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勤先生，我至今仍习惯称他“曹书记”，是我在农村时结交的最大的官，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在县城上高中期间，曹志勤是我们张家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既有权又有威。好多人畏惧他，因为他训人不讲情面。但他其实心地善良，白天训过谁，晚上就到谁家道歉，所以受训的人也很服气。这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还特别有怜悯之心。有次我从家里返校时没有班车，他以公社书记的身份给我拦了一辆顺路的拉煤车，否则我将不得不背着行李步行八十多华里。这样的事之后还发生过一两次。所以我觉得他特别亲切。
一九七六年元月，我从宋家川中学（现“吴堡中学”）高中毕业，回到辛庄村当农民。在人民公社那个年代，农村回乡青年不少，辛庄村还有十几个县城来的下乡知青，村团支部书记一职很抢手。村团支部书记原来由一位党支部副书记兼任，我回村后很快就接任了团支书一职。那时我不到17岁。我后来得知，我当团支部书记是公社曹书记坚持的结果，村党支部书记本来是反对的。
村支书反对，主要是出于村里宗族派系。辛庄村有王、张、霍三姓。村干部中，团支书最年轻，容易出人头地，有机会通过招工或当兵跳出“农门”；即使出不去，也是未来最有可能接任村支书的人选。当时的村支书姓王，把持权力多年，当然不愿我这个张姓家的“回乡青年”有这样的机会，何况他很清楚我不是“等闲之辈”。
曹书记经常下乡到我们村。他来的时候，总是斜挎一个帆布挎包，扛一把铁锨，一有机会就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拉家常。他认识大部分村民，对村里的宗族派系一清二楚。他从多种渠道得知，我从小就是个好学生，脑壳灵，文笔好，有想法，又为人正派，所以坚持认为我是团支书的最合适人选。公社党委书记管着村党支部书记，村支书还想连任，就不得不接受曹书记的意见。这样，我就被全村团员“选”为团支书。
作为一个“回乡青年”，在我刚步入社会的时候，能得到公社书记的信任，委以重任，让我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压力不小。我雄心勃勃，想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大大“作为”一番。我没有让曹书记失望。上任后半年多，辛庄村团的工作就搞得红红火火，成为公社和县上的先进典型。村里的青年人，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城里插队来的，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都非常认可我，服从我的安排，踊跃参加各种活动。
公社团委书记和县团委书记也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可以出“经验”，这些“经验”他们可以推广。县广播站经常广播我写的稿子，也让辛庄村扬了名。村里的青年文艺宣传队还参加过县上组织的大型文艺调演，是全公社唯一的，两名队员在此次演出后还被招进县文工团，其中一名是霍东征，现在担任辛庄村村主任。
对我个人来说，当团支部书记最大的好处有二：一是团支书的工作主要在生产大队，舞文弄墨也能挣工分，最重的活是搞农田基建，没有生产小队种地那么辛苦。种地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没法抽身，尤其在农忙季节；修梯田打坝堰是人海战术，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二是有机会参加公社和县上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结交干部和有文化的人，能见世面，也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
那时候，即使在农村，“学习”也是工作，会议及各种形式的非生产性活动特别多。我曾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到“吴堡县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讲师团”，十天半月住在县招待所，吃县政府食堂的饭。期间我认识了县委宣传部的笔杆子佀承军先生，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给我很多写作方面的指导，有关高考的消息我最初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后来我报考学校的志愿也是按照他的建议填写的。
我还曾参加过榆林地委宣传部组织的“通讯员培训班”，全县只有三个名额，我是唯一的农民通讯员，其他两位都是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那是我第一次去榆林城。出发之前，曹书记把他爱人王淑珍的地址给我，让我去找找她。王淑珍阿姨当时在榆林报社办公室工作，听说是曹书记让我来的，对我非常热情，知道我爱写东西，临走时送了我一沓报社的稿纸，我回去后用了好长时间。（多年后我得知，王淑珍阿姨的父亲叫王应明，是米脂县杨家沟人，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远近有名的建筑“土专家”，曾负责修建了延安中央小礼堂和中共七大会议大礼堂，还主持修建了中央领导在枣园居住的窑洞。）
作为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团支书兼任），我还接待过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因为村里的民兵工作搞得好，军分区要树典型。在听完我的汇报后，司令员就看上了我，要我年底征兵时到他那里当兵，并给县武装部部长做了交待。司令员后来听说我去读大学了，还有点遗憾。
由于我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公社党委曾准备让我担任不脱产的公社团委书记。所谓“不脱产”，就是干“干部”的活，但挣的仍然是生产队的工分，吃的是生产队的口粮，不是拿政府的工资和吃国库粮。当然，工分之外会有点现金补贴。这是当时农村青年趋之若鹜的“出路”。在征得县团委的同意后，曹书记曾两次与村支书商量。但这一次，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村支书说什么也不同意，曹书记也只好作罢。后来，曹书记调走了，村里给我压了一副新担子——生产队会计。让我当生产队会计，目的是把我绑在土地上，没有时间再在外面“风光”。
谢天谢地，当年恢复了高考。我考上大学时，曹书记已调在县城所在地的宋家川公社当书记，两年后又调到县供电局当局长。他离开张家山公社后，一直担心农村把我这样一个“人才”埋没了，听说我考上大学，自然非常高兴。大学期间寒暑假每次回家路过县城，我都会去看他。有次我去的时候，他正主持会议，知道我到了，就匆匆忙忙结束会议，还留我在公社灶上吃了饭。我们虽然属于两代人，但谈得来。他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我的学业，为我指点人生。后来他调回榆林，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但我知道他经常向别人打问我的情况，我也会经常问讯他的情况。1999年后，我偶尔在电视上露面，他有时会看到，见面时提起，每每把我夸奖一番，让我既感动，又难为情。
2004年秋我父母搬到榆林居住后，我和曹书记见面的机会又多了。他和我父亲，一个退休老干部，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但交往频繁，无话不说，让我很开心。曹书记了解农村，和农民有感情，谈得来。
2018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曹书记，他和老伴非得留我和我父亲吃饭，还让儿子提前做了精心准备。席间我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写，他说正在写。半年后写完了，他托小女儿曹芸转给我，希望我给提提意见。我读了三遍，每读一遍，感叹不已，浮想联翩。
曹书记出身贫寒，小时候缺吃少穿，13岁参加“儿童团”，还当了“副团长”，开始“闹革命”。父母不识字，他本人甚至没有条件读完小学。但他天资聪颖，毅力顽强，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米脂中学，苦读三个月，居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当时的米脂中学，名满天下，竞争异常激烈。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初中时他先后担任年级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副书记，高中时当了学生党支部书记，还到省城西安参加过学生干部培训班。高中毕业时他被校长“钦点”留校做团的工作，放弃高考。但上岗不几天，又被绥德地委组织部挖走，安排到地委宣传部，很受领导器重，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风雨仕途路。绥德行署并入榆林行署后，他又被调到榆林地委工交局。
我曾把当官的分为两类：有些人是“当官为干事”，有些人是“干事为当官”。曹书记无疑属于“当官为干事”的人。从21岁进入政府机关到退休，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造福百姓，有口皆碑。
曹书记在张家山公社任党委书记三年半，离开已经有43年了，但当地老百姓至今还在念叨他的好。我父亲就经常津津乐道地提起曹书记要大家种“三杂洋芋”的故事。
曹书记上任的时候，全公社大部分人家一年四季填不饱肚子，日子过得很恓惶，即便有政府提供的“返销粮”。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公社24个村（大队）。最穷的小寺则村，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洋芋（土豆）每人只分的80斤，一个秋冬就吃光了，42个光棍娶不上媳妇，女孩子为了活命，不到年龄就出嫁了。在高家庄村下乡时，因为是公社书记，他被派饭到一家精心挑选的好家户，一揭锅盖，看见一锅黑圪蛋和够一小碗杏大的洋芋，上面放两个白面馍。主家给他端上一碗小米粥和两个白面膜，他吃一个白馍后，抢得拾了一个黑馍，咬了一口，又苦又碜，越嚼越咽不下去。主家看他执意要吃，就抓了几个小土豆让他拌着咽下去。他问主家窝窝面是啥磨的，主家说：“谷稙子，高粱壳子搅了一点干烂洋芋磨的。这也是我们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别的户连这个也没有。”
曹书记说，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从佳县引进土豆新品种“三杂洋芋”，大面积强行推广种植。一开始有人不理解，给他起了个“洋芋书记”的绰号。杂交土豆吃起来口感不如传统红皮土豆（现在该叫“有机土豆”吧），有点“撩辣”，但产量高出几倍。当年秋天收获的土豆一年都吃不完，老百姓终于可以填饱肚子了。土豆吃不完，有些村就办起了粉条加工厂，有了点副业收入。时隔多年，1990年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去张家山乡视察工作，回榆林后对他说：“你在张家山一下解决了群众的饿肚子，植树造林显得更突出，群众现在还夸你哩！”
曹书记在张家山公社的时候，修筑了不少坝堰，每一个坝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和汗水。2018年秋天，曹书记老俩口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与我父亲和当年插队知青宋海贵结伴，从榆林出发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张家山乡。车进“北极村”温家湾，看到坝地上齐刷刷的红高粱，他情不自禁，感染得老伴也激动不已。这百亩大坝就是他当年策划修筑的，是全公社最大的坝。他下车准备和高粱合影留念，恰巧有位老农民路过，一眼就认出他来。老农民拉住他的手，说：“曹书记啊，你出谋策划打的这坝，给我们温家湾人造福了咧。现在这一坝堰高粱卖了换成白面，够全村人吃一年啊！”
不过，见到大坝，老农民的夸奖，也勾起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在任期间，全公社24个大队在大沟石岔修了22座大土坝，其中有5座被第一场洪水就彻底冲垮了。回忆起来，他说“真是劳民伤财！”在修张（家山）温（家湾）公路时，由于劈山太高，塌下来一塄土压死了5个修路的农民。虽然公社对死者家属做了安慰和适当补偿，并举行了隆重的埋葬仪式，但给这五个家庭造成了终生的痛苦。他说，这都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结果，让他终身内疚。
在老百姓心目中，曹书记是个“公道人”，能“一碗水端平”。离开四年后，1981年3月，他受县委委托到张家山公社检查春耕生产。在温家湾村，一位村民找到他，说：“听说你来了，请你把人家打我的事处理一下。”原来，两个村民因为水路纠纷，一个骂另一个，被后者一铁铣把腿打骨折，卧床三个月。公社多次处理，法庭两次调解，拖了三年，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事本来不再属于曹书记的职责范围，但他觉得，既然当事人信任他，他就不能推脱。他先向队干部了解了情况，又分别找两个当事人背对背谈，晓之于理，动之于情，畏之于法，最后拿出一个处理方案，双方心服口服，异口同声说：“没意见”。双方当场签订协议，大队监督兑现，此案圆满解决。
曹书记1982年调回榆林后，进入医疗卫生系统工作，属于“外行领导内行”，但他干一行，专一行，领导有方，卓有成就。他管理过榆林中医医院，主持编写过第一本《榆林卫生志》，创办了“榆林卫生职业学校”，并将其建设成“省级示范学校”。他创办“陕西榆林医学专修学院”的故事，尤其令我感动。那时他已退休，在63岁的年龄，以“发挥余热”的心态，办了一件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按照现在的说法，他算得上是一位“社会企业家”。为了获得办学资格，他求助了几乎所有能说上话的老关系。记得他还曾为学院的用地专程来北京找过我，要我给市领导说说，我大概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学院运行12年，为榆林农村地区培养了两千多名急需的医护人员，也解决了数千农村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在这之前，全区256个乡镇医院，没有一个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医务人员。
曹书记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农村的时候，人们就经常议论，论能力和水平，曹书记应该当更大的官，至少应该管一个县。有一种传言说，他之所以不被重用，是因为“文革”中犯了错误。后来我才搞清楚，“文革”期间榆林地委机关干部分成“红旗造反队”和“先锋造反队”两派，不加入这派就加入那派。曹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先锋造反队”，因为他调查后发现，这一派更能代表基层群众。1968年成立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先锋造反队”主导，他被“结合”进去，当了“常委”。“文革”后期，另一派的人掌权了，他的仕途受挫，1973年被下放到吴堡县。
曹书记没有当大官，但他不以官小而不为，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他值得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自豪。
我甚至庆幸他没有当大官。如果他不下放到吴堡工作，不来我们张家山公社当书记，我的命运也许会与现在很不同。
本文为作者为《人生印迹：曹志勤自传》一书写的序（2020年5月22日初稿，2021年2月4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