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在改革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一些方面的改革推不动、推不实，比如国企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原因在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导致在改革上出现犹豫，不坚决、不彻底。

一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得到了较多的强调。而且涌现出大量经济史学的文献，认为即便是历史上的发展，政府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比如所谓大分流的分析。为什么英国在欧洲国家中发展得最早且发展得最好，而中国却突然落后了？以前的解释是，英国搞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完全靠民间力量，发展起来了。但现在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英国恰恰是利用了政府的干预力量，提供了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特许经营等，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而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反而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基础设施，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英国相比，经济发展就落后了。“二战”以来，一些经济体实现了后发赶超。而成功赶超的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为什么会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都拥有所谓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它们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实施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

上述例证说明，国家也好、政府也好（英文都是state），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关键是，政府如何发挥其作用。

二

关于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非常清楚：即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怎么发挥政府作用？ “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其实已经给政府定位了，政府只能在这个领域干事情，并且还有一个前提，即市场是上位的，政府必须遵循它。但是我们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却忘了这个前提，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放在同等地位，特别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要把谁放在前头、到底什么是主要矛盾，这是很大的问题。

政府作用如何做到以市场决定性为前提？即一切以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准绳;任何对此的偏离，就是政府作用所带来的扭曲，是要避免的。因此，保证市场决定性为前提，政府的作用可以有两方面：一是“修补”市场（取“修复补充”之意。包括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失灵甚至创造市场等），实际上是“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二是减少扭曲，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扭曲。

扭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良性扭曲高度依赖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定语境和历史路径。跨国经验与中国的实证数据均表明，特定条件下促进发展的所谓良性扭曲，到了新的条件下可能会成为发展的障碍。比如后发优势、次优原则、市场失灵等，都是有理论前提的，即基本上都是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面临起飞赶超转型任务，同时市场体系不发达、结构性问题严重的经济体。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这些前提条件会慢慢消失，良性扭曲也就难以存在了。正因为如此，要旗帜鲜明地消除扭曲，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摒弃对待扭曲问题上的保留和犹豫态度。否则，在赶超的口号下，政府干预引致的扭曲会频频发生，并导致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生游移和摇摆。

因此，我们认为，在资源配置层面上，未来的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基本信仰，并以此来约束、规范、调整政府的行为;不是以政府主导为信仰、为遵循，让市场经济来协调和配合。尽管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进行排序，似乎不太符合辩证思维和中庸思想，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需要分清主次、先后，抓住主要矛盾;否则，缺乏明晰的方向，没有得力的抓手，改革工作就会难以推进甚至陷于停滞。

三

以往对于政府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看来，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成为推进改革的新的关键词。

国家治理视角，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一是政府的力量，它借助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来配置社会资源，使之有序运行和发展;二是市场力量，即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自由竞争与价格信号）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社会力量，也称为社会自组织力量，它是靠具有强烈公共精神、公共责任的个体或组织，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方式，自觉遵循一定的公共行为规范，并承担一定的公共治理职责，由此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国家治理活动中，政府力量最擅长公共领域的治理，市场力量最擅长经济领域的治理，而社會力量最擅长纠正和弥补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缺陷和不足，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能够找到自己最佳的角色定位。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一定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相对均衡且能够互相支持也相互制约的格局。

认识和理解国家治理中的政府，既需要从三方共治的角度，也需要从政府质量的三重维度：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来考察。其中，国家能力是政府作用的基础，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则是对国家能力的某种限制，是对国家能力作用范围和程度的一种约束。

国家能力，应至少包含：动员资源的能力。既包括政府自身掌握的资源，如政府资产，也包括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如征税、举债等;提供制度规则及其他公共品的能力。如产权保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环境规制等制度规则，以及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经济稳定等公共品;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能力。既包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官僚体系的效率，即政府的行政能力。它可以说是国家能力的基本和前提。

法治政府是以保障公民和社会的权利为依归，整个政府治理过程都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不能为所欲为。法治政府的要旨在于：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一切权力行为或者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均视为违法。

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任何政府如果拥有权力但缺乏问责的制衡，就会产生腐败。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腐败=自由裁量权-负责制 。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问责制的实施往往体现为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实际上，真正的问责是民众对于政府的问责。因此，如何使问责机制对政府行为形成真正的约束，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

目前美国是国家能力弱，而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强;中国则相反，国家能力强，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相对较弱 。

无论是从三元共治角度，还是政府质量的三重维度，都指出了政府的能动性（如所谓发展型政府、有为政府等）和有限性（即政府干预的限度）之间的平衡。和资源配置相比，国家治理处在更高维度。如果说在资源配置层面，政府是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那么，在国家治理层面，政府要和市场与社会共治，国家能力应在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的约束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