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代保留下来的西行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深入了解西北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西行文献学术价值、学术潜力巨大，很多方面都有待发掘，利用西行文献不仅可以开拓西北区域史研究的新境界，还可以为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带来新视野。甘肃是西行路上的重要通道，西行文化资源丰富，发掘西行文化资源，钩织文化景观之网，可以串起甘肃的东部与西部，借助古驿站打造黄金旅游线路，可以更好地展现甘肃悠久的历史文化，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关 键 词：西行文献/西北区域史/中西交通史/甘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原汉画像石体育文化的社会学研究”(18BTY057)；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20GGJS294)；甘肃省科技计划软科学专项“丝绸之路(甘肃段)文化景观溯源再现研究”(20CX4ZA084)；兰州大学服务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项目“一带一路甘肃段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2019-FWZX-15)。

作者简介：耿彬(1981- )，男，河南南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研究；刘全波(1984- )，男，山东阳信人。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研究。

西北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汉唐时代，国家对外交流的通道主要在西边，向西开拓是历代帝王最为关心的事业，故西域是国家繁盛与否的关键点，一旦失去西域，河陇就不得安宁，河陇不得安宁，关中就无以为凭，关中无以为凭，帝国就危在旦夕，故以西安为都城的王朝，皆是十分重视西北。汉之兴盛，就是如此一步步开拓出去的，唐之衰乱，亦是如此一步步败亡下来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很重视西北。对西北的开发，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北的环境相对是恶劣的，西北的辽阔也是超出想象的，但是由于西北作为门户、通道的重要性无与伦比，故历代王朝仍然锲而不舍的进行着开发西北的伟业，大量的人口随之迁徙而来，行走在漫漫丝路上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

一、西行文献的学术价值

西行文献是各个时期的人们自东往西或自西往东行走之后留下的纪行文字，他们行走的目的多种多样，或出使、或求法、或行军、或考察、或旅游、或贬谪、或任职，但相同点也有很多，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他们都要在漫漫的路途上进行长途的跋涉。当然，无论是从东往西行走，抑或是从西往东行走，只要经行西部，即属于西行范畴，此外，西行亦有西南方向的行走，而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西北方向的行走。西行文献内容丰富，大量的记载了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道路、交通、山川、河流、风俗、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部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部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①

西行文献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古时期大量的西行文献都丢失了，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较早的西行文献，多是僧人的求法记。即便如此，历代保留下来的西行文献仍然数量众多、蔚为可观，如法显《佛国记》、宋云《使西域记》、玄奘《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高居诲《使于阗记》、杜环《经行记》、王延德《使高昌记》、佚名《西天路竟》、刘祁《北使记》、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潘昂霄《河源记》、陈诚《西域行程记》、都穆《使西日记》、殷化行《西征纪略》、陈奕禧《皋兰载笔》、储大文《贺兰山口记》、谢济世《西北域记》、刘绍攽《西征记》、洪亮吉《天山客话》、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林则徐《荷戈纪程》、蒋湘南《西征述》《后西征述》、倭仁《莎车行记》、董恂《度陇记》、方士淦《东归日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孙希孟《西征续录》、袁大化《抚新记程》、佚名《兰州风土记》、徐炳昶《西游日记》、陈赓雅《西北视察记》、陈万里《西行日记》、方希孟《西征续录》、林鹏侠《西北行》、明驼《河西见闻录》、裴景福《河海昆仑录》、阔普通武《湟中行记》、珠克登《新疆纪略》、庄泽宣《西北视察记》、高良佐《西北随轺记》、李孤帆《西行杂记》、李烛尘《西北历程》、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刘文海《西行见闻记》、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谢晓钟《新疆游记》、王应榆《伊犁视察记》、汪昭声《到新疆去》、顾执中《到青海去》、杨钟健《西北的剖面》、顾頡刚《西北考察日记》、文廷美《渭源风土调查记》、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胡时渊《西北导游》、萧离《沙原三千里》、袁应麟《塔尔寺巡礼》、伊犁里克《新疆心影录》、李式金《兰拉风光》、张扬明《到西北来》等等。②

其实，早在西周，甚至是更早的时代，西行之路就已经开通。西周第五代君王，周穆王姬满，其西行的传奇事迹，见载于《穆天子传》。穆王十三年，周穆王精选八骏之乘，从洛阳出发，经狄道北上雁门关至河套，举行祭河盛典，然后转而西行，经杭爱山、乐都，抵达帕米尔的昆仑之丘，又西行至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最后顺黑水而返回太行山。③周穆王的西行肯定不是最早的，周穆王之前已经有人行走在漫漫丝绸之路上，只是由于缺少文献记载，他们已经被历史遗忘，但是丝绸之路沿线大量遗址、遗迹的发现，还是证明了他们的存在，更证明了东西行走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西行之路上的先行者们，是他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畏艰险，历经磨难，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行进，他们面对的是沙漠戈壁，更是孤独寂寞，还有不时出没的强盗土匪、自然灾害，而这些英勇的人们，这些无畏的先贤，仍然不为所动，坚持了下来，这些英雄的先行者的存在与奋斗为后人开启了一条条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路。总之，无论是西巡万里的周穆王，亦或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唐玄奘，还有霍去病、甘英、竺法护、法显、鸠摩罗什、丘处机、陈诚等等，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这漫漫西行或东来的路上，或为朝贡，或为求仕，或为经商，或为求学，或为传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在这条西行之路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而记载他们西行事迹的文献就是数量众多的西行文献，加深对西行文献的研究，就可以一窥他们当年的英雄故事。

晚清以来，东部首先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国家有危亡之忧，民族有灭种之险，西北的重要性日趋显现，有识之士再次开始重视西北、研究西北、经营西北，无论是任职西北的封疆大吏，抑或是被贬遣流放的文人墨客，皆利用各种机缘，用笔墨记录西北。祁韵士，嘉庆十年(1805)，遣戍伊犁，其《万里行程记》记载了其遣戍行程。“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时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④祁韵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官等职，撰有《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并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本来就对西北有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被罪之旅，又开启了其研究西北的新征程，三年流放虽然是艰苦的，被发配西北亦是大不幸，但是此西行经历，又成为祁韵士认知西北的重要机缘，他的流放日记就成了后来的《万里行程记》。祁韵士之后，西行之人多携带《万里行程记》为指路地图，林则徐《荷戈纪程》就多次出现“阅祁鹤皋先生《万里行程记》”“祁鹤皋先生《行记》”“阅鹤皋先生《日记》”之语。⑤

道光六年(1826)，方士淦以事遣戍伊犁，道光八年(1828)，释归，《东归日记》是其由伊犁东返的纪行之作。⑥咸丰元年(1851)，倭仁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莎车行记》是他赴叶尔羌的旅途日记。⑦光绪十七年(1891)，陶模调任新疆巡抚，其子陶保廉随父至新疆赴任，《辛卯侍行记》就是其旅行日记。⑧宣统二年(1910)，袁大化调任新疆巡抚，《抚新记程》是其赴任时的纪行之作。⑨晚清时期出行西北的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来此任职的各级官吏，一类是发配边疆的遣戍之人，他们虽然身份悬殊，但差不多皆是当时的文化精英，至少是才学之时，甚至于部分人本身就是鼎鼎大名的学问家，这些人西行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就个人而言，首先是视野的开阔，承平日久且久处内地的人们，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出行西北是很困难的，没有一个外力的推动，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机会出行西北的，故当时的大多数人，对西北是不熟悉的，或者只能从典籍里了解西北，而被迫的西行，无形中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对于其自身知识的认知升级，绝对是意义重大。第二个方面，这些有学问、有影响力的人，经行西北认知升级之后，就必然成为影响西北之人，如何开发西北，如何治理西北，如何经营西北，必然会成为他们的所思所想，甚至是行动。⑩

1925年，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等赴敦煌考察，历时五个半月，《西行日记》是其纪行之作。(11)1932年，林鹏侠对陕、甘、青、宁各省进行了考察，《西北行》是其纪行之作。(12)1942年，李烛尘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行程2万里，历时180天，考察归来后，其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整理为《西北历程》。(13)民国时期，交通工具有了大的进步，汽车的逐渐使用，改变了人们西北行进的速度，加之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西北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故此时期又迎来的出行西北、考察西北的新高潮，这个时期来西北的人变得更多，身份也更为广泛，而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来西北的普通读书人、普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没有了封疆大吏的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也没有了遣戍之人的牢骚满腹、悲酸愁苦，他们有更多的自由闲暇，也有更多的精力与热情，他们多是用新的态度、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来面对西北、观察西北，西北的新面貌也被他们再次发现出来，因为他们更关注西北的基层民众、生产生活、风俗信仰等。当然，他们也看到了西北的边远闭塞、贫穷落后、顽固保守等，而建设新西北、开发新西北，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

二、西行文献的学术潜力

(一)西行文献与西北驿站交通研究

利用西行文献研究西北区域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法显、宋云、玄奘、王玄策、丘处机、陈诚诸人的西行记录，早已被史学界所熟悉与使用。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蜂拥而至，亦留下了诸多考察日记之类的文献资料，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考察日记，皆是学界关注的宝贝。大量存在且时代前后相继的西行文献真实客观的记载了西北地区的社会、文化、民俗、交通等信息，是我们越百年而重见西北的宝贵资料。

西行文献在学术研究上一个最为典型的学术价值，就是在驿站交通研究方面。因为古代乃至近代的西行所依赖的就是驿站，而分散在全国的诸多驿站，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第一是驿站是最小的交通单位，容易被忽视，第二就是关于驿站的资料不足，小小驿站没有专门的史料支撑，无从研究。而发掘西行文献，其实可以带来驿站交通研究的新局面，因为西行所依赖的就是驿站，且西行文献中清清楚楚的记载着各个驿站的位置、距离等信息。并且，驿站其实是古代王朝统治全国的毛细血管，是一张紧密有致的网，是中央与地方交流的管道，维系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政令畅通，更是安全与稳定。刘文鹏《清代驿站考》即言：“清代的驿传体系集信息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三种功能于一身。信息传递代表着中央政令的下达和地方情况的上传；官员接待意味着中央政令的执行、军政力量的调遣等；至于交通运输、物资转运，更是涉及战略布局的重要因素。这三种功能都是清朝中央获取各地信息，并向各个地区投放、输出军政力量，实现有效统治的方式。所以当时的驿传绝非仅仅是交通问题，而是关系到帝国开拓、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战略因素。”(14)

西行文献记载了详细的经行信息，且是真实的行进信息。祁韵士著，李正宇点校《万里行程记》载：

西行四十里至甘州府，古张掖郡也。

西北行，五十里至沙井驿。

又十余里为九眼泉墩。

西行六十里至抚彝驿，张掖所辖。

西北行，五十里至高台县。

北行五十里至黑泉驿，高台所辖。

西行五十里至深沟驿，高台所辖。路皆沙石。

西行三十里至盐池驿，亦高台辖。

西行四十里至双井驿，仍高台辖，高台驿站最长。

西行六十里至临水驿，肃州所辖。驿路到此，始又得见水草林木。

西北行，四十里至肃州，州为极边要地，古酒泉郡也。(15)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对于张掖至酒泉间的驿站道路记载较为简单，但是重要的驿站道路记载还是很清晰的，甘州—沙井驿—九眼泉墩—抚彝驿—高台县—黑泉驿—深沟驿—盐池驿—双井驿—临水驿—肃州。

倭仁著，李正宇点校《莎车行记》载：

(四月)初四日，仁寿尖(三十里)，甘州宿(四十里)。

初五日，沙井宿(五十里)。

初六日，抚彝厅尖(六十里)，高台县宿(四十里)。

初七日，过黑泉驿(五十里)，则地皆沙卤，一片荒凉矣。深沟驿宿(五十里)。

初八日，盐池堡尖(三十里)，双井堡宿(四十里)。

初九日，临水驿尖(六十里)，肃州宿(四十里)。(16)

倭仁从张掖至酒泉行走了5天，第一天行程50里，第2天行程100里，第三天行程100里，第四天行程70里，第五天行程100里，共计行程420里。漫漫西行之路，道阻且长，而古人具体每一天是如何行进的，是学术界关注的老问题，而通过倭仁的记载，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清晰的认知，倭仁5天共行进420里，平均每天84里，当然倭仁此次赴新疆是充做叶尔羌帮办大臣的，军务在身，故行进速度应该是略快一些的。

《清史稿·地理志十一》载：

甘州府：冲，繁，疲。隶甘凉道。提督驻。明，陕西行都司治。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罢行都司，置府及张掖、山丹、高台三县。七年，割高台隶肃州。乾隆间，增置抚彝厅……领厅一，县二。张掖。要，冲，繁，疲。倚。故甘州左、右卫。雍正二年置县……驿二：甘泉、仁寿……抚彝厅。府西北百五十里。旧隶甘州后卫。雍正二年卫省，属高台。乾隆十八年来属，置厅设通判……驿一：同厅名。(17)

肃州直隶州：冲，繁，疲。安肃道治所。总兵驻。明，肃州卫。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省卫并入甘州府。七年，置直隶州，割甘州之高台县来属……领县一……驿二：酒泉、临水。州同驻金塔寺。巡司驻嘉峪关。高台。冲，繁，疲。州东南二百七十里。故守御千户所。雍正三年置县……驿四：双井、深沟、黑泉、盐池。县丞驻毛目屯。(18)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可知，祁韵士、倭仁所经过的路线与《地理志》所载基本相同，区别是祁韵士、倭仁对诸驿站的记载，是按照自己所经过的先后顺序加以记录的，更加准确，以高台县的四个驿站为例，祁韵士、倭仁的顺序是黑泉驿—深沟驿—盐池驿—双井驿，而《清史稿》对此四个驿站的记载则是无序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甘肃部分亦将张掖至酒泉间的重要驿站、地名做了标识，但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对张掖至酒泉间的驿站、地名的标注还是有遗漏，上文所言高台之驿站有四，而黑泉驿、深沟驿就没有被标注出来。(19)刘文鹏《清代驿站考》对于甘肃驿站的记载，其实也是没有按照行进顺序进行梳理。其虽然对诸驿站做了详细的考察，但是仍显凌乱。(20)或者可以这样说，根据文献所得到的驿站资料无疑也是可信的，但是与实际行走的人的记载还是多有不同，因为文献记载会有各种不准确，而西行文献记载的诸驿站顺序则是真实的行走路线。故进行驿站交通研究，尤其是明清以来的驿站交通研究，最好校之西行文献，那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清晰准确的驿站网络。

(二)西行文献与西北宗教文化研究

诸西行文献所见基督教的记载，并不是十分的丰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得晚清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西北地区的发展状况。《青海考察记》对整个青海的基督教情况做了非常翔实的记载，如传教站点、信徒数量，这绝对是我们了解民国时期青海基督教发展情况的宝贵材料，而诸多学者却没有关注到这样重要的材料，以至于他们的分析或有偏差，而当我们将所有的《西行文献》整合起来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他者眼中的西北地区基督教发展史、传播史。(21)

马鹤天著，陶雪玲点校《青海考察记》载：

耶稣教亦早遍于各地，不仅省会、县城，而各乡镇亦多有。

(一)西宁：省城南街，西川彭家寨，南川加牙星家庄，扎麻隆、鲁沙尔、黑嘴子、猫尔羡沟、后子河等处，每地均有天主堂一处，共计八处，信徒共九百六十五名。又省城西街及后子河等地，共有耶教福音堂三处，信徒共一百零八人。

(二)湟源县境内：县城东关有天主堂一处，信徒一百二十名。又城内有耶教神召会一处，信徒共一十三人。

(三)大通县境内：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地，各有天主堂一处，共计三处，信徒六百四十八人。又县城有耶教内地会一处，信徒四十五人。

(四)互助县境内：县城东关，及甘家堡、新元堡、羊圈堡、自崖堡等地，各有天主堂一处，共计五处，信徒一千一百二十人。又城内有内地会一处，信徒三十三人。

(五)乐都县境内：县城东关，及高庙子、条巴沟，定庄等地，各有天主堂一处，共三处，信徒三百五十名。

(六)化隆县城内：马坊街有内地会一处，信徒数未详。

(七)贵德县境内：西关厢居家沟有耶教内地会一处，教徒数未详。

(八)门源县城内有内地会一处，信徒数未详。(22)

以上是马鹤天1927年考察青海时所记载的情况，这些记载非常重要，清晰的记载了青海的基督教传播、发展情况。研究青海基督教的学者多是根据诸传教士的记载来探究晚清民国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情况，再辅之以地方志等文献，但是诸记载多有主观之处，必须辅之其他文献。再者，在青海传教最为有名望的传教士是胡立礼，他于1926年离开西宁，对于他三十多年的传教状况，已有学者进行研究。刘继华言：“他通过布道商店、幻灯、医疗、救济等方式，改变人们对基督教的成见，为基督教争取并扩大活动的空间。”“在1926年胡立礼离开时，内地会西宁传教站共受洗信徒262名，其受洗人数在甘肃省内地会总共18个传教站中排列第三，仅次于天水和兰州。”(23)虽然胡立礼的受洗人数与马鹤天所记载的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通过马鹤天的记载可以知晓在经过胡立礼等传教士的努力下，青海的基督教已经小有成绩，而且马鹤天的记载在胡立礼离开西宁的第二年，是对胡立礼之后青海基督教发展状况的一个新反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可以与胡立礼的记载相互印证。

晚清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传教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不仅是普通民众，而且许多政府要员也都纷纷信仰基督教，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基督教虽然也有所发展，但是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西北地区由于一系列的因素，如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气候因素、人文因素等，阻碍了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快速发展。刘继华认为：“中国内地会对甘宁青穆斯林的传教运动从1876年开始，到1951年为止，共进行70多年时间，若以寥寥无几的穆斯林改宗结果来衡量，则明显是失败的。”(24)我们其实不讨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成功与否，我们更关注背后的文化信息，宗教传播的不成功，并不妨碍文化交流的成功，传教士在青海、在西北的出现，本身就是新现象，西北的人们开始接触各种来自西方的知识、文化，逐渐了解西医及西式教育，这本身就是清末民初西北社会触摸西方文明与科技的重要孔道。总之，利用西行文献无疑可以见到诸多新的文化印迹，尤其是晚清民国时代的诸多西行文献，皆极其详细的记载了西北的各种宗教文化现象。

(三)西行文献与文化景观变迁研究

文化景观是文化在空间上的反映，任何一个有特定文化的民族都会通过建造房屋、开辟道路、耕种土地、修筑水利工程、繁衍或限制人口、传播宗教等活动改变其生存空间内的环境，这种人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劳动的总和成果，在地球表层的系统形态就被称为文化景观。在漫漫丝绸之路上，历代先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景观，我们很多时候，经常提及莫高窟、嘉峪关，却忽略了其他文化景观，其实还有众多的文化景观是我们所不曾重视的，而加强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景观的发掘、整理、溯源、再现研究，必定会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认知，因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文化圈，一个由大量的文化景观构成的文化圈，只有将更多的文化景观加入丝绸之路文化圈，丝绸之路才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展现各地人民生活面貌的文化交流中心。

西行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的被我们遗忘的文化景观，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西行文献，大量记载了百余年间的西北状况，我们可以通过这批文献去考察百余年间的文化景观变迁，下面我们就以酒泉文殊山为例，看看晚清民国以来文殊山在西行之人笔下的状况。

裴景福著，杨晓霭点校《河海昆仑录》载：

南山北麓有绛色土山，即文殊山，其上有文殊院，住行脚二三百，经呗甚盛，昔人谓之西来洞天。(25)

方希孟著，王志鹏点校《西征续录》载：

文殊山在城西三十里，旧有禅室三百，号西洞天。(26)

陈万里著，杨晓斌点校《西行日记》载：

六日，早起即乘车同溥爱伦、时达二君往游注游文殊山。出南稍门往西南，一路行小川中；两岸树木荫翳，似在江南。十里后河滩小石颇多，二十里至文殊山，实有三十余里。山有前山、后山之分，其实非前后，乃东西耳。前山有新修寺宇一，为喇嘛所居。今日尽往南山念经去矣。头门内壁画四天王像，西藏风格，自是不同，东西殿亦有壁画。喇嘛仅一处耳。前山大寺东侧有一活佛焉，持片访之，云已往南山，未能见也。三时仍就原道回城。(27)

刘文海著，李正宇点校《西行见闻记》载：

五月七日，余携小儿等乘马去游文殊山。山在酒泉南郊外三十里许。所经多沙滩、石滩地。比至山麓，见桃杏方开，与山顶积雪相映，殊为奇观。山腰中有煤矿，地面可见。俄而绕过一岔，一望豁然。有房屋数幢，屋顶皆树长杆，上悬白布一方；屋前院中，遍植各种果木，甚觉幽雅可人，一面清流有声，俨然世外桃源。正异惊间，有番服者出，操汉语行礼，余即下马交谈，知其为照料庙产之青海黄番。更前行数武，有小土山一座，遍山庙宇辉煌。余等决计步行向各处流览。经历四点钟之久，尚未游遍，奈脚疲腿酸，不便继续。又以日已西向，只得折归。据闻，文殊山初有文殊菩萨庙，山因庙而名。庙为当地汉民与青海番族公共崇拜地。惟团体崇拜，各有定期：每逢春季，先由汉民演戏、焚香、礼拜，约十日后，由番族礼拜。后者于礼拜期间，辄化装跳舞，男女均参与，手执泥人，舞后刀斩之。闻泥人为年羹尧之像，年氏平服西番时，以残酷见称，致番族至今恨之刺骨。(28)

以上是诸西行之人对文殊山的记载，按此记载，晚晴民国时期的文殊山香火还是很盛，所谓有“住行脚二三百，经呗甚盛”，并且号称“西来洞天”“西洞天”，陈万里与刘文海对文殊山的记载更是详细，如陈万里对文殊山新修寺宇壁画的记载，此外陈万里言文殊山后山寺观极多，且悉为道士所居，可见此处佛道之融合相处状况。刘文海之记载更多了对山林风景的描述，称之为世外桃源，且文殊山已成为附近番汉民众之公共崇拜地。

文化景观是一个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我们这里主要是“拿来主义”，取其名字用用而已，并不对之做理论探讨。西行之人在不着急赶路的情况下，必然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而对一地名胜古迹的探访，就成为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开始。晚清民国距离现在，也不过一二百年，但是诸多的文化景观却被湮灭，而诸西行之人的记载恰恰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可以向我们展示当时的文化景观，或许这些景观并不能与享誉中外的景观做比较，但他们却是留在当地人记忆与传说之中的瑰宝。

三、西行文献的现实意义

纵观历代西行文献，可以见到前人行走西北的艰辛与困难。在近代工业大发展以前，在使用相同的交通形式的情况下，即步行与马车的情况下，晚清民国时期的西行状况，可以上溯明代、元代、宋代，甚至是唐代、汉代，故可以籍此窥探此前之所有时代。通过祁韵士、林则徐、倭仁、袁大化的西行，我们可以想象法显、玄奘、陈诚的西行，通过斯坦因、伯希和的东行，亦可想象马可波罗的东行，因为他们虽然时代不同，但是他们所走的路线、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差不多的，虽然不能等量齐观，至少可以相互参考。

发掘历代西行文化资源，还可以钩织一张更为全面详细的文化景观网，将一些久矣不为人们所知的文化景观展现出来。晚清民国时期的甘肃，距离今天不是很远，但是很多历史文化景观却被湮灭了，而被西行文献记载下来的文化景观多达几百上千处，绝不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几处。以兰州为例，兰州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仅有我们熟知的中山桥、白塔山、五泉山等，还有利济桥、关岳庙、嘉福寺、普照寺、碑洞、拂云楼、烈妃祠、金天观、雷坛庙、金山寺、斗母宫等等。总之，利用西行文献，发掘文化景观，可以丰富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的文化景观，增加历史文化韵味。

林则徐从西安到伊犁，共用了122天，而林则徐行进中的70天是在甘肃度过的，庆阳、平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安西等等，皆有他的行踪。其他西行之人所经行的主要路线、主要路段亦是多半在甘肃，故甘肃是西行最重要的路段之一，是历代西行文化资源最丰富的省份。甘肃东西狭长，旅游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故目前甘肃东部旅游文化圈(天水、庆阳、平凉)与西部旅游文化圈(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之间的联系十分不紧密，而发掘历代西行文化资源，可以全面提升甘肃广阔大地上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综合价值，即可以用一条线串起甘肃的东部与西部。

打造西北旅游黄金线路，还必须借助西行文献中记载的古驿站，他们是西北行走的必经站点，并且部分遗址、遗迹今天仍然存在，利用古驿站将整个甘肃乃至西北串联起来，其实亦是西行文献的另一个展现，因为明清乃至汉唐时代的人们，西行所依赖的就是驿站。而以古驿站为中心，定制10天、20天、30天的西北旅游黄金线路，就是非常切实的有效路径，既有历史文化基础，又有实际操作方法。例如，林则徐经过兰州时，他的日记《荷戈纪程》中记载了极其详细的行进过程，兰州附近的驿站有：甘草店、清水驿、三角城、十里铺、定远驿、东岗坡、空心墩、碑亭、兰州、十里店、安定堡、沙井驿、关帝庙、苦水驿、红城驿、金寺堡、南大通、庄浪城、平番县城、武胜驿等。从这些驿站中选择若干点，打造一条“林则徐之路”，展现林则徐的西行历程，绝对是丰富又精彩，更可以串起甘肃的东部与西部，甚至是整个西北。

总之，西行文献是极其重要的，既有深厚的学术价值、学术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作用、现实功能，而加深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利用，不断开拓“一带一路”研究的新境界，就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诚然，唐宋时代的西行文献数量较少，但大量明清乃至民国时代的西行文献的存在，足矣给我们展现一个极其丰富的西北。微观的认识，微观的分析，对宏观的补充与证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当一个个西行之人的文字被大历史观所审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长长的时间轴上的一个个的前后相继的行走伟绩，而加深对这长长时间轴上的行走伟绩的分析，必然可以见到千百年来不断被人忽视、轻视的西北开发史、西北发展史、西北奋斗史。

注释：

①胡大浚主编《西行文献丛萃》(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胡大浚主编《西行文献丛萃》(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郑炳林、张兵、段小强主编《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1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郑炳林、张兵、段小强主编《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2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

③李玉洁、耿彬《先秦文献中西王母与西亚北非“兽尾”标识研究——兼谈周穆王西征及先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2期，第150-166页。

④[清]祁韵士著，李正宇点校《万里行程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清]林则徐著，李正宇点校《荷戈纪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⑥[清]方士淦著，李正宇点校《东归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⑦[清]倭仁著，李正宇点校《莎车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⑨袁大化著，王志鹏点校《抚新记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⑩刘全波《织网与凿井：中西交通史研究论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91页。

(11)陈万里著，杨晓斌点校《西行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林鹏侠著，王福成点校《西北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李烛尘著，杨晓斌点校《西北历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刘文鹏《清代驿站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15)[清]祁韵士著，李正宇点校《万里行程记》，第15-16页。

(16)[清]倭仁著，李正宇点校《莎车行记》，第75页。

(17)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64《地理志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20-2121页。

(18)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64《地理志十一》，第2124-2125页。

(1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2-23页。

(20)刘文鹏《清代驿站考》。

(21)刘全波、侯兴隆《他者眼中的基督教：晚清民国〈西北行记〉所见西北地区基督教传播研究》，万明、杜常顺主编《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44-260页。

(22)马鹤天著，陶雪玲点校《青海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23)刘继华《英国籍“西宁人”与清末民初青海社会——胡立礼在青海的基督教活动及其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162-166页。

(24)刘继华《基督教内地会对近代甘宁青穆斯林的传教运动述论》，《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4-198页。

(25)裴景福著，杨晓霭点校《河海昆仑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26)方希孟著，王志鹏点校《西征续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27)陈万里著，杨晓斌点校《西行日记》，第72页。

(28)刘文海著，李正宇点校《西行见闻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