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以来,学者们对《宋史·外国传》的史源问题聚讼纷纭,《宋史》与《文献通考》间的关系在近代渐受关注。本文通过对读《文献通考·四裔考》与《宋史·外国传》,可知两书的北宋纪事虽都是抄录宋朝国史,但南宋纪事则各依据实录等书纂成。通过对《文献通考》和《宋史》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追索《宋史》史源,有益于了解宋朝国史的原貌,增进对《宋史》形成的理解,并为校勘《宋史·外国传》、研究宋朝与周边关系等提供证据支持。

关键词：《宋史·外国传》?史源学;《文献通考·四裔考》；宋朝国史;

1．引言

清人朱彝尊(1629-1709)曾说,“历代之史,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1],说的是虽然纪传体史书已形成了一套书写传统,但史书体例仍会因应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反之亦然,民国历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说史传当“随世所重,专为记载”[2],因此从史书体例的变化中,又可以看出时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在《宋史》中,就有一颇值得注意的体例改变,即元代史官打破了汉唐正史以“四夷传”囊括内、外“蛮夷”的惯例,而将“外国”与“蛮夷”二传分立。应当说,这不仅是正史体例的变化,也是从史书中区分了内部族群与外部政权,代表了宋元时代“中外分际”观念的发展,无疑是正史四裔叙事中的重要变化[3,4]。可近代史家刘咸炘(1896-1932)在《史学述林》中说,“沈、萧以降,偶有别识,惟在篇目耳”[5]。那么,元代史官纂修《宋史》究竟是只命了“外国传”之名,还是因应史目的改变而调整了历史叙事?此问题的讨论便依赖于对《外国传》史源的考察。

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国史,明清时期几成定谳。常常为学者所用的证据之一,是《宋史·外国传》开篇所提“前宋旧史有女直传”,“夏国……仍旧史所录存焉”。所谓“旧史”,指的是宋朝的国史。依照史局修史的传统,宋朝从北宋太宗朝开始直到南宋理宗朝都修纂“正史”,代代相续,至南宋灭国时总共修有十三朝国史。宋亡以后,元人董文炳(1217-1278)以“国可灭,史不可没”为由,请求将宋朝国史悉数收入元朝史馆[6]。所以,“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微排次”[7],以此类推,宋国史中有关周边、域外的记载(“四夷传”)[4],也就成为了《宋史·外国传》的史源。

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对《宋史·外国传》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通过对比流传至今的、有限的宋代文献与《外国传》的异同,对笼统地将《外国传》的史源归于宋国史的结论产生了质疑。因为透过文献对比,不难发现《外国传》与诸书存在史实、叙述上的关联,因此《外国传》的史源不当是一元,而应该是多元的、复杂的。比如,冯承钧便主张多重来源,他说“赵汝适《诸蕃志》与马欢《瀛涯胜览》,盖此二书为宋明二史外国传之一源也。”[8]顾宏义也说,“《宋史·高丽传》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主要为宋代历朝《国史·高丽传》《五代会要》和新、旧五代史《高丽传》以及《高丽图经》等宋人文献”[9]。

一与多的不同,实际上凸显出《宋史》史源研究的关键问题,即随着元修《宋史》的纂成,宋朝国史也逐渐散佚,因此后世学者无从确定《宋史》与宋朝国史间的差异。不仅如此,宋朝国史的散佚也意味着简单以“文字比对”的方式追索《宋史》史源,难免会忽视宋朝国史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只能证明各书的文字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甚至会混淆对史源的辨别。这是因为古代书籍间存在复杂的传抄关系,未明于此则对史源的考订难免流于表面,虽然书籍校勘有益史实考订,但却无法藉此考察知识、思想的流播与转变。

在学者们对《宋史》史源的研究中,颇受重视的是《宋史》与《文献通考》的关系。邓广铭先生有关《宋史·职官志》的研究对相关问题有发覆之功,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与《〈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中就认为《宋史·职官志》常常袭抄《通考》以致多有谬误[10,11]。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宋史诸志的研究,大多都受邓文研究的影响,往往关注到两书的相似之处,将《文献通考》视作是《宋史》的史源之一[12]。但是,近年随着文献资料的增多,考证工作愈便利,孔繁敏以诸书中所记宋朝国史《职官志》原文,说明《文献通考》与《宋史》虽多有相同或相近之文,但两者并非相互抄袭,而是都源出宋朝国史[13,14]。顾宏义也发现《宋史·高丽传》与《通考·四裔考》互有详略,很难说《宋史》的史实错误系沿袭《通考》所致,反而推论两书史出一源[15]。

之所以要反复考证《宋史》和《文献通考》的关系,是因为两者文字大量相似乃至相同,无法为研究者所忽视。但是《宋史·外国传》中除《高丽传》外的各传,是否也与《文献通考》存在相关的联系,尚未有所论证。另外,如果从编纂方式、体例结构等问题入手,两者是否还会相似?比如《四裔考》与《外国传》所列诸国、记载时限、叙事策略是否相近?本文拟参读《宋史·外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并由此说明元代史官的编纂工作。

2．一、《文献通考·四裔考》与《宋史·外国传》对读

在进入诸传内容对读之前,首先从两书的书写范围来看,以《文献通考·四裔考》所记两宋事迹与《宋史·外国传》对比,除因另修《辽史》《金史》以列契丹、女真部分,《文献通考》将西夏归入《封建考》而不入《四裔考》外,两书都包含了高丽、交趾、大理、占城、真腊(皆附真里富)、蒲甘、邈黎、三佛齐、闍婆(皆附南毗)、勃泥、注辇、丹眉流(《通考》作州眉流)、天竺、于阗、高昌、回鹘(《通考》作回纥)、大食、层檀、龟兹、沙州、流求国(《通考》作琉球,皆附毗舍耶国)、定安国、渤海国、日本国、党项、吐蕃,共计二十六国传。

这与宋代其它有关域外书籍相较,有较大的差别。比如《诸蕃志》中有宾童龙、凌牙斯加、佛啰安等数十国,《宋会要》中有蒲端国、佛泥国,均未曾见于《通考》与《宋史》。另外从内容上来说,《诸蕃志》中的登流眉国与单马令国应指《宋史》中的丹眉流国,却国名不同,不当被笼统视作巧合[16]。其它诸书,如以国史为本的《隆平集》《东都事略》等纪传体史书,所录国数目甚少,且内容与《宋史》《通考》多有出入。

再通过将两书上述二十七国列传进行文本对读,可依据两书记载的相似程度,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四裔考》与《外国传》的文字基本相同,包括蒲甘、邈黎、南毗、注辇、丹眉流、天竺、层檀、沙州、拂菻等传。以“拂菻”为例[17]14124-14125,[18]9397-9398:

《宋史》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

《文献通考》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达靼、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至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胡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萄酿酒。乐有箜篌、胡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

除个别字词的差异外,可以看到“拂菻传”的正文内容、叙述顺序乃至文字修辞都如出一辙。

不过,比之《通考》,《宋史》中常将“达靼”二字削去,再举一例:《四裔考·于阗》中作“历黄头回纥、达靼、青唐”[18]9315,而在《宋史》则为:“历黄头回纥、青唐”[17]14109。实际上不仅《宋史》中削去“达靼”,《辽史》《金史》中也或删去“达靼”或改称“阻卜”。王国维曾指出,这是因为“蒙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19]。同理,将“蕃”字改为“国”字[17]14087.[18]9147、“夷狄”改作“远方”[17]14052,[18]8961、甚至将“胡琴”改为“壶琴”等,大都应为元代史官所为。

另有“龟兹”,两书所纂内容、文辞大体相同但语次略有不同。《宋史》中按一般的书写惯例,将该国风俗(“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里程(“其国西至大食国六十日行,东至夏州九十日行”)、族属(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或称龟兹回鹘)等写在篇首[17]14123。而在《通考》中,这段文字被插于文中,置于景祐四年和熙宁四年两次入贡记录中间,除此以外两书别无二致。与之相类似的,《宋史·高丽传》与《四裔考·高丽》的北宋部分文字完全一致,只是在《宋史》文末所记高丽风俗、里程等,《四裔考》中系于北宋纪事之末、南宋纪事之前[17]14052-14055。除此以外,《宋史·真腊传》亦有类似情况的出现。这大概都是元代史臣有意调整,以使全文更为通贯、符合惯例。

(二)《通考》与《宋史》所载大致相同,但《通考》中节略了奉表、诏书等内容,偶尔也将连续数年朝贡记录整合,如勃泥、回鹘、党项、定安国。或部分史实、词句《宋史》缺载,如高昌;或《通考》缺载,如于阗、渤海。

以太平兴国六年(980)定安国王乌玄明上表为例[17]14128,[18]8010-9011:

《宋史》

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伏遇圣主洽天地之恩,抚夷貊之俗,臣玄明诚喜诚抃,顿首顿首。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浸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

《文献通考》

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浸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

除《通考》记的“臣本以高丽旧壤”一句以外,《宋史》中所记太宗给乌玄明的回书亦不见于《文献通考》。就马端临而言,四裔之国的表文,常常叙述清晰且有文采,“略无岛夷侏离鄙俚之谈,有类中土操觚文士之笔”,甚至有时比惯用汉文的高丽、交趾写得更好,因此他“窃疑史文容有缘饰,非其实也”[18]9168。或正因此,《四裔考》中少有繁复地录文,大多是择录部分,甚至全部删去。与之类似的,《四裔考》中惯将连篇累牍的朝贡记录作简要处理。例如在《四裔考》中记载,回鹘国在“(乾德)三年,又遣使贡方物。开宝中,累入贡,其宰相亦来贡马。”[18]9641《宋史·回鹘传》则作“三年,遣使赵党誓等四十七人以团玉、琥珀、红白犛牛尾为贡。开宝中累遣使贡方物,其宰相鞠仙越亦贡马。”[17]14114

以下再对两书缺载部分的史实做简单的考证,以说明《宋史》与《通考》间的差别。两书有关高昌国的记载,主要差别在王延德《西州行程录》。太平兴国六年,西州回鹘(即高昌)阿斯兰汗称西州外生师子王,并遣派都督麦索温出使北宋。五月,宋太宗派遣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雍熙元年(984),王延德自西州回到开封后,将出使过程撰写成《西州行程记》上呈朝廷。在《四裔考》所录《行程记》的文末有“延德初至达靼之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问其乡里亲戚,意甚凄感,留旬日不得去”[18]9290-9292,而《宋史》中无。幸运的是,除了《四裔考》外,在《挥麈录·前录》[20]、《续资治通鉴长编》[21]579、《宋会要辑稿》[22]9773亦有存录这段《宋史》缺载的文字。王明清在《挥麈录》中甚至感慨,“此虽载于国史,而世莫熟知”,希冀能引起世人对“汉民思归”的关注,这恐怕正是元代史官在国史基础上部分不删去的原因。

相较于《四裔考》,《宋史·于阗》中则多出了真宗时澶州卒王贵赴于阗通圣山得宝印的记载,据称宝印上有印文“国王赵万永宝”。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对此事的简略记载;李焘在该条后注“王贵事,《实录》太烦,今从本志”[21]2072,指出此事在宋三朝国史“本志”(应指《符瑞志》)、《真宗实录》中具有记载,换而言之,或正因此事记载不在国史于阗本传中,所以《四裔考》未有记录。同样的,《宋史·渤海》中记有太平兴国九年宋太宗召见渤海都指挥使大鸾河一事,此条亦见于《太宗实录》[23],两书文辞相近,而《四裔考》中无。由此两种情况,应都是元修《宋史》在国史“四夷传”基础上,补充以实录等诸书中的内容。

(三)前述两种情况所论及的诸传,记录的时间范围大致为北宋时期,文辞相似度颇高。而《四裔考》与《外国传》的南宋记载,虽内容相近,但文辞各异。如果我们将剩下的其他各传的南宋部分排除,则还有闍婆、日本、真腊、真里富符合第(一)类的情况,即两书的北宋纪事基本文辞相同;而如高丽、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吐蕃的北宋记载,则都符合第(二)类的情况,虽有少量繁简之别,但叙事与文辞也大致相似。

(四)如果从两书的南宋纪事来作对比,两书的记载常有出入。以两书中南宋与三佛齐国交往的记载来看[17]14090,[18]9164-9165:

《宋史》

绍兴二十六年,其王悉利玛霞啰陀遣使入贡。帝曰:“远人向化,嘉其诚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复议珠献宰臣秦桧,时桧已死,诏偿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复遣使贡方物,诏免赴阙,馆于泉州。

《文献通考》

绍兴七年,有司议三佛齐国王敕告绫纸,并欲用黄色,余依所赐大食国例,从之。二十六年复入贡。乾道八年,国王书乞将铜搭船,雇人造瓦回蕃,诏从之,自后不许。淳熙五年,来贡方物,乞比占城进奉例回赐,从之。诏免到阙,令泉州管待。章表递奏,其子称乾道四年承袭,乞依旧封爵,诏袭其父旧封,仍赐袭衣、金带、鞍马、币帛有差。

非常容易看出,两书中的南宋记载虽有相似之处,但比起北宋纪事在内容与文辞上近乎重复的状况来说,差异较大。这样也使得两书南宋纪事更具对读的价值。又如《宋史·占城》中记载“庆元以来”真腊入侵占城,由《通考》则可知是“庆元己未(五年,1199)”;再如《宋史》中记载高宗时欲遣杨应诚出使高丽,“结鸡林以图迎二圣”,《通考》所记则可为此事增补更多生动细节。

两书记载的差别还体现在时间下限的不同。《四裔考》中有关交趾的最后记录是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李昊旵袭封安南国王。而《宋史·交阯》中不仅记载了李氏为陈氏所篡之事(宝庆二年,1226)[24],一直记载到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赐赏陈氏国王。又如《宋史》中所记大理国的时间下限为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而《通考》中则为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宋史》中最晚关于真腊的记载系年于建炎三年(1129),而《通考》中则为庆元五年。总体而言,《四裔考》诸传中的时间下限为宋宁宗嘉定五年,而《宋史》中除《夏国》《交阯》两传外,下限亦止于宁宗朝,这与宋朝国史纪事下限相符。

不过,两书的南宋纪事的主要区别还在于文辞不同。像“真里富”条中,两书内容完全一致,但修辞各有不同。《宋史》中说该国“所部有六十余聚落”,《通考》中则说“所管聚落六十余处”[17]14087,[18]9148,类似的情况在各国南宋纪事中都普遍存在。

(五)除以上四种情况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夏”部分。前文已经提到马端临将西夏记载归入《封建考》,是因为在他来看,西夏本是唐末藩镇,只能视作“僭伪节镇”,并非异族政权,故而不入《四裔考》[18]7564。但是马端临对宋朝国史中所记西夏部分,颇有些疑问:

继乾顺而立者,正史作“天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仁孝”,未知孰是。自乾顺之死至嘉定甲申,凡八十余年。其后立者绝非以主,并夏亡之岁月,正史不载,当续考。

总结来说,马端临所见国史中有以下三个标志:(1)绍兴九年(1139)即位的夏国主名为“天祈”;(2)天祈即位后直到宁宗嘉定末年,近八十余年的时间中仅有一位国主即位的记录;(3)西夏何时灭国不见于正史。但是在《宋史》中不仅将该国主名改为仁孝,又记载了其后五位国主,并说明了夏国何时为元朝所灭。《夏国传》中两书的差异,正体现了宋朝国史与元代官修《宋史》之间的差距,也反映了《通考》与《宋史》间的不同。

通过对读《通考》与《宋史》诸国传,可以清楚地知道,两书北宋纪事的重合度高,而南宋纪事差异较多。由两书北宋纪事大体一致,偶有详略不同,基本可以断定《宋史·外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的北宋纪事应使用的是同一史源,而无论是元代史臣还是马端临,都未作过多改动。而《外国传》与《四裔考》的南宋纪事所据史源或有差别,改动亦较大。以下将通过梳理《文献通考》的史料来源,解释对读《外国传》与《四裔考》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同问题。

3．二、《四裔考》与宋朝国史的一些编纂特点

中唐以后,史学中兴起了一股“会通”的风气。无论是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郑樵的《通志》都在强调“会通之意”,马端临纂《文献通考》正受到这股史学思潮的影响。不过马端临认为会通之意体现在历代延续的典章制度,而不是朝代的兴衰变迁,因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所以他尤为赞赏杜佑所纂的《通典》。故而,马端临纂《文献通考》就是要“俱效《通典》之成规”,杜佑已记载的部分或“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或“离析其门类之未详”,并接续杜佑编纂“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的部分,而杜佑所未记载的,则采摭诸书加以论述[18]1-3。

《四裔考》正是马端临“效《通典》之成规”的部分之一。以“东夷”部分来说,除豆莫娄、渤海、侏儒国、长人国、女真、定安国外,《文献通考》与《通典》条目几乎一致。而在“去取之际,颇欠精审”的《通典》基础上,唐天宝以前的《四裔考》中又增立了豆莫娄、渤海、侏儒国、长人国、等诸国。不过这些记载只是依据前朝正史加以增补,其中豆莫娄与《魏书》《北史》中所载一致,唐时渤海的记载与《新唐书》相同,侏儒国乃析分自《魏书》的“倭”,长人国记载源出《太平广记》。就像马端临在《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18]3。在杜佑《通典》的基础上,马端临主要以历代正史为本,补充如《魏略》等书记载,并间或附以名臣评论,以纂成《四裔考》中的唐天宝以前部分。不过,正因为马端临“纂辑之功多,而撰作之处少”[10],所以《通考》大量沿袭旧文,为我们追索记载源出提供了便利,像归于“南蛮”的“诃罗陁”“呵罗单”便与《南史》及《太平御览》文字完全相同,虽《通典》未载却不难找其史源。由此可以看出,马端临纂《文献通考》主要是借助传世史传,通过分类编排,而呈现出四裔族群的连续与演变。

然而,“诸史传之纪录”亦有可疑,“先儒之论辩”难免未当,所以马端临不免要考订“文、献”,“窃著己意,附其后焉”[18]3。马端临的考证和按语,也为考察《四裔考》的宋代纪录来源提供了线索。以“拂菻”为例。马端临注意到,唐史中多有记载的“拂菻国”,在“宋《四朝国史》”中却说“其国历代未尝朝贡”,令人不解。他又以两种《拂菻传》参读,发现“唐传言其国西濒大海,宋传则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记载的土产风俗也多不相同,据此他认为“恐是其名偶同”。所以,他将《唐史》中记载的“拂菻”归入“大秦”条下,而把宋国史中的“拂菻”单列[18]9398。

此处的“宋《四朝国史》”,指的便是《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马端临在《吐蕃》文末也引了《四朝国史》中的“论”[18]9263,而在《契丹》的文末则说“按《三朝契丹传》所言,……与《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载……小异”[18]9601,《三朝契丹传》指的则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宋朝所修国史以上两部外,还有《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与《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又称为《中兴四朝国史》)两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经籍考》中,马端临所列国史,仅有《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和《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18]5586。马端临书中曾屡引《中兴国史志》《中兴艺文志》[18]5639-5640,而未列《中兴四朝国史》,可能马端临未见该书全貌。换而言之,马端临纂《四裔考》时可依据九朝国史的四裔列传。上节已经指出,《宋史·外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的北宋纪事是大体一致,偶有详略不同。那么,无论是《外国传》还是《四裔考》的北宋纪事都基本照录了九朝国史的四裔列传。

然而,由《四裔考》与《外国传》对读所得,与前人关于《外国传》史源一与多的争论,又需要说明——为何《外国传》与《四裔考》的北宋纪事又往往与会要、实录等书籍相合?北宋九朝国史的编纂过程,学者考述已为详备[25]30-36,[26,27],不过关于宋代国史修纂的一些特点值得关注,也可回答此问题。

其一,北宋国史大多经过往复删修,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曾有多次改动。除了仁宗英宗《两朝国史》是神宗熙宁十年(1077)直接诏修,其他两部多朝国史都是在各朝正史的基础上通修而成的,像《三朝国史》就是在《太宗国朝史》《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真宗国史》基础上纂修而成。牵涉到北宋中后期党争风波的《神宗正史》,更因“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17]11025,从哲宗元祐七年(1092)第一次诏修《神宗史》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四朝国史》成书,历经了五次修纂。

虽然曾有过通修九朝国史的建议,但正如熙宁十年(1077)编修官黄履奏言中所说,真宗朝因“崇建宫观,符瑞屡臻”而立《符瑞》《道释》二志,“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别为书,则不须著此二志,若通为一书,则恐真宗朝事无所统系。”[21]6974因此便出现了郑樵批评断代史中出现的问题,断代独自成史,诸史难免重复,所谓“纪而复纪”“传而复传”,四裔列传也有这个问题。就像郑樵说“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一样,四裔诸国的风俗、里程、地理等情况短时段内亦为“不易”,于是断代史中难免“繁文”。所以,前文所提及元修《宋史》中调整语次的情况便是针对这种情况,力图通贯全文的努力。

其二,北宋国史的往复修纂,促成了史料在不同史书中的“环流”。从北宋国史四裔列传编纂来说,除了要依据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官方史书外,还要参考各涉外机构的档案资料。至迟到庆历六年(1046),史官搜集域外信息的制度已经形成,即四裔使臣来宋,则由馆伴使、四方馆申送国邑风俗形貌图轴,并需“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并写衣冠形貌两本”,其中一本即送至史馆[22]3874。

宋朝有编纂本朝史的社会风尚[28],私人修史所凭依的往往有官修史书。著名的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频有援引国史的例子,如国史的契丹传、回鹘传、西南蕃传、高丽传等,而编纂《隆平集》的曾巩曾担任过神宗朝通修《五朝国史》的工作。当时借职务之便而抄录史书的情况常有发生,甚至到了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蔡攸上奏秘阁所藏正史多有阙漏,建议“不许本省官及诸处关借抄录”[29],因此两宋的本朝史事从官修史书流入私修史书的例子屡见不鲜。

同时,国史的每一次删修,都不止于整齐文字、贯通史事,还需要搜集史料、考证同异。如一代文宗杨亿回忆纂修《两朝国史》时曾说,“予在史局阅所降禁书,有《日本年代记》一卷及《奝然表启》一卷,因得修其国史,传其详”[30]。在《宋史·日本》中就记载了《日本年代记》,而且《宋史》所录常把两国交往中的一些事件按发生年代附于相应的天皇年后之后,并不像一部标准的日本国帝纪。甚至随着官方文藉的残阙,出现了“修《四朝国史》则采《续资治通鉴》及《东都事略》”的情况[22]3510。北宋国史的往复删修与史料考订,使北宋九朝国史日臻完善。即便元朝史官袁桷说,还需要在九朝正史的基础上,继续搜访史料,应该说《宋史·外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的最重要的史源就是九朝国史四裔列传,这也是两书北宋纪事基本相同的背景。

同时,两宋史书编纂与史料“环流”,也就形成了史事记载的“共享”,而难以追寻史料的绝对源头。正如本文开篇就已经提醒过的:以“文字比对”的方式追索《宋史》史源,难免会忽视宋朝国史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只能证明各书的文字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甚至会混淆对史源的辨别。

前文已经提到,马端临纂《文献通考》时虽屡引《中兴四朝志》,却未著录《中兴四朝国史》。实际上《宋史·艺文志》也如此,这极可能是因为《中兴四朝国史》并未定稿,难称“完书”[25]138-144。虽然淳祐二年(1242)《中兴四朝国史》的帝纪部分成书[17]12323,可是据高斯得咸淳八年(1272)十月二十三日进经筵故事所奏,当时“列传粗有张本者,乃若诸志则从前未有片纸纂次”。虽然蔡崇榜已经考证旷日持久的《中兴国史》编纂成果,在当时至少还有尤焴作天文志“略成书”,但高斯得的奏言足以说明在临安城破前,《中兴四朝国史》大概仍是草稿,不比往复删修的北宋九朝国史,因此《外国传》与《四裔考》并无完善的南宋正史四裔列传可资依据。

但需要注意的是,南宋亦有丰富的官修史籍。从孝宗淳熙年间开始,南宋自高宗到理宗五朝皆有实录、会要、玉牒、日录等书。尤其是作为政书的历朝会要,通常有关于四裔的记载,比如庆元六年(1200)修成《光宗会要》,所含共二十三类、三百六十四门,其中一门就是“四夷之叛服”。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马端临录南宋朝会要有《中兴会要》二百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18]5774。除此,还录有《高宗实录》五百卷、《孝宗实录》五百卷、《高宗日历》一千卷等[18]5639-5640。马端临《经籍考》此数条俱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而纂,但书目并不完全一致,或由是否“存于近世而可考者”而有所取舍。又因以上诸书,惟有李心传纂《国朝会要总类》(又称为《十三朝会要》)为太祖至宁宗十三朝会要总集[17]12984,囊括了南宋四朝制度沿革,或为马端临《四裔考》南宋纪事的重要参考。而元修《宋史》时,史官除了自临安运走的宋朝国史,还搜求了各类史书,如《夏国传》“论曰”中就说“今史所载追尊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17]14030。可以想见,可利用史料的多寡,恐怕正是《四裔考》与《外国传》南宋纪事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4．结语

辨别史料的来源,对理解史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历史书写”“史料批判”之类的研究日益盛行,研究者们开始强调以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典型的做法是在史书中寻找共通的书写类型,并结合书写者的政治、文化等背景加以分析[31]。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古以后的史书编纂,往往难以成于“一人之手”,反而因为修史制度出现了“史料净化”(即文中所提的反复修纂、日趋完善)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在关注书写者的能动性之外,恐怕要关注到史料在不同世代的叠加,而这就依赖于正史史源的研究。换而言之,惟有落实对史源的追索,才能区分后世史家的观念与前代史家的记载,考察世代知识的“层累”与思想的潮流。

此外,本文不以传统的“文字比对”的方式,以“内容相似”、或是“文辞相同”作为证据以考察史书的史源,而是将史书的编纂过程与史料的“环流”纳入思考的范畴,由此辩明《宋史·外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宋朝国史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读《外国传》和《四裔考》可知,两书的北宋纪事大致相同,这是因元代史臣与马端临都依靠了宋国史四裔列传的缘故。而两书的南宋纪事文辞差异较大,则因其所参考的史料更为复杂。

因此也可以看出,虽然元代史官将正史的四裔叙事分立为“外国”与“蛮夷”两传,但在史传内容书写中受到宋代国史的巨大影响,元代所修的《宋史·外国传》实际上表达的是宋代的域外知识。只是出于“本朝立场”,元代史官部分删改“虏”“鞑靼”之词,以淡化华夷之别。

同时,在通过辨析史源并对读《通考》与《宋史》后,可以知道通行本《宋史》的部分记载应是传抄错误,《宋史》修订中皆可据《通考》加以修订。如《日本国传》中记录日本国君世系,《宋史》中作“次孝天皇”,而《通考》中则作“次孝安天皇”;又有记录日本郡县总数,《宋史》中作“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通考》中则作“三千七百七十二乡二都”等;又如《高丽传》中记载“人首无枕骨,背扁侧”,若依《通考》恐是“背”是“皆”之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因元朝修前代史时,将辽、宋、金三史分立,所以在《宋史》中不再设《契丹传》和《女真传》。但在说明《通考》与《宋史》关系后,可以《文献通考》中所记复原宋朝国史中的《契丹传》《女真传》,这对考察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的辽、女真书写有重要的帮助。

5．参考文献

[1]?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7:401.

[2]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51.

[3]?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4-6.

[4]钱云.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模式的演变[J].复旦学报,2017(1):57-70.

[5]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篇: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90.

[6]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72.

[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498.

[8]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9]顾宏义.《宋史》的史源及其相关问题[M]//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61-188.

[10]?邓广铭.《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J].文史杂志,1942(2).

[11]?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3(10).

[12]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2008:34.

[13]孔繁敏.《宋史·职官志》史料来源考辨[J].史学史研究,2014(4):33-45.

[14]?宮崎市定.宋代職官序說——宋史職官志を如何に読きか[M]//宮崎市定全集:10.东京:岩波书店,1992:308.

[15]顾宏义.《宋史·高丽传》史源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4):122-129.

[16]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51-80.

[1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4:643.

[20]?王明清.挥麈前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44-47.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25.

[23]钱若水.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4]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3.

[25]?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26]?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5:147-153.

[27]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25-729.

[28]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75.

[29]?沈括.梦溪笔谈校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6.

[30]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23.

[31]赵晶.谫论中古法制史研究中的“历史书写”取径[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4):46-51.