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庐的严陵濑，又称七里滩、七里濑等，相传为东汉人严子陵隐居垂钓之处，是唐代诗路中的重要山水文化意象。最早记录严子陵的文献是东汉的《东观汉记》，此后还有西晋皇甫谧《高士传》、东晋袁宏《后汉纪》，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严光传》，严子陵形象最为丰满，对严陵濑、钓台皆有记录：“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自此，严陵濑、严陵钓台已然成为文化的象征，引来后世文人墨客不断吟咏。
从南朝开始，各时代的诗人慕名前往严陵濑，行走在严陵濑的山水间。谢灵运将严光引为同调，沈约、任昉对严陵濑景物赞美，皆从自我情感出发书写严陵濑。王筠第一次拈出“高尚”竭力赞美子陵超然独往的人格。五十多位唐代诗人近百首书写严陵濑的诗作流传至今。唐代的严陵濑书写，是从情感联结与理性评价两方面展开的。
在情感联结中，诗人多从严陵濑景物入手，抒发惆怅、向往、惋惜、欣赏等情绪。初盛唐诗人洪子舆、孟浩然从严陵濑景物着笔，书写严子陵隐居之高风与寻访遗迹所见的奇观异景，使他们忘却尘虑。中唐诗人的情感联结有三种情形：其一，突出自我人生与严子陵人生的对比，如刘长卿、李嘉祐的惆怅，秦系的悠闲；其二，诗人喜爱严陵濑，在山水流连中兴尽而归，如钱起、戎昱；其三，白居易将严陵濑日常化，只要有鱼竿任何地方皆是严陵濑。晚唐诗人情感的表达又有四类：第一类是诗人们面对严陵濑景色，抒发自我人生的惆怅，如杜牧；第二类是诗人面对严陵濑之景，感慨后世再无贤人，如神颖、齐己；第三类是羡慕子陵的垂钓人生，有人纯然向往如李频，有人付诸实践作钓翁如皮日休、陆龟蒙；第四类以诗人之眼欣赏严陵濑的山川之美，如韦庄。
在理性评价方面，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诗人们关注点不同。初盛唐诗人肯定严子陵的人生志趣、赞美其独立人格。张谓认为子陵胸中澹然，故能无心名位，归卧富春，乐在山川。这是对子陵自我人生志趣的肯定。到了李白，主要看重子陵无心禄位、“心与浮云闲”的高风，更向往其不必屈节侍主，坚持自我的独立人格。中唐诗人开始思考严子陵隐居的动机。有的认为子陵无心名位，隐居江渚，留下高名，千秋万岁后可与巢、由比肩。这是自然而然，无心而为，如顾况、欧阳詹；有的隐然指出子陵江海垂钓是故意为之，有钓名之嫌，如张继；有的从子陵与光武的关系着眼，认为子陵此举使东汉利欲纷纶之风变淳厚，是以特殊的方式报答光武，如权德舆。晚唐诗人更从各个角度拓宽思考的路径，尤为关注子陵何以隐居的问题。第一类诗人从严陵濑景物切入，体会到子陵“所钓不在鱼”，而在于山水中的适意人生，如李德裕、许浑。第二类诗人以为子陵隐居湖山，留下佳名，是其人生选择的自然结果，如方干、徐夤。第三类诗人直接指出子陵不是钓鱼只为钓名，如杜荀鹤、韩偓、罗隐。第四类与第三类针锋相对，崔道融、黄滔认为子陵隐居是为钓鱼，其背后的本质是一种自适其意的人生。第五类诗人以为子陵不愿过宠辱人生，故能轻视轩冕，选择自在，如汪遵。第六类诗人从君臣关系入手，或认为子陵不是喜欢钓鱼，而是光武恩波太晚，如曾邺；或认为子陵乃真狂士不怕得罪故交，如唐彦谦。第七类诗人将子陵与汉臣、姜子牙对比，认为他们一生辛苦所为皆是浮名，如王贞白。
严陵濑是一处典型的文本化山水。胡晓明认为：“‘文本化山水’（the textual landscape），是近来文学研究借助人文地理学有关‘地方’（place）作为一种新认知方式而来的概念。强调空间中的历史记忆的积淀，重视山水自然中所注入、传承、不断经典化的人文内涵。”（《从严子陵到黄公望：富春江的文化意象——富春山居图的前传及其展开》）
严陵濑的自然生态之景，在唐代诗路上行走的诗人描画中逼真显现。严陵濑江水清澈见底，可见游鱼细石，有时皎洁如镜，可见山影，“远岸平如剪，澄江静似铺”（罗隐《秋日富春江行》）；有时激石湍流，乱流奔注，“别流乱奔注”（孟浩然《经七里滩》）。江水两岸群峰峻极，参差百嶂，万象各殊，“冷叠群山阔，清涵万象殊”（罗隐《秋日富春江行》）。山中有树有花，时有鸟鸣猿叫，“鸟喧群木晚，蝉急众山秋”（许浑《严陵钓台贻行侣》）、“树密猿声响，波澄雁影深”（许浑《晚泊七里滩》）。严陵濑景色变化，四时不同。春天绿草如茵，山花如绣，“潮去潮来洲渚春，山花如绣草如茵”（杜牧《寄桐江隐者》，一作许浑）。秋天色彩缤纷，又绿满阶梯，“彩翠相氛氲”（孟浩然《经七里滩》）、“树石尽多苔”（齐己《严陵钓台》）；红叶黄叶尽落后，尚有绿树葱茏，“松篁尚葱茜”（洪子舆《严陵祠》）。四季绿意满眼，水碧山青，“山色四时碧，溪声七里清”（王贞白《题严陵钓台》）。严陵濑江上山中，常有白云飘过，“岸深翠阴合，川回白云遍”（洪子舆《严陵祠》）；有时会有烟岚雾气，“岚烟向竹阴”（戎昱《题严氏竹亭》）。日暮时有红霞满天，“红霞乱青嶂”（钱起《同严逸人东溪泛舟》）；夜晚朗月映江、明月穿松，“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刘驾《钓台怀古》）。严陵濑美景就这样凝定在诗歌中。如今的桐庐严陵濑，依然山青水碧，行走在此间尚可想象一位又一位曾经来访的诗人，仿佛在瞬间穿越了千古。
严子陵的垂钓人生，引发后人不断思考。儒家颇为看重“三不朽”。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严子陵被看作“立德”的典范。所以诗人们认为子陵超越了云台的汉代名臣：“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方干《题严子陵祠》）超越了直钩钓鱼的姜子牙：“应怜渭滨叟，匡国正论兵。”（王贞白《题严陵钓台》）甚至超越了光武：“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罗隐《严陵滩》）对子陵的评价如此之高，原因当是子陵在其一生完成了最高的立德，而其他人皆是其次的立功。
从道家视角来看，垂钓草野、山水为乐的人生依然有意义，这种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事功的超越。严子陵过着垂钓的素朴生活，是经过其选择的人生姿态，与不得不以钓鱼谋生的渔父并不相同。张祜来到七里濑，注意到子陵与普通钓叟的不同：“七里垂钓叟，还傍钓台居。莫恨无名姓，严陵不卖鱼。”（《七里濑渔家》）普通钓叟卖鱼是为谋生，而子陵垂钓，并非为此。诗人指出子陵与普通钓叟的不同，思考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这正是子陵的价值所在，也是吸引后人不断寻访的重要原因。
儒道两种文化背景的讨论，哪一方更接近子陵？也许我们终究难以探测到他真实的想法。严子陵垂钓人生的意义，在于其不同于世俗价值的生存范式，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生存论意义的思考。唐代诗人们一次又一次行走在严陵濑，观赏着这里的山水，思考着严子陵提出的问题。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诗人们依然相继来到严陵濑，继续思索严子陵的话题。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2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