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思考纸张技术的形成及其为知识的生产作出贡献的方式。曾经被认为是历史探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样的反思，也适用于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对象、通常被称为事实和数据的证据、观察和客观性的概念。本文探讨的是历史学家使用数字技术理解纸张技术时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主要利用笔者将历史上最庞大的系列医疗记录之一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这是一个有着8万个17世纪占星术案例的系列，共64大卷。笔者称之为“医案簿项目”。这项工作是医学史和数字人文科学领域的一次试验。它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了解17世纪的纸张技术。证据的问题和证据的再现及分析是这一工作的核心。该项目是一次使用数字技术来理解纸张技术的试验，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医学社会学家对患者历史、医疗接触和病痛叙述的关注。

劳伦·卡塞尔（Lauren Kassell），剑桥大学科学和医学史教授，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博士后，“医案簿项目”（ http://www.magicandmedicine.hps.cam.ac.uk/）主持人。

引言

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思考纸张技术——手抄本、笔记簿、印刷书籍及其索引、注释和排序工具——的形成及其为知识的生产作出贡献的方式。曾经被认为是历史探究的物件，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样的反思，也适用于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对象、通常被称为事实和数据的证据、观察和客观性的概念。本文探讨的是历史学家使用数字技术理解纸张技术时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本项研究主要利用笔者将历史上最庞大的系列医疗记录之一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这是一个有着8万个17世纪占星术案例的系列，共64大卷。我称之为“医案簿项目”（Casebook Project）。正如本文所解释的，这项工作是医学史和数字人文科学领域的一次试验。它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了解什么是17世纪新的纸张技术。证据的问题和证据的再现及分析是这一工作的核心。

制作书面文件的过程（在本研究中，是一系列的医疗接触，即medical encounters）形成了谈话和倾听、思考和记忆、阅读和记录的习惯，正如这些过程一样，将记录数字化的过程（拍摄、转录、编码）会产生意义。将手稿记录数字化，并不会使其立即变得有意义。“医案簿项目”的主要挑战是忠实于17世纪档案，同时又能以21世纪的读者理解的方式呈现历史文献及其所记载的医疗接触。这些记录从定义上对多种用途和解释具有开放性，项目的目的是在保留记录中的某种现场表演感的同时，保持技术和分析上的复杂性，并指导用户理解这些记录的关键技能。

作为医学社会史和科学史工作者，笔者借鉴微观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专注于直接而且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动力，并且追问知识是由什么构成、意义如何产生等基本问题。“自然化”（naturalisation，作者意指“转变”，即启蒙运动时期发生的，从把自然界理解为与魔法共存的世界到把自然界理解为按自然原则运行的世界的转变——译者注）赋予知识、物体和身体以内在固有的、确定的价值，将此作为问题来破解，给这项工作带来了启发。我的问题和理论立场讨论的是批判性医学人文学科（critical medical humanities）领域关注的问题，而我的方法和文献来源则牢牢扎根于历史实践。医案簿被有意置于我分析的中心；在每个节点上，我们都需要探寻这些文件无论是以物质形式还是数字形式，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们代表了什么。这促使我们首先对17世纪医疗记录的构成作一次历史评估。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医案簿记录了医疗接触，并有可能记录患者的声音，但它们并不一定包含有关疾病的叙述。在对17世纪医疗记录的构成作历史评估之后，我们将对作为过去疾病的体验和治疗实践证据的医案簿以及使用数字工具对其进行研究的潜力进行思考。然后，本文将基于新兴的数字人文学科领域的论点，利用“医案簿项目”的经验教训，论证在使用数字工具时重视文献来源物质性（materiality）的重要性，以及让数字可视化技术也像其他形式的证据一样接受批判性评估的必要性。计算机生成的数据可能从定量方面看是稳健的，但它们在本质上不是确定的，其含义也不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任何其他人造物一样，对它们需要进行分析。然而，这些数据通过研究团队和计算机小组生成的方式，它们所采取的形式——百分比、表格、图表——可能导致对这种材料的物化或盲目崇拜，而不是根据关键标准对其进行评估。数据和声音、列表和叙述、校准和感觉，既是近代早期的医疗接触记录的特征，也是医学史家的工作。

什么是医疗记录

医生并不总是作记录。这种做法是古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发明的，失传了一千年之久，在16世纪的意大利由医生模仿他们古代先驱的模式而重新发现。希波克拉底在黏土板上记录，16世纪的医生在纸上记录，他们共同的习惯提供了一个起源神话，将医疗记录定位为理性医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叙述疾病和记录医疗接触情况往往是这些记录的特征，但并非总是如此。我在后面将回到关于医疗接触、疾病叙述及其在医学史和医学人文科学中的地位的问题。首先，我想大致描述一下医疗记录的历史，这并不是要将其定位在古老的系谱当中，而是定位在“纸张技术”的历史当中。

当医生们在16世纪中叶开始作记录时，他们通常在笔记本上记录医案，像商人和学者一样，参与到记录信息并以系统和新颖的形式组织这些知识的更普遍趋势当中。这是第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笔记本是形成秩序的一种工具。17世纪下半叶，近代早期科学权威开发了培养记忆和记录笔记的方法。他们模仿古代权威和人文学者的技术，并将其转化为数据收集和协作研究的长期事业。笔记和笔记本遵循惯例，但产生笔记和笔记本的演讲、写作和收集的习惯却因人而异。

除了在医院、其他慈善组织及私人诊所工作之外，近代早期医疗从业者都是以私人方式工作。他们有时上门（经常是在患者家中）诊断，或者通过捎信儿或信件进行个人咨询。那些记录医案的人借用了日记、登记簿或证词的形式。通常要记下患者的姓名、年龄、病诉、患病原因、处方或付款情况。一些从业者默记于心，甚至在可擦除的蜡片上粗略地做笔记，这是一天结束时记下完整的记录的基础。有的只记录了特别例外的情况，有的记录了所有的医案，形成了连续的系列实践记录。这些连续的从业记录后来被称为医案簿。不管这些记录是否采用日记、登记册或证词的形式，后来通常都加以整理排序，按患者姓名、疾病或治疗方法来索引和摘录，为医学观察提供了依据，有时印刷出来作为医生专业知识及医生为知识的进展作出贡献的证明。正如吉安娜·波马塔（Gianna Pomata）指出，观察形成了一种“认知流派”，意思是一种植根于某种特定学术形式的“认知风格”。到17世纪后期，保留记录的做法已经变得比较普遍，尽管不一定有更多的医案被编纂。

医学观察构建叙述，记录者编写列表和表格，所有形式的近代早期医学记录都遵循惯例和程式。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考察过16世纪和17世纪医生对建构特定医案和治疗方法的兴趣勃兴，以及从记录证明医生成功治愈的医案到记录关注患者和疾病的医案的转变。关于发展成为培根式医学的系统性疾病记录，特别是大部分由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的托马斯·西登纳姆（Thomas Sydenham）所作的记录，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将重点从认识论转到实践的同时，在一项考察现存近代早期英国医案以及医生对其记录实践的反思的研究当中，我已经论证过，记录流程是医学咨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笔记是在事实之后记录下来的。作为仪式化的展示和具体化的知识，医案簿塑造了他们记录下来的医疗接触的形态。医疗技术和产生医案簿的技术一样，包括从备忘录到印刷出来的医学观察，像其所记录的医疗接触一样，都是医学史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医生开始记录他们的做法几十年后，自学成才的伦敦占星家西蒙·福尔曼（Simon Forman）开始记录一系列笔记中的第一本，这些笔记成为历史上现存最大规模的医疗记录之一。他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了白金汉郡的牧师理查德·内皮尔（Richard Napier），他们及其助手一起在1596—1634年间记录下了8万次咨询。大部分都是关于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这些医案簿是在咨询期间记下的，咨询通常在占星家的书房中进行，在那里，他们接待来访者或收到他们的字条。占星家在其开放性的笔记本中记录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和提出的问题。接下来，他会画一张星象图，画出提问那一刻的星体位置。这可以让他了解情况，对疾病的原因作出判断，并了解来自患者自述（she supposeth）和其他迹象的辅助性证据，尽管这些证据通常自相矛盾。有些医案还包括开出的治疗处方和收款的细节。福尔曼一直遵循这个程序，直到他1611年去世。他所有的医案簿并没有都留存下来，而内皮尔则继续记录，一直持续到1634年，完整记录了他40年的从业生涯。

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福尔曼和内皮尔记下这样系统的记录的原因，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们为何保留了这些记录。但我们确实知道，由于占星家需要在接受提问或捎信信息到达的那个时刻画出一张图，因此他们是手里拿着笔工作的，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形成记载的习惯。我们也知道，这些占星家正在参与到当时更广大的趋势中，写作、保留和重复使用各种形式的书面记录。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的系统性及其庞大的规模，让我设计了一个将其数字化的项目。我曾经想过，数字工具将提供某种手段，让我们掌握这个难以处理的档案中的证据。但我发现，使用数字技术既回答了许多关于历史证据的问题，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纸张技术教给我们关于数字技术的知识，反之亦然。在说明这个项目及其经验教训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记录（具体来说是福尔曼和内皮尔的记录）为医学史作出贡献的远大前景。

医疗记录与医学史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史的兴起以及关注点转向患者，人们开始使用医疗记录，其中医疗史学者最为急切。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人们就发出了将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患者的体验包含到医疗史当中的呼吁。但是，正如弗吕兰·康卓（Flurin Condrau）勾画的那样，关于患者的一组两篇开创性文章，一篇由医疗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写作，另一篇由医学社会学家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所写，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表，这与人们对患者权利的社会、政治和医学关注日益增多碰巧同时出现。波特的《患者的观点：自下而上研究医疗史》（Porter 1985）以17世纪伟大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为中心，主张通过生活书写的方式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视角。阿姆斯特朗的同名标题文章《患者的观点》（Armstrong 1984）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他追随福柯的写作方法，把患者当成一种医学的建构物。虽然波特和阿姆斯特朗同意患者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他们对这样的历史研究所带来的结果的看法并不一样。

对于福柯来说，18世纪医院医学的临床“凝视”（gaze）产生了医学的主体。这是作为知识和权力场域的身体的更广大历史的一部分，通常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方面理解。福柯假定的这种从前现代主体性到现代医学化主体性的转变，被另一位社会学家尼古拉斯·朱森（Nicholas Jewson）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加以图式化。以埃尔温·阿克奈希特（Erwin Ackerknecht）关于医生工作的著述为基础，朱森追踪了医学知识的生产模式，将1770—1870年间从病床床边医学到医院医学再到实验室医学的转变来定位“病人的消失”。床边医学的感知是病人是人，并听取其对主观定义的感觉和感受的“口头分析”，医院医学将其视为通过对可观察到的有机结构进行身体检查来分类的医案，而实验室医学则使用远距离技术方法来评估，不是评估一个人，而是评估一个由细胞构成的复合体。在这个图式中，医疗接触采取了各种形式，每种形式在患者与医疗从业者之间建立不同的动态。患者的叙述——朱森称之为“其病情过程的自我报告”——只在床边医学中具有突出地位。在没有像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学家一样明确思考纸张技术的本质的情况下，朱森将系统和可量化医案记录的产生归功于医院，并认为从中收集到了可观察的数据。

波特用不同的方式形成患者的概念。患者和医疗从业者是一个体系的构成部分，“患者”（sufferers）在日记和自传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波特将福柯的分析视为没有历史背景而加以抛弃，并且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统中提倡进行实证研究，以发现和研究由遗失的声音构成的知识宝藏。对于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思考的人来说，患者声音这个问题就是：它遗失了，但还是一种话语的建构。正如康卓指出，这些讨论在医学史中没有什么方法论上的价值。种种研究要么侧重于医疗实践， 将无声的患者作为一个不可知的建构来绕开，要么不加批判地将患者从档案中挖掘出来。有两本重要的著作集中研究了患者的病痛体验和医学记录中的治疗过程的证据，它们是：迈克尔·麦克唐纳（Michael MacDonald）的《神秘的伯利恒——17世纪英格兰的疯癫、焦虑和治疗》（Mystical Bedlam: Madness, Anxiety and Heal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1981）；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的《皮肤之下的女人：18世纪德国一个医生的患者》（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1991 [1987]）。这两本著作使上述画面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讨论。不过，正如康卓指出，医学史学家需要批判性地重新评估患者、知识和疾病的原有分类。

如果说医疗史学家没有解决关于如何研究患者的概念性问题，那么，在另外一些领域中，患者、关于疾病的叙述和治疗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医学人文学科内部，医学接触获得了“原初场景”（primal scene）的地位。将医疗接触理解为产生有关疾病和治疗的叙述的场域，培育一种还原患者声音的伦理上的必要性，其中的优点现在还存在争论。这些争论的一个方面，主要围绕叙述是一种固有的人类反应，还是由历史和文化力量塑造的一种习惯性建构——与主观经验截然不同，并且其本身就是让生物医学自然化的霸权的产物。在我看来，叙事的实践和意义本身就有历史，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的身体模型——把身体看作一个容易腐败的液压系统，需要通过忏悔和驱魔来净化。正如叙述需要被历史化，对于医疗接触，也需要在关于治疗的社会和宇宙动力学这种更广大的历史当中理解。认为“医疗接触”的模式是从倾听患者的医生到不倾听患者的医生的转变，在我看来，这种模式似乎不能解释语言、身体、社会和宇宙论等迹象的复杂性，而疾病和治疗常常记录在这些迹象当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占星家医生们听取患者的提问，并从星体的位置判断病因。当来自患者身体或报告中的证据讲述不同的故事时，他们也会记下。

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转向对患者的关注，信件、日记和其他自我记录的文件等医案簿让人们看到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疾病和治疗观点的前景。麦克唐纳和杜登的书，为使用医疗记录以及相关医学观察体裁来撰写崭新的医学史展现了更远大的前景。麦克唐纳的《神秘的伯利恒》以内皮尔医案中的疯癫记录为中心。杜登的《皮肤之下的女人》 研究了18世纪早期德国医生约汉·斯托奇（Johann Storch）对女性疾病的观察，这种观察留下了多卷的记录。内皮尔的医案簿是程式化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斯托奇的记录则提出了一个关于女性医案的概要性视图，把女性向他叙述的事件与其他来源的故事并列。杜登复原了医疗接触的一种形式，其中疾病和妇女的身体都有了社会定位，妇女知道，医生也可以通过她们的口头语言和身体迹象解读她们的疾病。正如杜登对麦克唐纳著作的评论那样，麦克唐纳的研究显示“存在着一种内部没有划分、外部没有边界的身体”，一种“作为社会控制具体对象的‘身体’”的最初形态。斯托奇和内皮尔虽然生活工作时间相差近一个世纪，并且在不同的地区，但在“自然的身体”形成之前，他们以相似的方式记载了一个时代。从杜登的论点推断，这是历史上医生的著述可以得到具体化的时刻。

医案簿和观察似乎非常适合麦克唐纳和杜登的方法论要求——把身体作为一个话语的构成形态进行研究。在《神秘的伯利恒》的简短序言中，麦克唐纳承认他向福柯学习了很多。他并没有将《疯癫与文明》改写一遍，变成“平白和可触知的形式”。相反，他试图发现“疯癫和治愈的民间流行信仰（popular beliefs）如何向人们启示了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福柯对健全人、对知识分子和官员著述中的愤怒作了回应，麦克唐纳则通过内皮尔医案书中的大量数据恢复了“2000个不为人知的乡下人”的苦境。他的证据是平凡而普通的，他使用创新的计算机技术方法和话语分析来理解这种苦境。

麦克唐纳和杜登的著作预示了利用医疗接触中产生的文献理解社会和文化实践（通过这种实践，思想和身体被定义）的可能性。然而30年后，罗杰·库特（Roger Cooter）却感叹说，尽管英国的医疗社会史学在制度层面上兴旺发达，但这门学科在思想上却奄奄一息。它未能应对其核心概念的挑战：“医学使身体物化，历史使过去物化。”库特认为，在他们努力将患者历史化的过程中，医疗史学家们使身体物化。麦克唐纳和杜登的重要经验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医疗记录继续被宣传为医疗史至关重要的文献来源。

1992年，冈特·里塞（Guenter Risse）和约翰·哈利·沃纳（John Harley Warner）向医疗史学家发起挑战，要充分利用患者记录来研究医疗实践的动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恢复通过医疗从业者的笔作为中介传达的患者声音。随着阿克奈希特1967年呼吁通过医案史对“行为主义”医学疗法进行研究，并指出这项工作已经用20年的时间站稳脚跟，里塞和沃纳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对构成医疗记录的各种文献作了定义，包括个人的和机构的文献：医案史、临床图表、患者笔记。16世纪和17世纪的医疗记录，包括内皮尔的医疗记录，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了，但他们的讨论集中在18世纪晚期及以后的情况。他们指出，这些记录在材料（包括数据和叙述）数量和质量上的丰富是无与伦比的，并提醒人们，不应将这些材料解读为明确的、客观的编年史或对患者经验的未经过中介的直接讲述。他们强调，医案史是叙事，是在分析框架内写成的，这些框架本身会因政治、意识形态和个人而异。在这些限制性条件下，他们详细说明了利用医疗记录研究医疗实践历史、疾病人口统计学、社会文化差异与治疗、医疗实践与科学思想之间关系等的机遇。沃纳在1999年重新讨论了这个话题，重申了对患者记录的兴趣与历史学家研究实践、参与叙事以及弄清新的历史资料来源这种更普遍的趋势之间的联系，他敦促历史学家思考将这种记录作为研究其内容的项目的一部分的形式。任何想要使用医疗记录进行研究的人，第一个任务就是认识到这种记录是一种具有独特历史的书写形式。

医疗记录的形式包括重复的数据列表和各种各样的叙述。作为数据系列，他们可以很容易量化，提供明显客观的统计资料——患者的人口统计和疾病种类的统计。里塞和沃纳指出，医案簿和计算机技术一直以来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方面最典型的历史学家可以从麦克唐纳的人格形象中体现出来，他冒着被堆积如山的计算机打印输出文件掩埋的风险。作为在史学中使用计算机的先驱，他用带孔的记事卡片、织针（knitting needles，用于穿带孔的卡片——译者注）和大型计算机计算2000例精神障碍患者医案的样本数据。他的学生罗纳德·索耶（Ronald Sawyer）跟随他逐年逐月地（如1601年1月、1602年2月，等等）通过抽样研究内皮尔全部医疗实践的疾病概况。内皮尔的医案簿包含可以计算的数据，按叙事顺序排列，通常根据因果事件来表达。这些记录的框架是根据记录叙述和收集数据的惯例形成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们并不是未经过中介传达的对疾病和治疗的体验。

“医案簿项目”受到麦克唐纳方法的启发，也受到波特关于复原遗失声音的呼吁的鼓舞，以及杜登关于研究自然身体的挑战的启示。麦克唐纳使用了一个主机，在我最初研究福尔曼的工作中，我使用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种电子表格，“医案簿项目”使用XML（可扩展标记语言）和程序来处理数据和元数据。这是蒂姆·希契科克（Tim Hitchcock）提到的利用计算机来处理过去的“人类内容”、复原普通人声音的一个例子，这种声音已被传统的历史学术研究所遗忘。本文的其余部分讨论的是使用数字技术来理解占星家纸张技术的经验。

医疗记录数字化

8万次咨询是按时间顺序记录的，但又不总是按照分钟、小时、日期记录，对于这个系列的记录，我们如何理解？它们是系统的记录，详细描述了成千上万患者的数据，内容广泛，经常是对患者和医生之间撕心裂肺或令人不解的交流的跟踪，有时延续几十年，包括家庭成员和住户。它们需要量化的工具来浏览其跨度范围，需要定性的理解来解释其意义。

对于每一个医案，“医案簿项目”都会转述问诊提出的问题，并对整个记录的详细信息进行编码。每个条目的编辑文本范围从5到50个单词不等，元数据记录下该医案的属性和广泛的细节，从而让用户可以系统地参考该项目的内容。这是逐步推进的工作。完成后，该系统将包含8万次咨询的、经过编辑的问题，估计共有350万单词，编码大约是该元数据的6倍。该项目还包括一个全面的医案手稿的图像档案，安装在一个开放获取的网站上，其中包含对手稿的介绍、阅读文本和检索指南，关于占星家及其保持记录的信息，以及详细的编辑指南。我们用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标记的完整数据内容也可以下载。医案簿产生的是数据和文本，就像许多其他项目一样，处于创新的数字人文科学与传统的文本编辑之间的交叉界面。这也是多项新的工作的成果。我没有坐在图书馆写书，而是设计了一个项目，获得了一笔经费，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编写这些数据并生成数字版本。没有迈克尔·霍金斯（Michael Hawkins）、罗伯特·拉利（Robert Ralley）、约翰·杨（John Young），以及从2014年加入的乔安妮·艾奇（Joanne Edge）、珍妮特·伊冯娜·马丁-博图格斯（Janet Yvonne Martin-Portugues）和娜塔莉·卡乌吉（Natalie Kaoukji），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的受众被定义为用户，而不是读者，项目的挑战之一是引导他们批判地使用医案。

在“医案簿项目”的工作中，关于证据的两个问题已经出现。将三维的、模拟的，往往是叙述性的文本材料转换成数字格式，意味着什么？这个过程有可能引起人们关注——而不是抹去——原初人造物的实物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卷装订手稿笔记本。运用数字工具，我们可以在办公桌上浏览大量的这些文件。在这种视觉可操作性的比喻中，隐含着第二个问题。数字技术使我们能够相对容易地积累和操作大量的数据。表现这一点的主要模式是视觉地图、图表或其他工具。能够看到数据，意味着什么？这些关于证据的形式及其再现和操纵的问题，既对医疗史和医学人文学科很重要，也对数字史和数字人文学科很重要。

物质性

仿真设计（skeuomorph）是用新材料对某种物体的复制，同时保留原有构造的外观，就像一个看起来像木质的三聚氰胺桌子。这个单词是在一个多世纪前创造的，并在近几十年为人们所使用，且被（某些人说是错误地）改动，用来指在计算机界面中对视觉隐喻的利用。数字平板电脑上的“键盘”就是一个例子。仿真设计是有争论的，可能有着认知和直觉的输入要素，并且属于意味的问题。正如模拟纸质感的游戏设计显示，不只是历史学家对枯燥、扁平、充满文字的东西充满了迷恋。数字技术并不是物质的敌人。

数字技术的兴起，恰好与人们对视觉证据和实物物体的性质越来越强烈的反思同时出现。在人类学研究的驱动下，文化史项目的一个部分是考察过去实践的仪规性。对历史学家来说，这需要想象过去的场景，以声音已经消失的角色充当当时的人，以长久以来就已经消失的道具来布置。实物性的文物，包括书面文字和图书、手稿和其他人造物，已经越来越被视为社会和知识交流的物体；从便宜的印刷品到家族档案等知识的来源本身就是人们探究的对象。关于图书和读者的历史，很大一部分跟踪的是普通人（通常不知道其名字）使用书籍的方式。书籍这样的人造物，在页面边缘和封底的空白处书写，往往是过去的实践的唯一证明。这是物质性发生作用和具体体现的过程。对于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来说，正如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所说，需要将此理解为“文本的物理特征与其表征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物质性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连接——从实物到使用者。

在数字化工具被用于学术编辑时，它们遵循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多种形式关注文本物理特征的传统。例如，数字整理技术方法就正在开发之中。而且，随着数字工具开始把握图像以及文本，数字编辑人员——正如模拟编辑长期以来就已经知道的那样——已经开始了解编辑工作将使得文本的文字性质更加明显。编辑工作转换文本，会改变文本，而且在每次转换中既失去了一些东西也获得某些东西。正如安德鲁·普雷斯科特（Andrew Prescott）所说，使用数字技术并不意味着在数据海洋中失去灵魂。数字工具为人们提供一种利用他们所处理的文献来源的物质性的手段。

关于数字化生产与从中得出的物质人造物之间的关系，每个数字化人文科学项目都有自己的故事。许多数字编辑项目（如常规印刷版）不包含原始文献的图像。这通常是一个实际的约束因素，由成像的成本以及记录拥有者的意愿来决定。相反，以图书馆或档案馆为基础的项目是以物为中心的，往往产生文本的数字替代品。无论项目形式如何，数字化都形成种种卷、集，将某种由纸张、墨水和其他材料制成的东西转化成某种在屏幕上可见和可操作的东西。

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共有3万页，现在已经装订为64卷。它们是业务来往的口头和书面遗存，有关这些交往，没有保存其他证据。当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收集这些占星家的文献、装订成册并将其作为收藏的一部分赠予牛津大学时，这些医案簿便成了产生医案的事件的静态古迹。占星家日复一日、一小时继一小时地写满他们的笔记本，他们的记录也就遵循日常的惯例、季节性的日历和天体的运动进行。这些记录的唯一顺序是他们按日常时间排序，在其中记下了占星家和客户的习惯。序列中的中断、重复、插入，都承载了这些行为模式的含义和占星家记录习惯的意义。医案簿跟踪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生活时间，并且具体体现了书面的、社会的时间，不过这两种时间并不总是重合。我们的编辑把握了两种时间，保存了将这种时间写进其中的病案的顺序以及它们所记录的事件的顺序。我们的项目使得按照其页面顺序即按照占星家的日历和习惯解读这些医案成为可能。它也使人们可以按照日期、根据占星家和他们的客户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阅读。通过数字版本，我们可以看到装订起来的医疗接触记录的时间顺序。

数据可视化

跨越时间来看，是一种比喻。视觉特征是由数字技术推动的，视觉证据如今非常稀缺。数字产品或者通过效果不好的微缩胶卷复制本，或者是通过图像阅读器将高分辨率图像重新组合成可以通过图像阅览器翻页的书籍，使我们能够在电脑上看到古旧书籍。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的图书馆和重新建构的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街道。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种罕见的、很多人需要的技术超越视觉技术，听取17世纪的布道。意义是通过人们看到的实物传递的，但看到并不一定是认识或理解。观看，像阅读一样，是一种需要培养的重要技能。个人电脑通过访问大量的信息，培养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假性知识（pseudomniscience）的文化，这是一种我们无所不知的错觉。假性知识有可能将知识（knowledge）降级到信息（information），破坏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数字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确保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变得在分析上具有可操作性。正如地图制作者、统计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很早就知道的，视觉材料的使用也像使用其他形式的证据一样，需要有批判性的关注态度。

然而，正如乔安娜·德鲁克（Joanna Drucker）所认为的那样，数字人文学科使用的标准数据可视化工具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借鉴的。这些工具有着关于客观、肯定的证据的假设。德鲁克认为，数据会设定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人文科学中，我们是在“卡皮塔”（capta——一个术语，提请大家注意的事实是，当我们引用数据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客观的、绝对的、真实的。从词源上讲，数据的意思是“给予”，而“capta”的意思是“采用”，因此“capta”将重点从证据的来源转移到了证据如何形成——译者注)中处理证据的，即证据可以被拿来并建构，而不是像数据那样是给定的。观察和经验产生了模糊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把握这些特质的图形。德鲁克的论证包括语义分析方面的工作，并提供了一个框架，供人们理解语料库和计算机语言学家使用数据绘图、文本挖掘和其他形式的语义分析所形成的证据。老式的、逐句的、“内在”的阅读是定性的；“外在”的阅读产生有关单词和短语出现（频率）的数据。数据当然是有历史的，德鲁克区分数据和“卡皮塔”的危险在于，通过在给定的证据与所提取的证据之间作出区分，她使自己关于所有数据事实上都是“卡皮塔”的论点失去了依据。数据（data）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某种修辞功能，丹尼尔·罗森伯格（Daniel Rosenberg）认为，这一点在该英文术语的历史变化中显而易见。“数据”在17世纪中叶开始使用，在18世纪，其内涵“从那些处在任何可能的发现过程之外的东西，转变成为人们试图通过实验和观察所寻求的范式本身”。

当我开始思考“医案簿项目”的雄心壮志时，我叩问数据的视觉特征和图形显示的意义，该项目的目的是使用户能够搜索和浏览所有的记录，放大特定的个人、社区、群体或问题的主题，并联系数据的全部语料库缩小定位这样的研究发现。编辑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的过程，是将其占星术体系中页面上的记录数据转变成按照类别编码的数字数据，意图是再现占星家及其客户的社会经验和医疗体验。视觉的再现——地图、图表——会使神秘的占星术手稿转化为书写历史的有意义的证据。然而，危险就在于，数据可视化将使定量优先于定性，使确定性超过不确定性，并破坏作为文献的记录的性质，因为这些记录是作为一系列医学接触的一部分产生的，每当有人问占星家“我得的是什么病”时，这些文献都确立关于身体与星体的对应关系，捕捉到了数据和声音。

“医案簿项目”是一次使用数字技术来理解纸张技术的试验。像传统的编辑项目一样，它以文本制品为中心，把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置于近代早期的写作和记录传统习惯当中，既参与了学术编辑的固有传统，也参与了数字编辑的新实践。它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医学社会学家对患者历史、医疗接触和病痛叙述的关注。它提出了关于证据类型（数据和叙述、引语和图形）的基本问题，这些都可以用来书写医学史。在让过去成千上万人的医疗命运的记录结果变得可以使用和有意义的努力当中，本项目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使用户能够在400年前的身体世界和社会世界中遨游，在人们如今可以就这些非同寻常的文献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当中，为他们提供指导。

（本文注释内容略）

赵秀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