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把乡村振兴作为未来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方向。2021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复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行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足以说明乡村问题之深刻，之厚重，之重要。为此，我们如何认识乡村的价值与功能，如何认识乡村振兴，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所在。
近期，有大量的文章将乡村的价值定位在“努力寻求与大自然更合拍的生活节奏，缔造有利于生态、生活和生命健康的生活状态。成为刻板都市生活的精神后花园；健康食材、健康空气的发源地。“发展以大自然健康养生、养老产业迫在眉睫，功在当下，利在千秋。”[1] 我们可以通过产业化运营乡村养生、养老、休闲、文旅，获取经济效益，开发生态产业和文化产业。但若用所谓“生态产业化”“文化产业化”去体现乡村的功能与价值，把生态、文化都“产业化”了，乡村振兴不但是虚假的，且资本将把乡村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明确乡村的根本价值与附加价值，以及乡村的基本功能与连带功能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冷静、理智地思考为什么振兴乡村，如何振兴乡村，谁来振兴乡村已成当务之急。
可以说，“为什么振兴乡村”是要在探寻乡村价值与功能的基础上明确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问题；“如何振兴乡村”是方法论的问题；“谁来振兴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问题。
为什么要振兴乡村
（一）乡村美学视域下的乡村——乡村是什么
为了避免对乡村价值与功能的曲解与认识上的偏颇，我们有必要从乡村美学的角度思考乡村是什么？所谓乡村美学的使命在于从城市化的思维与现实的冲击中厘清乡村的本来面目。“乡村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乡村行将衰败和没落的时候，为急功近利乃至乐不思蜀的人注射一针强心剂，使他们能恢复应有的理智和良知、法律和道德意识，借助于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本质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之最终归宿的春夏秋冬，来全面认识和重新把握乡村美学的基本特征和智慧。”[2]这种基本的特征与智慧都是源于土地、粮食、农民的。乡村美学并非是要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而是想强调城市与乡村各具功能与价值，不能相互取代，而要互相依存，共同构成整体社会。
1.乡村的外在特质
（1）乡村与自然环境
乡村即田野。与土地、粮食、农民有着天然的，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乡村实际地理和空间上的宽大使人的心理上变得敞亮、粗放。乡村没有城市里的拥挤，也不需象城市生活一样受到太多的约束；乡村是纯生态的，身处自然当中，人需顺天应时，遵循自然的节律，与牲畜蠄鱼、花草树木、田野作物、山川河流共生共存；人的生活、生产、生命、生存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所谓“天人合一”，“反季节”是乡村的悖论。
故而，乡村社会的重要问题及其最需要的智慧是如何顺应自然、运用自然和获得自然的恩惠，通过农耕保证自身以及人类生命与生活的丰富与延续。而不是一味为享受自然、消费自然而人为地克制自然，攫取自然、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而生的田园景色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成就了无数人文结晶。“桃花源”之美在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2）乡村的业态
乡村绝大多数人都以从事农业、牧业、渔业、林业等生产为生。且与城市大都以时钟为准的紧凑、具体、分工明确的职业状态不同，乡村的农耕生活以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季节变换为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晴耕雨读，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季节感明显，而又松散、不甚具体，分工亦不明确，很多传统手工制作是独一无二的传承。
（3）乡村恬静悠闲的气氛
乡村人口密度低，农事作为一种职业，只要不误农时，其紧张度远比城市中各种工作的紧张度低，也无分工上的严密，无时间上和形式上的刻板。个体的人可以自行决定劳作的时间和付出体力的多少。集中与分散，热闹与清静，在时间上、性别上、年龄上，分工上都有较大的随意性，常常是男女老幼共同参与；而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的内涵都与不同的自然节气和传统民俗、宗教信仰、祭祀文化密切相关。有一种人和自然和谐律动的节律之美。而乡村的泥土味、禽畜味、青草味、庄稼味、肥料味、花香味，以及死水沟里蒸发出的气味，都是乡村的典型特征，都是乡村家的感觉，都是故乡的乡愁。
2.乡村的内在特质
（1）乡村的审美。与城市的奢华，雕饰不同，乡村的审美是本真、质朴、拙放、原生态的，各种民间艺术、服饰、装饰和民俗、祭祀、宗教活动所追求的美大都依托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物质，或作粗放的装饰。
（2）乡村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的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家庭、氏族、宗族、邻里为纽带的关系为主，互相守望相助，即可完成生产、生活、生计。社会关系以松散的，临时性的，消极的、约束性的非正式社会组织为主，以处理临时、紧急的事项为主。由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族关系在乡村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敬奉祖先，十分重视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处世教训，生活方式及生产经验。在现代社会，为完善社会公共治理重构乡村社会组织的努力与传统乡村人际关系中封闭保守，氏族、宗族利益与公共事务两者关系界限不清晰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如村两委民主选举）。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融合已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是以乡村医疗、教育、交通，乃至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前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思维方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乡村宗族、氏族传统经验和约定成俗的村规民约之间的抗衡一直存在。我们当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认真鉴别传统乡村人际关系中，哪些应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传承与发扬，哪些是糟粕应扬弃。只有如此，才能促成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社会化，真正实现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卢作孚先生曾指出，在中国，所谓“现代化”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与目标。即“现代的物质建设”与“现代的组织建设”。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特征，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最适宜于农田，自然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经济单位只需要一个家庭”，因此，“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上的道德条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这两重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两重核心”。在卢作孚看来，这种只有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两重社会生活是具有“消极”作用的，它造成“中国人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实则是中国人只有家庭，没有社会”“一出家庭就只有个人的活动，从养身心到学问事业都以个人为中心”；这样的“家庭与亲戚、邻里、朋友本位”和“个人本位”，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畸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也阐述了在传统乡村社会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更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家庭、社会之上。可以说，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碰撞、摩擦与交融中，现代乡村社会关系的组织机理还在建构之中。
（3）乡村的生活情调。传统乡村的生活、生产是富于的自然性，直观性的，不需要刻意雕琢。关系简单，操作易行，不象城市需要复杂的技术、专业知识，也没有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与激烈竞争。在乡村可以寻求淡泊宁静，与人无争的情调。
（4）乡村的社会组织。乡村的社会组织多数是笼统的。一个组织可以涉及多种公共活动。一个笼统的组织，可以承担不同的功能（如村委会），照顾乡村中的多种需求。不象城市中的组织，根据个人或社会所有的问题和需要，或根据不同的社会兴趣，分门别类地成立不同的组织，或承担综合性的问题，或照顾单一的需求。故乡村社会的组织缺少专门化或精细化的分类。在乡村，与社会组织相比较，家庭在解决各种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处理各种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笔者在威海文登大水泊镇一个村庄所作的田野调查数据显示，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80%的村民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行解决的，4%的村民找村委会协助解决，16%的村民向亲戚求助。
因此，乡村建设中强调发挥组织制度的社会建构性功能，以制度健全为手段解决乡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与需求时，仍要十分重视乡村社会中家庭的功能与作用。换句话说，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十分重视家庭的功能与价值。
（5）乡村的民俗民德。乡村极其重视民俗民德，她是祖上传下来的，已约定成俗并渗入农民灵魂的精神表征。抑或说，农民对民俗民德带有敬重和迷信的情感（如在胶东的乡村盖房子，修路的高低非常有讲究，是必需严格遵守的民俗）。乡村民众视民俗民德视为祖宗留下来的行为规范，奉其为自律与他律的准则。他们认为若轻视、违反或不合当地礼俗，就是对祖宗的不敬，就会对他们的繁荣和幸福带来不利，就可以用社会约束力加以惩罚和干预。所以在乡村，民俗民德的约束力远远大于城市。它介于法律和制度之间，甚至往往超越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故而，我们在乡村强调提高法律和制度约束力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发掘民俗民德中对于公序良俗具有积极意义的元素，通过教育的力量发挥民俗民德的教化力量。
（6）乡村的人口。
第一，城市社会人口密度高，乡村人口密度低，居住分散，不易集中。除非吸引力与诱惑力巨大，是很难组织起来的；
第二，传统乡村人口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少部分从事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关的行业。不象城市人口，职业千差万别。正因为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就使他们具有相似的心理趋向、相似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不像城市里具有文化多元化的特征。我们必须看到乡村的这一文化特质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迅速减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乡村人口的性别、年龄、职业都发生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性别已是以女性为主；年龄已是以老年人为主。具有农民身份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大都成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与土地、粮食相剥离；二是，人口流动性给乡村带来的冲击。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一部分留在城市中发展，不再回到乡村。一部分到了一定的年龄，回到乡村，乡村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外出打工经济收入的差异，不但使乡村人口出现阶层分化，随之心理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出现差异。近年，一个新的现象是，城市人口不断回流、进入乡村，乡村开始成为多重社群的居住地，他们身份多元，在乡村置业、建业、创业，抑或休闲、养老，但与土地、粮食、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关系。人口双向流动性的强化，外来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的乡村渗入，使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都受到冲击，乡村文化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如何避免传统乡村价值与功能的变异，如何避免迅速演变的乡村社会意识出现迷茫、混乱、模糊不清，如何保证围绕土地、粮食、农民而生成的乡村文化不再受到侵扰与破坏，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用城市文化去取代乡村文化，而是要振兴乡村固有文化。
“月是故乡明”是因为那里是父老乡亲祖祖辈辈耕作、生息的田园和乡土。没了乡土，没了田园，没了耕耘的乡亲，诗和远方在哪里？所谓乡愁就是回归乡村的本源，回归自然，回归家乡。保持乡村与城市不一样的价值和功能，并以共同体的形式让城乡平衡发展。从而生成一种新的乡村文化。她包括乡村一方水土的物质文化：基于自然环境的吃穿住行，以及生活方式；乡村一方水土的制度文化：村规民约，家谱家训，祖制家法；乡村一方水土的语言文化：乡音、方言、家乡话、土语、俚语中的语境；乡村一方水土的精神文化：民间信仰、民俗民德、民间艺术。乡村的文化在，乡村之美就在，乡村的文化不在了，乡村之美则不在了。
（二）乡村振兴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进程中的必然
现代人类社会，基本由城市与乡村构成，城市与乡村各有其价值和属于各自的功能。“盲目城市化必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有几千年乡村文明发展史，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乡村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乡村衰败和破落，可能直接导致中国乡村生活的不稳定，乡村的不稳定，势必会影响到城市的不稳定。虽然城市与乡村是相互依赖的，但一个缺失了乡村支持的城市可能比失去了城市支持的乡村更可怕。缺失了乡村支持的城市可能无法生存，甚至可能威胁到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失去了城市支持的乡村，充其量只是影响到其生存的质量，并不一定会威胁到人们最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盲目城市化，尤其以乡村的衰败和破落为代价的城市化是极为不明智的。”[3]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进化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为基础的。但随着工业化在过度消费导引下无序推进和城市化的无限膨胀，城乡发展的失衡愈演愈烈。导致乡村故有价值与功能弱化与严重缺失。
以上部分我们从乡村美学的角度审视了乡村之美。而所谓乡村之美所呈现出的正是与城市根本不同的乡村价值。她包括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且乡村所具有的这些价值都源于土地、粮食、农民。
站在今日之中国展望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的中国，我们若想拥有强大的国力，拥有真正扮演好自己在未来世界中新的角色，在国际社会成就中华民族应有的担当，必须思考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挑战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应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围绕土地、粮食、农民产生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文化再造问题着眼，思考影响中华民族未来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立国。农业不仅是农民的根本，也是国家的命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民族文化的根系所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社稷江山”之说。“社”为土神，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首，代表五谷之神。社稷就是江山。从远古，到今天，土地，粮食，农民是社稷的核心内涵，永恒的根本，是乡村美学的逻辑起点。农民依托土地孕育五谷，既保证自身的生存与繁衍，也供养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社稷就成国家的根本，这也是为何要用社稷来代指江山。即使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现代社会，土地、粮食、农民仍然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本保证，是我们生命和生存的基本保证，是民族文化生成土壤。
当我们从纵向的历史，横向的国际视野去反思自我，观察自我时，就会清楚地看到，作为外生后发的现代国家，从现代化开始起步，我们就面临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碰撞、冲突和摩擦！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艰难地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至今日，仁人志士，先贤先驱付出的努力都印刻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有待我们去省思与借鉴。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说，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个既没有对外殖民和掠夺，又没有工商业充分发展的国家，乡村为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得城市的畸形膨胀甚至怪兽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甚至无节制地‘吸食’乡村的血液，包括大量廉价的农业资源、矿产资源、水利电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等。”[4]这种违背大自然均衡发展规律、人为制造城乡二元对立和差别的发展模式与思维定式，造成医疗、教育、交通等诸多社会资源的城乡占有不均衡。其显在的结果就是导致乡村社会人口、生产、生活发生结构性变迁。从而使传统乡村围绕土地、粮食、农民所承载的固有价值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异，乃至消亡——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向城市造成的老龄化、空心化、资源闲置和低效问题。由于急功近利和科学常识的缺乏，农药、化肥过度使用导致水土污染后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城市化推进中对乡村土地的过度占有与侵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粮食的自给自足问题，等等。而乡村固有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的弱化与缺失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是深刻而厚重的，已关乎国家命脉与民族的存亡。所以乡村振兴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进程中的必然。
乡村振兴，振兴什么
2018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就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作出重要指示。
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要问题。此次会议提出了多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对策，包括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等。意在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综上所述，从阶段性目标来看乡村振兴，一是要实现脱贫，二是要协调与平衡城乡资源的空间关系，杜绝在资源上城市对乡村的过度占有；三是要通过社会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重塑。
从长远角度看，体现乡村的价值，就需要我们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出发，基于对乡村固有价值和乡村文化的尊重和珍视，通过整体性、综合性、体系化的社会改造与建设，营造新生活空间，完成文化自信之根的修复与保养，实现文化的再造。可以说，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
乡村振兴如何做才能与中央倡导的战略要求相符合，与农民群众的期待相合拍而不至于跑偏，需要我们能真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内涵，贯彻党的十九大围绕乡村振兴提出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七条道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乡村振兴，如何振兴
这是乡村振兴方法论的问题。从乡村的社会属性来看，生产、生活、娱乐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三轮驱动。乡村建设需要整体性、综合性和体系化。
第一，顶层设计：各级政府的政策导向与领导力极为重要。
中国的乡村何去何从,关键在于政府的领导力与政府的政策科学。纵观中国5000年农耕文明的政治特征是帝王政治、皇权政治，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历经党化政治，集权政治，寻求中国文化背景下民主政治的努力从未停止。为了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基于固有文化建立一套属于中国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和独立的理论体系去不断优化、健全和完善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体系。以保证乡村“五大振兴”能够合理布局，沿着正确的方向向纵深发展。
从解体后苏联以及东欧诸国改革的失败看，政府的失位和政策的混乱，会给农业以及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走向始终左右着乡村的功能、地位与价值。对这一轨迹加以梳理，对于乡村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今天，政府的政策导向、组织制度支撑和大力度财政支持使乡村振兴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和成就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在下一步的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以判断力和执行力为核心的领导力是否具备，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各个区域乡村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如何根据本地区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要，承认差异，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创造性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是把乡村振兴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从操作层面来看，为了避免偏离乡村的根本价值与功能，防止建设的无序、低效、零散，可以以区县为单位规划乡村振兴工作，建立片区发展理念，打破乡镇的行政界限和村域的划分，通过健全乡村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撑，在保证农业发展，农民生活美好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合理化布局乡村养老、养生、休闲和文旅事业。对上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对下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守住土地、粮食、农民这一底线，按照修复、建设、守望的路径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谁来振兴
这是一个乡村振兴主体问题。无疑，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农民是乡村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乡村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维系者。农民与土地和粮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乡村体现其价值的核心要素。然而，如以上所分析，随着乡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振兴的主体已是政府、社会力量、村民三力协同的结构性存在。乡村振兴事在乡村，责于整个社会。所以，乡村振兴不属于哪一个专业，哪一个领域，哪一个群体，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参与，关乎每一个公民的今天与未来，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觉。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我们从哲学层面思考如何通过发挥人的价值去实现乡村的价值。所谓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的经济属性、人的文化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上。可以说，乡村振兴最根本的问题是两种价值的体现：一个是人的价值，一个是乡村的价值。而只有当人的价值与乡村的价值找到接点，保持一致，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结语
我们为什么要明确以上问题，因为中国的乡村问题历来不仅仅是热点问题，更是重点问题；不仅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不仅是个人和群体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避开历史讲现实，避开重点讲热点，避开社会讲个人，谈群体，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乡村振兴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乡村，也不局限于个人和某个群体，她是立体的，综合的，体系化的社会建构，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而乡村振兴最根本的问题是两种价值的体现：一个是人的价值，一个是乡村的价值，当人的价值与乡村的价值产生共鸣，形成共振，才能通过人的价值去实现乡村的价值，才能真正成就乡村振兴的希望之歌。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威海市文登区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威海市文登区远山泊书院院长，转自：远山泊书院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