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代自成汤始，三十帝十七世，弟及王位者十四人，其中九世为兄终弟及。殷王室在婚姻形态上虽有嫡庶之分，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备，未能进一步对继承王位的嫡子再分嫡庶，故无法形成具有区别大小宗的宗法制度。而子继作为弟及的中介和桥梁，起初主要是长兄之子，至小乙时转变为季弟之子，武乙以后又变为嫡长之子。子继者的亲属关系虽有变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是兄终弟及的格局，从而显现出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周初承继了殷商末季的政治遗产，确立了更为严格的嫡长子继统法，遂成为后来百世不易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
关键词：商代；继统法；兄终弟及；周祭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杜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李玲玲，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关于商代的王位继承制，自王国维在其名文《殷周制度论》中提出“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1]后，广为学界认同。然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商代继统法是子继与弟及并用，或子继为主弟及为辅，而子继又有立嫡、立幼、立壮等多种说法，分歧迄未消弭。以今日甲骨学研究的新进展观之，王氏此说或有不周备的地方，但基本观点并无不当。本文拟就相关问题略作讨论，以求教正。
一、商代继统的主辅问题
关于商代王位继承法的基本精神，在周代殷遗的记忆中尚有保留。春秋时期，宋宣公病重，决定立弟和为君，他说：“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2]这个说法当然太过笼统，且有立弟的用意，无助于我们对商代继统法的全面了解。王国维以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观察，发前人所未发，提出：“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3]王氏所说，多有卓见。
对于商代继统的主辅问题，陈梦家先生认为，“子继与弟及是并用的，并无主辅之分”，尽管商人传弟“确为其继统法的特色”。[4]其实这样讲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传弟终有传尽的一天，不传子则无以为继。传子是弟及的中介和桥梁，二者并用是必然的。至于说子继为主、弟及为辅，[5]或子继为常、弟及为变，[6]子继或谓立嫡，[7]或谓立幼，[8]或谓立壮，[9]也都是缺少根据的。
欲明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首先需要考析商汤以后的王位世次。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自汤至纣三十王。依其是否有子继承王位，又可分为直系先王和旁系先王两大类。直系先王是商王世次的核心和主轴，死后的祭祀比旁系先王隆崇，在祖神殿中享受特殊地位。卜辞研究表明，除商人先公报乙、报丙、报丁的即位次序被误置外，还有两项成果值得注意：一是中丁之父大戊虽为直系先王，但他不是雍己之弟，而是雍己次兄，小甲次弟；二是祖乙乃中丁之子，非河亶甲之子。河亶甲(戔甲)当为旁系先王，中丁为直系先王。这对于纠正《殷本纪》的失误，重建正确的商王世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旁系先王的情况则相当复杂，与文献严重不合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壬、沃丁、廩辛不见于周祭卜辞，是否本无其人，或未即位为王，或即位不合法统；二是外丙(卜丙)周祭的次序在大甲之后，是否他继位在大甲之后？甲骨卜辞今已发现十余万片，看似数量庞大，具体到某些细节问题，资料仍显不足，是以说有易，说无难。而商代周祭制度的研究，有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据以考史亦须审慎。
通常认为，“周祭中先王的祭祀次序是以其即位次序为准进行安排的，即先即位为王者先被祭祀，后即位为王者后被祭祀。这是周祭的祭祀原则”。[10]《左传》文公二年(前625)言及古礼：“子虽齐圣，不先父食”，[11]意即儿子即使聪明圣哲，也不能在父亲之前歆享祭祀。这就要求周祭的祭序不仅与商王庙号日干相应，还要真实反映商王的即位次序。应该说，周祭祀谱基本做到了这一点，但对有些特殊情况的处理，祭序与即位次序也不是完全对应的，因而“逆祀”现象偶有所见。[12]王玉哲先生曾经指出：“祭序不见得必与即位序相合。后世子孙祭祀祖先，可能有时把所自出之祖置于旁系之前。所以我们不能以祭序很死板地去改即位序。”[13]这是极具卓识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个中缘由在于，先王的庙号干支早已确定，而周祭制度却始于祖甲而完备于乙辛之时，是后世人为设计的。要使周祭次序与先王庙号日干相吻合，又要与即位次序相吻合，事实上是有困难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周祭祀谱无法安排廩辛的位置，致使廩辛被置于谱外。卜辞有云：“鬯祖丁，父甲。[父]甲以兄辛”(《合集》27364)。陈梦家先生分析说：“此‘父甲’是廩辛、康丁之所以称祖甲，此‘兄辛’是康丁所以称廩辛。”[14]其说甚是，说明廩辛是实有其人的。那么，为什么廩辛不见于周祭祀谱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由于廩辛的庙号日干为辛，其祭序只能排在康丁之后，这就不免与他的即位次序相冲突。当然也可考虑按祖甲—廩辛的次序安排在同一旬次，但下一旬又不能以康丁—武乙—文丁为祭序。除非康丁一人占用一旬，否则无法化解这一矛盾。以一个旬次祭祀一位先王，不合周祭常例，还会增加周祭旬数，影响一祀时长的确定。可见无论怎样安排周祭祀谱，廩辛都无法厕身其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只有舍弃廩辛这位旁系先王，按祖甲—康丁的次序在同一旬安排祭祀。因此，要从这里来推断廩辛其人的有无或其即位次序，恐怕只能渐行渐远，自陷迷阵。
与廩辛情况类似的还有中壬。中壬的庙号日干在大甲之后，即位却在大甲之前。故在一旬之中既不能把他的祭日安排在大甲之前，又不能置于大甲之后。除非把外丙、中壬安排在同一旬次祭祀，否则不能避免前与大丁、后与大甲在干支序列上的冲突。但周祭祀谱一旬祭二王者，必有一位直系先王。把三位旁系先王安排在同一旬祭祀，也只有阳甲、盘庚、小辛，[15]其中盘庚还是复兴殷道的名王。而外丙、中壬都是旁系先王，且在位时间不长，一为三年，一为四年，亦非卓有功烈的名王。要单独安排一个旬次来祭祀他们，似乎不具备应有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因此中壬也必须置于谱外。至于沃丁，除见于多种文献外，《书序》明言尚有《沃丁》篇，其人必非子虚。他与中壬同为旁系先王，其庙号日干在安排祭序时并不发生抵牾，何以也被置于谱外，情况不明。或许当初设计周祭祀谱时，意欲说明周祭以直系先王为主，并不是要把所有旁系先王都安排在内。不管怎样，廩辛、中壬、沃丁三位先王不见于周祭祀谱，既不能说明历史上实无其人，或并未即位，或其王位为非法取得，也不能以此重订殷代先王的即位次序。
关于外丙在大甲之前继位的情况，《世本》《孟子》《竹书纪年》《史记》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大丁未立而卒，大乙死后由外丙、中壬相继即位。周祭祀谱对未能即位的大丁也有安排，把他与大乙放在同一旬次祭祀。接下来应可安排外丙、中壬同旬共祭，但前文已言这并不合宜。由于中壬受庙号日干限制不能入谱，因而只有把外丙与大甲放在同一旬次。又由于外丙的庙号日干在大甲之后，无法调适，最后只有把大甲的祭序置于外丙之前，以至形成大甲—外丙—大庚这样的祭祀序列，成为周祭祀谱中一种少见的“逆祀”现象。陈梦家先生根据周祭祀谱并结合《书序》及孔疏加以考察，对大甲继位在外丙之前的论证，既忽略了诸多文献记载，也未考虑殷人设计周祭祀谱时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未必可信。
根据上文分析，说明殷王世次还不能完全按照周祭祀谱来厘定，总体上仍须以《史记·殷本纪》为据，尤其是不能否定中壬、沃丁、廩辛三王的存在，也不能说大甲在外丙、中壬之前即位。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王国维统计商代弟及王位者凡十四人是可信的。而商代先王十七世(含未即位的大丁)，其中九世为兄终弟及，数量上居于优势。若再考虑大甲、祖乙、武丁三人，或因无弟而传子，亦可纳入弟及体系，则商代实际只剩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世是真正的传子制，所占比例很小。因此，商人继统以子继为主而弟及为辅的说法，应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商代有无嫡庶与宗法之制
宗法制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政治制度。对商王室来说，最大的财产和权力分配莫过于王位的继承。商代有无宗法制，关键要看王位继承上有无嫡庶之分。王国维关于商无嫡庶则无宗法的看法，受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其实，这是需要从不同角度来理解的。
嫡庶之制重点体现在王位继承上，其基础则在婚姻形态。商王实行多妻制，多妻则多子。但继承王位者或一人，或二人，至多不过四人，并非所有王子都可以继承王位。陈梦家先生相信商代无嫡庶之制，认为“商人兄弟不限于同父母，故凡从兄弟均有继为王的权利”。可事实上继承王位的兄弟并不多，说明“商代传统法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传弟传子法，凡弟或子之所以及王位必另有其法规，可惜我们无法推知”。[16]陈氏有这样的疑思，反映了他对商王婚姻形态的认识尚未到位。
从婚姻形态上看，商王妻室是有嫡庶之分的。嫡妻也就是正妻。《广韵·锡部》：“嫡，正也。”[17]《诗·召南·江有汜序》：“勤而无怨，嫡能悔过。”[18]陆德明《经典释文》：“嫡，正夫人也。”既曰嫡妻、正妻，当然只能是一人，其余均为庶妻。从周祭卜辞可知，不是商王所有妻室都能纳入周祭祀谱，只有直系先王的配偶才能入谱受祭。直系先王的配偶很多，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位配偶名列祀谱。这位配偶就是商王正后，亦即嫡妻，又称为法定配偶。至于中丁、祖乙、祖丁、武丁等商王，各有两个或三个配偶被祭祀，并不代表他们同时拥有几位正妻。据学者研究，这是由于前一个法定配偶死亡，又续立一个的结果。[19]
商王妻室区分嫡庶的目的，在于为财产和权力分配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法定配偶之子，是为嫡子，均有继承王位的权利。至于庶妻之子，无论贤愚或数量多少，都与王位继承无缘。据胡厚宣先生研究，武丁有妻计64人，有子53人。[20]这些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武丁有众多的妻与子应该无疑。其中具有继承王位资格的却只有祖己、祖庚、祖甲等嫡子三人。嫡妻生子的数量当然是有限的，加上过早死亡等原因，也不是每位嫡子都能加戴王冠。如商汤的太子大丁，先于其父谢世，就没有机会继位为王。又如祖己，也曾预立为太子，但他未曾即位身先死，实际只有祖庚、祖甲兄弟二人继位。有时嫡妻只有一个儿子，当他继位后无弟可传，就只能再传其子，商王大甲、祖乙、武丁，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陈梦家认为“凡从兄弟均有继为王的权利”，实际并非常态。从(堂)兄弟继位为王的事，只发生在中丁以后的“九世之乱”(实即九王之乱)时期。据《史记·殷本纪》载：“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21]其中祖丁死后所立弟南庚，为叔父沃甲之子，就是他的从兄弟。南庚死后，阳甲继立，也不是南庚亲兄弟之子，是从兄弟祖丁之子。整个有商一代只有南庚和阳甲的继位，属于从兄弟或从兄弟之子。是时正值“九世之乱”，政治上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故有偏离常轨的现象出现。
婚姻形态上的嫡庶之分，是为王位继统法的需要而设定的。在王位继承制上，严格意义的嫡庶制还有进一步的嫡庶之别，这是需要注意的。《仪礼·丧服》：“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贾公彦疏：“庶子，妾子之号，适(嫡)妻所生第二者是众子，今同名庶子，远别于长子，故与妾子同号也。”[22]这就是说，庶子除了指庶妻所生之子外，嫡妻所生嫡长子的同母弟(嫡昆弟)也是庶子。又《周礼·司服》贾公彦疏云：“王礼亦适(嫡)子死有适(嫡)孙，适(嫡)孙死有适(嫡)曾孙，向下皆然也。”[23]商代王位继承排除了庶妻之子，但作为嫡昆弟这一部分庶子，却与嫡长子一样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嫡庶制了。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说商人无嫡庶之制，并没有错。因为商人嫡庶制的实行，并未从婚姻形态到王位继承一路贯彻到底，走到一半就中止了。
由于王位继承对嫡子本身不再区分嫡庶，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大宗、小宗有别的宗法制。有的学者认为，“同是商王而直系旁系是有别的，这种区别就是宗法制的反映”。[24]实际上，商王有直系、旁系的区分，是以有无王子继位为标准的，并不是对嫡子再分嫡庶的结果。所以周祭祀谱中有的直系先王并不是嫡长子，如大庚、大戊、小乙、祖甲、康丁等；而有的旁系先王却是嫡长子，如沃丁、小甲、阳甲、廩辛等。自大庚开始，商汤嫡长一脉即告中断。继之嫡长与庶子二脉交织，至武乙时才稳定在嫡长一脉，不过此时已非殷初的嫡传了。这种状况与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相比，是迥相异趣的。王国维说商无宗法，道理就在这里。
要言之，商代虽有嫡庶之制，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备，具体表现在有不少商王是通过兄终弟及的途径得以加戴王冠。由于王位传承施于所有嫡子，不足以牢固确立嫡长子的特殊地位，因而也不能形成大小宗有别的宗法制度。
三、王位传子的基本规则
在兄终弟及制下，当无弟可传之时，王位必然传位于子。但这个“子”到底是“兄子”(长兄之子)还是“弟子”(季弟之子)？有无基本规则可循？学者意见不一。
在王国维看来，“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王氏统计，为弟之子者，有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七人。[25]而为兄之子者，他只列举了祖丁、阳甲二人，而且阳甲还是从兄之子。然据周祭卜辞可知，祖辛为祖乙之子，非其弟之子。中丁不是季弟雍己之子，而是次兄大戊之子。至于为兄之子者，除祖丁、阳甲外，还应包括大甲、祖乙在内。大甲之父大丁虽因早逝未能继位，但在亲属关系上依然是外丙、中壬之兄子。祖乙为长兄中丁之子，非中丁季弟河亶甲之子。王氏把“九世之乱”时两位兄子继位作为特例，意在证明弟及制的内涵：一是兄终而后弟及，二是子继亦为弟子。
杨升南先生坚决否定这个说法，他认为从大乙到阳甲八世，为传兄之子(沃丁不计，仲丁非常法例外)。从武乙到帝辛四世为嫡长子相传，亦可视作传兄之子。只有从小乙到康丁四世，为传弟之子。因而他的结论与王国维恰好相反：其以子继父者，“多为兄之子”。[26]
这两种意见是通过统计方法得出的。由于各自用以统计的标准有宽严之异，产生分歧是必然的。王位继承制作为君主制国家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视，常有成文法予以规范。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说：“自此至将来任何时候，诸卓越而宏大之选侯领地……长子应为彼等之继承人，除非长子为心志失常之人，或白痴或有任何其他缺陷而不能君临人民者，否则一切统治权与领地均应属于彼一人。如有上述情形，长子不能继承，则余等命令，如此家庭有次子，应由次子继承，或由死者之长弟或其他在俗戚属继承，但必须为父系之直系后嗣。”[27]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随即在1701年制定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了安妮之后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选范围，禁止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也可看到查理四世对诸侯继承人的具体规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28]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皇家继统法，父子相传为一世，世世代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至于商朝是否曾颁布过此类继统法，今不可知。但商汤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措施，至少会作为一种政治传统或成例为后世所遵循，从而成为历史上所谓“汤法”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商代继统法的制度内涵，或许要比包含各种变数在内的统计更可靠一些。
《史记·殷本纪》载，汤立嫡长大丁为太子，大丁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由于大丁早逝，汤死后由外丙继位，外丙死后由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则由其兄子大甲继位。这几位商王不是汤之子，就是汤之孙。他们的即位次序无疑出自商汤生前的政治安排。不管当时伊尹如何受汤的信任，或者伊尹的权势有多煊赫，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都不可能擅作主张，也不可能不依照汤的遗志办事。这就是说，从大丁到大甲的王位继承过程中，可以体现商汤确定的王位继承原则：先王死后，由嫡长子继位，继之诸弟顺次即位，待无弟可传时，再传长兄之子继位。其核心内涵是嫡长子与嫡昆弟依次继位执政，而下一世犹自嫡长始。这项政治原则的主要适用范围当然是商王室，但在殷代贵族身份与财产的继承过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踪迹。现藏于英国的一片家谱刻辞记载：
儿之先祖曰吹，吹子曰图片，图片子曰图片，图片子曰雀，雀子曰壹，壹弟曰启，壹子曰丧，丧子曰养，养子曰洪，洪子曰御，御弟曰图片，御子曰图片，图片子曰图片。(《库》1506，《英》2674正)
此片为黄祖卜辞。辞中名叫“儿”的贵族追溯自己的家世，其先祖始自吹，十一世中主要是传子，但有两次属于传弟，即“壹弟曰启”“御弟曰”。在“启”与“”死后，身份与财产的继承权又返还长兄之子的手中。这种情况与成汤确定的王位继承法正好相一致。
不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那就是在君主权力的诱惑下，很难保证季弟把王位再传到兄子手中，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商汤死后，由他信任的政治盟友伊尹掌理朝政，可以依照他的政治安排，有序进行交班。但后来的事情发展，便不免有了变数。范文澜先生认为，“大庚传自己的儿子小甲，破还位长兄子的例，大戊传自己的儿子中丁，又破一次例”。[29]大庚死后并未把王权交给长兄沃丁之子，是否违法乱制还不好说。因为历史上对大庚并无这方面的指责，故不排除沃丁膝下无子，大庚才让自己的儿子小甲继位。但中丁的情况有所不同。据周祭卜辞显示，大戊不是雍己之弟，而是小甲之弟，雍己次兄。故中丁既非弟之子，亦非兄之子。他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要继承王位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估计中丁是通过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才登上王位的。故《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0]司马迁这个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并非从周制生出来的想象。
中丁死后，大体上仍是弟及而后传位兄子。只有祖丁死传从弟南庚，南庚死传从兄之子阳甲，严重背离法统。由于中丁的继位公然违制，所以他的后裔也不可能安分，相继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这从中丁以后都邑屡迁，即可看出端倪。“迁徙和外来侵略是破坏习惯的强大力量，因而也是产生政府需要的强大力量”。[31]频繁迁徙都邑，正可成为打破习惯、战胜对手、加强王权的重要手段。自成汤居亳以后，殷都五迁，其中四次迁都发生在“九世之乱”期间。此即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平均两个王就有一次迁都，足见“弟子或争相代立”的权力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动乱持续时间很长，都城屡迁，国力益衰，疆土日蹙，贵族国家联合体的统治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受到极大削弱，以至“诸侯莫朝”。
“九世之乱”后，商代王位继承制的传统习惯遭到严重破坏，原来以子继父的是兄子，从小乙开始则一变而为弟子，再从武乙开始由弟子二变为嫡长子。子继者的亲属关系虽有变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保持兄终弟及的格局，从而显现出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
四、商代继统法的利与弊
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从《史记·夏本纪》看，夏朝王位继承以传子制为主，间有传弟或传从兄弟者。如太康崩，弟中康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孔甲即帝厪的从兄弟。与夏朝相比，商代的王位继承制表现出两点差别：一是传弟不限一人，直至无弟然后传子。二是原则上传子为嫡长之子，而不是传弟之后弟亦传子。
商朝何以开国之初就实行兄终弟及制？或许商汤未及深谋远虑，甚至不免为形势所迫。太子早逝，若以太孙继位，太孙大甲年幼，对治理新建国家，巩固新生政权，将会产生诸多不利。而采取弟及制，在外丙、中壬先后继位后，太孙长大成人后再继王位，则有利于提高其执政能力。加之整个过程有商汤深为信任的大臣伊尹从旁监控，可以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更替，有效巩固殷人天下共主的地位。商汤这样的政治设计，实际是确立了王位兄终弟及制的基本原则，保留了后世子孙循此前行的政治路标。
应该说，兄终弟及也是有其制度优势的。由于弟及王位者年龄相对大一些，执政经验更为丰富，执政能力有所增强，对于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自有其积极作用。后世立君，也常常有这样的考虑和方案。如《左传》文公六年(前621)载，晋襄公死，太子年幼，权臣赵盾考虑晋国多难，欲立长君，准备让襄公之弟公子雍从秦国回来主持国政。公子雍“好善而长”，赵盾认为“置善则固，事长则顺”。[32]后因襄公夫人抱着太子号啼于朝，卿大夫畏之，只好仍由太子继位，是为晋灵公。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前516)载，楚平王去世后，令尹子常想立子西为王，立足点也是“立长则顺，建善则治”。[33]只是子西不从，其事未果。这说明弟及制由年长者继承王位，对国家治理是不无裨益的。此外，兄终弟及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兄弟之间对王位激烈相争，祸起萧墙。因为作为嫡子，迟早都是有机会继承王位的。故王国维说：“然使于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34]
不过，凡事总是有利有弊的，兄终弟及制也不例外。其弊端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从弟及角度看，同为嫡子，年龄差别不会很大，若等到长兄死后再由诸昆弟次第继位，他们执政的时间一定很短暂，设若健康出了问题，也可能连即位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有可能在诸昆弟中滋生各种阴谋，并以合法的旗帜为掩护，引发提前夺取王位的政变。再者，同辈兄弟虽有同质、同等的地位和权利，都能继承王位，但他们的后代却只有兄子才具备这样的资格。这就不免引起其他从兄弟的不满，甚至不择手段觊觎王位。商王中丁继位并引发“九世之乱”，或许与此有关。二是从子继角度看，一方面当无弟可传时，传于兄子的难度甚大，因为季弟在位时，容易利用掌理国政的优势，培植自身势力，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王位，致使长兄之子继位落空。商代从小乙到康丁四世，由传兄子转向传弟之子，盖缘于此。另一方面，倘若长兄无子，或有子不存于世，自须弟子接替王位。而弟子又不止一人，当由何人接班，也不免引发纷争。这说明在兄终弟及制下，由于王位继承人的候选范围较大，若无严密的法规予以规范，就很容易激起野心家的贪欲，造成王位争夺的祸乱。
英国学者罗素说：“君主政体有一些极大的弊端。如果它是世袭的，统治者未必总是有才能的人；如果继承法靠不住，就会发生王朝内战。……王位继承权之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削弱帝国。”[35]经过“九世之乱”，殷商后期的统治者似乎也在深刻反思这个问题，因而对王位继统法不断进行变革，最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大大缩小了王位继承人的范围，不给那些觊觎王位的野心家留下可钻的空子，以达到息争止乱的目的。
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嫡长子对王室财产和权力的继承，具有优先的地位和权利，至于年龄的长幼，品德的优劣，治国能力的大小，都变成次要的问题了。帝辛的继位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殷本纪》说：“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36]《左传》哀公九年(前486)记载：“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37]“元子”在周初文献中是嫡长子的意思，后来泛指长子，故《史记·宋世家》又称微子启为“首子”。[38]由于微子启的生母为庶妻，因而他不能预立为太子，故由嫡长子帝辛继位王位。《吕氏春秋·当务》篇说：“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39]这段话含有不少战国游士的说辞，实属不经。一位王妇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由庶妻被册封为嫡妻，但要把她的儿子也在时间上分出嫡庶来，世所未闻。所谓“太史之言”不过是战国策士编造出来的谎话，用以调和微子启为“元子”的矛盾。但殷商末期王储立嫡不立庶，则是符合事实的。
殷商末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成为西周建国以后承继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并与宗法制相辅为用，更趋严格和完善。这是周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政治智慧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一大贡献。“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40]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2]《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22页。
[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89－291页。
[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0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6]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7]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常玉芝：《论商代王位继承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8]赵锡元：《论商代的继承制度》，《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9]郑宏卫：《商代王位继承之实质——立壮》，《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10]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63页。
[11]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9页。
[12]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逆祀》，《裘锡圭文集》(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273页。
[13]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49页。
[1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78页。
[15]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88页。
[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70－371页。
[17]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3页。
[1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一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2页。
[19]常玉芝：《论商代王位继承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0]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2－133页。
[21]《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1页。
[22]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00－1101页。
[23]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82页。
[24]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87页。
[26]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7]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2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2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56页。
[30]《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1页。
[31] [英]罗素著，靳建国译：《权力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32]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44页。
[33]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13页。
[3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90页。
[35] [英]罗素著，靳建国译：《权力论》，第148－149页。
[36]《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5页。
[37]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65页。
[38]《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页。
[39]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2页。
[4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