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别区域研究是关于一国域外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然而，关于国别区域研究内涵的界定，在学界却一直充满争论。事实上，作为对域外国别和地区进行的知识体系建构，国别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域内和域外区分的地理属性、学理和实践并重的意义属性、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的方法属性的统一体，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特征，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通过分析学界在科学主义与事业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等方面的争论，发现国别区域研究存在着全球化、在地化、学科化和部落化四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别区域研究、别区域研究学科特征、国别区域研究学科建设
作为一门学问，国别区域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一国对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近代以来，当整个世界被民族国家化之后，关于一国国内的知识建构被纳入明确的学科体系，比如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门类;对于一国内部问题的研究往往会根据问题的性质归入某一明确的学科科目之下，比如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被视为经济学研究。对于一国之外经济问题的探讨则往往不被视为经济学研究，而是将其与某一国别区域联系起来，被称为国别区域研究。由于对一国外部的研究往往涵盖了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类、地理等诸多学科，很难被纳入某一学科之下，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因此往往被宽泛地称为国别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尤其以语言文化、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为主要学科支柱。
从其学术使命来看，国别区域研究以获得对某一国别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为宗旨，并不以获取普遍性知识为目标。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于同一国别区域的情况往往有着多样化的解读，带有不同的国家视角和国家特色。在多数情况下，国别区域研究承担着一个国家形形色色的对外战略和实用目的，因此很多成果停留在描述性研究的层次，被批评为缺乏学理研究的基础。国别区域研究的学术社群往往与各个学科社群格格不入，且互有批评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其生存之道。近代以来，受欧美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海外扩张的影响，国别区域研究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从而遭受了不少学者的鞭挞和指责，无论是基于人文学科的努力，还是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概莫能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大循环中来，也面临着众多全球性问题，各国都纷纷重视推动全球研究背景下的国别区域研究，且相互对话和深度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国别区域研究社群，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影响巨大的学术成果。毫无疑问，国别区域研究日益成为学科发展百花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
作为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正名，名正则言顺。迄今为止，国别区域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称呼，比如地区研究、区域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国际区域学、中国周边学、全球学等。最初，国别区域研究来自于英文中的"area studies"，泛指对西方之外的非西方地区研究，既有战略的考虑，也有文化的内涵。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地区和区域研究范围比较模糊，有国家之下的地区（比如美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也有国家之上的地区（比如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中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但并不突出国家的意义。在民族国家时代确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区域都已经实现了国家化，国家成为最具文化和战略意义的地理区域，有着明确的疆域和主权，在国际社会较少争议，因此突出国别有利于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知识共享。而把一些在地区事务上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作为国别研究对象，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除了大国之外，很多地区还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地区化趋势和自上而下的地区主义合作浪潮，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以区域和次区域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地区合作框架，对所在地区各项事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比如欧盟、东盟、非盟、南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拉美共同市场、拉共体等，还有一些范围更小的区域合作形式比如澜湄合作机制等。这些区域国际组织和地区合作框架，在构建地区认同、激励地区合作与塑造地区偏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会促成地区文明的融合。因此，包括阿米塔夫·阿查亚、中国云南大学副校长李晨阳在内的一些学者强调，应当把区域研究作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提及区域合作机制时，区域研究更强调把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区域内部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现象，通常被置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而不被列为国别区域研究的范畴。这是国别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外交学之间的研究边界和学术分工。
在中文语境下，"国别"或"外国"、"区域"或"地区"之类的概念有一定的弹性，范围可大可小。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各界，在不同情境下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有着多重含义，并不一定专指中国以外的知识建构。当下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界定，完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尤其是中国教育部近年来积极推动国别区域研究基地所采取的称呼，在英文上被翻译成"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据李晨阳的考察，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名称使用上存在差异，反映了对不同侧重点的强调。比如清华大学成立国际与地区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2017年9月20日），将国际放到地区前面以突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2018年4月12日），将区域放在国别前面以突出区域研究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国际区域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中国周边学"（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和"全球学"（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等概念，分别突出其学科性、周边地区对中国的首要性和全覆盖性等。
在国际学界，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比如 2014 年英国政府启动的"优秀研究框架"下的区域研究评审委员会，在申报指南中将国别区域研究定义为∶"对世界上所有的区域以及在区域中居住或与之相关的群体的研究"。根据这一定义，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变动的学术领域，涵盖但又不限于∶非洲研究，美国和英语国家研究（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及北美殖民地），亚洲研究（包括中亚、含中国的东北亚、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地区研究，欧洲研究（包括欧盟、俄罗斯和东欧及后苏联空间），中东研究（包括以色列和伊斯兰世界）以及这些地区和区域内种族与更广泛世界的互动，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移民族群。③从方法论上看，该机构认为对这些区域的历史、语言、文化、文学、宗教、媒体、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以及区域间和全球化研究，均属于国别区域研究的范畴。美国学者阿兰·坦斯曼（Alan Tansman）对国别区域研究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这是一种在跨学科视野下认识、分析、诠释外国文化的事业。大卫·桑顿（David Szanton）认为，"区域研究"是涵盖了不同领域和研究活动的学术家族，包括高强度的语言学习，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研究，密切关注当地的历史、观点、材料和诠释，紧紧依靠详细的观察、测试、阐释、批判、扎根理论，超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界限进行学科对话等。很多学者在开展国别区域研究的时候，往往会聚焦一个或者几个相关国家，努力将其与更大的范围（比如所在的大洲）结合起来，以获得对该国别区域的整体性认知。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和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认为，国别区域研究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以国别为对象的区域研究（比如日本研究）;二是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区域研究（比如不同区域间的跨学科和比较研究）;三是以重要问题为导向的区域研究（比如恐怖主义、民主等）。尽管学界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理解各异，但均强调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地域性、整体性、学科性等特点，区别在于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
综合国内外学界对国别区域的理解，可以将这一学问的名称确定为国别区域研究（Internationaland Area Studies），它是指对某一域外特定国家/联邦区域、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进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知识体系。典型的国别区域研究往往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语言、地理、文学等相关学科。国别区域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地区海外侨民和移民的研究。作为对域外国别和地区进行的知识体系建构，国别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域内和域外区分的地理属性、学理和实践并重的意义属性、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的方法属性，这三种属性的统一体。
从国别区域研究的定义出发，不难发现这一研究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特征，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阿兰·坦斯曼特别强调国别区域研究所具有的翻译特征。他说，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项通过多学科棱镜来寻求认知、分析和解释外部文化的事业。"尽管不少学者怀揣追求科学化的梦想，但国别区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研究更多属于不同文化转译的解释学——解释彼此之间为什么在同一议题上存在着迥乎不同的看法，解释在处理彼此关系时为什么必须要尊重和包容国别与地区的多样性等。因此，重视国别区域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标配，也是走上世界舞台的"必修课"。入乡随俗，入国问禁。每一个行走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对不同国别区域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化规范、公共政策、法律体系、社会关系等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否则，每一步都会遭遇陷阱，麻烦不断。一个国家区域研究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战略布局的体现，反之，区域研究也能促进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具体来说，国别区域研究有三个本质特征∶
一是跨地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国家对其域外知识的建构，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域外知识探求的学术和战略意图，既有从一国出发经略疆土的地缘战略考虑，也有不同地域之间友好交往的外交目的，跨地域性是国别区域研究的首要特征。因此，国别区域研究确立了明确的观察角度和观察方位;不仅确立了明确的地理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也设定了"谁研究"的基本视角和基本观察方位。
"谁研究?"为国别区域研究设定了出发点和判断标准，也赋予其特殊的研究偏好。国别区域研究体现着某种国家战略意图，致力于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战略需要。不管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还是以特定地理和文化区域为单位，国别区域研究体现着研究者的偏好和意图。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不同的，欧洲的非洲研究与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不同视角的国别区域研究也能从侧面折射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借此比较不同国家对特定国别区域的战略走向。因此，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门行走在世界田野上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一学问重视田野调查，重视文献考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国家的域外知识体系，增进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不同国别区域已经日益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不同视角观察的特定国别和区域研究越来越重合。除了仍然存在各自视角的差异外，重叠部分逐渐增多，国别区域研究正在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之中，国家治理与地区治理本身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跨文化研究。表面上看，国别区域研究类似于一种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博物学，几乎涉及某一国别区域的所有内容。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别区域研究本质上重在进行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致力于解决局外人针对该国别区域提出的社会和文化相关假定、意义、结构、动力等问题，同时也为其创造了一个通过比较研究来反思自身文化和社会的机会。文化是打开国别区域研究大门的真正锁钥，通过比较文化和比较文明的渠道，国别区域研究找到了通往域外世界的康庄大道。
显然，从意义属性来看，国别区域研究既是一项致力于解释特定国别区域现象的学理研究，也是一项国家推动与特定国别和区域关系互动的实践研究。国别区域研究承担着学理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双重使命，设定了"为什么研究"的意义路线。在国别区域研究社群中，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特定国别区域为案例，检验所谓的普遍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进而发展和修正理论。有的学者则倾向于锁定特定国别区域进行精雕细琢的调查研究，进而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世界。还有的学者从纯粹实用的角度出发，为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更多进行政策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问题的研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现实的发展需要。不管采取哪一种研究路线，均可被视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途径，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不同研究路线会百川入海，共同汇入国别区域研究的汪洋大海。
因此，决定国别区域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文学、历史、哲学的先验人文主义视角，也不在于是否贯彻社会科学的经验路线，而在于找到阐释国别区域文化意义的纹理脉络。举例来说，中国的拉美研究应该是什么? 与美国的拉美研究有什么不同?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期待取得什么样的收获?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客观现实，更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因此，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面镜子，通过观照区域国别实情，间接镜鉴自身前进的方向。
三是跨学科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无论是早期英法等殖民国家的"东方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之类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苏推动的区域研究，其共同特征就是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典型的例子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二者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成果涉及许多领域，"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因此，如果要尝试建立新学科的话，国别区域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科。多学科研究对于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真正抓住和解释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真谛的全部画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中国海外资产已经超过6 万亿美元，每年出入境人数超过1.7 亿人次，中国大学、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客观上都对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同时，提高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也是国别区域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使命。
2、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国家的域外知识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国家事业。然而，自国别区域研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在学术建制上，国别区域研究在高校一般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系所。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南亚研究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语言和文学系以及中国众多外语类院校的二级学院和系所。这些学科系所往往提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有时也会提供某一特定地区的政治学）方面的本科专业学位，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生学位。二是国别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别区域研究机构以非学科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的方式存在更为有效。美国目前有数百家专门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机构，中国也建立了数百家国别区域研究基地，有的专门建立了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等，它们通常只开设课程或者举办学术活动、短期培训和交流活动，不提供学位教育。同时，这些机构一般不设立太多专任教师，而是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专业院系聘请兼职教师或者吸引研究生参与，举办一系列多学科的讲座、工作坊、会议和研究项目。通常情况下，上述两种类型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之间可以相安无事，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会发生争论，在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等方面意见不一。
（一）科学主义与事业主义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项事业?这是学界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说是一门科学，是指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对域外知识的建构，无论此种知识是基于社会科学的评估，还是基于人文学科的感悟，都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国家对国别区域的认知体系;这些知识是关于该国别区域内在客观规律和法则的集中，任何违背这一规律和法则的做法都将在实践中碰壁。说是一项事业，是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特定国别区域处理相互关系的战略需要、国家利益、社会需求以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国别区域研究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走向，只要这一国家目标没有达到，国别区域研究就始终是重要的议程。
长期以来，美国国别区域研究中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经常批评国别区域研究仅仅是一项政治运动，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根据这一观点，在冷战期间，从事国别区域研究最直接的目的是服务应对共产主义世界及其威胁，很多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国家的战略使命。因此，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别区域研究就变得过时了，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兴趣也急剧下降。此种批评声音在政治学中最容易听到。还有一些左翼学者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活动，反对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支持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认为这与世界各地的进步变化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这些批评是不准确的。国别区域研究最初的确有服务冷战和国家战略意图的因素，但其学理研究及成果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对其他国别区域的研究在观点上也是非常多样的，并没有完全按照冷战进行政治画线;即便是冷战结束后，一些后社会主义转型、市民社会、族群复兴和文化变革等主题，也一直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
科学主义和事业主义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尽管两者存在着竞争性矛盾，但在很多时候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需要将决策咨询研究、基础学理研究结合起来。尽管对国别区域研究持纯学理研究观点的人始终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也推动了国别区域研究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快速成长，但完全脱离国家战略事业需要和社会各界需求轨道的国别区域研究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在考虑国别区域研究的时候，也在争论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的意义，包括课程体系中是否具有足够的国际和外语设置、学习内容是否准确、应该设置在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等。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散居人群和移民在国别区域研究中的角色和兴趣、多元性和多文化主义、除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之外的其他外语研究的重要性等。很多人承认，国别区域研究与国家战略事业是不可分离的。也有一种强劲的潮流认为，国别区域研究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政治学、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模型理论。这些人质疑，如果仅凭模型就可以解释某一国家，还需要继续关注其语言、文化、翻译、历史以及政治经济问题吗?因此，必须承认国别区域研究的战略内涵，即，并不是所有国家均有必要发展国别区域研究，一些中小国家即便有开展国别区域研究的意图，但也不一定具备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条件。
（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是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还是以理解多样性和特殊性为目标，也是引发学界争论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仅仅是普遍理论的"试验田"，之所以聚焦某一国别和地区研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检验已有理论的适用性，根本目的仍然是验证理论和发展理论。对这些学者来说，国别区域研究有着坚实的知识内核和深厚的学术机理，"在一个具有反智传统、基础研究不断受质疑和攻讦的国家，保有和扩张制度化的国际知识，能够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知识施加桑顿所说的重大的'去偏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当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之所以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因为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国别和区域充满着多样性，所有的理论发现都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反映着局部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在这些学者看来，任何国别区域研究都是带有偏见的。比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别区域研究，过于吸纳带有政治偏见且未加批评的分类、视角、承诺乃至殖民主义传统，甚至继承了西方国家致力于维持和扩张霸权控制的传统。对这一倾向提出严厉批评的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他在 1978年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传统。一方面，国别区域研究学者没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其所经历的社会文化生活被来自外部的视角和知识所建构、分析和批评;另一方面，国别区域研究被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政治偏见所主导，对形形色色的普遍主义理论比如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等缺乏免疫力。的确，国别区域研究存在着学术殖民的现象，一些国别区域的相关研究缺乏学术自主性，很多研究摆脱不了其政治背景和政治承诺的影响，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在研究日程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也是不容低估的。
近年来，国别区域研究围绕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争论热度不减。在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别区域研究服务冷战的战略需要下降。当长期负责筹集和管理国别区域研究资金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高等教育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开始调整计划并关闭其国别区域研究委员会的时候，不少学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以往三十多年时间内寻求建立的国别区域教学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强调跨学科性质的改革方案，意味着国别区域研究需要新一代的结构体系。社会各界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支持也开始调整，更多关注跨区域的题目比如"发展和民主"等。越来越多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和学者更认同其学科的归属感。
步入21世纪以来，这些争论有着更强的学科和学科内次领域的特征，即便是强调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比如，由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推动，经济学家曾经是国别区域研究中的引领群体，但随着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的普及，导致经济学家开始从国别区域研究中隐退，国别区域研究逐渐为文化、历史和制度研究学者所主导。经济学家对国别区域研究不再保持浓厚的兴趣，因为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数据不足以支撑那些复杂的模型和定量分析。相比之下，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从事国别区域研究时开始接受理性行动理论和形式模型理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则在重视情境化研究方面保持了极强的学术定力。人文、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尽管立场不一，但却是在国别区域研究方面争论最活跃的群体。不过，对国别区域研究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从事美国研究的区域问题专家。这些人关注美国且将之作为一个天然的分析单位，认为美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不需要考虑其他国别区域研究的多样性。这一股学术力量仍然势力强大。
（三）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的争论
长期以来，先验研究和经验研究也是国别区域研究的一个主要争论，而且这一争论一直扩散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柏拉图强调先验研究与亚里士多德强调经验研究开始，先验与经验之争就贯穿着整个学术发展史。近代以来，从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科学开始，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国别区域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先验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经验实证研究之间的巨大张力。强调先验研究的学者恪守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在从事国别区域研究时更强调描述性研究和演绎分析，更看重国别区域现象背后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这与主张通则式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路线是相反的。迄今为止，国别区域研究被人诟病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强调描述性研究，过于看重对某些材料的先验推理和文化阐释，缺乏知识上的严密性和完整的理论基础，难以称得上是一门独立学科。为了克服国别区域研究存在的类似问题，美国国别区域研究一度重视使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技术来收集经验数据以供社会科学学者分析，试图提出一些国别区域研究的理论模式，从而开启了注重经验研究的路线。经验研究强调对国别区域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理论建模等定量研究，既重视对一国自身不同发展时期的历时性比较分析，也重视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共时性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出国别区域内在的某些客观规律或理论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竭力将先验理论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走中层理论的路线，弥合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强调把国别区域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研究框架之中，试图借助已有的二级学科框架为国别区域研究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根基。比如杜克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系主任默克斯（G. Merkx）就提出将国别区域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之中，强调对特定变量（在跨国相互作用中）的研究。不过，总体来看，重视国别区域研究中层理论建设的努力成效并不大，这一工作非但没有带来国别区域研究的改善，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分歧。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大量原先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重新回归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的母学科麾下，国别区域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深刻矛盾。当然，这一矛盾也并非全然是消极的，也有学者认为此种矛盾恰恰是国别区域研究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和潜力的最大来源"。
（四）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还有一个无法摆脱的争论，就是全球性与区域性的争论，这是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内在矛盾的反映。事实上，尽管国别和区域可以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进行研究，但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一些国家眼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想象的异邦"。严格来说，不同国别和区域都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无法与整个世界相脱离。所谓的国别和区域，不过是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而产生的历史建构物。因此，究竟把国别区域作为从属于全球主义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地区主义的独立分析单位，也一直是国别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争论点。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不胫而走，推动全球主义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力量，人们越来越接受全球主义的重要性。不管做出何种的界定，也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全球化被普遍认为是跨越边界的运动，推动地方性因素、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在世界范围连为一体。从这一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将荡涤国别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刷下将不复存在，以此为基础的国别区域研究也就不再有什么意义。跨国主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在 20世纪 50 年代，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等是政治化的传统界定，是相当武断的做法且容易引发争论。比如，阿富汗的地位就十分尴尬，它究竟是南亚地区的一部分，还是中东地区的一部分，抑或中亚地区的一部分?为什么非洲大陆被划分为北非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缅甸和菲律宾共同作为东南亚国家是基于什么样相似的文化特征?波罗的海国家究竟应该被视为欧洲国家，还是应该被视为中欧国家或原苏联国家?欧亚地区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单位吗?随着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所有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重新界定，传统的研究边界需要破除，一些跨国族群和跨国网络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比如基地组织、族裔群体和散居群体、基于互联网的全球行动网络等，都在重新塑造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地图，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别区域研究一时间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主流。在这些观点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必要研究单个国家或地区，因为很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比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病肆虐、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等。由于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家边界，使得基于单个国家或区域的详细研究对解决问题毫无裨益，而新问题只能通过创新方法来解决，适用于全球性问题的创新方法需要汇集各学科的专业知识来供给。
面对全球主义国别区域研究的强劲潮流，学界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国别区域研究过于沉湎于全球化的研究。事实上，全球化有其跨越边界的一面，也有其塑造新边界的一面，是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统一。随着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不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而是涵盖区域内部各个国家和社会行为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等复杂内容。最早的区域主义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欧洲贸易特惠制度的产生。自此之后，地区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19 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及其发展，被称为恶意的地区主义（malevolent regionalism）;第二次地区主义浪潮是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引发的区域合作主义，主要成果是各个区域经济合作集团的诞生;第三次地区主义浪潮是冷战之后的所谓新地区主义，作为对霸权稳定替代方案提出的地区主义国际秩序。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这一术语由诺曼·帕尔默（Norman D. Palmer）最早提出，是指出现于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单一法案的出台与实行，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以地区为中心聚合发展，区域化和地区主义现象越来越突出，并且与之相伴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区域合作的新浪潮。相比之下，新地区主义强调区域的开放性，注重区域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在对话协商基础之上的自愿合作，是一种国家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开放地区主义。冷战结束以来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主导下的国际关系是由几个自然或者人为塑造的区域集团组成的。21 世纪，区域集团的强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形成欧洲、北美、亚太、拉美、欧亚、非洲等若干区域集团，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军事手段逐渐降到次要地位。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一个国家被排除在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之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排除在地区组织之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区域一体化动力的推动下，若干区域集团之间的秩序以及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建设，日益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新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新秩序的形态，前景还并不明朗。新地区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对着全球主义、民族国家主义、国家分离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由此注定国际新秩序在区域范围内的构建，也是一个极其曲折的历程。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传统的地理边界被侵蚀，但新族群、宗教、认同等新社会边界也在深刻发展，而这些因素的发展也是全球化带来的重要变化。因此，学界日益关注这些新的社会边界，它们也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探究，更重视对某一特定区域进行情境化分析，这是国别区域研究新的变化。
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边界在重塑，空间在重整，需要有新地区主义的视角，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和跨越地区的主题研究（thematic research）。出于此种考虑，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 1986 年建立了穆斯林社会比较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Societies），集中关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区。1994 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也设立了一个梅隆基金会资助的学位研究项目，致力于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和跨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争论并没有终结，还将继续下去，成为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动力。
3、国别区域研究的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开展国别区域研究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和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别区域研究。展望未来，国别区域研究正经历历史性变动，总的趋势是朝着全球化、在地化、学科化、平台化方向发展。
（一）全球化趋势
"研究什么?"是判断一个学科领域发展方向的首要问题。自国别区域研究产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于一个国家对域外世界的它者研究，表现为对某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综合研究，逐步构建该国国别学和区域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战略体系。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普遍联系日益频繁和紧密，对各种超越国别和区域的全球问题的研究越发吸引国别区域研究学者的注意力。国别区域研究逐步开展针对特定地区对全球性问题的回应研究，从观照地方到观照全球，推进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意味着每一个国别和区域都被纳入全球视野的观照之下，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及其地方性回应。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人口流动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且日益侵蚀着国别区域的传统边界，尤其是在散居人群和海外移民的研究中，一些地区内部的国界意义下降，比如欧盟和东盟，国别区域研究的基础也在发生着深刻位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口流动对国别区域研究的影响，因为散居人口会深刻影响其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互动进程，包括经济上的贸易和投资、政治上的族群摩擦以及思想观念上的诸多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影响着国别区域的运行规律，甚至塑造着国别区域的新边界、新关系。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美国和古巴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都受到人口流动和移民的深刻影响。在美国的大、中、小学，留学生群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教育文化，要求设立新的课程以适应这种变化。国界作为国别分析基本单位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文化边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日益上升的跨国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日益承担起作为新的分析单位的使命。尽管包括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女性主义与和平运动等，在实力、韧性和纲领成熟度上还各不相同，但都已经成为传统国别区域研究边界的挑战。
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进一步刺激了多学科的对话交融。且不论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引发了几乎所有学科学者的兴趣，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必读材料，包括技术、贸易、投资、金融、教育、医疗、文化、媒体、人口、族群、宗教、性别等众多社会问题被纳入全球化研究中来，而且也包括某一国别地区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研究。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开始呈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他们从各自国家区域的视角致力于探讨并尝试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并在本学科范围寻求与其他国别和地区的比较，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案。典型的例子包括金砖国家大学联盟框架下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研究，一些原苏联国家关于经济转型和民主转型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学者对发展型国家的比较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直接推动了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专业的成长。
（二）在地化趋势
"谁研究?"是影响国别区域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别区域研究之所以存在，最初就是源于满足欧洲殖民者在海外置产兴业的经济需求和美苏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战略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而且不同研究主体的具体研究偏好往往界定着其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与特征。按照这一指标，未来国别区域研究正在从外来者的观察向当地人解说当地的在地化发展。过去，国别区域研究主要是来自于特定区域之外的研究人员对该区域的外部观察，而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和深入，当地人逐渐加入到国别区域研究中来。未来国别区域研究趋向于对特定国别区域进行内部观察，由当地人来研究当地，"国别通"（本国的外国通和外国的当地通）越来越成为一个研究共同体。
其实，这一国别区域研究在地化的趋势，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就已经呈现出其轮廓。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例，经历了从最初的传统汉学（Sinology）向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转变。美国早期传教士对传统汉学的研究主要由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林乐知等人完成，近代以来则先后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孔飞力（Philip A.Kuh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包道格（Douglas Paal）等引领。尤其是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日益成为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主力军，比如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和赵鼎新、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王飞凌、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和孙哲、加州大学的郭苏建、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巴克尔内大学的朱志群、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杜克大学的洪朝晖、内华达大学的蒲晓宇等。他们与戴维·兰普顿、柯庆生、江忆恩、托尼·赛奇、沈大伟、谢淑丽、陆伯彬、麦艾文、傅泰林、欧博文、黎安友、鲍瑞嘉、狄忠蒲等一起构成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智库和大学纷纷与中国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研究在地化趋势更加明显。比如美国华府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先后与清华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此外，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建立了中心，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建立了双硕士项目，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也发展很快。通过这些渠道，中国本地学者越来越深地融入美国的中国研究行列，成为日益显赫的研究力量。
即便是在国别区域研究上学有专攻的学者，也有可能轻视那些在外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文化和社会要素的重要性，也容易忽略一些关键的内部理解和动力进程，因此有必要与当地人结成联盟，尊重他们的研究日程、研究视角、研究经历以及学术优先次序，进而对其国别区域研究的日程进行必要的调整。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国别区域研究日益重视得到来自当地人的帮助，比如俄罗斯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同行开展大规模的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也开始重视吸收当地研究力量来拓展对国别区域的理解，包括当地语言、文学、哲学、市政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被普遍重视。一些沿线国家的学者开始融入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通过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学术访问、举办人才培养的学位和非学位项目，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开始呈现出在地化趋势。
为了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在地化趋势，需要在研究载体和机制上创新，就是要加强实体化平台的建设。国别区域研究涉及多学科学者，如果没有独立的平台，没有形成必要的联系沟通机制，则很难展开深入的融合研究。在大学里，这一载体往往表现为一个实体化的独立研究机构（比如研究院、研究中心）。在智库方面，这一载体则表现为一个经常性的研究部门或研究项目。此外，还可以设立国别区域研究学会、创办国别区域研究杂志和建立国别区域研究图书馆等。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每一个研究机构或平台都是一个特定国别区域研究的联络站，这里不仅汇聚本国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而且也吸纳其他国家对自身的研究。依托一家研究机构、一项研究课题、一个学会、一份杂志等平台，有助于开展跨国的多学科交流讨论，推动国别区域研究日益属地化。
（三）学科化趋势
"怎么研究"界定了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最初，国别区域研究更多属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范畴，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的研究。语言、文学和翻译是打开国别研究的钥匙，其他维度的研究必须以外国语言文学为前提，或者必须是基于对象国语言文学而进行的拓展性研究。随着交往的深入，在对象国语言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研究，呈现为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二战以后，出于国家战略需要，美苏的国别区域研究汇集了众多学科背景的人员，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征十分明显。
环顾世界，尽管各个大学的国别区域研究中心陆续建立，但地位比较脆弱，对学科和经费都有着高度的依赖。从学科来看，已有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除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已经高度学科化的单位外，大部分往往分散在不同学科内，其前景受制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别区域研究往往被其所依赖的学科所俘获，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经费来源看，国别区域研究高度依赖政府支持和社会赞助，一旦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需求下降，国别区域研究就缺乏自我生长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别区域研究原先凝聚各学科协同合作的战略需要大大下降，国别区域研究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返回到学科性知识体系之中，回归各自的一级学科或基础学科。长期以来，国别区域研究比其他学术领域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跨学科传统，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更为紧张的是，不同学科竞争性发展的逻辑是致力于构建普遍性理论，而国别区域研究更看重地方性知识或区域学支持，认为西方大学发展起来的西方化理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国别区域应用。在此种竞争环境下，一旦政府和社会资助不再看重某一国别区域，这一国别区域的相关研究就会迅速在竞争中失去优势，不管是教职聘任、人才培养项目设立，还是研究项目申请，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展望未来，国别区域研究的前途有两种∶第一种前景是继续沿袭多学科交流的传统。国别区域研究一直有多学科融合的传统，二战后以来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尽管有时也会把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纳入其中，但在很多情况下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的点缀。国别区域研究一直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现实需求是其安身立命之道。当然，如果国别区域研究继续这一跨学科的传统，其地位就容易受到外部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因而始终保持脆弱的发展格局。另外一种前景是推动国别区域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形成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以及独立的学会、独立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独立的杂志、独立的专业等一整套学科系统。为什么要把与某一特定国别区域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是一个需要逐步形成共识的问题。简言之，这既与该国别和区域的战略重要程度相连，也与此国别和区域的文化特性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国家的"国学"研究也许会成为支撑这一国别区域研究主题的核心支柱，进而基于特定语言基础上形成横跨多种学科的协同研究。牛津大学的跨学科区域研究学院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一学院成立于 2004 年，依托这一学院将不同学科内的国别区域研究者聚集在一起，成为影响大学预算决策的重要力量。不管向着哪一种前景迈进，学科化都将是国别区域研究必须力争推进的方向。
（四）部落化趋势
"为谁研究?"也是国别区域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未来国别区域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门实践感很强的学问，无论是早期欧洲为满足殖民需要的"汉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亚非研究"，还是二战后美苏引领的国别区域研究，都具有很强的战略使命，要么是效力于国家战略需要，要么是服务于市场发展需求。毋庸置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和对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也将越来越具有服务实践的特色，经世致用仍然是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各地区日益连为一体，整个世界正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被"新美利坚帝国"（a new US Imperium）所支配。尽管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思想家仍在不断提供新的视角和知识建构，但基本上是美国学者和大学主导着世界的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甚至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培养。诚如安德鲁·威昂德（Andrew Walder）指出的那样，这一趋势使得关于中国的研究项目是由美国培养的社会学家在开展，而真正基于中国经验的视角和分析越来越少，导致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在其他国别区域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状况，"知识在美国生产，却在其他国别和地区消费"，美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出现了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回归。进入 21世纪后，"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的暴发，导致美国开始选择性关注阿拉伯和中亚地区语言与国别区域研究。与冷战期间的研究不同的是，美国大学中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更加多样化了，更加重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协作，进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理论路径，更加重视美国社会文化与这些国别区域社会文化的比较。不难看出，未来的国别区域研究越发围绕每一国别和区域形成跨国的部落或社群。不仅在发达国家形成了社群，在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独立的社群，且不同国家的社群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原本"为国家和社会而研究"的属性，开始呈现出"为学术而研究"的属性。
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特别提及了国别区域研究社群中学科化与国别化之间的矛盾。从事国别区域政治研究的学者，其学科基础应当是"纵向"深挖，立足于政治学基础知识，同时争取更多了解"横向"的知识，应该重点关注国际政治、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等等，而不是"国别区域学"。但是同在政治学领域，研究非洲的学者和专攻日本的学者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也不大可能在同一个学术团体内相互切磋。同样，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拉美经济的专家和研究中东经济的专家大概也很少有机会沟通。导致国别区域研究部落化和社群化的更重要原因，来自于国别区域研究对自身独特性缺陷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纯粹从某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视角、理论和日程出发对域外知识进行建构，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建立对国别区域之庞大复杂社会，进行综合性、社会性、历史性的理解。大卫·桑顿认为，鉴于国别区域研究从自身出发建构域外知识存在的缺陷，有必要引入其他视角的观点以保持平衡，"在美国的核心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当中，淡化政策制定者和广大民众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一直以来都是区域研究的基础性功用，而且也是其将来的主要作用"。
需要把本国视角的域外知识建构与域外视角的该国知识解说结合起来，深入推动对话交流，构建关于某一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国知识网络，"拉美研究是北美人与拉美人一起做的研究，而不是做给拉美人的研究。"因此，将局外人的观察和局内人的视角结合起来，有助于提供一个更全面和更具分析力的框架，尽管在现实中此种努力的难度很大，但这是国别区域研究未来的前进方向。
国别区域研究的部落化趋势要求形成"国别通"和"学科通"的融合发展。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最好能够同时具备两个身份∶ 一个是某区域或国别问题的专家，另一个是某学科的学者。一方面，要与研究同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但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也要与同一学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专家互通有无。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同样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努力，既要培养通才、"杂家"，也要培养专家、"工匠";在课程设计上，既要显示各国各地区的特性，又要突出它们的共性，据此完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可喜的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无论是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社会各界的发展需求，都有助于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深入发展，相关的资源、机会和研究条件都会大大改善。要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提倡跨专业、跨国别与区域的综合研究，开设一批高水平的课程，撰写一批相应的教材，努力培养更多的通才和专家。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国别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其所反映出的时代趋势是地方性知识的复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反之，越是全球化，越是地方化。对于一个拥有 70 多亿人口规模的世界来说，所有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更不可能整齐划一。相反，多样性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的常态，世界的统一性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当然，多样性也离不开世界的统一性。国别区域研究是世界与生俱来的学问，政治和战略因素可能会影响国别区域研究的兴衰，但无法取消国别区域研究，也无法长期维持源于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文化霸权地位，这就是国别区域研究的基本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