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大运河的介入下，嘉兴逐步形成了泽国水乡的精细农业格局。文人在湖面聚集，船窗取景的观景模式冲破景观格局，促成了“以舟为园”的全景游观。在农业的拮抗作用下，园林占地面积小且朴素，文人凝眸于植株使得园林格局破碎化。农业与私园的界限被打破，呈现出景观一体化的特征。最终，在多方力量作用下，嘉兴形成村落与园林交织、丰产且稳定的韧性景观，明晚期市镇经济推动了“导奢导淫”的建园潮流，却未对嘉兴的造园理念造成冲击。
关键词：韧性景观;大运河嘉兴段;私家园林;
1973年，霍林(C.S.Holling)在《生态系统韧性和稳定性》(ResilienceandStabilityofEcologicalSystems)一文中提出了生态系统韧性的概念，用以表示自然系统在应对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时所具备的持久性。12000年后，西方学术界将此概念拓展为社会-生态系统，认为该系统在经受变化时能吸收干扰，实现重组，拥有从本质上保持相似的结构、识别性和反馈的能力。2换言之，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是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能力。这个视角下发展出来的韧性景观，强调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下区域文化景观处于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相互嵌套，最终导向不同的循环适应的平衡态。
作为江南的核心区域，杭嘉湖的景观演进更能展现出江南景观的特质。不同于杭州和湖州，嘉兴在历史上从未成为过园林中心城市，而是导向了另外一条乡村、园林景观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当然，任何地区的景观环境，都是在人力的介入下产生干涉行为和使用功能，从而使场地环境形成丰富的景观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间联系。不同时期经济文化以及阶层审美等多种社会信息，都能给景观空间提供在构成要素和主题内涵上的丰富选择。故拙文拟以嘉兴为例，考察该地区在水利、农业及士绅等多中心合力作用下景观之间平衡态的生成过程。
文章抽取的时间片段是明代嘉万年间，这是江南低地开垦的收尾阶段，江南开始进入市镇经济时期，这不仅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也催化了审美的多元与精炼，考察明晚期的园林、乡土景观为代表的人文景观就成为了探讨明晚期生活环境及生活观念的重要切口。文章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于《味水轩日记》。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正月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李日华逐日记录了自己在嘉兴的隐居生活，“其间所纪翻阅书画、评骘翰墨十居八九，而时事、异闻奇物、酒荈花鸟、寄情触目者，附之”3。正因其“翻阅书画、评骘翰墨十居八九”，故利用《味水轩日记》研究画史、艺术史的成果较多。4逐日记载生活中所见的花鸟等亦为历史气候研究提供了长达八年的连续性物候资料序列。5而本文想利用的是日记直接展示出来的生活环境与地理、文化景观。
一、水利工程与农业开垦
嘉兴地区的景观底图与水利工程建设有莫大的关联。《嘉兴府图记》记曰：“隋大业庚午，炀帝发众凿渠，拟通龙舟，起余杭，尽京口，广十余丈，胜千斛之舟。”6到了唐末，朱自勉受命屯田，“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范围几乎覆盖了嘉兴全境。并且，屯田结合了水利工程建设，“夫伍棋布，沟封绮错”,“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7吴越时期接续塘浦圩田体系，高筑圩岸，纵浦、运河和横塘体系结合，“阔者二十余丈，狭者十余丈，又有横塘以贯其中而棋布之，是古者既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为横塘以分其势，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内，有圩田之象焉”8。
入宋后，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有序景观很快遭到了破坏，郏侨记载：
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暨纳土之后，至于今日，其患始剧。盖由端拱中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9
郏侨认为宋代的地方堤岸堰闸、沟洫畎浍成了漕运为重观念下的牺牲品。事实上，“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10。于是凿堤捕鱼，垦之树艺，取盈田租，辄不修圩。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介入下，苏、秀、湖的低乡多为积水淹没，雨季时地势较高的圩田区也常为积水所困。为解决积水成涝的历史遗留，“嘉佑三年，转运使王纯臣上言，诏县令民作田塍，位位相接，因此为县官殿最”11,将县级官员的政绩考评与小圩建造挂靠在了一起。大圩开始向小圩演变，水流也开始细分化。
此外，南宋在杭州以北修筑上塘和下塘运河，下塘连接湖杭运河，上塘连接杭州运河。上塘河塘高水浅，旱季通过闸堰引水以接济运河水源。下塘途经地势低洼平原区，宋廷将下塘运河接西线运河，形成贯穿杭湖运河、嘉兴运河的运河水网。于是，嘉兴运河与其他主干河道及遍布乡村的小型河道相互贯通，组成纵横交错的灌溉排水网络。12宋代熙宁、元丰年间直至明初，这一区域的水利均以运河为中心。
宋室南渡后，嘉湖平原围垦湖泊沼泽地的圩田迅速增多，卫泾记载：“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脧月削，已亡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13豪宗大姓修筑滨湖堤来调整水势，用堤坝围合起来的田被称为“坝田”,“遇旱，灌溉坝田，足乃得他。及涝，则坝圩屹屹，周遭港口，辄不易泄，民患苦之。淳熙间，谏议史才请加约束，乃得尽去坝田”14。堤坝被拆除，大圩向小圩演变的发展趋势得到了保证，出现了一块圩田就叫一个圩头，大者数百亩，小者数亩或数分的情况。15
农业开垦也逐渐精细化。明代以来在高度繁荣的蚕桑经济的刺激下，桑基稻田农业模式在大运河以东、以南的地区扩展，至正德年间，桐乡一带已是“高原树桑麻，下隰种禾稼，尺土无旷者”16。嘉靖《浙江通志》记载省内民田、地、山、荡等项总计43890418.6亩，其中田、地、园的面积30244052.4亩。雍正《浙江通志》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全省田、地、山、荡等项总计为46123672亩，其中“实在”田、地和“实在”屯田、屯地为32300349亩。《浙江国土资源》记载1986年浙江耕地面积(包括水田和旱地)2708.95万亩，园地面积544.81万亩，合计3253.76万亩。可见明清时期浙江耕地开发已经相当广泛且深入。17其中杭嘉湖平原一带，土地利用水平最高，田种稻，地种桑，山产茶，水荡养鱼种藕，无处不用，也无处不赋。18
王士性在介绍绍兴时，对嘉湖地区的水利与村居环境发展过程捎带作了总结：“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即嘉、湖处，意必皆然。”19诚哉此言，于是“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20。
二、船舫雅集下的观景空间
嘉兴河道水系被疏浚成为灌溉排水网络后，水浅桥低的河段妨碍了大船的通行，小型船，如吴船、行艓子、艇子者的利用率不断增高21。这些小型船只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加之河道支流的不断分化，使得这片水域成为躲避仇敌的好地方。据《味水轩日记》所载：“戊戌仲冬，游吴门，遇张六姬于湖舫中。六姬，金陵曲中人也，以避仇为湖海之游，因居泛宅。”22官方稽查和追捕也遇到了困难，直到清代，乌青镇九里桥的一处营汛尚且“港汊既杂，一旦奸宄窃发，营兵固不能前知，既知之，而急起力追，既格于路远，而万难飞至”23。
这片具有地理阻力的公共避难区域也形塑着明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味水轩日记》载：“(胡)仲嘉以诗酒游江湖间”,“(张)慕江名体仁，年八十一而老矣。平生以书画舫行江湖间”。24这里提到的书画舫来自于米芾，这位在书法及文人画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的文人自诩有“满船书画同明月，十日随花窈窕中”25。黄庭坚有诗记曰：“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26书画船的故事为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到了明代晚期，文人追求的已经是“烟水五湖，岁发王猷之兴；图书千载，时寻米舫之踪”。27陈继儒、袁中道等人都有自己的书画舫。正因为此，书画舫成为了流动的居所，文人们甚至直接给游船冠以“斋”“园”之名。
《味水轩日记》记载：“夜集吴贞所萍居斋舫……致政归，即敕断家事，以画舫游江湖间。遇宾客雅集，令家僮度新声或演剧，以佐欢笑，超然自得，所谓蜉蝣天地之间，不婴世之网罗者也。”28“萍居斋”正是文人雅集、观景的新型空间。为此，李日华特意写了一篇《萍居记》,记曰：
先生曰：我舟东不至海，东南不至钱塘，西不至震泽，西北不至扬子。周回六百余里，平波如镜，曲流如带，无不可涉入。是故有沿溯之乐，而无掀播之忧。吾蚤春探梅于杭之西溪、苏之光福；中春荐樱桃尝燕笋于常之荆溪、润之北固；春夏之交，摘茗煮泉于锡之慧麓、苕之碧浪；秋则松陵之霜枫；冬则皋亭之雪巘。一境之胜，一候之奇，赴之如脱弦之矢。迨其既倦，掩篷捩舵，端坐而返乎敝庐。故我常有转移适物之权，而无匏系株守不及物之叹。登我舟者，非天放高流，则泽居旷士。29
“萍居斋”主要活动在杭州西溪以北、湖州荆溪以东、镇江与无锡以及苏州与嘉兴的广大地区。根据《味水轩日记》的记载，李日华的活动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以嘉兴为中心的苏、松、杭、嘉、湖五地。由于河流细分化的作用，水面平静如镜，相互之间又可贯通。这种连通的效应并不止于河道水系、小山大川，还对趣味相投的文人雅士产生了聚合效应，正如吴贞所说：“登我舟者，非天放高流，则泽居旷士。”30
袁中道曾介绍书画舫内的布置：“取夏道甫所书‘泛凫’二字扁于舟中……新购沈石田画一小轴，乃石田学赵松雪者，上有吴匏翁一诗……后又有征仲题数语，因挂之舟壁间。前挂黄太史草书古诗。”31书画舫内书画诗文等安置在了显要的位置，空间布局已近书斋。凭借这样的书画舫，文人便可泛舟五湖，从同辈游，如华尚古“时时载小舟，从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与评骘，或累旬不返”32。
美国学者TimCresswell提出了一个强调人参与在内的景观概念：景观是由人站在某个位置上所观察到的地表的部分。景观的客观存在就包括了一块汇聚了物质地形的土地(被看到的内容)与视觉的概念(被观看的方式)两个方面，观景方式直接影响了景观元素与空间格局的呈现方式。33这同米歇尔·德·塞托的空间理念不谋而合：当观者从静态地图式的“看”的描绘转换成游观式的“行”的描述时，一个景点就会被分解成为小型的视觉单元集合。34
在文征明看来，不同于马车“西风黄土污人面”,游船有“青山在篷底，白云宿船头。沧波渺然去，仰见天汉浮。飞尘暗岐路，回首正悠悠”的闲适。《泛舟》又记：“江上疏疏梅子雨，烟中袅袅竹枝歌。暖风初泛青莲舫，斜日轻摇绿玉波。南浦春光啼鸟寂，西来山色过桥多。美人只在横塘曲，手把芙蓉奈远何?”35祝允明《艇子》也感慨：“江南小艇子，能住亦能诗。梁柱无阶砌，门窗即枕帷。坐流看树过，行屋逐风移。试欲作舟史，半生居在斯。”36行驶中的游船串联起河边的人事与景物，这种“可行、可望”不断冲击着景物格局。
于是，晚明“以舟为园”的现象十分突出，如王汝谦的“不系园”。程蕤《题不系园》:“湖山到处一图悬，卜筑犹嫌选胜偏。看遍好花疑缩地，坐深濲月似移天。”37选择形胜地建园只能偏取一地，“不系园”泛游时却能随着船只的行驶借船窗取景，观者但坐舫内，无需跋涉就能看遍好花美景。拥有一支小船便可拥有变幻万千、无可限量的园景，实现人在画中游的全景游观，可居又可游。38这就是吴贞所谓的“常有转移适物之权，而无匏系株守不及物”39,进退皆有可得的自由选择权。因此，李日华之子李肇亨感慨：“吾乡鲜岩壑之胜。然园亭之参错，水木之明瑟，舟楫之沿洄，纵游览所如而不倦。”40
三、凝眸与私家园林小型化
“禾中素号水穴，土贵甚。”41由于园林与农业之间的拮抗作用，嘉兴在重复六朝筑园故事时，并未修建规模宏壮的大型庄园，而是承接地表形变营建小园池，如《味水轩日记》所记：“(许)庵创自新安许文懿公宗鲁，废弃之余，尚多名卉根栽乘时敷荣者。后有岩洞奇石，主僧请余名之……又至陈侍御庵，门径俱赭石壁峙，清池一泓，夹池修竹高松，风来萧飒，如在千岩万壑中，不知山之浅也。”42
修建小尺度的园池可能还与嘉兴水系纵横、湖盗滋生有关，李日华曾感慨：“怕逢湖海侠，甘作酒家邻。”43除了内湖盗贼，嘉兴还有来自东部海上的威胁。嘉万年间是倭寇来犯的高发期。嘉靖三十二年(1553),汪直、徐海勾结倭寇从乍浦等地登陆进攻平湖，失利后沿着平湖塘和海盐塘二路进攻嘉兴府城。总督胡宗宪率众作战，虽然保住了城内的安全，但“城以外数万家仅存余烬”44。万历年间，“有海澄人张姓者在日本，日夜谋内犯，闽浙淮扬，北达登莱一带，俱可虑也”45。“海中有寇，以艨艟为家，长数十丈，阔十余丈，外裹牛革三重，内有砖壁，列屋以居。随潮漂泊，拥众万余人。遇岛可耕，耕之。已，复纵出劫掠。为首者号沈碧峰，宁波人也，黄服金冠，颇僭服御。崇明沙、金山卫、九围等处，岁有侵犯。”46
在战火与时间的侵蚀下，嘉兴地标建筑烟雨楼屡建屡坍。嘉靖二十八年(1549)湖心岛落成后，烟雨楼从南湖之滨移到了岛上。《五岳游草》记载：“楼之胜，琐窗飞阁，四面临湖水，如坐镜中，春花秋月，无不宜者。若其轻烟拂渚，山雨欲来，夹岸亭台，乍明乍灭，渔舠酒舸，茫茫然遥载白云，第闻撸声，咿轧睐眄，而不得其处，则视霁色为尤胜。”47王士性笔下的烟雨楼胜景一半属于登楼凭眺，一半为湖上景观。泛舟游湖是游览烟雨楼的主要方式。自白居易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将西湖之美凝结在湖畔与湖面，苏轼堤西湖后“日将官事了湖中”,江南文人的观景主流早已舍弃凭高远眺，而乐于泛舟湖面。48因此，即便烟雨楼在明代多次重建，文人却乐于游南湖及湖畔园林，正如钱谦益《题南湖勺园》所云：“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枝策上溪桥。”49
烟雨楼去中心化的当时，其它景点的地位也在同步提高。元时，吴镇仿潇湘八景作《嘉禾八景图》,景点分布范围并不局限于南湖。同治八年(1869),嘉兴知府许瑶光拟“南湖八景”,当即就有人提出异议：“秦驻秋涛，独山晓日，非由拳之巨观乎。即玉溪辇路，桥挂双虹，胥山访古，剑试一石，亦墨客骚人，所宜流连也。子均不齿及，顾独注意于鸳鸯湖上，无奈拘墟。”50此外，农业开垦的密度和强度致使嘉兴对水情非常敏感51,旱涝皆会对园林植物造成生态胁迫，《味水轩日记》记载：“去岁值涝，圃者皆抱空蔓”,“家圃所莳菊，以旱故半萎。令人遍觅无佳者，竟阑珊矣”。园主们也积极寻找解决措施：“同沈翠水访菊于顾氏、徐氏之圃，俱称今岁夏秋燥湿不常，菊皆凋瘁。又造吕茂材斋居，红白楚楚独异。盖茂材置之盆盎，可携徙以就阴阳之中，又不贪多，所葺止十余种，故超胜耳。”52
正因为此，在园内种植单株作物，安置盆栽、插花的情况变得盛行，于是观者的视线就很容易被引导聚焦在植株之上。对此，《味水轩日记》记载颇多：“复过思林僧房看山茶，七干交挺，皆大如拱柱，五百年以上物也……郡中唯王静村处士家绿萼梅，枝覆庭除，容五燕几，玉蕾琼葩，散漫馥郁，可以配此。城南真如寺有老槐，夭矫若龙，阴亦覆一庭……湖南包大夫园一桂，大十围，秋深金粟万斛”;在小园中安置盆栽、插花的记载也不少：“小斋前去复墙，斥广地三尺有奇，移西偏竹植东偏。盆松盎兰皆有位置，每披读倦即曳杖行诸卉间，曲折盘辟，甚有意趣”;“垂丝、贴梗、西府三种海棠，杂置彝中，物色之艳，未有过是者”;“十九日，小雨，盆梅尽开。沈翠水又携一本至，作樱桃花色，名照水玉蝶，嫩红繁萼，梅之老格几变，正是绮疏中物耳”。53这种凝视使得私园内部的景观结构开始向微观化发展。
尚古的文人也开始反思园林本初的意义，徐学谟提出：“昔陶令偶需于松菊，蒋生仅集乎求羊，即如是焉，亦足以乐而忘世矣。而后之为园者，果尽畸穷之所托，而栖迟之所必资哉?”54荣华富贵连带出的大园林走向的不确定性，也让文征明反思：“高官膴仕，人所慕乐，而祸患攸伏，造物者每消息其中。使君得志一时，而或横罹灾变，其视末杀斯世而优游余年，果孰多少哉?君子于此必有所择矣。”55这种心态与《广志绎》的记载相互印证：“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56所以，李日华提出避免俗游的简朴小园池应该呈如下样态：“小窗疏槛，花石楚楚，而堂不足以容燕几，庭不足以交履舄，此幽独自命而槁乎无涉于世者也。惟夫堂寝具而不华，高卑构而各适。名山胜地诚未易即，然前后五十余步，必有通流，游目四望，颇见疏林遥渚。有曲阁藏书，以远蒸湿；有高轩凌虚，以延云物。近市而不喧嚣，滨水而不湫隘。”57
需要提及的是，晚明时期山人身份的认同也造成了文人重拾中唐白居易的闲适观，促成了以乐为极、悠游自在的存在状态和审美追求。58追求闲适无需长物，适应无功利的生活即可，“人如要闲，必先学懒；若不懒，定不得闲也”59。这种社会潮流与泽国水乡的园池营造理念可谓是互为因果。李日华之师、山人陈继儒提出：“于岗阜回复及林水幽翳处辟地数亩，筑室数楹，插槿作篱，编茅为亭，以一亩荫竹树，一亩栽花果，二亩种瓜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畜山童灌园薙草，置二三胡床，著林下，挟书研以伴孤寂，携琴奕以迟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60园林逐渐乡村化并非坏事，因为“人无意，意便无穷”,这即为文征明的“君子所择”。故计成在《园冶》中对这一片区的园林进行了总结：“古之乐田园者，居畎亩之中；今耽丘壑者，选村庄之胜，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61
四、嘉兴景观平衡态与江南园林的趣味分野
乘船游观加上园内景观聚焦化的趋势，导致私园跟公共空间本就因河道水系连通而不明的界限被进一步模糊化，“至白苎村居，舟行蓼滩菱渚中，野旷天清，桂花香逆鼻，竟不辨谁家池馆也”,“治酒舫，同沈翠水、沈伯远、吴仲贤造颜氏海棠下……又过黄氏园”。62这种误入他人私园的游乐，大有“不系舟”之味。“五日，泛蒲后同吴仲贤、亨儿过范氏废园，为赁房者所拒，不得入。因过颜椽庄居观盆荷……六日，复同仲贤、亨儿，又益以曹甥弘宇，造范氏废圃……因入墨兵斋拜石洲，登桂台观，亦兰亭引流屈曲处，甚有荒芜之感。”63范氏废圃荒芜、野性的景观打动了李日华，甚至考虑购入作退老之所。王世贞的《南陔草堂记》也记录了这种偏好，苎村后人重建先祖废圃，园、野之间没有设置明确的界限，药苗杂卉与萧苇菱芡象征性表示着内外之界，因为“园以野胜，野以园胜”64。某日，李日华在检视访者所携王蒙《双梧草堂图》时说：“不作大山，而篱脚有蜀葵、鸡冠之属，园林景也。”65只需蜀葵、鸡冠等零星植株，所谓的“园林景”就能在山水画中被标识出来。
凝眸聚焦下的景观结构不断破碎，还出现了结构不复存在的“纸上造园”的极端现象，如“乌有园”与“将就园”66。于是，钱泳在观览了各地园林遗迹后感叹：“园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园亭，有一花一石者，吾来啸歌其中，即吾之园亭矣，不亦便哉!”67这种乡村、园林景观一体化塑造了嘉兴景观的平衡态。
柯律格(CraigClunas)发现，16世纪中叶以前的苏州园林主要为生产性质的园林，此后园林才转变成为奢侈消费的物件。68无论是显示成就或是炫耀竞赛，城市都提供了最佳的展示空间，所以江南的缙绅和富豪优先考虑在城市筑园。69“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70于是，“园池亭榭，宾朋声伎之盛，甲于天下”71。
嘉兴与苏州接壤，又有大运河贯穿其中，因此“嘉禾俗近姑苏”。但苏州“城市山林”的浪潮并未对嘉兴日渐形成的景观平衡态造成冲击。《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万历后期仍在从事农田经营的乡居士大夫：
四日，午刻至张宅，地名周家堰，西至平湖县十八里，东至乍浦廿五里，海滨淤沃之壤，多草荡……近民居者稍辟为田，佃者亩输粟五斗，乡大姓世擅其利。张君藉先赀游京辇，得官侍从……张君引余观屋，前后佃丁杂僮奴绕住百余家，其祖基梁柱俱宋熙宁时物也，有题记可考。国运隆泰，时和岁丰，草泽间拥有成业，指挥一方，又稍饰以文，激扬吐气，此其人岂让古千户侯……今士大夫乐市居之嚣华，厌田里之俚朴，处于众争之地，为不保旦夕之谋，卒与商之转徙同归，亦甚愚拙矣。72
张氏一族从宋熙宁前就居于平湖，依靠家族财力捐官侍从，维持着与百余户佃农僮奴在同一生产空间生活的状态。见此，李日华转而批评那些放弃祖先经营、搬进城市从商的城居士大夫愚拙。《山樵暇语》对地主逃离农村的现象做过讨论：“近年以来田多者为上户，即佥为粮长应役，当一二年家业鲜有不为之废坠者。由是人惩其累，皆不肯置田，其价顿贱，往常十两一亩者，今止一二两尚不欲买。盖人皆以丧身灭家为虑故也。”73田多的地主需要承担较重的赋役，为了逃避徭役，大都选择投资工商业，故明中叶后富者缩资而趋末，末富居多，本富尽少。
李日华高祖李景芳入赘沈氏后到父亲李应筠，一直都居住在嘉兴城南的白苎村。李应筠经商致富，在城内还有一排房屋：
八日，春波旧第连市廛取税房，大小百余间，沿烧悉尽……家君慨然曰：“吾年八十，岂复须厚殖乎?”谈笑殊自若……前是三十五年，余以春波旧第假冯权奇居住。权奇性耽幽寂，不习世故，启堂前湫地种竹。竹死，辄易之。又凿墙多作圆光。至是引火入内，不可救药。74
“春波”是嘉兴城内的一个坊名，可推测“春波旧第”当位于城内商业街区。75一百余间房屋尽数烧毁，李应筠却能谈笑自若，李日华的记载大有标榜其父不为物役的意味，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雄厚财力也无可置疑。谭贞默《明中议大夫太仆寺少卿李九疑先生行状》总结李日华的仕宦生涯：“世固有通籍四十四载中更乞侍养者二十四载、乞休沐家食者前后十载、立朝服官日亡几何、难进易退、蝉脱知几其人如先生者哉!”76李日华亦官亦隐，以法书名画自娱，礼佛、观石、赏竹、饮酒才是他的日常生活，只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支撑这种生活方式。
除了春波旧第和白苎庄，李日华在城东的甪里街还有宅第，他给其中的一处建筑取名为味水轩，《味水轩日记》即得名于此。滨岛敦俊认为李家完全是靠“射利”发家，责骂城居士大夫未免太过奇怪。77事实上，虽然李日华长期居住在甪里街，却一直没有荒废白苎村祖宅，《味水轩日记》有他来往于甪里和白苎村的高频记载，因为在李日华的观念里，农业比商业更能保子孙退路，为此他还保有大量的田产。
除了平湖多草荡，“秀水县……治北乃多隙地，为圃、为池亭”78。这些隙地为乡居地主提供了必要的造园空间，与李日华交往甚密的项元汴一家三代即是如此。《嘉兴项氏清芬录》记载：“景范庐，金明寺后，宋淳熙戊戌状元姚颖筑圃范蠡侧，颜其庐曰‘景范’,又有水亭，额曰‘铁舟母家’,项氏别业也。”79可知项氏在秀水范蠡湖侧筑有别业。项元汴死后，屠隆拜访了项元淇之子项民逸，“寒夜空堂坐二更，清歌白苎烛花明”80,可推知项氏在府城外的白苎村也有别业。这两个地点均是明清嘉兴文人钟爱的居住区。
项元汴先祖项烨在宋代为翰林学士，五世至其父项忠，官至兵部尚书。明代仅三例“五世进士”,项家就是其中之一。明神宗征拜项元汴为官，不赴，专注于字画鉴赏和收藏，图籍书画收藏室名“天籁阁”,藏品精妙绝伦。雅士慕名前来，其中便包括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等人。在以功名为标志的士绅理论模式中，项元汴自然不会成为嘉兴书画收藏世界的核心，也不能赢得董其昌、李日华等知识精英的尊重。但作为嘉兴最有影响的望族成员，项元汴拥有天然的社会地位。卜正民认为尽管金钱的威力有所上升，但是士绅的价值和标准仍然统治着社会，财富是不可能以简单的形式转换为社会地位的。81这是富民李应筠培养李日华考取功名的原因：不同于庶族地主被迫离开村庄，明后期的致仕官员回到农村老家拥有徭役免除的特权。82
计成对园地选择有如下建议：“古之乐田园者，居畎亩之中；今耽丘壑者，选村庄之胜”,“市井不可园也”。83留在村庄造园显然是最直接的身份象征。但考取功名的毕竟是少数，仕进无路才是明晚期江南士人的深切体验，“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84。
城市建园也需要强大的经济资本。由于土地稀少很难找到地方建造新园，于第宅旁辟一方土地造私园的情况比较常见，王世贞认为太仓的园林只是“培塿耳”85。此外，造园旷日持久，潘允端的豫园前后耗时十八年，“每岁耕获，尽为营治之资”,“第经营数稔，家业为虚”,只好靠变卖田地和古董来维持。86
相较而言，卖赋糊口的李渔在弓弦胡同所筑之园仅半亩，金陵闸的芥子园也不及三亩。李渔认为：“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87“导奢导淫”的风气与文人的雅致观念发生了强烈冲突88,“俗园”遭到谢肇淛的猛烈抨击：“余每见人园池踞名山之胜，必壅蔽以亭榭，妆砌以文石，缭绕以曲房，堆叠以尖峰，甚至猥联恶额，累累相望，徒滋胜地之不幸，贻山灵之呕哕耳。此非江南之贾竖，必江北之阉宦也!”89于是在《园冶》之外，出现了士大夫力图区隔“雅俗”的规范性美学著作，即文震亨的《长物志》和李渔的《闲情偶寄》。布尔迪厄认为审美判断力是社会等级区分的标志，审美的区分体现出人在社会空间当中的不同位置，审美能够起到维持或强化社会阶层或群体边界的作用。90
嘉兴“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鱼盐之利，号泽国秔稻之乡，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91。这块具有开放性、凝聚性且相对稳定的运河区域，不断累积人文素养。成化年间，嘉兴知府杨继宗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92于是，士慕文儒，师古好学，乡之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奇才秀士辈出。93
嘉兴与苏州因运河连通具有一定的民俗相似性，但嘉万年间苏州领头掀起的“导奢导淫”的城市山林造园潮流却未对嘉兴的韧性景观形成冲击。嘉兴水系纵横、农业发达，乡绅能够用以建造园林的空间很有限，大多是利用现成的水系加以园林化处理，遵循耕读治生、聊寄情赏的别业营造传统，或利用旧园废圃改造格局小且朴素的园池，安置方便观者凝眸的植株或盆栽，建成的多是具有开放性的、多功能的绿化空间，是乡村聚落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乡村景观建设的典范。
从《味水轩日记》可以看到，嘉兴南湖也不似杭州西湖，不是文人的自留地，这里除了泊舟的老人，还有行商，文人歌咏内容也多为烟波、艇子、棹歌、鲈鱼、飞鸟之类，文人与农渔的空间并未割裂。正是在水利、农业及士绅等多中心合力作用下，通过观景空间的共享，不同群体先后入场，共同塑造了这片村落与园林交织、丰产且稳定的韧性景观。
注释
1?C.S.Holling,“ResilienceandStabilityofEcologicalSystems”,AnnualReviewofEcologyandSystematics,Vol.4(November,1973),pp.1-23.
2?参见周晓芳：《从恢复力到社会—生态系统：国外研究对我国地理学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7年第4期。
3?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页。
4(1)参见刘炳涛、满志敏:《〈味水轩日记〉所反映长江下游地区1609-1616年间气候冷暖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马悦婷等:《〈味水轩日记〉记载的1609-1616年天气气候记录的初步分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年第3期。
5(2)赵文华:《嘉兴府图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18页。
6(3)董诰等:《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中华书局,1983年,第4375-4376页。
7(4)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8(5)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8页。
9(6)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0(7)万历《嘉兴府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1(8)参见王建革等:《宋元时期江南运河对嘉湖平原圩田体系的影响》,《风景园林》2019年第12期。
12(9)卫泾:《后乐集》卷十三,乾隆五十七年四库全书本。
13(10)万历《嘉兴府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4(11)参见嘉兴专区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嘉兴专区土壤志(内部资料)》,嘉兴专区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1959年,第21页。
15(12)康熙《桐乡县志》卷五,康熙十七年刻本。
16(13)参见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17(14)参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77页。
18(15)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
19(16)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
20(17)杭嘉湖地区习见的“吴船”是一种外形如龟、用篙推进、航行于嘉湖及江南运河之间的内河船只(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八,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4页)。此外,袁桷还有“吴门艇子淮南船”之说(《清容居士集》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9页)。到了明代,艇子的出现频率明显提高(参见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579页)。
21(18)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
22(19)乾隆《乌青镇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399页。
23(20)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六、卷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91、75页。
24(21)张丑:《真迹日录》卷四,四库全书本。
25(22)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67页。
26(23)董其昌:《容台集》,邵海清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551-552页。
27(24)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33页。
28(25)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33页。
29(26)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33页。
30(27)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31(28)文征明:《甫田集》卷二十七,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394-395页。
32(29)参见[美]TimCresswell:《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9-21页。
33(30)参见[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
34(31)文征明:《甫田集》卷八、卷七,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117、107页。
35(32)祝允明:《祝允明集》,《苏州文献丛书》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36(33)汪汝谦:《不系园集》,广陵书社,2008年,第12页。
37(34)李渔将这种观景方式解释得尤为清楚:“是船之左右,止有两便面,便面之外,无他物矣。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像,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刻刻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总以便面收之。”李渔:《闲情偶寄》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第201-202页。
38(35)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33页。
39(3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05页。
40(37)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37页。
41(38)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07-308页。
42(39)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五,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00页。
43(40)崇祯《嘉兴县志》卷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44(41)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16页。
45(42)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46(43)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三,中华书局,2006年,第55-56页。
47(44)关于中古时期观景模式的变迁过程,参见龚珍:《中古时期文人园林的观景模式变迁——从谢灵运、陶渊明到柳宗元》,《中国园林》2020年第12期。
48(45)钱谦益:《牧齐初学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15页。
49(46)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烟雨楼碑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62-63页。
50(47)据《杭嘉湖平原水灾成因考》统计,宋元时期(960-1368),平均3.29年发生一次水灾,5.44年发生一次旱灾。明清时期(1369-1911),平均2.41年发生一次水灾,3.55年发生一次旱灾。并且,1176年至1823年之间发生的15次特大洪水中有11次发生在明清时期。参见浙江嘉兴地区文管会:《杭嘉湖平原水灾成因考》,浙江嘉兴地区文管会,1980年。
51(48)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一、卷五、卷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0、404、586页。
52(49)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二、卷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91、80、95、239页。
53(50)徐学谟:《鴳适园记》,《归有园稿·文编》卷五,四库全书本。
54(51)文征明:《文征明集·补辑》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75-1278页。
55(52)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
56(53)李日华撰,薛维源点校:《紫桃轩杂缀》,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78页。
57(54)参见王靖懿:《晚明“山人”文化语境下的闲适词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58(55)李日华撰,薛维源点校:《紫桃轩杂缀》,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59(56)参见赵献海等:《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辨》,《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陈继儒:《岩栖幽事》,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60(57)计成著,陈植注释:《园冶注释》卷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61(58)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七、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574、632页。
62(59)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648页。
63(60)参见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5-456页。
64(61)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655页。
65(62)参见陈从周等:《园综》下册,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0-232页。
66(63)钱咏:《履园丛话》卷二十,中华书局,1979年,第545-546页。
67(64)参见CraigClunas,FruitfulSites:GardenCultureinMingDynastyChina.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4,pp.16-59.
68(65)参见巫仁恕:《从生产性到观赏性?——明清苏州园林型态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3-287页。
69(66)何良俊:《西园雅会集序》,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零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3109-3110页。
70(67)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苏州图书馆藏抄本。
71(68)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30-131页。
72(69)俞弁:《山樵暇语》卷八,明抄本。
73(70)李日华著,况正兵等点校:《味水轩日记》卷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71-172页。
74(71)参见崇祯《嘉兴县志》卷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9-120页。
75(72)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23页。
76(73)参见[日]滨岛敦俊:《再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明代后期江南乡绅的生活》,刘昶等主编:《水乡江南: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7(74)赵文华:《嘉兴府图记》卷三,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52页。
78(75)项乃斌:《嘉禾项氏清芬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79(76)参见屠隆:《屠隆集·栖真馆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80(77)参见[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73页。
81(78)参见[日]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吴大昕译,《明代研究》第11期,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8年。
82(79)计成撰,陈植注释:《园冶注释》卷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第53-56页。
83(80)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
84(81)参见赵厚均等编注:《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127页。
85(82)参见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13-115页
86(83)李渔著,杜书瀛译注:《闲情偶寄》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第196页。
87(84)参见[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51-252页。
88(85)谢肇淛:《五杂俎》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81页。
89(86)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45、53-70页。
90(8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91(88)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4350页。
92(89)参见丁辉,陈心:《嘉兴历代进士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第29页。
93(1)参见吴雪杉：《从〈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看李日华绘画史观之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耿明松：《〈味水轩日记〉的写作特点与画史价值》，《中国美术研究》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