委员。1987年5月，在县政协和县人大换届改选中，华基正成为政协委员。可见，华基正并没有随知青返城大潮回京，而是在本地工作，得到一定政治荣誉。不过，据北京知青介绍，华基正后来也带着家人回到了北京。
(33)刘芳坤：《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从〈分界线〉到〈北极光〉看1980年代文学的起点性问题》，《上海文化》2014年第7期。
(34)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35)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页。
(36)邓贤：《中国知青梦》，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306页。
(37)太谷县革委会安置办：《窑子头公社北京集体插队青年花名表》，太谷县档案馆，案卷号：5-11-3。
(39)甘铁生、马萧：《“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646-4.html。
(40)赵园：《非常年代》，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imited 2019年版，第232页。
(41)温雅红：《远村的沉思者——郑义插队生活考述》，《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42)太谷县革委会安置办：《北京青年现有人数统计表》，太谷县档案馆，案卷号：5-11-36。
(43)王泽田：《也说“家庭出身”》，《先锋队》2015年第1期。
(44)甘铁生：《聚会》，《今天》1979年第4期。
(45)王爱英：《也谈知青小说——兼与郭小东同志商榷》，《作品》1983年第8期。
(46)孟伟哉：《我们期待着——读〈聚会〉有感》，《北京文艺》1980年第6期。
(47)太谷县革委会安置办：《窑子头公社北京集体插队青年花名表》，太谷县档案馆，案卷号：5-11-3。
(48)郑义：《历史的一部分》，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32页。
(49)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50)[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51)(52)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