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媒介即信息”的洞见，历史书写可以看作记忆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历史书写的内容通过口头、甲骨、石碑、竹简、羊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秩序必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历史书写的秩序是由一个从“听”到“听”的听觉共同体系统所操纵的，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印刷文化的现代史学，眼部读写取代了大声朗读，历史书写的秩序则是由一个从“看”到“看”的视觉共同体系统把持的，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一种需要强化训练的技能。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人工智能化的“算法”和数字阅读终端将成为历史书写秩序的最终裁决者，在“印刷人”向“智能人”的变局中，算法工程师与历史学家将携手共进或逐渐合一，历史学的生态将在赛博空间上重新“部落化”。人工智能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者群体的消亡。人脑总是先于电脑，只要保持一颗敏锐而健全的心灵，人类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焕发历史书写的无限生机。
关键词：历史书写的秩序 媒介技术 口传文化 印刷文化 赛博文化
作者简介：顾晓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亲身经历的最重大的一次技术革命事件，社会经济形态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深刻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加速的历史进程中，也激发了人们不断反思这种新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
具体到人文社科领域，“大数据”和“数字人文”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通过中国知网的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以“大数据”作为篇名关键词（截至2020年12月7日），可以检索到9万多篇论文，大致从2012年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以“大数据史学”为主题关键词，也能检索出70多篇论文。从主题分布来看，“大数据史学”与“数字史学”“计量史学”“经济史研究”“地理信息系统”这些主题紧密相连。历史学界关于“大数据史学”或“数字史学”的讨论，大致可以总结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在方法论层面，有些学者把“大数据”技术看作一种工具，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的作用一样，“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历史学者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加速历史知识的生产和迭代。据说，司马迁写作《史记》用了2万多片竹简，需要一辆大货车才能装完，然而，现在有了“数据库”储存技术，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生产效率会提高多少量级。二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把“数字化”当作一种新的尺度，这将在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历史学形态。例如，周兵提出“数字转向”概念，认为数字化的史学是继新文化史转向之后的另一个“新史学”。王旭东长期从事“信息史学”的相关研究，并尝试建构一个学科体系，“从信息的角度来重新认知历史；以信息化应用技术和手段提供的表达方式或方法用于历史内容的表述，据此建构一个全新的历史学阐释学体系，也就形成‘历史学的信息转向’”。就此而言，历史本质上就是“信息”，历史学者就像一台“电脑”，其工作就是在处理历史信息。很多学者大致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数字史学”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史学”。
尽管在“新史学”的术语表述及其内涵上，现有讨论还存在“e—考据”、“网络史学”（Network History）、“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大数据史学”（Big Data History）、“信息史学”（Informational Historiography）等不同且有分歧的概念。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总结出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家族相似”，套用流行术语，可以把这种新史学理解为“互联网+历史学”的形式。而且，有些学者使用“数字史学的转向”或“信息史学的转向”，这提示我们，大数据时代将是一个给历史学形态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的革命性时代。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截然不同于近代以来印刷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书籍史和阅读史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几十年来热门的历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电子媒介的刺激和影响。由此，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梳理出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的“大变局”。有了这个长时段的纵深感，我们就能够冷静地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也能够有效克服“数字人文”可能会变成学术泡沫的陷阱。
一、媒介技术与历史书写秩序的变革
历史在加速，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差异感也激发我们通过“媒介”这扇窗口，反过来观照以往历史书写的技术性要素。西方史学史研究主要依据“古代、中世纪、近代”这样的时间框架来划分。从媒介技术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构思西方史学史的时代分期，将其分为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印刷文化的近代史学、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
任何历史分期都预设一定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样的分期模式旨在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总结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带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如书名所示，麦克卢汉将“媒介”看作人的延伸。比如，马车可以看作人用脚走路的一种延伸，而文字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书写则可以看作记忆感官的一种延伸。某种意义上，人们创造的所有工具或媒介都是人的身体的一种延伸，反过来说，一旦技术内嵌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它也会改造或异化人。第二，“媒介即信息”（Medium is the message）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麦克卢汉是在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例如，内容相同的一门课程，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传播的效力不同，对个人或社会的影响也就不同。换而言之，同样内容的一句话，我们是用口头形式来表达，还是用书面形式来书写，这句话所产生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
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进而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媒介技术作为人的身体感官的一种延伸或外化，反过来也引发了感官平衡比率的改变。比如，当我们通过口头媒介传播历史记忆，感官主要是听觉。通常来说，远古时代的知识精英一般都是听觉特别发达，据说“绝地通天”的巫师就是“翻白眼”的人，荷马的本义就是盲人。然而，当我们通过书面媒介传播历史记忆时，感官则主要是视觉。现代知识分子的标配则是“戴眼镜”。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说，在从口头媒介向书面媒介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听觉与视觉平衡比率的变革，进而引发思维方式的革新。
基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洞见，我们可以将历史书写看作记忆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历史书写的内容通过口头、甲骨、石碑、竹简、羊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标准和秩序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法国新文化史家夏蒂埃所说，“这些变革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行使权力的方式，改变了培养智力的技术”。
二、口传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在口传文化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口耳传递信息和记忆，对于被书面文字浸染的现代人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口语文化的世界，正如远古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印刷文化的世界。“口语文化不知文字为何物，甚至不知道可能会出现文字；对完全被文字濡染的人来说，要想象何为原生口语文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考察诸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时，维柯曾依照古埃及人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与此相适应，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语言。“它们就是象形符号的或神的语言，象征的或比喻的语言（即英雄的语言）和书写的或凡俗的语言（即人的语言）。”在神的时代，语言“表现于无声的宗教动作和神圣礼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便是这种神的语言，在没有发音的语言之前，这种语言就是必要的语言。“他们既然不能凭逻辑抽象功能来达到这种一致性，于是就凭想象的描绘；他们把一切属于某一类的分种归结到这种诗性的共相里。”例如，古人把祭司的一切活动都归结到想象的天帝约夫。到了人的时代，语言从“无声的动作”变成了“发音的语言”，其书写形式则是齐头并进的字母。“土俗语言是由文字组成的，这些文字仿佛就是过去英雄的语言所使用的殊相（个别具体事物）的总类。”比如，英雄时代的“血在我心中沸腾”就变成了“我发怒”这个文字。在某种意义上，维柯已经从媒介技术（语言）的角度来考察口传文化的特征，并敏锐地指出一切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的起源，古人的智慧都是按照诗性想象的逻辑来规划的。以此史学原则，我们不能按照印刷时代的“作者”概念来认识“荷马史诗的作者”，否则就犯了时代误置的谬误。
在口传文化时代，“人的一切感觉都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但声音和时间的关系特殊，不像其他的感觉那样被时间记录下来。声音的存在仅仅体现在它走向不存在的过程中。……我说‘永恒’（permanence）这个词的过程中，说到第二个音节‘-nence’的时候，第一二个音节‘perma-’已经荡然无存，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里，语词受到语音的限制和约束，这不仅决定着人们的表达方式，而且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口传文化的时代里，由于没有现代录音技术，人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人们能够记住的东西。“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思考者的身体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傍……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要用有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必须有利于迅速用口语再现。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你的语言必然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平衡的模式，必然有重复和对仗的形式，必然有头韵和准押韵的特征。”由此可见，在口耳相传时代，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朗朗上口的诗歌和神话传说，这样才能有效克服人具身感知声音的限度，使得人类记忆的传承更加久远。
借助于对口头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口传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个从“听”到“听”的“听觉共同体”系统操作的，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
就西方史学发展而言，在口传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位西方史家希罗多德。现在所知的《历史》原本并不分卷，在希腊神话里，记忆女神司掌记忆、语言和文字，并和宙斯结合生下九位缪斯女神，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校注者就以九位缪斯女神为标题将其编辑为九卷，因此又称为《缪斯书》。《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是游记，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余部分的内容是探讨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洲际战争史。
在《历史》序言中，希罗多德开宗明义地提到，“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一方面，从希罗多德强调“历史”和“原因”这些关键词，我们可知，西方史学传统中强调探究的科学精神以及以人为尺度的人文精神之连续性。现代西方的history就源自古希腊语的historia，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出判断的人。希罗多德多次使用historia和historein这两个语词，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用目击证据来强调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后者的意思是“询问”“探究”。正如柯林武德所言，“正是使用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才使得希罗多德成为了历史学之父。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5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在“序言”中还提到，他的《历史》主要是“保存”历史记忆，以便克服口头表达的生理局限，使之具有“纪念碑性”，这恰恰需要通过书写文字这一行动来完成。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书写之独特性，不能用印刷时代的标准加以衡量。诸多研究者都指出，尽管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些档案、铭文和时人著述，但他书写历史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口耳相传的城邦记忆、面对面的口述见证和亲身的实地考察。与近代历史学家坐在档案馆和图书馆“考证”文献材料和“探究”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更像是进行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亲身去观察各种历史事件，或者与目击者进行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历史》记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内容来自希罗多德亲身观察和道听途说，而书写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则是来自城邦口耳相传的公共记忆。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正是依靠口传文化的特征来设想历史学的证据和撰史原则，并以此确立历史书写的秩序。在口头文化的视域下，希罗多德确立了“听觉”的优先性：“有闻必录”。在探询希腊与波斯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时，希罗多德说道，“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然而在谈到伊奥的事件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不同……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这种表述方式是贯穿整部《历史》的“套语”。希罗多德特别提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当然，希罗多德并不是传说和故事的简单记录者，他也能够依照希腊城邦的法庭诉讼和广场论辩的社会风俗，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批判性的拷问，从而加入自己的理性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关于潘恩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神，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他们的意见。”“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下面我再根据我所听到的记述一下埃及的历年事件，这上面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在历史表现的方式上，希罗多德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不是现代意义上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或出版著作，而是希腊的“民主广场”。希罗多德“呈现”历史的方式具有很强的“表演”（performative）意味，与荷马史诗一样，希罗多德也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都是在向听众展示，书写历史的首要目的是“朗读”，而非“阅读”。这就暗示他曾经在希腊广场上“朗诵”过他的作品，而且有一群听众围绕着他“聆听”作品。据说，修昔底德少年时，也曾随父亲一起在广场上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作品，并为之感动流涕。同样，借助对口头媒介的阐释，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修昔底德作为一位标榜“求真”的史家，为何还要在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量创作“演说词”。到了罗马史学，像李维和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首先是卓越的修辞学家，其次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总体而言，在历史书写的技术没有充分完善之前，古典史学的“历史表现”具有很强的口传文化的特征，是一个从“听”到“听”的转换过程，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或确定性的获得，都源自这个“听觉”的共同体。古典史学既受惠于此，同时也受限于此。换句话说，处于印刷文明的现代人，或许只有当我们闭上眼睛，才能真正地体验和沉浸到口传的世界之中。在口传文化时代，由于媒介技术的限制，任何“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大量戏剧化、修辞学的叙事手法。东西方的古典史学都具有“无韵之离骚”的特征，这有别于印刷文化时代学院派历史学的方法。
三、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人类是在各种劳作中制造工具的动物。自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以来，西方的知识精英相继发明了各种新工具、新方法和新科学，加速了人类身心的自由延展。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记忆工程的进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生活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敏锐地将印刷术的发明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上的第八个时代，“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确立了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印刷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可以说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真正“引擎”。“专制主义枉然任命那些从事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的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都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
在《古登堡星系：印刷人的诞生》一书中，麦克卢汉细致刻画了印刷文化所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本书是要追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表音文字，然后是印刷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体验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夏蒂埃也提到，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一场“阅读革命”，“转变的重点是身体、生理行为在读书中的转变。从大声朗读到默读行为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变”。从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也即从“听觉共同体”向“视觉共同体”的加速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就如火车取代了马车一般，人类的听觉系统不断衰落，逐渐被视觉系统所取代，眼部的加速运动彻底取代了大声朗读。“从字母的发明开始，就时刻存在着一种驱动力量，推动着西方世界走向感官的分离、机能的分离、行动的分离、情感和政治形态的分离，以及社会任务的分离。”感官的分离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声音却汹涌进入听者的身体。……视觉是解剖性的感知，和它相比，声觉是一体化的感知。典型的视觉理想是清晰和分明，是分解（笛卡尔主张清晰和分明，他强化了视觉在感知系统里的地位）。与此相对，听觉的理想是和谐，是聚合。”在视觉的知识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感知就不再是一体化的“倾听”，而是清晰和分明的“观察”。
借助对印刷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印刷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印刷文化的现代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个从“看”到“看”的“视觉共同体”系统操作的，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需要强化训练的技能。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古典史学之父，兰克就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断裂性特征。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书。次年，他获得柏林大学的历史教职，开启了全球性的现代史学之兰克时代。兰克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史学之父，就在于他敏锐地感知和体认到了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中，兰克提到，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事情的本来面目）。“对这样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基础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况下方可引用：它们可以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历史书的写作，至少在理论上，不可能有写文学书那样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材料。我不敢说，伟大的希腊和罗马大师们的著作具有这样的品质。对事实进行精确的陈述，虽然可能会枯燥及不具备逻辑必然性，但它无疑是最高原则。”
一方面，兰克为了确立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声称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不仅要与古代的教化哲学分离，而且要与自由想象的诗性文学划清界限。历史学不再是西塞罗所言的“历史乃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由此将历史学从口传文化中的修辞学传统中解救出来，并确立历史书写的最高原则就是通过考证第一手资料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虽然兰克关于拉丁与日耳曼民族统一过程的叙述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但兰克却依靠“如实直书”的宣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项被竞相模仿和追逐的全球性事业，历史学的现代学科制度也逐渐全球化。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学者都是在历史学的科学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兰克史学的成就，就如自然科学家在大自然当中收集资料和分析数据，近代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在历史遗迹中或档案馆里发现真实的过去。从印刷媒介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近代以来历史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从抄本时代向印刷时代的过渡，一个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使得人类的记忆工程变得更加便捷、更加精确，其成本也更加低廉。在这一时期，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建立，就为业余史家向职业史家的过渡奠定了先决的技术条件。对勘希罗多德和兰克的“历史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一书的前半部分都是叙述亲身旅行的见闻，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一部分已被现代的新闻记者所取代。作为大学建制的职业历史学者不用进入“现场”进行研究，而是专心致志地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进行文字的视觉“旅行”，进而与他的研究对象拉开了一段距离。就如兰克所言，他获取这些第一手资料已经不再是目击者的证词了，而是保存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日记、信函和外交报告，而这些保存文献的机构恰恰在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之后才慢慢形成。正是媒介技术造成的感官比率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兰克式的职业史学家们都必然要“页页核定”（纸质文献）和“精确陈述”（历史事实）。与希罗多德的实地“游记”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兰克的文献“批判”，即作为《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书附录的《近代史家批判》。在“前言”中，兰克说道，“写作本书，我有三个意图：其一是为我在论述罗曼人和日耳曼人历史时所采取的运用史料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辩护；其二是告诉那些想要全面了解近代历史开端的人，从哪些书中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哪些书中找不到；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纯粹学术性的意图，就是尽我所能，为近代历史搜集一些未掺假的资料，对现存有关近代历史的较早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做认真细致的鉴定。”。由此可见，兰克所建构的学科体系及其话语体系完全是印刷文明时代才能够具有的特征，视觉的“阅读”和“查找”取代了听觉的“朗诵”和“记录”。
换言之，现代的历史学是印刷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古典史学中常见的“演说词”（听觉共同体），也就被现代史学中通用的“脚注”（视觉共同体）所取代，历史书写秩序的标准和内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在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中，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的标准可以说是由这个“视觉共同体”的系统所把控，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则成为历史学的基本智力技能。
四、赛博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预见到互联网时代可能带来的媒介革命，“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
在印刷文明时代，知识的生产被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作者孤独地写作，再以一个封闭的印刷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读者再在另一个时空中进行阅读和解码。“作者”跟印刷书的版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专指创作并出版了一本书的人。“简单地书写者还不能算作者，唯有其书已出版的‘撰写者’才能被称为‘作者’。要想‘当作者’，光写还不够，还必须将其印刷成书流传人间”。在印刷知识占据主导的社会中，信息的交流和传递的方式主要依靠车轮，由于信息传播的“间距”，也造成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当读者要去寻找“作者”的意图，也同样造成了“作者”的权威性。总而言之，在印刷文明时代，信息传播的不均衡必然造成中心与边缘的文化结构，印刷媒介模式也必然会导致作者中心、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
到了互联网时代，电力彻底取消了时空的差异，凡是电力所达的范围内，信息就可以同步到达。印刷媒介的“序列性”逐步被电子媒介的“同步性”取代，“距离感”被“在场感”取代。互联网的媒介革命取消了时空阻隔，“地球村”打破了印刷文明时代的知识生产和交流模式，同时也打破了印刷文明体系所制造的“旧秩序”，尤其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理性主义秩序，从而把人们的各种感官再次解放出来，在印刷时代被压抑的听觉的情感主义也被全方位调动起来，在赛博空间上重新“部落化”，这就是赛博文化体系之下形成的“新秩序”，电子媒介的终端将成为最终的裁决者，“印刷人”将会被“智能人”所取代。在赛博文化时代，作为完整模拟人类意识的赛博空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即时空间，不复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严格界限，这既是对印刷文明“作者神话”的否定，也是口传文化时代的螺旋式“复归”。
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化的“算法”将成为新的王者，算法工程师与历史学家将携手共进。首先，就历史知识的生产而言，在印刷文明时代，历史学家首要的工作就是收集和整理以纸媒为载体的文字符号或语言，然后经过分类、校勘、考订、辨伪等一系列烦琐而艰辛的工序，析取出历史学家所需的历史事实，最后以叙述的历史文本形式告终。在电子媒介时代，数字化技术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存储在非印刷型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和其他外部设备将这些信息展现出来。历史学者可以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和智能化的技术，对电子资源进行可视化的精确分析，最后再以“多维动态可视化”的新表达告终，“这样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的实现，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自然语言中的描述性历史要素，与虚拟现实（VR）情境之交互界面的数字化对接”。在“印刷人”向“智能人”的转换过程中，印刷时代的历史学家穷尽一生的工作，现今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数分钟就能完成，这也促使历史学家从繁重的初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工作。这就好像汽车上的“自适应巡航系统”，当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这个系统能够比人的大脑更好地完成并线和跟车行驶，有效缓解驾驶的疲劳。
再者，就历史知识的传播而言，网络传播的媒介技术所营造的环境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将会打破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之间的界限，从而促进史学的民主化进程，“印刷史学”终将会被“网络史学”所取代。“长期以来，专业史家总是力图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但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到了网络时代，这种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史学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将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知识不再被当作在文本的印刷中被永久固定了的著作者个人的产权，而成为众多读者即时参与和共享的公共知识，这也促进了专业历史学者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完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体制内历史教育的改革如何与自媒体状态下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协调，就成了历史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介入，“人脑”就被“电脑”所外化，并被无限地延伸。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从拿起棍棒直立行走开始，就与各种新工具和新技术相伴而生，从“直立人”到“智能人”，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进化过程。实际上，早在“数字史学”之前的“计量史学”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就曾说过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历史学家，首要的条件是要成为一名电脑程序员。我们可以畅想的未来图景是，我们要积极地拥抱历史书写的“数字转向”，就如口传文化时代所需要的修辞学技能一样，赛博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则需要强化人工智能的“算法”技能，从而将历史书写改造成一个“无人驾驶模式”。如此一来，历史学就有可能实现勒华拉杜里的预想：“自动驾驶模式”将会淘汰掉职业司机这个群体，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也都转变成了“算法工程师”。
当然，无人驾驶汽车并非汽车行业里的唯一业态，拥有驾驶体验乐趣的汽车并不会随之消亡。同样道理，在近代科学的历史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渴望历史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将历史世界看作一个完全可以“数据化”的世界，这样才能成就历史学之为科学的美名。但是，这种实证主义的史学态度遭到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强烈抵制，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世界是一个由活生生的个体所构成的伦理共同体世界，这是不可能完全被“数据化”的。20世纪70年代“计量史学”成为学术新潮的时刻，“克丽奥”女神并没有随之按照“计量”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出现了很大的曲折。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界也出现了叙事的复兴，勒华拉杜里随即采取民族志的手法，写出了《蒙塔尤》这一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西方史学史上的这一现象，也就涉及“什么是可量化的”等史学理论问题。因为计量史学家能够精准地算出每个美国黑奴遭受奴隶主鞭打的次数，但却无法体验暴力与奴役状态对奴隶的心灵和情感所带来的影响。
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的前提假定，把历史世界看作信息的世界，那么“人脑”就是一个消极的要素，需要不断地进化或升级换代，最终与“电脑”合二为一，依靠人脑来处理信息的历史学者终将消亡。如此来看，处于技术统治的强力下，人的主体意志很可能会被终结，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将被彻底抹杀，代之以一种实证主义特色的“数据搜集者”和“信息”的主客模式。如果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前提预定，那么“人脑”就是一个积极的要素，因为人脑总是先于“电脑”，只要保有一颗心灵，人类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焕发历史书写的无限生机。就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具有复杂口头文化素养的经院哲学家们了解古登堡的印刷术，他们本来可以创造出书面教育和口头教育的一种新的综合，而不是无知地恭请并容许全然视觉形象的版面去接管教育事业。重口头传统的经院哲学家没有迎战印刷术新的视觉挑战。由此而生的古登堡技术的扩张或爆炸，在许多方面使文化贫乏”。麦克卢汉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文化逆转现象，就如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与乡村的逆转，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充满着想回而回不去的“乡愁”，一旦视觉媒介被强化，另外的感官和技能就会被压抑，由此将带来人自身感知世界的异化。“人脑”异化所带来的逆转现象就会产生一种听觉媒介的“乡愁”。当历史记忆被电子媒介无限延伸为新常态，但人脑兼具记忆和遗忘的自然机能就会跟只能记忆的“电脑”发生激烈冲突。在此冲突中，历史想象的功能被逆转和凸显出来，因为想象平衡着各种感知和机能的比率。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一书就是在回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议题，重新提出历史想象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的价值，进而复兴欧洲历史主义的传统。实际上，在近代科学的历史学诞生之初，兰克在声言历史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的科学的同时，也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写作或表现的艺术，因为历史最终是人用心书写出来的。
结语
在存储记忆和延伸记忆的人类大工程中，历史书写就像是记忆感官的无限延伸，媒介技术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关键的环节就是人们在劳动与交往中所创造的各种工具，使得人类的双手从自然界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脱离生物性加之于人性的枷锁，逐步走向文明和自由的王国。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历史学的发展而言，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而且造成数百年未有之危机。真正的危机和挑战在于，人工智能作为人类身心延伸的模仿工具，已经慢慢脱离人类的身心所能够控制的边界，逐渐形成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人们此时最为担心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成为一个更高智能的物种。当然，在大部分人看来，这一担忧还不太明朗，“人机共融”才是真正的打开方式。真正的危机和挑战还在于，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所带来的一系列异化问题，人类起初创造各种新工具，是为了更自由、更自在、更诗意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无限扩张，人类生理机能的有限性与人类所创造新工具的无限性之间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如何化解这一危机，才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