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最近在看什么书？ 有枕边书吗？
黄源深：我看的书很杂，凡是喜欢的，拿来就看，尤其是文字优美的散文作品，会反复阅读和揣摩。譬如鲁迅、梁实秋、徐志摩、柯灵、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等的散文。鲁迅文字的幽默和灵动，是别的作家所不具的，读了那么多年了，仍是一上手就会忍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也许是教师的习性使然，还会情不自禁地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难得的愉悦。散文阅读有助于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扩大词汇量，尤其对我的文学翻译帮助不小。柯灵的散文词汇量奇大，学外文的，一般中文词汇量偏小，我建议不妨读一读柯灵的散文。他的散文，文采斐然。而当下外语学习者的文字尤缺文采。针对这一缺憾，我特地编写了一本《英汉散文比较赏析》教材，收录了英美散文大家和上述等中国著名散文家的文章，通过比较，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中英文表达能力，效果还不错。以上提到的就算是枕边书吧。
您觉得怎样的书适合作为枕边书？
黄源深：我认为，有价值的、值得反复阅读的书，适合作枕边书。几十年执着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您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反响很大，能称作是您治学的巅峰之作吗？ 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价值？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1997年出版后，反响还不错。这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不少学者说是国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必读书”。据2011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影响力报告》，该书被列为“外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十名”。国外学界也有报道，《澳大利亚图书评论》（Australian Book Review）称其为“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回国后开创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从无到有，您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对您本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黄源深：当初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完全是零起点，困难重重。我想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却无学生响应；要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学校不批准。后来，还是因为澳大利亚前总理、中澳建交的澳方奠基人惠特拉姆突然到访尚未获批的“华东师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学校才仓促同意建立，澳研中心终于戏剧性地诞生了。与此同时，我又充分利用学校综合性大学的特色，邀请文科各系教师加入中心，分别从历史、经济、文化、政治、澳中关系等不同角度，开展澳大利亚研究，出版了相关著作。在此期间，《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写作，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上世纪80年代初，没有互联网，没有“百度”，电脑尚未流行，资料十分缺乏，我不得不数次奔赴澳大利亚，收集资料，采访作家，一本本查阅相关参考书，夜以继日地读完所有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在方格稿纸上写下所思所想。前后经历十多年的艰辛，终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六十多万字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在一次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研讨会上，有代表提出建议，希望会议给每位代表赠送一本《澳大利亚文学史》，随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美国还出现了《澳大利亚文学史》盗版本，冠冕堂皇地在“亚马逊”上出售。当时我正好在美短暂逗留，购了这部盗版，后通过国内相关出版社交涉无果，现仍留在手头。2002年，中澳建交三十周年，我与此前七位中国先后驻澳大使被授予澳大利亚政府奖章。
您翻译了《简·爱》《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短篇小说选》《老人与海》等经典。翻译的过程是怎样的？
黄源深：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作品，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一种享受。翻译是对原作的阐释，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吃透原作精神，然后调动一切手段，把这种精神传达出来。简而言之，就是两个步骤：理解和还原。在此过程中，中外文素养和翻译态度，起着关键作用。
您读得最多的原版外国文学作品是什么？
黄源深：是《简·爱》。我很喜欢这部作品，倒不是因为书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而是其高雅脱俗的语言。学习外国语，离不开背诵和模仿文学大家优美的语言。我在学生时代，曾多次阅读《简·爱》，把那些表达精彩的句子，划了又划，并记在小本子上，努力背下来，这对我的外语学习帮助很大。
选择翻译某部书是基于什么原因，您对原著有新的理解还是其他原因开始翻译的？ 能否以其中一本为例，分享一下您的翻译方法？
黄源深：翻译每本书的起因都不一样。以《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为例，此前已有几个译本，但我决定重译，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现有的译本都是根据现成的国外选本翻译过来的，我认为中外读者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欣赏习惯和阅读口味都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照搬。此外，外国选家的鉴赏目光也有局限，选文未必尽妥。因此我便采用一个笨办法，把16开、1300多页的《欧·亨利全集》原著仔细阅读了一遍，从中选出富有代表性的30篇小说，并按内容分为5个类别，即：社会世情小说、爱情情爱小说、无赖骗子小说、探案推理小说、哲理象征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要看的篇什，省时又省心。其中“哲理象征小说”，未见于其他选本，无形中降低了欧·亨利小说的人文价值和思想深度，我选了数篇补了上去。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译文的质量，因为此前的译本，在质量上尚有可以改进的余地。三是纠正长久以来被广泛接受的严重误译，如那篇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被错译为《麦琪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Magi），误导了几代人，必须予以纠正。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贤人的礼物”。原文中的”Magi”是”Mugus”的复数，意为《圣经》中的“贤人”，并非一个名叫“麦琪”的人。作者刻意用了复数，旨在暗示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贤人，都有贤人的品格。如此一来，小说的境界也大不一样了。
您如何看待经典重译？
黄源深：我认为，语言是有时效性的，上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未必能被当下的读者所接受。同理，上一时代的译本未必能被当下读者所喜爱，因此经典重译是很有必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重译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一部经典，需要经过多次阐释，才能接近穷极其隐藏的内涵，每次重译都是一次新的阐释。但是，重译有一个前提，即此前的译本尚有超越或改进的余地，并且重译者有超越或改进的能力。否则免谈。
《隐身人》是威尔斯的一部科幻小说，作为一个译者，要努力把原作的这些特点传达给读者，是否也有很大难度？ 您本人喜欢科幻小说吗？ 关注国内的科幻小说吗？
黄源深：说实话，翻译《隐身人》，并不很难，它虽是一部科幻小说，但毕竟是一部通俗小说，是为街头巷尾的普通人而写的，内中并不涉及可能造成认知障碍的高深科学知识，一般人都看得懂。翻译的困难在于既要把故事说得通俗，又要体现其内在合理性，使读者觉得虽荒诞却可信。翻译时必须注意，叙述笔调要流畅自然，不露痕迹地把读者导入故事，并让人感到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容置疑。小时候也喜欢科幻小说，但年岁大了，想象力衰减，逐渐远离了。
翻译名著，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黄源深：是传达原作的精、气、神。我遵循“正确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翻译原则，努力做到既要忠实原文，又尽量不输文采。
如果要去无人岛，只允许带三本书，您愿意选择哪三本？
黄源深：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原则上会是：一本文字优美的英文小说；一部名家散文；一部鲁迅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