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童年，但每个人的童年都不相同。这种差异性有个体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社会因素，比如阶级、地位、财富，以及社会制度、政策和法律等造成的，并且随着历史发展有所变化。儿童史研究就是探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的童年观与儿童经历，考察它们如何与特定时空内的制度网络相互依存与作用。其中，讨论历史上的儿童福祉问题，对于增进人们认知和了解现代的童年体制，更好、更准确地定义儿童在社会中的位置，改善与儿童有关的社会政策和措施都极为重要。
通常人们对儿童福祉研究的印象停留在有关童工等经济、法律领域，因此多称儿童福利研究。事实上，有关儿童“幸福”的研究都属于儿童福祉范畴。也就是说，福祉研究的范畴更为广泛，既包括政策、法规等制度性内容，又包括情感（如重估各类型家庭情感价值）等非制度性因素。其中，“年龄”是儿童福祉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是否有权利追求自身福祉，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属于由某种年龄定义的儿童或童年阶段。因此，关于儿童福祉的研究，建立在“儿童”和“童年”概念的基础上。
按照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儿童是“罪人”和“小恶魔”，本质上是邪恶的，需要从原罪中得到救赎。自18世纪开始，西方人逐渐将童年定义为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画笔下的“纯真年代”。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传统强调，儿童是“纯洁无辜”的造物，需要加以保护和养育，甚至提出“浪漫的儿童”的观念。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的研究所展示的，这种童年观植根于18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中，并伴随着现代性的传播，从西方扩散到全球各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观念。
英国儿童史家阿沙尔指出，现代西方儿童观的产生，使得“童年”从人生历程中区分出来，并与“成年”形成一对二元对立关系。英国童年研究学者普劳特将其描述为以下几组典型形态：童年／成年、私有／公共、自然／文化、非理性／理性、依赖／独立、消极／积极、能力不足／能力充足、玩乐／工作。但童年也不能和成年隔绝开来，儿童被视为一个社会的“未来”。这促使一些国家采取措施，比如完善学校教育系统，强调父母的责任与义务，为儿童养育提供良好设施等。它们都围绕儿童的感知和需求展开，目的是为“天真无辜”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帮助，增进其身心健康与智力成长，以保障社会的美好明天。
儿童福祉史研究涉及广泛多样的内容，处理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内外、社会、国家的多层次多维度问题。具体说来，它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前两个层面基于儿童“脆弱”和“依赖”的特质，一是研究成人对儿童的“照顾”和“支持”，包括父职与母职，儿童养育方式，父母为照顾儿童所应负有的经济收入的支持和安排，也包括儿童的生存和健康（含心理健康）、安全和保护、教育和发展、领养与收养、儿童贫困等；二是研究这种特质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儿童犯罪、辍学、家庭暴力、性侵害、流浪、童妓与童工、孤儿与难民等问题。第三个层面基于将儿童视为社会的“希望”“未来”和国家“好公民”的认识，主要研究儿童保护，优生学，儿童和社会政策，儿童权利，儿童社会运动、社会关系和参与等。当然，这三个层面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并非截然分层，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将儿童置放于性别、阶级、经济、种族和家庭的脉络中，人们发现，与理想童年的形象相比，童年的真正面貌更加多元，而且并不浪漫。这些研究修正了以往儿童史的许多结论，也对整个历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美国儿童史家彼得·斯特恩斯认为，世界儿童史上最大的波动发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学校最终取代了工作，成为儿童生活的主要场景。在19世纪，英法等国要求儿童接受教育，并通过立法将他们从工作空间“逐出”，不过直到19世纪末期也并未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学费仍需家庭承担。有关儿童工作的研究表明，直到20世纪初，西方儿童都深度卷入到家庭经济生活中，他们的日常是在田地、农牧场和海边劳动中度过的。美国儿童史家克劳迪娅·戈尔丁指出，在美国费城，“儿童是19世纪家庭的主要经济资源”，儿童劳动“贡献了”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家庭收入的38%到46%”。
个人意志和权威力量如何平衡，是儿童福祉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仍以童工问题为例，在19世纪一些社会改革者的推动下，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出台限制童工的法律（如法国1841年开始制定、1874年正式推出的《童工法》）。这些行动不但促成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进一步细化，而且标识出国家与儿童的新关系，促使后者成为被国家强制保护的对象，同时也影响到人们的儿童观。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儿童和童年的年龄界限怎样划定？英国1802年的《工厂法》规定，9到13岁的孩子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14到18岁的孩子不超过12小时。到了1901年的新规定中，12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得从事任何工作；1933年，这一年龄提升至14岁，从事繁重工作的年龄提升至15岁。可知，童年的定义随着时代不同而发生改变。
此外，在不同领域，人们对儿童的界定又不相同。比如，在少年司法并未成为单独且重要的司法领地之前，儿童与青少年“犯罪”所受到的惩罚与成年人并无不同。在20世纪，许多国家开始施行针对儿童犯罪的新的法律制度，意在由国家扮演“父母”的角色，承担儿童法律人格的“父母养育”。不过，它也提出了新问题：青少年性犯罪和刑事犯罪的年龄界线，各国的法律要求迄今都不一致。在英国，“人们对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所构成的威胁产生了道德恐慌”，导致刑事责任年龄“有效地降低到10岁”。在法国，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是13周岁；在德国，则是14周岁。
如上所述，一个人是不是儿童，可能会随着时代、国家乃至权力管控领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即使是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人们定义儿童的角度也是多元的，其标准随着具体事务的改变有所不同。
总之，儿童福祉研究的核心，是儿童、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美国学者亨德里克指出，这些问题在界定现代儿童的真正意义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必须提醒研究者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家庭结构在这两百年间不断发生变化，自然血缘家庭的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国家力量的介入给童年特有的权利带来新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所指出的，“儿童是否有各种自决权，以及儿童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样的”。对这一提问的回答应该立足于我们对儿童“依赖性”的新认识，它具体体现在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将儿童能动性视为其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因此，今天的儿童福祉研究不但要看到各种“为儿童”所做的改变，也要看到儿童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意志。
儿童福祉史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本文只是举出几个例子略做说明而已。但仅从这几个例子中也不难发现，对“童年”概念的界定，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始料未及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影响。儿童福祉史的学术价值绝不仅限于“儿童史”，它对整个历史研究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儿童的福祉事关社会未来，儿童福祉研究则事关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期望与规划。
（作者：辛旭，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