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从研究过程来看，经历了从文本阐释解读到思想提炼升华再到学科体系构建的过程；从研究内容来看，则表现为围绕理论观点的阐释、精神实质的挖掘和理论特质的提升来加以展开。着眼未来，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要进一步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阐释，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方法的创新。
关键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简介：李婧，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24)。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文本诠释与学理阐释紧密结合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总结其取得的成就，揭示其发展规律，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就及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始终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破解中国问题的历史进程相伴而行。时至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发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以艾思奇、张如心等一批最早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工作者群体开始形成，并出现了以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1942年1月出版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书和王稼祥1943年7月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为代表的解读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性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在逐步发展。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进行的分析与总结。如胡华在1950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乔木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李新等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1-4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胡乔木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该文在用较长篇幅回顾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基础上，对这30年的革命实践做了理论上的总结，指出：“这两项经验(这里的两项经验主要是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引者注)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同时，强调“对于这样严重复杂的问题(这里严重复杂的问题是指‘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引者注)，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依靠于简单地抄袭某一外国的公式”。[1](P77)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既充分反映了他已经将中共党史的研究纳入了理论分析框架之中的鲜明研究特色，也表明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处在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下，尚未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命题给予关注和研究。该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党史基本脉络的高水平作品。另一种研究路向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切入，聚焦毛泽东著作的宣传和阐释。李达等理论工作者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内容和重要观点的学习、诠释和解读，通过对毛泽东生平与革命事业的介绍与展示，不断促进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国内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还大都停留在普及性宣传和通俗化解释层面。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开始出现某些偏差，在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性运动中，不仅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学习典型”，发表了大量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的文章，出版了一些宣传性的小册子，形成了形式主义文风，并导致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有关论述的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甚至误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国内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基本被“左”的政治宣传所取代。即使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徘徊时期，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党和国家的建设仍然沿用过去“左”的一些做法和主张，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也就无法正常开展。
应该说，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产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重大发展。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拓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五个二级学科。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了学科支撑，进入了加速繁荣发展的时期。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的基本原则，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实质、前提基础、历史发展、主题主线、成果创造、实践意义、经验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学理分析和深入探讨，中央和地方各省市高校、社科院先后成立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有的也称“协同创新中心”)等研究机构，设立了一大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召开了一系列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大批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指向、世界眼光和中国情怀的优秀人才。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在宣传、阐释、研究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重视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征与重要优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日益呈现，学界对这些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宣传与阐释的速度与节奏也越发紧密。伴随党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成性表述与系统性整合，学界也从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转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并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内容体系、结构特点、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等基本问题的全方位探索。在此过程中，学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它在接受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滋养和浸润的同时，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的学理支撑。
二是文本诠释与学理阐释的紧密结合。对于任何思想理论而言，文本与逻辑缺一不可。文本是思想理论的主要载体。一种思想理论是否流传于世，其主要标志即是看其是否有承载思想的经典文本传世。逻辑则是思想理论科学性的重要支撑，思想理论的真正魅力来自其内在的严密的强大的逻辑力量。以毛泽东思想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党和国家重要历史文献、毛泽东著作尚未出版等原因，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文本诠释的层面，注重政治性和经验性的宣传，因而使其没有进入到学理研究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及一系列专题文集的出版，为大规模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基础。学界抓住时机，一方面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研究和挖掘毛泽东著作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则重点聚焦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若干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哲学等具体领域思想进行探讨。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长盛不衰。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不足及原因
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2](P7)习近平指出的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也要对其中显现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命题的知识体系尚未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与理论成果建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变化发展相互伴随。改革开放前与之相关的主要是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改革开放后，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分析框架和问题论域越来越明确，但在开展具体研究时，仍然没有脱离开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框架，还未完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命题的整体性知识体系建设。在这方面，类似有学者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三层次基本知识架构”[3](P600-602)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但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也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又如，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共同性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依赖于标识性的核心概念的确立。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源远流长，但就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带学术性的话语体系而言却亟待凝练。如何在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核心概念和命题、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主线、主流、主体等基本理论范畴的基础上，形成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应该是所有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同仁们共同致力去破解的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新中国历史上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夏天开始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逐渐偏离正确的轨道并最终遭受了严重挫折。“左”的错误既使我们无法科学把握和揭示中国国情和国内主要矛盾，以至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使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逐步陷入教条化误区。“显然，这已不是运用学会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也不是以科学的态度理解和阐释毛泽东思想，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加以肢解和割裂，当作标签到处贴用。”[4](P160)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化、庸俗化的宣传，更是对毛泽东本人意愿和毛泽东思想本质的歪曲和亵渎，因而对后来我们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研究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是社会环境的长期相对封闭。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某些持霸权主义的国家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封锁、经济上禁运的严重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封闭状态，造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无法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也对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造成了我们在科学研究视角创新、领域拓展、方法更新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反映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就是使我们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参照系，因而忽视了对中国形象的合理构建。当然，这些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已经在不断得到解决。
三是学术研究相对滞后、学科设置相对较晚，建设时间不长。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无论哪个学科，都应该正确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深入进行学术性的研究，而只有把史、论、著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划清本学科的研究边界，确立本学科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时间不长，从学科规范、学科话语到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均在探索建构之中。同时，这个学科中的许多内容不少又源于其他学科，免不了带有原有学科的研究痕迹，不少学者在本学科研究中仍保留有原有学科的学术惯性，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产生某些不利影响。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瞻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P12)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需因应形势变化，顺应时代潮流，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深耕经典文献、深研基本理论、深入破解问题、深刻揭示规律，着力从五个方面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水平。
一是进一步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产生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东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指引着中国从沉沦衰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使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必须回答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P11)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6](P1515)正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力量、产生了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又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客观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被中国先进的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这种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契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性所在。面向新时代，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要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不断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破解中国问题的实践逻辑，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科学睿智的理性光辉和震撼人心的真理力量。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是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已提出的，但作为学科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是近十多年来才产生的新事物。此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多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一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原有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使其更为丰富、更具个性化；另一方面则可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揭示和把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新时代，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两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杰出领袖等问题进行整体上的把握。当然，我们强调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否定原有的条块性研究，而是要使二者实现有机的结合，即通过条块性研究进一步支撑整体性研究；又通过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深化条块性研究，力求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本质。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不断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阐释，深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内容体系、理论品格和重大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是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从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融入世界、赶上时代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学习、跟进到引领的过程。“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P17)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积极作为、主动认领责任，自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从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高度，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五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方法创新。是否形成一套特色鲜明、独立自洽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方法的探讨尚未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面对着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现实要求，面对着继续深入回答和破解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关键性问题的迫切需要，特别是面对着方法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被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既可以从该学科与他学科、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等不同视阈进行科学分类；也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国内与国外等不同维度进行理解和把握；还可以从向前与向后、向上与向下、向内与向外的统一中进行多向度的深入思考”。[7](P85)面向新时代，能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方法体系并根据研究的需要不断推进方法创新，对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重要地位、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党的理论创新支撑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田克勤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胡为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