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凤，中共党员，1947年生，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赤脚路， 赤子心

1947年11月，我出生于湖南浏阳山区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挨饿受冻为常事。生病了没钱看医生，就求菩萨保佑，以寺庙香灰泡茶为药。房屋破旧，勉强能遮风避雨，门是关不严的。记得有一次，清晨醒来发现床上多了一张蛇蜕！我感念这蛇的乖巧与灵静，竟能和我和平共处一夜：我睡我的觉，它蜕它的皮，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1953年9月，未满六岁的我谎称已经七岁而坚决要求上学。年龄不到，老师当然不相信我。我连着两天去报名，坚称已满七岁要求上学，不答应我就不走。终于被录取了——当时我家乡还没有身份证一说，年龄大小全凭自己声明。许多年后回想，觉得这或许是我一生最 “英明” 的决定，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就赶不上 “文化大革命” 前的最后一次高考了。

孔子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 “少贱” 我与圣人有得一比，但在学习与做事方面就与孔圣人有着天壤之别了。我虽然上了学，但学习成绩平平。老师对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的要求并不高，妈妈也不问我学得如何，更多关心的是我放学回家时是否背回了家里正等着用的猪草或者柴火。

学费不高，但是我家也经常缴不起。学校非常体贴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允许先上学后缴费。记得有一回，学期快结束了我还没补缴，老师就让带话回家尽快缴费。家里确实没钱，我看到灶台上有把铜壶，抓起铜壶边哭边跑想拿去抵学费。妈妈当然不答应，见状拔腿就追。那时妈妈还年轻，我哪里跑得过她。跑到村口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我急得没法，赌气把壶扔到了村口水塘里。妈妈抱住我，我们娘俩哭了好久。

我的初中阶段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教学工作有所放松。我的成绩也不好，尤其是作文，差到毕业考试不及格的程度，经补考及格才准予毕业。中考运气不错，考上了当地最好的浏阳一中，有幸成为胡耀邦、杨勇的校友。高中第一学期我的成绩仍然不好，作文还是有不及格的时候。不过到了第二学期，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懂事了，有点像佛教讲的 “顿悟”，不仅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更明白了父母的艰辛。于是，我想申请退学，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我是家里的长子，已经十五岁了，应该回去为父母分担责任。令我一生感恩不尽的是，当时浏阳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胡国运老师收到我的退学申请并调查了解清楚了我的情况后，劝我不要退学，提出由学校每年出30元钱供我完成高二、高三两年的学业。试想：要是没有当年浏阳一中如此的关心呵护和教育，哪有如今的我啊！

1965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我满怀喜悦，光着双脚，挑着行李从浏阳泮春张家塝 (如今的石柱峰村) 走了两天走到了省城长沙，再从省城搭乘火车去往我心中的圣地北京！去往北京大学！行李的一头是被子——妈妈听说北京很冷，请人弹了一床足有13斤重的厚被子给我带着；另一头是头天花了1元钱从邻居家买的一只旧的杉木箱子，里面装着几件半新衣服和一双妈妈花了几个晚上一针一线赶制出来的布鞋。到了长沙，凭着浏阳一中开的介绍信到湖南省招生委员会申请到了一半路费。坐慢车，从长沙到武昌，再到郑州，最后到北京，花了三天时间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时激动、幸福和感恩的心情我至今难以忘怀。

到北大报到后，第一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当时北京地区大学生的伙食费标准是每人每月15.5元。学校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做好了预案：缴不起伙食费的学生可以先从学校借一个月饭票。我借到了一个月的饭票，明白学校一定会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实际困难，心里非常踏实。开学后第一次班会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我铭刻在心、永生不忘的事情，就是助学金评定。我以有饭吃为原则，申请了每月15.5元的补助，但评定的结果是每月给我19.5元，即吃饭之外还有4元钱零用，用于购买文具、牙膏之类。不怕读者笑话，来北大之前我可没刷过牙呢！

我的上述经历大致反映了那个时期我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我父亲是爷爷用两担稻谷从另一个同样贫苦的家庭换过来的。他小时候没机会读书，长大了就给人家做长工直到新中国成立。我的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力较弱，老百姓的生活相当清苦。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以 “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带领人民艰苦奋斗，使人民的江山日益巩固强盛、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我发自内心地感恩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怀着回报党恩的赤子之心，我在1971年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努力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

理道问学， 人文化成

化学是我的专业，然而化学并不是我中学时代最喜爱的学科。中学生喜爱什么课程，大抵与课程的教学水平有关，而对于化学这样一门实验性很强的课程，学生的兴趣来自实验的条件和内容。我所就读的中学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化学实验的条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其次是物理。当年报考北大的第一志愿就是物理，第二是数学，第三才是化学。被化学系录取是因为数学考得不够好，物理系和数学系都没有录取我，我从此与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后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应 《中学生数理化》 杂志之约我写了个短文，题目就是 《记得那时，我并不喜欢化学》。可见，人的兴趣是可以改变的。“不喜欢” 的背后经常是 “不了解”。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对化学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对化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起来。

非常遗憾的是，我的大学念了不到一年便因为 “文化大革命” 而中断了。大学课程学得不完整、不系统和知识体系的碎片化，对我日后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造成了比较不利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那段不能在北大课堂上课的日子给了我到化学工厂学习锻炼的难得的机会。那时候凭着一纸介绍信就可以参观工厂，我因此得以跑遍北京市所有大大小小的化学工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工作，参加他们的讨论，和他们聊天，一起在厂灯下捡拾被工人师傅称为 “油壳郎” 的昆虫，烤熟了做夜宵……我不仅和工人师傅交了朋友，也学习到了工人师傅的品质，学到了大量的化学化工知识和技术。这段经历为我后来参加校办工厂特别是 “聚砜车间” 的建设，乃至对我多年后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功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和撰写博士论文，甚至对我的人生，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感谢北京大学，在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给了我们这批人 “回炉” 学习大学课程的机会。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化学系高分子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冯新德先生。1980年1月底，我被国家公派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插班学习。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我到校后首先要补考TOEFL和GRE (那时在中国还没有这两种考试，但到美国读研究生又必须首先通过这两种考试)，这花费了我不少时间。我又是插班生，比同班同学少修了半年课程，可仍需要和他们同堂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 (Cumulative Examination，有的学校称为Qualifying Examination)。我英文最差，这显而易见，不仅听课困难，考试成绩更加难堪——关于我不知道 “shish kebab” (烤肉串) 和 “salami” (一种意大利香肠) 为何物的故事成了当时系里大家佐餐的美谈，而于我则是一场灾难 (那场考试的出题老师之一以这两种食物来指代两种类型的高分子结构形态，我不认得这两个词，也没见过这两种食物，自然回答不了)。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利因素，不一一赘述。

前两次博士生资格考试我都没有通过，第三次考试正好有一道偏工程的大题，因为我在北京的化工厂工作过，对实践应用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我竟然考了第一名。此后，我慢慢进入状态，后面就渐入佳境了。就这样，我在美国求学的前期，日子非常难过，但最终完成得很好。我1980年2月入学，1981年9月获得硕士学位，1982年9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博士学位的所有要求 (学位授予仪式是在1983年5月) ,成为所在系历史上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一个学生。我常开玩笑说，我之所以最快，是因为我钱最少。花钱是要费时间的：钱多，花钱的时间也多；钱少一点儿，下馆子、看电影的时间就会少一点儿，进图书馆和实验室的时间就可以多一点儿。任何事情，适度为佳。钱也如此。我是公费出国读书的，国家给我的生活费是每月360美元。考虑到每月要交房租 (当时我们三个中国人共住一个单卧室公寓房，每人的月租也要150美元左右)，还要吃饭，还要买书，的确不算富裕。可要知道，当时国内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人民币，一级教授最多也不过三百多元人民币，而我这可是一个月360美元呀！党和国家、人民为了培养我们这些留学生，是付出了很高的成本的！我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学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争取早日学成、早日报效祖国！

1983年初我回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聚精会神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终于在液晶高分子这个新兴的材料科学领域做出了一些原创性的重要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和赞誉。1990年我升任北大教授，1995年任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我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211” 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 “985” 工程办公室主任等职。2004年我调任吉林大学校长，2008年回到北大担任校长职务直至2013年春天卸任。践行了我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永远服从党和祖国安排的入党初心。

工作不断变动，但是我对化学的热情始终未减。化学是物质科学，研究物质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设计并创造新物质。在长期的学习观察中，我逐步体会到，化学不仅能够变废为宝、点石成金，学习化学还有助于开拓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的文化素养。2019年，我写了一篇题为 《人文化成》 的小文章，发表在 《大学化学》 杂志上。“人文化成” 是个哲学概念，认为通过人文可以教化天下。我在这里 “偷换概念” 借题发挥，认为 “人文” 也可以通过 “化学” 来养成，或者说 “化学” 有助于人文的养成。我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比如，对 “杂质” 的认识有助于理解 “兼容并包”，有助于启发对 “尊重少数” 的自觉；对 “位错” “向错” 等 “错” 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 “美” 的理解；等等。我还提出了 “错者，美之始也；无错无美” 的命题。一家之言，供有心者批评；同时希望借此启发思想，促进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切，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2013年卸任北大校长后，我开始了数年时间的 “国际义工” 生涯。在2015年于韩国釜山召开的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 大会上，我当选为该组织的副主席即候任主席，2018年正式就任主席职务，任期两年，成为该组织自1919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华人主席。我有幸以IUPAC主席的身份领导并参与了该组织的百年诞辰和联合国 “国际化学元素周期表年” 等重大国际庆祝活动，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影响力。

我今年74岁了，还有或长或短的一段路要走。回顾以往，我不以出身低贱为耻，自尊自强，一步一个脚印，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行政管理、社会公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些许贡献。细细想来，这都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的家庭的解放。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这个昔日长工的儿子又怎么能够有机会进学堂，上大学，读博士，当教授，成为大学校长，当选国际组织的主席！我永远感恩中国共产党！永远感恩我伟大的祖国！我要高呼：“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的祖国！”

(采访整理：陈凯、李帅、明正、赵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