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正在卷入一场竞争，这场竞争可能比包括冷战在内的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国际竞争都更持久、更广阔、更激烈。在中美两国国内，对这场竞赛可能升级为公开冲突的担忧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十年里，华盛顿的共识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了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这一进程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达到了顶峰。近期，美国政府的轮替传达了不同基调，但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拜登政府今年3月发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声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在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这种对中国更强硬的新共识，是对北京方面更自信、甚至更加“咄咄逼人”举动的回应——在他们看来，是中国迫使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电话交谈中所指出的，双边关系应该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指导。这仍然是中国的官方路线。不过，就像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强硬一样，许多中国官员对美国的看法也越来越负面。北京的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和内部稳定的最大外部挑战。大多数中国观察家现在认为，美国受恐惧和嫉妒的驱使，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中国。尽管美国的政策精英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观点是如何在中国扎根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美国——而非中国——培育了这种新的敌对环境，特别是美国实行了中国所认为的长达数十年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削弱其权力基础。更好地理解这些对当代历史的分歧观点，将有助于两国找到一种方式来管理彼此之间的竞争，避免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毁灭性冲突。
反感是相互的
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官员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大多数分析人士估计，到2021年底，中国的GDP将相当于美国GDP的71%左右。相比之下，在冷战期间的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GDP还不到美国GDP的50%。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国投资目的地。美国人越来越觉得，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势头是在中国一方。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美国政治人物为了展示强硬，对中国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利用美中贸易失衡、黑客攻击、非法移民等议题，挑起美国公众对华的恐慌。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指责中国“传播”新冠病毒，对其在病毒起源问题上的怀疑久久挥之不去。在拜登执政下，美国对华官方表态变得不那么好战，但仍显露敌对情绪。今年3月，拜登在其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这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发生，因为美国将继续增长和扩张”。
对中国持有疑虑的不仅仅是美国官员和精英。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秋天，74%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了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反映了一种代际转变。年纪稍长的美国人倾向于把他们的同代中国人视为学生或后进的伙伴，认为中国人渴望学习美国的经验。然而，年轻一代的美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他们对同代的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傲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没那么同情。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暴力和仇恨言论现象惊人地增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与美中关系的恶化有关。当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超过500万，其中300多万是在中国出生的。疫情爆发前，美国高校接收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将近40万。这些人和华人群体过去经常被视为两国之间的桥梁。然而，他们的存在和所受到的对待，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中美摩擦的来源。
中国的崛起是令美国头疼和焦虑的一个根源。对中国来说，国家地位的上升毫无疑问是自信和自豪的一个来源。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今年3月，他表示，中国的年轻一代现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成为头条新闻。杨洁篪公开指责出席会议的美国官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同中国讲话，并表示“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在过去的一年里，与美国的一系列鲜明对比提升了中国的信心。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美国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60万，而人口规模大得多的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却不到5000人。近年来，美国源源不断地爆发大规模枪击事件、警察暴行和城市骚乱——这种程度的混乱和暴力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围绕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争议在1月6日暴徒袭击国会大厦时达到高潮，他们试图推翻特朗普的败选结果。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高度不稳定——特别是与中国制度的有序和可预测性相比。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中国分析家高调指出了弥漫于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衰朽、社会经济不平等、种族和群族分裂，以及经济停滞。他们还指出，冷战后许多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态势并不好，并且注意到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美国强力介入最深的国家，仍在遭受贫困、不稳定和政治暴力。基于上述原因，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觉得完全有理由以一种自信、甚至是敢于藐视对方的必胜信念，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幕后黑手
在中国最近对美国强硬态度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更加久远的对抗根源。在中国人眼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对历史的这种描述对他们的中国对手有多么重要，对北京对华盛顿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影响。
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由此中断。为应对华盛顿遏制和孤立中国的图谋，北京与莫斯科结成“同盟”。不久之后，中国就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作战。大约在那个时候，中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根除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亲美、恐美、崇美”心态的意识形态运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注意到，美国及其盟友支持在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共叛乱。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防范西方颠覆，防止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和平演变”，继续成为中国的一个首要任务。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政治转型，并导致中美关系升温。上世纪80年代，两国间的商业活动和民间联系蓬勃发展。然而，更紧密的关系也让中国人怀疑美国人有意在中国内部播下异议的种子。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恶意报道，以及华盛顿及其盟友对北京实施的制裁，证实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从那以后，每当中国国内遇到“政治动荡”时，美国都被视为一只隐蔽黑手。
近期，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成为中美摩擦的一个主要根源。北京指控说，2009年7月在新疆发生的暴乱是在国外策划和组织的，受到美国官员、机构鼓励和支持的在美维吾尔族活跃分子充当了此次骚乱背后的“黑手”。2019年，美国的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涉及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监视和酷刑”，并在新疆“拘留”了至少100万人。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联邦政府报告该地区的“虐待行为”。今年3月，拜登政府将中国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并制裁了负责该地区安全事务的中国机构和官员。北京一再否认这一指控，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的话来说，华盛顿“痴迷于捏造谎言，图谋以疆制华，搞乱中国”。
美国的香港政策是中国对美疑虑的另一个长期根源。2014年，由于北京决定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香港发生了以“占领中环”（又称“雨伞运动”）而闻名的一系列街头抗议活动。北京认为，美国政府和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协助策划了这些抗议。2019至2020年，出于对修订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逃犯引渡条例的不满，香港再次发生街头抗议，香港安全部门对此类活动进行了打击，此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有关官员施加制裁。今年3月，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制裁加码，以此回应北京所施行的更加严格的涉港国家安全法。
最后，没有别的议题比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定位更能牵动中国的对美疑虑。几十年来，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总体来说起到了在台问题上管控分歧、预防中美冲突的预期效果。但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的险兆事件时有发生，“一个中国”政策缓和紧张的效用正在逐渐减弱。2016年之后，随着寻求“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执政，北京的立场再次强硬起来。中国稳步加大对台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抑制民进党的“法理台独”行为。与此同时，近年来华盛顿在台问题上开始突破原有底线。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接了台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祝贺他赢得总统选举的电话，遭到了北京的强烈抗议。尽管特朗普本人看起来并不特别关注台湾地区，他仍签署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美台关系和提高台地位的法律。今年1月，拜登的就职典礼邀请了台代表，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次有美国总统这么做。几天之后，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确认华盛顿对中国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中共相信，美国所有这些煽动分歧和扰乱中国的企图是美“西化”和“分化”中国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以此阻止中国成为强盛国家。北京认为，华盛顿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的背后推手，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所有反对“威权”政府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其中包括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国和官方媒体认为，美国行政部门、国会、美国媒体和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丘之貉。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行为，中国的反应不限于愤怒的口头抗议。近年来，中国制裁那些被认为正在从事反华活动的美国官员、机构和个人。对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警惕，部分塑造了中国捍卫其领导权的全面、长期的战略，其中包括出台有关法律和政策，用以限制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鼓动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行为是对其合法性和权威的威胁。同时，中共加强了对其领导干部和国内公众的政治教育，并强化了海外宣传工作。
中共对美国干涉中国国内事务的担忧，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直接关联，这些议题包括南海领土争端和在新冠肺炎病毒起源问题上的相互指责。中国在这些分歧上的姿态和立场变得越来越坚定和强硬，部分原因在于中方认为美国正企图削弱中国，并使其失去合法性。信息表达十分清晰：中国不会被吓倒。
两个秩序，两大现实
中美关系围绕两个秩序展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维持的国内秩序与美国企图领导和维持的国际秩序。从2017年开始至今，中美关系螺旋下降。在此之前，华盛顿和北京一直维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美国不公开试图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作为回应，中国不蓄意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相互理解的框架下，两国商业和人文交流急剧扩展，并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另外，中美两国在各种全球问题上开始协调与合作，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随着美国看似要下决心削弱中国，以及中国似乎“有意”在更广泛的领域挑战美国对国际机制的领导权和西方价值观，当前中美之间这种默契已不复存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前景已隐约可见。
为了避免冲突，中美需要接受两个基本现实。第一个现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巨大威望，其权力根基不可动摇。尽管在国内仍存在一些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共产党的领导仍无法挑战。迫使中国改变的外部压力很可能是无效的，甚至还可能促进国内团结并激起反西方情绪。第二个现实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行为体。美国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种族矛盾尖锐，政治极化，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同盟被削弱。然而美国的实力源自其多元性、创新文化和公民社会的韧性，这些因素并未改变。很多国家对华盛顿的虚伪、失序和衰退的领导力感到沮丧，但很少有国家真的希望看到美国从它们的地区撤出并留下权力真空。
有鉴于此，中美两国应遵循中方长期以来提出的“相互尊重”的路径。华盛顿应尊重北京的国内秩序，这种秩序使数亿人民摆脱了贫困，为世界最大的国家带来稳定。北京应尊重华盛顿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这种角色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且事实上中国也能深受其益。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很多领域竞争：例如，哪个政府能更好地服务其人民，哪个国家能更快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并更好地保障其公民的健康，哪个国家更受世界欢迎，等等。但中美两国应避免在谁能更严厉地指责对方和谁能生产最具杀伤性的武器这些领域竞争。
为了防止竞争演变为灾难，需要特别关注两个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中国将台湾地区的地位视为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美国则是从国际承诺和安全利益的角度看待台湾地区。然而，在此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维持和平。2019年，美国的资深政策制定者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在他们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指出，“台湾地区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导火索；它也是美中关系史上最大的共同成功”，这是历史上中美双方灵活微妙地处理此问题促成的结果。如果华盛顿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不公开支持台“独立”，北京将很可能继续寻求和平统一台湾，除非台当局触碰大陆《反分裂国家法》中的一些条款迫使大陆动武。
第二个重要议题是中美经济竞争。与两难的台湾困境相比，这个议题所造成的问题范围更加广阔，处理起来也更加棘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看起来越来越互不兼容。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之前，中美双边经济交易的模式已变得不可持续，因为美方对他们认为的中方的不公平贸易和技术政策的抱怨越来越大。然而，美中这两个经济体的相互捆绑已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经济和技术“脱钩”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当前，北京正强调经济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忙于应付其正在抬头的民粹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特朗普那里的体现是“美国第一”，在现在的拜登政府那里的部分体现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中美两国正加紧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并谋求相对优势。然而在事实上，除非两国都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获得强劲复苏，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会赢得更大繁荣。
中国应加快改革，从而获得更多的外贸、投资和专业技术，这也是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加强国内生产和消费会鼓励外资更大程度地依赖中国工业供应链和消费市场，进而推动建设习主席所指出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拥抱国际经济融合，反过来会巩固中国国内秩序，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提高中国的声望。中国也应遵守（或适应）那些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国际规则。对美国而言，它应该对捍卫现有秩序的可能后果进行反思。真正的自由主义秩序应更加包容，能够顾及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同华盛顿共享价值观的伙伴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干涉阿富汗和中东的失败案例，应是美国认知其权力局限的一副清醒剂。
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管控好彼此之间的竞争，整个世界将面临分裂、动荡和冲突。打造相互尊重的第一步，是尝试理解中美互疑的根源。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理解对方如何看待过去，他们将会获得打造更美好未来的更佳机会。
本文6月22日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7-8月号，译文有删改。
王缉思（Wang Jisi），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译者：郭楚、焦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