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指的是农村、农民、农业这三个问题，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三农”问题仍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社会热点。中国现在自然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我国连片的农村，贫瘠有之，愚昧有之，有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对于“三农”问题，武汉大学著名教授、学者贺雪峰说：“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到底农民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说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呢？
何为农民问题
农村存在的问题不外乎土地、粮食、农业政策等等，可我们常说“以人为本”，如果把目光放到农民身上——那一个个在阳光下劳作，鲜活无比的生命身上，我们会发现，他们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
首先，大多农村地区仍是比较闭塞、贫穷的地方，对比起城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村民们对教育也不够重视，再加上种种历史因素，农民们的文化素质往往不是很高。如果缺乏一定的文化素质，那么有些事情总归难办。
农业逐渐向现代化的趋势发展，国家必定要在农民当中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农业新成果，可如果农民缺乏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广起来会有些困难，到最后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
第二便是眼界的问题，教育让人受益的地方除了知识水平的提高之外，还在于眼界的提升。如今，扶贫也是国家重视的方面，可当落实下去后，却发现有些农民本身便“扶不上墙”，例如只想把送来的鸡宰杀吃掉，而不想留着它生蛋；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而没有长远的目光。
第三是落后的思想，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思想已成过去式，可在农村地区，我们仍能看见某些糟粕思想根深蒂固，比如冥婚，比如重男轻女，这些糟粕思想一天不抛弃，农村就永远处在愚昧的状态中。
除了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之外，还有经济基础层面的农民增收问题。农村劳动力目前仍占全国劳动力的65%，是一个大群体，但由于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高素质劳动者缺乏，又不具备专业技能，所以大多数人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便制约了他们收入的增加，也一点点地在拉开城乡之间的差距。
此外，农产品价格常常处于一种上下浮动的状态，情况往往是价格增长过快，农民生产后劲不足，甚至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农产品价格的浮动不仅没让农民受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的收入。而这是农业政策需要去完善的地方。
这些问题只是我们容易觉察到的，在农民这个群体身上，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东西，这些东西缠绕在农村的大片土地上，不是一时能摆脱得了的。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民
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农民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们不断逃离乡村，想驻扎在城市中生根发芽，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进城之后发现要留在城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立、错杂的高楼之间，似乎难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农民无非是因为地少人多，就业机会又少，在村中难以生存，才想进入城市，试图闯出一番天地。几十年前，乡村工业迅速发展，涌现了许多乡镇企业，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不仅可以靠农业吃饭，还可以通过打工致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一时间，他们还没有落脚城市的想法。
然而，迅速发展之后是繁华的落幕，乡镇企业难免受到了正规制造业的冲击，关闭的企业越来越多，农民们失去了一定的工作机会，如若回归种田的生活又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不得不另觅生计。
农民离土离乡，进厂进城的大潮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如果把目光放到进城的农民身上，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不那么好过的群体，尤其是在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
在从前，许多进城的农民能够凭着自己的勤劳努力在城里安居乐业，然后一代一代都在城里安定下来，现在社会基本上是由知识经济支配的，进城的农民如果缺乏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就只能在城里当底层的劳动力，长年累月地卖体力，很难真正在城内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此外，人脉和资源也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人脉和资源加持，光靠自己的努力的话，实际上很难走向成功。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便是进城农民们归属感的问题。他们离开自幼生长的家乡和土地，来到繁华却陌生的城市落脚，他们在城市中难以产生认同和归属感，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觉，就像徐洪才所说的“漂着”。
户籍制度兴许是农民在城市难以产生归属感的重要原因。农民进入城市中，却还是农村户口，而户籍制度绑定了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子女入学、社会保险等会面临不少障碍，在城市中总会觉得自己被“另眼相待”，不被接纳。
近年来，房价的涨幅越来越大，城里人买房都很困难，更不要说进城的农民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房子是归属感的依托，不管在哪，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就会觉得有了家，没有房子，就感觉难以真正落地生根。农民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是他们难以产生归属感的原因。
另外，进城后的农民一般工作强度较大，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鲜少参加社会活动，再加上语言、饮食等方面无法避免的差异，都会影响他们的归属感。
长期寻不到认同感，是进城农民工的一种痛，也容易使他们陷入矛盾的心理状态中，这无论对于农民本身还是对于城市，都不是乐观的状况。
所以，农民的孩子也明白，若想走出闭塞的大山，最有用的路便是拼命读书，带着知识前往繁华之地立足。可在繁华之下的生活，又哪是那么容易的。
把目光放到农民大批进城后，已然空心化的乡村中，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心酸和无奈。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留下儿童和老人在乡村里，村中缺乏人才，也缺乏相应的劳动力，难免陷入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
而进城的年轻人靠自己的收入往往很难完成农民家庭在城市安居的任务，留在村中务农的父母“想方设法以农业剩余资源尝试在城市立足的子女家庭”。久而久之，城市越来越繁华，乡村越来越凋敝，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当于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有些许尴尬。所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上来说，贺雪峰教授才会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农民的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提高，直接关系到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乡村的前路
尽管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乡村仍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探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光看城市，还要看农村的发展状况如何。中国如今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高的地位，也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中国的上海不逊色于美国的纽约，可要是拿河南、湖北的农村地区和美国的堪萨斯州、密苏里州，我们便能看得出差距。
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重视“三农”问题的原因，农村经济如果得不到发展，整个社会终究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更何况，中国仍然有超过一半人口为农村户籍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也超过六亿，保障农村的经济，也是在保障我国二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在贺雪峰看来，农村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退路，正是农村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八亿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的保障。
贺雪峰还曾讲到：“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情怀，而且需要智慧和耐心。”中央给予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极大的支持，足见“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而这条路，很艰巨也很漫长。
目前，我国对于“三农”问题实施的政策主要立足于农业方面，即转变发展农业的观念、壮大集体经济、完善惠农政策等，可我们必须得考虑，在大量农民全家进城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乡村土地的承包者也不再种地，那么农业的政策要如何有效地实施？如果乡村农业也处于空心化的发展状况，国家又要如何更好地利用惠农政策让农民愿意回归农业？
此外，贺雪峰教授说道：“中国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主要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生产出更多高质量农产品的问题，这涉及政策、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国家需要以政府干预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农业之外，我国更多的乡村在尝试着发展旅游业、服务业这些第三产业，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取得成功的，可后头的许多乡村往往是在复制他人的道路，而不是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特色，导致了乡村旅游业所展现出的东西容易千篇一律，资源得不到真正有效地利用。
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袁家村便是一个靠旅游业振兴的成功范例，然而，许多乡村便抱着复制成功的想法，复制袁家村的发展道路，但往往适得其反，这便是没有联系实际好好定位的原因。如何把乡村旅游业发展起来，建设美丽乡村，也是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前三农政策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目中无人，即政策视野中没有八亿农民，而只有农业和农村”，不得不说，如果“三农”问题的解决策略没有把目光放在那几亿农民身上，那么很难有真正的发展。
例如，一些地方为了粮食安全，把对农民仍然十分重要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却置之不顾他们的生计问题，这怎么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呢？农民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扎根在乡村的土地上，他们本身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又何谈乡村发展。实现农民致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目标。
“三农”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最忌讳做表面功夫和急功近利。“三农”问题解决到何处，乡村的前路也就走到何处。我们相信，国家拥有一定的耐心和决心切实地去解决“三农”问题，只是需要时间。未来，乡村的绿水青山之间，必定会开出一大片繁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