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历代西域诗钞》的编纂

《历代西域诗钞》（本文所引该书的内容，均来自《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文中简称《诗钞》）的选辑出版过程有着很多曲折的故事。《诗钞》的编者吴蔼宸先生生于1891年，字世翔，福建福州市人，出身五代科甲望族。1910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工科矿冶系，毕业后留校任预科教授。1932年，吴蔼宸先生被新疆省府聘为高等顾问，后委任驻新疆外交部特派员，随当时的外交次长罗文干视察塔城、伊犁，又奉命赴莫斯科参加新（疆）苏（联）商务贸易会议。新疆的工作经历让生长在南方的吴蔼宸先生对西北大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特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致力于搜集有关西域尤其是新疆地区的诗歌，计划结集出版，可惜未能付梓便已仙逝，只留下遗稿，并自序云：

余曩著新疆纪游，遇有关新疆之诗歌，则别卷录存，不时诵读。一九三六年在国外，又从全唐诗中搜集百余首。旋因人事匆匆，束阁不观久矣。一九五四年海外归来，偶启书笥，原稿尚存，欲有以完成之，乃于中央文史馆从公之暇，时往图书馆重加搜辑，补录宋元明三朝之作，并以充实唐清两代之诗，经四寒暑，始成是书。凡歌咏当地风土人情，以及赠行咏物诸篇，均在采取之列。

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繁体竖排出版了吴先生的草稿，定名《历代西域诗钞》，翌年重印一次，2001年6月，改用简体横排第二版。第一版的“出版说明”标识本书“共搜辑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内地部分诗人文士吟述我们伟大祖国西部边疆地区人情风物的诗歌一千余首”，实际统计为98位作者，1034首诗和1首汉郊祀歌，材料颇为丰富。在此之前，只有1981年陈之任等先生选编的《历代西域诗选注》，收有历代46位作者的275首诗和无名氏的乐府6首，但大概有三分之二篇幅是清代15位作者的193首诗。之后，关于西域诗歌的专书也寥寥无几，新疆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正着手编纂《历代西域诗全编》《唐代西域诗辑注》等西域文学专著，尚未问世。所以到目前为止，吴蔼宸先生选辑的《诗钞》是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域诗选本，辑选时间跨度长、数量多，且所选诗歌大多标明出处来历，查有所据。据学者考证：《诗钞》所入选诗歌除元代诗人秦约、明代诗人胡若思、周恂如、周孟简四人诗歌没有标明出处外，其他全部都标出了总集或者别集的选本。（韩留勇《〈历代西域诗钞〉编纂得失之我见》，《塔里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瑕瑜互见，因为这本书在吴先生生前并没有最后定稿，很多考证和时限排列上都有明显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在选诗的体例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以下摘自自序中的这段话：

凡歌咏当地（按，指新疆）风土人情，以及赠行咏物诸篇，均在采取之列。推至篇中凡有“天马”“天山”“塞庭”“瀚海”“沙碛”“玉关”“河源”等字者，皆认为西域之诗，其涉及地名者更无待论。

显然无法作为西域诗的定义。那么什么样的诗才算是西域诗呢？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班固《汉书·西域传》，在《唐代西域诗研究综述》中，研究者这样概括西域诗：

（西域诗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诗，等同于边塞诗中的西域边塞诗;广义的西域诗，则又包括胡风东渐之后，内地文人所写的反映西域乐舞盛况、节庆习俗、杂技百戏、宗教文化以及胡人、胡姬生活等内容的诗。（姚春梅《唐代西域诗研究综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如此来看，写西域诗的诗人不一定要在西域生活过。参考胡大浚先生所述边塞诗的概念——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者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的，统统都可以归入边塞诗之列（胡大浚《邊塞诗的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收入《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萃》一书，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那么只要诗歌内容反映西域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军事生活、文化艺术、亲友离情等内容都可以归为西域诗。《诗钞》中的很多优秀作品正是一些没有西域生活经历的诗人创作的，其中就包括唐代中期的皇甫冉和戴叔伦。

二、 作为同门的皇甫冉与戴叔伦

皇甫冉，字茂政，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生卒确切年份不详，据陶敏先生考证，生于开元六年（718），卒于大历六年（771）（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中华书局1995年版），是大唐肃代二朝知名诗人，同时代的高仲武选编《中兴间气集》时，对皇甫冉无论收诗数量还是诗歌评价都给予了重视，他的《巫山高》一诗更被赞为“独获骊珠”。戴叔伦，字幼公，一字次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人，据权德舆为其所撰《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谯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戴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戴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GA996二）记载，戴叔伦开元二十年（732）到贞元五年（789）在世，于唐代大历贞元诗坛享有盛誉。

虽然年龄上相差了十几岁，皇甫冉和戴叔伦确有同门之谊，二人都是中唐著名古文家萧颖士的弟子。萧颖士，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新唐书》本传记载，天宝元年（742）颖士罢秘书正字，客居河南濮阳开帐授徒，时称“萧夫子”，声名远播海外。史书有明确记载的萧颖士弟子共二十多人，包括独孤及、皇甫冉、陆渭、戴叔伦等。其中皇甫冉曾受萧颖士及其好友李华的提携，“颖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如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由奖目，皆为名士”（《新唐书·文艺中·萧颖士传》）。“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若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柳识、崔祐甫、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后至执政显官”（《新唐书·文艺下·李华传》）。而戴叔伦更是萧颖士的入室弟子，权德舆《戴公墓志铭》中说：“（戴叔伦）初抠衣于兰陵萧茂挺，以文学政事见称于萧门。”梁肃《唐故朝散大夫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中丞封谯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戴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戴公神道碑》）也明言：“公聪明好学，能属辞。兰陵萧茂挺名重一时，罕所推揖，拔公于诸座之上，授以文史，由是令闻益炽。”（梁肃文不见于《全唐文》，蒋寅先生抄录于金坛县文管会所藏《重修戴氏宗谱》，收入《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尽管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皇甫冉和戴叔伦是在同一时间段求学于萧颖士帐下，但是作为同门的二人也有着诗文的往来。戴叔伦曾作《宿城南盛本道怀皇甫冉》，遥寄远方的朋友：

暑夜宿南城，怀人梦不成。高楼邀落月，叠鼓送残更。隔浦云林近，满川风露清。东碕不可见，矫首若为情。

大历七、八年（772、773）前后，戴叔伦在长沙任湖南转运留后，在京口一带送皇甫冉之弟皇甫曾秩满归洛阳：

潮水忽复至，云帆俨欲飞。故园双阙下，左宦十年归。晚景照华发，凉风吹绣衣。淹留更一醉，老去莫相违。（《京口送皇甫司马副端曾舒州辞满归去东都》）

二人师出一脉，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从政经历。皇甫冉于天宝十五载进士登第，知贡举是萧颖士的好友礼部侍郎杨浚。安史之乱爆发后，皇甫冉避地江南，至德二载（757）调为无锡尉，四年后（上元二年，761）归隐阳羡（今江苏宜兴），广德二年再至京洛，不久入王缙府，为节度掌书记，后从王缙之徐州，仕终拾遗，右补阙。这样的地方官加幕府文员身份也同样适用于戴叔伦的生平记录。叔伦天宝十载随萧颖士进京，入国子监习业，安史之乱时隐居金坛，宝应元年（762）前后入京，因刘晏表荐授秘书正字，辟在幕府。大历元年（766），刘晏复以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表叔伦为湖南转运留后，督赋荆南。建中元年（780），戴叔伦出任东阳县令，开启了他的循吏生涯，两年后因政绩卓著，考课全州最优，升大理司直，受湖南观察使幕府之辟，先后任湖南转运使留后，河南转运使留后。兴元元年（784）授抚州刺史，“耕饷岁广，狱无系囚”（《戴公神道碑》）。贞元四年（788）诏命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兼御史中丞，抚州为其立遗爱碑，载其治抚之美政。

虽然皇甫冉和戴叔伦在任职期间都以高超的政务能力胜任治理工作，二人却不约而同地在很多诗歌作品中表达了归隐田园的心念。如皇甫冉所作“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杂言无锡惠山寺流泉歌》）、“虽在风尘里，陶潜身自闲”（《送朱逸人》）、“武陵招我隐，岁晚闭柴扉”（《归阳羡兼送刘八长卿》）、“若览名山志，仍闻招隐篇”（《酬包评事壁画山水见寄》）;戴叔伦“扰扰倦行役，栖栖陈蔡间。如何百年内，不见一人闲”（《过陈州》），“与物皆无累，终年惬本心”（《襄州遇房评事由》），“从今不学四方事，已共家人海上期”（《再巡道永留别》），那种在羁宦途中的身心疲惫，消沉之感跃然纸上。

二人的隐逸思想使得他们在平日的交游中除了亲近处士，还与很多僧侣过从紧密。皇甫冉所处的润州地区佛道文化极为盛行，焦山、牛头山等均为佛教胜地，从他的诗句“长老偏摩顶，时流尚诵经”（《送志弥师往淮南》）中就反映出当时谈佛论道的时态。皇甫冉与高僧灵一、怀契、灵澈等都有交往，独孤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记载：“由是与天台道士潘清、广陵曹评、赵郡李华、颍川韩极、中山刘颖、襄阳朱放、赵郡李纾、顿丘李汤、南阳张继、安定皇甫冉、范阳张南史、清河房从心相与为尘外之友，讲德味道，朗咏终日。”乾元元年初春，皇甫冉由吴归越，作《小江怀灵一上人》：

江上年年春早，津头日日人行。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

长期与这些方外人士的交流使得诗人对佛家境界产生了向往，这也反映在诗人的创作上，皇甫冉曾作《刘方平壁画山》：“墨妙无前，性生笔先。回溪已失，远嶂犹连。侧径樵客，长林野烟。青峰之外，何处云天。”就透着一股释诗禅味。

同样的交游倾向也发生在戴叔伦身上。戴叔伦现存诗中，有不少是赠给方外之友的，如《怀素上人草书歌》《送少微上人入蜀》《题武当逸禅师兰若》《送道虔上人游方》等。贞元二年（786），叔伦辞江西节度留后一职，栖隐小天台山，常与好友崔茂实、释方外（湖南衡岳僧人）作物外之游，某重阳日得绝句一首留念：

插鬓茱萸来未尽，共随明月下沙滩。

高缁寂寂不相问，醉客无端入定来。（《登高迥醉中乘月与崔法曹寻楚僧方外各赋一绝》）

由上所述，皇甫冉和戴叔伦不仅师出同门，而且在仕宦经历、交游对象、诗学倾向和隐逸心态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值得探讨。

三、 《历代西域诗钞》中所选的皇甫冉和戴叔伦

从皇甫冉和戴叔伦的生平事迹可以得知二位诗人都未履西域边疆，那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入选《历代西域诗钞》的呢？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唐代的诗人都爱写与西域相关的诗？

继大汉帝国之后，唐王朝的领土和边境线空前扩张和延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达到巅峰状态，由此而生的盛唐气韵灌注在唐代文人心中，使他们不再满足于书简文牍，转而任俠尚武，投笔从戎，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英雄主义气息：“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闻道轻生能击虏，何嗟少壮不封侯！”（钱起《送崔校书从军》）诗人们“出征”西北，心中充满着对军功封侯的向往。当然，“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高）适而已”（《旧唐书·高适传》载高适历任淮南、西川节度使，终官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王维也曾作为朝中要员单车问边，出塞劳军，但此外大多数诗人都是通过被辟为幕府文员或自行西北漫游而亲历边塞有感作诗的。还有一部分文人，他们终身未离中土，但曾作诗为身边从军远行的亲友送别，《诗钞》中所选的皇甫冉《送客》就属此类：

旗鼓军威重，关山客路赊。待封甘度陇，回首不思家。城下（上）春山（风）路（晚），营中瀚海沙。河源虽万里，音信寄来查。

诗中的关山、甘陇、瀚海、河源都是典型的西域地标，指明诗人送别的客人即将奔赴西北边陲，且路途遥远艰辛，但幸运的是友人所在部队声势威严，此次出征有取胜的把握，在军功上必能有所斩获。最后诗人希望朋友能常常寄信回来保持音讯。

这首诗从现实性和艺术表现力上来说都没有太多特别之处，而且同类题材皇甫冉也曾经尝试过，比如《送常大夫加散骑常侍赴朔方》，中间两联“金貂宠汉将，玉节度萧关。澶漫沙中雪，依稀汉口山”，对仗工巧可取，或者他笔下表现征夫思妇之情的《春思》：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

家住秦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

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

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反旆勒燕然。

孤独凄清的心境与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形成强烈对比，词意深婉，情意绵绵，且颈联对仗巧妙，用典契合，相比《送客》一诗更值得称赞。可能是因为这几首诗中代表西域的意象不如《送客》明显，“天马、天山、塞庭、瀚海、沙碛、玉关、河源”等字眼太少，未被吴先生收入诗集之中。

在时代气息的感召下，很多没有征战边疆经历的诗人也会因为对异域风光的向往和对社会经验中战争残酷、环境艰苦、士卒艰辛的通感而构成独特的西域诗歌想象空间，《诗钞》中所选戴叔伦三首诗即属此类：

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戍黄沙碛。

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

尘沙晴天迷道路，河水悠悠向东去。

胡笳听彻双泪流，羁魂（浮云）惨惨生边愁。

原头猎火（犬）夜相向，马蹄蹴踏层冰上。

不似京华侠少年，清歌妙舞落花前。（《边城曲》）

军门频纳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余。汉祖谩夸娄敬策，却将公主嫁单于。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塞上曲》二首）

戴叔伦身后作品散佚较多，文章几乎不存，诗歌也与其他诗人作品杂出互现，经蒋寅先生多年考订，确认为戴诗的共计一百八十四首，存疑待考的有六十首，《诗钞》所选这三首西域诗均属备考一类。《塞上曲》主要是借用汉代娄敬治边和亲之策和班超上书请求返乡时“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两个典故，其实是变相的咏史诗。第一首先用夸张手法描写汉军捷报频传，横行万里，笔锋一转写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和亲之策，将公主许配单于，表达了作者对和亲政策的讽刺和不满。第二首一反班超原句之意，描写边关将士热血报国，即使捐躯疆场也无怨无悔的豪情壮志。而《边城曲》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以及征戍官兵对故乡的思念，最后用京洛少年的生活作对比，更增添悲苦效果。首句“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比之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寒苦毫不逊色，第四句中关于胡笳乐曲的描述也恰到好处，《李陵答苏武书》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正是荒凉的北地战场最好的背景之音。戴叔伦另有同类题材作品《关山月》二首也很受后人称道：

月出照关山，秋风人未还。清光无远近，乡泪半宵间。

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

俞陛云评曰“当塞外早寒、月皎霜清之际，况闻呜咽笳声。诗虽虚写，不言闻笳之人，而自有李白（应为李益）《登受降城》‘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意。自在言外”（俞陛云《诗境浅说》，中华书局2010年版），也算给了戴叔伦的西域诗比较高的评价。

四、 结语

皇甫冉和戴叔伦在《历代西域诗钞》所选作者中并不突出，但二人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值得关注：他们同为唐代大历时期的江南地方官诗人，师出同门，有着相似的仕宦经历和交游喜好，并且二人在诗学写作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隐逸思想、羁宦之忧，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很多不曾亲历西北边疆，却致力于西域诗创作的诗人。如李益笔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的情况在唐代绝不少见，这些向往西北山川或想象边疆征战之苦的诗人最常见的创作手段是选取带有固定意象和主旨的乐府古题进行边塞诗创作，常见的有《出塞》《关山月》《陇头水》等，利用古题中早已积淀了上百年的悲情来表现征戍離别、埋骨他乡的苦痛。最典型的《出塞曲》，《乐府诗集》解题云：

《晋书·乐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曹嘉之《晋书》曰：“刘畴尝避乱坞壁，贾胡数百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按《西京杂记》曰，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则高帝时已有之，疑不起于延年也。唐又有《塞上》《塞下》曲，盖出于此。

没有身历边疆血战或者征夫思妇苦痛的唐代诗人利用拟古等方式创作了大量的西域诗，这与他们心胸宽广、富有同情心和探索心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的好奇心很重，他们不但对未知之地充满了冒险精神，对他人的心理和思想也饱有探求的欲望，到了严肃理性的宋代，这样的精气神在诗中几乎就看不到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只就皇甫冉和戴叔伦二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做以简单比较，从中映射出生活在内地的唐人笔下的西域景象，以期可以作为对《诗钞》中此二位作者的补充阅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