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在很多的内部讨论中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就是好像东西都提出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来了，但是具体怎么走却仍是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想提三个方面的问题，可能都是大问题，但是我们都是可以来研究的。

第一，改革和开放之间的关系。我想提出来一个重要的判断。改革促进开放没有问题，开放是改革的一部分，这是相辅相成的。开放倒逼改革也没问题，大家知道加入WTO，为了跟国际接轨我们把原来好多过时的或者不适合国际惯例的规则都删了，据说是上千个条文规定，包括法律文件都清理了，这其实不容易，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开放会倒逼改革，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开放会不会让改革停滞？甚至让改革走回头路？也就是我想说，开放的压力是有可能会导致开放扭曲的。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去想一想。就是有时候会发现面临强大竞争和压力的时候，一种方式是提升竞争力，另一种方式是加厚保护层，这两种选择看你怎么选。

我给大家举个国外的例子——先不说国内的例子——日本。因为我们现在研究“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就从日本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有那么多“僵尸”企业？原因是什么？大家去想，日本也不是社会主义，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容忍“僵尸”企业存在呢？大家想一想。我就去查资料，希望搞清楚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1988年签订的《巴塞尔协议》。当时发达经济体要签定这么一个协议，1987年开始酝酿。里面对风险资本等有很多规定。日本出现什么情况呢？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整个经济萧条，这样使得很多日本大银行如果承认“僵尸”企业的存在，甚至给它断供了，让“僵尸”企业破产，它们都将达不到风险资本比例的要求。也就是说，因为开放，美国说你日本的银行要在国际上开展业务，必须加入这个协议。它一加入协议后发现都不能达标了，于是采取了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容忍你“僵尸”企业继续存在，我还给你贷款让你活下去，我这笔钱就不是坏账，这样它就达标了。大家去想这个逻辑，这个逻辑里是为了开放需求，实际上也是开放的压力，导致它宁愿这个体制是扭曲的，因为“僵尸”企业的存量资本实际上是非常低效的。这是导致当年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没有太多人去想这个因素。

所以要回过头来说，日本当时面临的外部的压力除了《广场协议》，其实还有《巴塞尔协议》。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对我们产生影响，包括很多国际规则，特别是金融方面，贸易战打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定会有。有了这个国际规则会让我们更好吗？也有可能让我们扭曲。所以我们今天讲中美贸易战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去应付？一种做法就是我们继续搞开放，把自己的“家庭作业”做好。还有一种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更多的政府干预比如补贴，过度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对于外部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就可能是扭曲了。所以，这是第一条我想强调的，开放会倒逼改革；但处理不好，开放会导致改革扭曲、迟滞。

第二，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今天大家都在谈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它们的竞争好像到了一个胶着的状态。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如果国有经济它所占据的市场机会、社会资源，它不让出一些的话，民营企业已经没有发展机会和空间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适合增量改革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增量改革是什么含义？增量改革是在体制外长出一块非国有经济。在体制内，国有企业可以享受一切的结构性优势（这个词也是外国专家发明的）；但在体制外要让非国有经济自由发展。

大家一定要知道，体制外能够成长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首先得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有大量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很多，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土地资源，在当时搞开发区很容易，而且面向外资企业还有很多土地方面的优惠，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在那个时候就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不存在你死我活。今天没有了，一个是人力资源，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再有，在我们土地制度改革不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土地资源现在也是非常稀缺的。每年的土地供应包括房地产建设，以及工业用地都在收缩，土地也很稀缺了。更重要的是什么稀缺？市场机会稀缺了。

在过去，国企不干的领域很多，40年非国有经济发展，或者我们讲民营经济，把那些国有企业看不上的领域、行业全部都占满了，而且还都过剩了。过剩产能大部分还是跟民营企业有关系。国企在上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第一，资源不够，第二，机会不够，怎么办？存量改变就是你有退让，你有让出，我才能够进去，我才有发展空间。所以存量改革的核心就是说低效的、无效的，不管你是不是国有企业，都要让出来；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说只有你进入，而且你进入后可以不退出，这样没有进入和退出自由的环境，就根本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而没有公平竞争环境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不了这一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做不到。

第三，简单说一下杠杆率的问题。王小鲁老师提到金融杠杆率的上升会带来未来增长潜在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因为过去我们增长更多地依赖信贷，依赖杠杆率。我们的团队一直以来跟踪杠杆率，而且最新发布了二季度的杠杆率。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如果关注一下，会发现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国有企业在去杠杆，民营企业在加杠杆。大家一听真了不起，国有企业真的在去杠杆，民营企业好像表现不怎么样，它在加杠杆。但是我们的数据揭开了这个谜团。国有企业所谓的去杠杆是它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下降原因是什么呢？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负债在下降，它的负债还在上升，但是它的资产上升速度更快，膨胀速度更快。大家知道微观杠杆率，其分子是负债，分母是资产。国企为什么会去杠杆，其实是它的资产扩张比债务增长更快。上游国企由于供给侧改革导致它PPI上升，它的整个资产估值上涨，从而导致资产扩张。

另外，国企通过IPO或债转股方式补充资本金也是其资产扩张的原因。而民营企业为什么加杠杆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的负债在增加，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负债是下降的，但是它的资产下降更快，有很多民企“投靠”国企了。这是我们研究反映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被表面的东西迷惑了。如果用宏观杠杆率来衡量，国有企业仍然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国有企业债务占总的企业债务比重算一下，它现在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而且比在过去较低的时候要高出九个百分点。所以未来的改革以及结构性去杠杆政策推进的话，核心还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里面的“僵尸”企业。它所占用的资源如果不释放出来的话，未来的增长就有很大问题。这可以回应我的第二点，就是存量改革在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