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起传主“好读书，不求甚解”，前人或以为其中隐含着对汉代经学流于繁琐支离的批评。元人李治诠说此语“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敬斋古今黈》卷七），已经揭出此旨而稍欠明晰。清人方宗诚称这是“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柏堂读书笔记·陶诗真诠》），说得就更为直截显豁。今人袁行霈认为“此与汉儒章句之学大异其趣，而符合魏晋玄学家之风气”（《陶渊明集笺注》），便承袭此说而再做发挥。然而，恰如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里所慨叹的那样，东汉末年学术风气已发生潜移默运的变化，“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时过境迁，曾经鼎盛煊赫的汉代经学早就委顿不振，陶渊明是否还有必要予以影射讥评，着实令人生疑。而其主旨是否又和魏晋玄学一脉相承，恐怕也有待覆按斟酌。
与其上溯至汉儒章句之学以揣摩《五柳先生传》的言外之意，倒不妨稍稍留意一下在陶渊明身处的晋宋时期，所出现的推崇知识、注重博览的新风尚。清代史家赵翼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他敏锐地觉察到“学士”这一称谓尽管起源很早，但“晋宋以后，增置渐多”（《陔余丛考》卷二十六“学士”条）。循名责实，与汉魏时期习见的多以名节风仪相标榜的“名士”群体相较，自晋宋以后勃兴的“学士”群体显然更以学术文化的承传为重，毋庸赘言和他们平日勤于读书治学息息相关。而此前的魏晋玄学意在辨析名理，注重辞清旨简，只需要专注从《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玄”中引申出来的话题，实际上并不格外强调泛览群籍。当时知名的玄学家，如王弼“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弼别传》），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郭象“好《老》《庄》，能清言”（《晋书》本传），莫不如此。直至永嘉南渡之初，身兼士族领袖和玄学名家的王导在与人清谈时，“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世说新语·文学》），尽管讨论的话题有限，却依然能够借题发挥而游刃有余。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此前玄学的发展历程，就要言不烦地指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玄学家们研讨所及往往拘囿于《老子》（老子曾任周柱下史）和《庄子》（内篇共七篇）两书。可是随着风气的递嬗，即便是谈论玄理，也越来越注重各种知识的储备积累。稍后的王恭虽然“能叙说”，却由于“读书少，颇有重出”（《世说新语·赏誉》）而招致批评。到了王导的玄孙王僧虔，对此就更加郑重其事，“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还谆谆告诫儿子必须认真研读各类典籍，绝不能轻忽怠慢（见《南齐书》本传）。而这种学术风气的流转兴替对晋宋文士也深有影响，如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俱见《宋书》本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原先文名颇著的殷仲文，则仅仅因为“见书少”（《晋书》本传）而受到谢灵运的指责。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特意标举“好读书”，在其他作品里也屡屡言及自己“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历览千载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甚至还有《读〈山海经〉十三首》《读史述九章》等联章体诗文，其日常泛览的典籍早已超出儒家经典和清谈“三玄”的范围，正是受到晋宋之际风气影响的具体表现。
当然，陶渊明喜好读书虽有顺应时势的一面，与旁人相较也有特立独行的另一面。以和他交谊颇深的颜延之为例，其“无所不览”除了便于在创作中摛藻隶事外，最终还落实到对学问的钻研探究上。在《隋书·经籍志》中归入其名下的学术著述就有《逆降义》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作《禮论降义》，《新唐书·艺文志》作《礼逆降义》）、《诂幼》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作《诘幼文》）和《纂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又著录其《汉书决疑》十二卷;此外，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征引过他的《论语》注，唐代李善《文选注》移录过他的阮籍《咏怀诗》注，由此足见他不仅是擅长吟咏诗篇、撰著辞章的文士，更是涉猎广博、术有专攻的学者。齐梁诗论家钟嵘指摘颜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批评以他为代表的诗坛风气是“文章殆同书钞”，还不无调侃地戏称这类诗作“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诗品》），而这恐怕正是颜延之博览群书进而专精学问以后自然导致的结果。陶渊明则并非如此，其日常写作和阅读都极其随意率性。尽管不能简单地将《五柳先生传》视为自传，可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都提到过他撰作此文借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因此文中所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酣畅赋诗，以乐其志”云云，尤为突出怡情悦性的功能，毫无疑问包含着陶渊明本人的真切体验。可资印证的是他在《饮酒二十首》的序言中追忆过自己的创作经历，“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同样特别强调写作具有自我娱悦的性质，与希冀传诸后世而立言不朽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据此再进一步寻绎他在《与子俨等疏》里所说的“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阅读时默会于心的“欣然”与创作中着力追求的“自娱”恐怕也并无二致，对他而言，书籍只是用以消愁纾闷的排遣方式，并不是殚精竭虑的钻研对象。至于他在《移居》其一中提到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想必也不过是和邻人们兴之所至、散漫随性的琐语闲谈，绝非学者之间正襟危坐、寻章摘句的商榷切磋。这种构思造语时过甚其词的适度夸张，恰好达到了谐谑调笑的“自娱”目的。这份怡然自得、称心而足的从容，说起来倒是和伍尔夫笔下那些“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的“普通读者”非常相似，“他是为了个人的兴趣而阅读，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见解”（据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自然也就不需要耗费心力去钩沉索隐，为了自成一家之言而求其“甚解”。可作参照比较的还有与陶渊明、刘遗民并称为“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史称其“通五经并纬侯”“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慧远”（《宋书》本传），同样博览群书而又能兼综并蓄，其学术著述约有《礼论》《公羊传注》（俱见《宋书》本传）、《圣贤高士传赞注》（《隋书·经籍志》）、《毛诗序义》《丧服注》（俱见《经典释文序录》）、《毛诗注》（《颜氏家训·书证》）等多种。周续之曾应江州刺史檀韶的邀请，与另两位学者“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肆”（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为此特意写了一首《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其中提到“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对三人应声而至且趋之若鹜的举止，颇有调侃微讽的意味。双方除了在仕隐出处之际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之外，对召集生徒讲学授业的态度无疑也迥然不同。所以身为好友的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虽然称许陶渊明“心好异书”，但与此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批评他“学非称师”，个中原委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魏以降盛行人物品鉴，东汉王充的《论衡·超奇》将士人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类，曹魏刘劭的《人物志·九征》将人才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依似、间杂五等，梁代萧绎的《金楼子·立言》又将学者分为儒、学、笔、文四种。诸家在衡量考校的过程中各有标准，自然也不免做高下优劣的判别。其实如果能够对自身秉受的性分所至有确切的体认，使其顺遂自然的运化，得以尽情地舒展，而不致横遭无妄的摧折，旁人种种纷纭冗杂的褒贬评议又何足挂怀于胸？陶渊明坦然地承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可是又倔强地宣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从中流露出的毫无疑问并不全然都是愧疚自责，更多的倒是执着无悔的狷介简傲。因此在历经十余年时隐时仕的摇摆、焦虑和苦痛之后，他再也不愿意违背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了稻粱之谋而往来逢迎。而他尽管“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心甘情愿地去当一位兴趣至上、自娱为主的“普通读者”，归根到底，恐怕与他最终做出的人生抉择一样，都源于对自身性情、志趣和能力的切实估量和充分践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