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中国数字社会的新形态已具雏形：8.88亿人看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新的生活内容；8.12亿人网购，4.69亿人叫外卖，人们的购物方式、餐饮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3.25亿人用在线教育，2.39亿人用在线医疗，在线公共服务进一步方便大众。“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已是势不可挡，无法逆转。”
数字社会，是与数字经济相匹配，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基础之上，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迭代发展为时代特点，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突破为核心要素，在家庭、工作、教育、娱乐等场域采用和整合信息通信技术的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直至当下的数字社会，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迁都给人类观念和现实生活带来一些新气象、新思路以及新问题和新挑战，语言和语言生活亦在其中。数字社会的语言效应，体现在语言自身系统的变迁中，体现在语言生活的变化中，也体现在语言治理和语言研究的与时俱进中。
数字社会带来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新现象。词语是时代变迁的监测器，数字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新现象日新月异，词库便随之不断吐故纳新。从5G、3D打印、融媒体到神经网络、区块链、多重体验、人类增强、数据信托、数字接触追踪，各类新词新语不胜枚举。人们使用的媒介会影响想要传达的信息，因此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媒体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语言——“数字语言/方言”（digital language/digilect）。它是语言在数字媒体中的变体，通常是在计算机或其他数字设备上进行通信时使用，其在形式、词汇、语法和语体风格等方面都有与以往变体迥异的特点，比如表情符号（如“：）”）、数字形式（如“996”）、字母缩写形式（如“yyds”）、手机文章（如“小说、剧本”）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界限的模糊等。而且随着数字化的进一步提升，数字语言正在从数字原住民群体向更大的社会群体扩散。可以想见，随着群体代际更新的完成，数字语言或许最终会完成对于现实语言的部分置换。而在创新语言结构的同时，语言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各种方式的突变。让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三个：一是语言数据，二是机器人，三是数字语言鸿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数据的生产要素性质，而多数数据都可归入语言数据之列，语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被予以重构。这是语言具有经济属性这一旧论断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也是语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跨层提升的一大标志。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语言超越了人际交流的工具功能，已经扩展到了人与机器人的领域，语言的功能域扩容到了人工视界。在当今世界使用的大约7000种语言中，排在前10位的语言占了互联网内容总量的80%以上。我们使用的大部分技术都是以英语为默认语言，以英语人群为目标用户，就连倡导数字权利的文件也多以英语写成。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赖以保持联系的平台还没有为我们的多语言事实做好准备，因此对“数字语言鸿沟”尤其需要多加警惕。
数字社会产生了丰富多元的语言新生活。数字社会以其固有的一些属性带来了人类基本体验的诸多转变，比如现实与虚拟界限的日益难以区分，“人—机器—自然”三者界限的日益模糊，从信息稀缺状态到信息丰富状态的转变等。与这些转变相伴随的，便是人类语言生活的数字化进程，比如即时翻译、智能写作、数字虚拟人以及数字时代的身份认同等。翻译软件是信息社会的产物，进入数字社会，大量各种类型的翻译App、翻译机问世，可以对几十种语言的基本用语或专业术语进行在线或离线翻译，基本可以满足出国旅游或短期学习甚至专业会议、国际赛事等场景的需求，“一机在手，走遍天下”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从新闻、评论类文章到小说、诗歌类体裁，智能写作正在成为人类写作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甚至正在成为一些人工写作者的替代之选。尽管智能写作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主要限于在语言结构上程式化较强的体裁和场景中，但是随着大数据、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增进，机器写作的水平也在加速提高，人机协作式的写作模式正在快速崛起。机器智能的快速提升使“人机交互/人—机—人交互”日益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出现在家庭、会议、酒店、餐馆、博物馆、热线接听等场景，与机器人的会话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类人机器人技术的日渐成熟甚至才露尖角的数字虚拟人，则都在进一步拓展着数字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交际形式和交际内容；未来的人类不仅需要学习与同类如何沟通，也要学会如何与机器人进行有效交流。与此同时，人类在虚拟和现实两大空间日渐模糊的夹缝中所呈现出一种身份认同焦虑：虚拟空间的“我”和现实空间的“我”，哪个才是“真我”，“我”是谁，“我”会往何处去。与传统的现实之“我”的身份困顿相比，数字社会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更为深刻，也更为棘手。
数字社会期待与时偕行的语言新治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2020年10月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当下阶段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之一无疑就是数字化。数字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数字时代，语言治理在价值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和评估体系等不同层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都需要新的突破。在价值体系层面，如何平衡数字社会去中介化、非物质化、分散化、个性化等新的价值追求；在结构体系层面，如何处理好语言治理目标的升级化、治理对象的复杂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化；在功能体系层面，语言治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更好地治理语言文字之事，又如何更有成效地助力国家治理的其他领域；在评估体系层面，则是评估参数的设定和评估效果呈现等一系列问题。数字经济将人类拉入了数字社会，数字社会造就数字政府，而数字政府就需要数字治理。对于语言治理来说，未来或许是“五治”的辩证统一、发挥效力，即“法治”“德治”“自治”“数治”“智治”。语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然也将是围绕这五个方面的整体推进。
数字社会促进了推陈出新的语言新研究。首先就是研究对象之新，上文提到的新词新语以及新的语法格式（比如“粉”成为新构词语素、“很”字修饰名词等）、新的语义范围（比如“被就业”一类短语中“被”字搭配成分语义特征的变化）、新媒体带来的新语体、人机交互中的语用现象、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情感成分计算、语言数据的内涵与功能、数字语言鸿沟问题、数字语言伦理问题、数字语言安全问题等，都是未来语言研究蓝海的构成部分。其次是研究方法之新，一方面是传统研究方法的换代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全新方法的出现。前者如社会网络分析、计量语言学的崛起、Python以及各类爬虫技术的助力、电子问卷、线上访谈等，后者如数据挖掘、聚类分析、计算机模拟、自动内容分析以及探索性数据可视化等。再者是研究理念之新，比如新文科和交叉学科趋势下的大语言学理念，研究焦点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基于大数据进行探究的理念，虚拟空间国际语言生活的理念等。在上述基础上，一门新兴的语言学边缘学科似乎呼之欲出，即“数字语言学”（digital linguistics）。它融合了语言学和计算机技术，旨在培养在数字时代理解、处理和利用语言内容的知识和技能，将为传统语言研究和信息技术的交叉协同开辟新的空间。
语言是人类间以及未来人类与机器间最基本的交际工具，语言生活是人类生活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语言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语言研究则为人类认知语言本身以及语言与人类的关系提供洞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都会在数字社会的历史洪流中经历改变与重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参与其中，去观察、描写、解释、引导，为建构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类世界而努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语言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